曹小丰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李渔在戏曲理论方面的天才造诣得到了后世研究者的一致好评，但后人对李渔小说创作的评价却高下不一。李渔的小说创作经验与观点并没能像戏曲那样得到系统的理论总结，但事实上李渔在小说创作中秉承的也是求新求变的原则，故而其小说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呈现出与传统小说相悖的特质。这从其小说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特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

一 内容的新奇

（一）性喜创新

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剿袭模拟之作不可胜数，小说家们相互传抄、借鉴在当时人看来都是很普遍的，因此，小说家们大都不注重创新，只是一代延续一代。这从魏晋志怪志人小说中即可见，即使明代的三言二拍也是冯梦龙、凌濛初根据唐传奇、宋代以来的话本改编或增删而来，绝少自创。李渔小说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他的创新，无论是小说题材还是故事情节读来都是耳目一新。李渔“性不喜雷同，好为矫异”[1]156。（第三卷）在《十二楼》和《连城璧》三十篇作品中只有《合影楼》与《鹤归楼》两篇分别出自《胡氏笔谈》《段氏家乘》。其余皆为独创。据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考订记:“两书都未见过。[2]”可见李渔小说的独创性是非常高的。李渔曾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1]9”（第三卷）我们以《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一文为例，故事中财主家的儿子阙不全奇丑无比，但偏偏接连娶了两个个绝色佳人，两位佳人因难以忍受阙不全外貌的丑陋与身体散发的异味而对他冷眼相待，让阙不全受尽了折磨。阙不全受此打击，想要娶一个与自己条件相当的丑女，无奈机缘巧合，阙不全又娶了一个绝色佳人，想得丑妇而不能。故事最终虽以大团结结尾，但这种突破才子配佳人模式的创新却让我们惊叹作者的独特的想象力。类似的还有《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女子自由大胆的追求自己心仪的男子，无疑是对才子追佳人模式的反拨。《生我楼》中尹小楼卖身作父的情节，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种出其不意的创新在李渔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再如《男孟母教合三迁》中，作者讲述了许季芳、尤瑞郎两个男子之间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这种有关同性恋题材的故事在之前的小说中可谓凤毛麟角，但李渔却独出机杼，敢为天下先，给我们带来独特的视听体验。李渔曾自许：“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新。[1]164”（第一卷）这标志着李渔小说创作实现了从改编到独创的飞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更加成熟[3]。

（二）虚构的运用

虚构并非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家向来是以实录的精神来创作小说的，批评家也以真实性作为评价小说的标准。干宝之所以写作搜神记也是为了 “发明神道之不诬”。因而小说也被认为是正史的补充。在中国小说史上，李渔是第一个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的运用虚构的小说家。“传奇无实，大半寓言耳”即可证明他对小说创作所持的态度[1]15。 (第三卷) 在此之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对小说中的虚构大都持怀疑的态度。如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4]。李渔大胆的突破常规，不落窠臼，在现实的基础上大量虚构离奇情节，来源于现实却又不局限于现实。李渔小说的内容较之传统小说之所以要新鲜许多，与他对虚构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在《变女为儿菩萨巧》中，灶户施达卿年过六十，仍无子嗣，吃斋拜佛、念珠诵经，却是二十年好善之功难抵四十载贪刻之罪，菩萨托梦指点，乐善好施、散尽家财方可得子。但为善不终，得一阴阳人，后因善事圆满，孩子也变全。这则故事来源于现实却又加以一定的艺术虚构，显得颇为新颖。正如杜浚在《连城璧》12回末评论的那样:“无声戏之妙，妙在回回都在说人，再不肯说神说鬼，更妙在忽而说神，忽而说鬼，看到后来，依旧说的是人。并不曾说神说鬼。幻而能真，无而能有，真从来仅见之书也。[1]424”（第八卷）

