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昌，李 芊，汲中亮

(1．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443002;2．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网络反腐，是指网民基于某种利益或价值诉求，以网络空间为平台，通过网络曝光、网络举报等形式，形成公共舆论，引发和推动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影响的监督、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政治监督行为。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民众利用网络进行腐败案件举报，成为网络反腐的先声;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200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党建辞典》正式收录了“网络反腐”这一词条，官方首次正式规范使用“网络反腐”概念。网络反腐的蓬勃发展，从网络反腐作为政治参与的角度反映了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从人们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来看则反映了我国公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强烈追求，是人民当家做主理念和国家主人翁意识加强的具体体现;从网络反腐发展的现状来看，随着政府对网络反腐的重视和相关制度的健全，网络反腐在遏制腐败问题的过程中将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

一、网络反腐现状分析

当下正值网络反腐的初始阶段，十八大之后短时间内案件数量迅猛飙升到12起，这种“井喷式”成果再次触碰到网友们的兴奋点，让网民陷入到网络反腐的“狂欢”中。然而，当把近几年的网络反腐数据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部公布的数据进行比对时，现实纪检部门的反腐数据让网络反腐的数据黯然失色，使网络反腐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有利补充。

1．网络反腐主体中网民来源广泛。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从2007年的1．37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随之升至42．1%。从这一群体的职业结构看，网民职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学生、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构成了这一群体的主体，占总数的43．2%;从年龄结构看，10岁至29岁年龄段的人数占到这一群体的54．4%;从收入结构看，2000元到5000元收入者占到36．4%，排在第三位的是月收入500元以下者，占这一群体的14．2%;从网民的学历结构看，网民的学历多为初中和高中学历，这一比例达到67.9%。

2．网络反腐客体日趋多元化。根据相关统计，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内地有25个省(或自治区、直辖市)出现过网络反腐事件，共计118起，涉及官员人数日趋增多，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京华时报对近五年39起经典网络反腐案例的分析中发现：网络反腐的案例在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39起案例中其中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5例;网络反腐中贪腐官员呈高级别趋势，在39起案例中，其中副部级官员1名，厅级官员12名，处级官员19名，科级以下干部13名［1］;网络反腐涉及范围广泛，有涉及“三公”经费问题的“公务员出国考察账单事件”，有涉及干部作风问题的“日记门艳照事件”、“表哥事件”，有涉及民生地产领域的“房叔”、“房婶”，有涉及到公益领域的“郭美美事件”等等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贪腐官员和贪腐行为，致使网络反腐呈现出一种底层抗争与宣泄趋向。

3．网络反腐作用“被放大化”。网络反腐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从丰富传统反腐手段和提高反腐效率等方面对我国的反腐事业起着有利的推动作用。“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2］，据2009年中国青年报在线统计95．8% 的网友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且有75．5% 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作为“最愿意选择的反腐参与渠道”［3］。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对促进我国的现代化民主进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参与变成一种过度消费式的“群体狂欢”后，对我国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信任度造成的冲击使网络反腐的合法性得到削弱。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3759件，结案 639068件，给予党政处分668429人，涉及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案金额222．03亿元。网民对反腐方式的选择与现实反腐结果间数据的对比说明在传统反腐与现代反腐之间存在反腐手段选择方式的矛盾。

二、网络反腐的特点及双重作用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由群众自发组织的监督方式，本身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公民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通过网络“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4］，网民对反腐方式的选择与现实反腐结果之间的“张力”使网络反腐的特点具有双重作用：

1．现实性与虚拟性的统一。首先，网络反腐主体身份上的现实性与虚拟性。网民作为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社会公民由现实中社会各阶层的个体所组成，具有宪法所赋予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当现实生活中的公民个体运用网络这一数字平台进行沟通和交流时，需要通过虚拟的数字对公民身份进行身份认定，赋予网民身份虚拟性。其次，在网络反腐的生成机制上，网民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将现实中人们关注的热点贪腐案例诉诸网络，网络反腐的客体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腐败官员及腐败行为，当这一客体经网民通过网络举报、网络曝光等形式附着于网络时被赋予虚拟性，进而形成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迫使现实中的相关反腐部门