二 强烈的娱乐性

以娱乐为旨归是李渔小说异于传统小说的又一显著特点。长期从事戏曲创作，并且亲身实践，李渔深谙观众取乐消遣的心理，知道怎样博取观众的欢心来换取掌声。小说的读者也是抱着娱乐消遣的心情去读小说，希望得到精神的放松和情感的宣泄。因此李渔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娱乐效应，排斥悲剧的庄严与肃穆。李渔小说叙述舒缓流畅，从容不迫，即使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李渔的叙述依然气定神闲。发飙咆哮、大声疾呼这种激烈的叙述方式在李渔小说中了无踪迹。因此李渔小说被轻松愉快、幽默诙谐的氛围所包裹，呈现出来的总是一种灵动跳跃的风格。《夺锦楼》中钱小江与妻边氏将两女许了四姓人家，两女在厅堂上见到四个男子生的奇形怪状，便放声大哭，这种带有悲剧意味的情节在李渔不紧不慢、随意冷淡的描述中并不会令人产生情感上由衷的怜惜与同情，反而会忍不住发笑。《生我楼》中，妇女被论斤买卖，“把这些妇女当做腌鱼臭鲞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随人提取，不知哪一包是腌鱼，哪一包是臭鲞，各人自撞造化。那些妇人都盛在布袋里面，只论斤两，不论好歉，同是一般价钱”[1]262-263。（第九卷），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李渔的笔下却是一番调侃嬉戏的议论：“造化高的得了西子王嫱，造化低的轮着东施嫫姆，倒是从古及今第一桩公平交易！”李渔冷眼旁观般的叙述，不免让人苦笑。《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谭、刘二人投水殉情后又复生，以大团圆结尾，消解了小说的悲剧意味，正如李时人先生所总结：“李渔又独喜欢喜剧,从根本上排除悲剧经验和庄严情绪,竭力引导人们近欢远悲,乐而忘忧”[5]。这符合李渔“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的创作宗旨，就像他的诗中所写∶“惟我填词不愁卖,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6]。李渔的艺术世界中容不得一丝悲伤、沉重、痛苦，快乐、欢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李渔有意摆脱生活中的苦难，刻意以轻松的方式应对，一笑了之，是李渔一贯的风格。

三 封建伦理说教的解构

受宋代话本小说和明代白话小说的影响，李渔也有意借小说规整世风，因而其小说带有一定的说教和劝惩意味。这从小说《十二楼》又名《觉世明言》就可看出，但李渔无意借此解决任何问题。李渔小说中的教化劝诫并非历来被人们所歌颂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而是一些非常生活化的、充满个人色彩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个人体验。《移妻换妾鬼神奇》中描写韩一卿新续的小妾陈氏多次设计陷害正妻杨氏，最后道士附身，睡梦中不打自招，真想大白，害人不成反害己。借此告诫世人妻妾不应吃醋，应和平相处，他曾说“客中买婢是吾之常[1]187”（第一卷），这无疑脱胎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在《三与楼》中，唐氏父子趁人之危，贪财作恶，最终落得个财散名恶的下场，这与作者多次买楼卖楼的经历有关，文章的结局也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美男子避祸反生疑》中姜瑜第二次遭受夹棍之刑时作者的一通议论即是对当时社会官府滥用刑法、屈打成招之现实的影射与批评。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对于社会现实的黑暗与不满，李渔并没有义愤填膺、愤世嫉俗般的发泄与鞭挞，他从来不会反抗，甚至有点逆来顺受，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其小说之所以读后让人觉得无关痛痒，大概也是性格使然吧。李渔曾有诗云:“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1]25-26”（第二卷）这样的教化在读者那里能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在李渔看来并不重要，李渔从未将教化目的当做自己创作的根本，更非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只是以嬉笑怒骂的调笑口吻娓娓道出，为人们提供消遣的谈资，笑料。正如李时人先生所言：“对于道德观念和善恶报应之类，李渔不仅从来不是那么认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抱着讽刺和嘲讽的态度。小说中的议论最能表现出他的这种态度。[5]”

四 强烈的自我表现

（一）融入自身经历

中国的小说家向来都是乐此不疲的敷演别人的故事，自己则是唯恐避之不及。出于种种顾虑，有的甚至不敢署真名，但李渔则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将自己的真实经历融入小说创之作中。《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的乞丐“穷不怕”好善乐施，时而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摇尾乞怜，时而家累千金，穿绸带巾，大起大落的传奇命运显然是根据李渔一生的经历杜撰而来。这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证:“弟一生酸状，与醋相宜，故有乞邻之举[1]”（第三卷）《复王左车》.乞丐“穷不怕”一生历尽艰苦，落拓不羁，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俨然是李渔性格的写照。用小说中的迂阔这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十二楼•三与楼》中的高士虞素臣性甘于平淡，好读书，一生酷爱建造园亭楼阁，终因耗资甚巨，逋欠过多而被迫忍痛卖楼。财主唐玉川与儿合谋趁机勒索，使计将虞素臣居住的“三与楼”也骗到手。李渔在此描述的正是自己多次移家、买楼以及被人勒索的悲惨经历。同时也是对为富不仁的财主的控诉与指斥。《闻过楼》里顾呆叟绝意仕进，隐于山中，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这又与李渔在兰溪买山归隐的真实经历相近。正像孙楷第先生所说:“这篇小说是笠翁自己的梦。[2]”

（二）真实的自我表白

从孔子开始就认为诗应该面向大众，承载教化功能，回避诗歌的私人抒情功能，他让他的弟子学诗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诵读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有补于世，无害于时。诗三百也是根据这个观念进行删改。这个传统至今还在影响着国人。不独诗歌，后来的词、戏曲、小说无一不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李渔在创作中自然也难以规避这一观念带来的影响，这从其小说对教化功能的张扬就可看出。除此而外更为难得的是李渔小说中强烈的自我表白。李渔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游离于小说之外，却又无所不在，随心所欲的游走于小说的各个角落，表现出很强烈的诉说欲望。他并不刻意隐瞒自己，甚至很享受这种状态。如今看来，这种享受带有卖弄炫才的嫌疑。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作者李渔的存在。李渔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与主观色彩。《十二楼•闻过楼》开头回忆自己半百之年曾有山中宰相的居乡之乐,如今却被迫在市井中忍受市廛之苦的慨叹,心酸的往事通过李渔不痛不痒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安恬处退、随遇自适的阔达心境。甚至对于自己的性格缺陷、低俗趣味李渔也是丝毫不加掩饰，鼓足勇气直面现实，展现最真实的自我。李渔不止一次在小说中透露出对放纵情欲的享受与迷恋。他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观点∶“行乐之地,首数房中。[1]338”（第三卷）《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吕哉生就认为：“要做风流才子，只好多娶几房姬妾，随我东边睡到西边，既不损于声名，又无伤于阴鸷，何等不妙”[1]374。（第八卷）.这无疑是李渔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是借小说主人之口道出而已。

李渔小说的格调我们不敢恭维，但从其小说中我们认识到的李渔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灵有肉的人，他不会唱高调，不会讲大道理，没有道学家的伪装，也不会将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故意营造一种神秘，威严的感觉，让人难以接近。他是一个会生活、懂生活的智者，“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1]49”（第三卷）的乐者。

五 李渔小说的弊病

李渔在反传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首先，内容浅薄无深度，缺乏丰富深沉的内蕴与震慑人心的力量。描写随意，人物性格的走向与故事的发展缺乏必然性，将艺术虚构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扩大化。故事大于一切的创作法则损害了小说的现实意义，因而流于虚诞和程式化。

其次，李渔在小说形式上大做文章，过分强调结构、情节的尖新奇巧，一昧的追求喜剧效果，讨好迎合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内容的填充，巧而不实，显得空洞媚俗。

再次，李渔小说格调不高。小说总时不时会出现对两性体验的露骨描写以及为一夫多妻唱赞歌。小说中的爱情大都因色而生，缺乏生活的考验与历练，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虽然也有不少篇章是对真情的赞颂，但更多的是对欲望的渴望与追求。

综上所述，李渔在小说领域的突出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孙楷第先生说：“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2]”何满子也不吝啬给予李渔很高的评价：“确实,就小说史而言,李渔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家的‘殿军’”[7]。但李渔在小说创作中凸显出来的硬伤也注定其只能是一个天才作家而非一流作家。

[1](清)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居室•房舍[O].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56.

[2]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J].图书馆学季刊,1935,12.

[3]蔺九章.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J].学术探索,2011:1.

[4]罗烨.醉翁谈录[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7:3.

[6]李渔著.风筝误[M].湛伟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2.

[7]何满子,李时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杰作选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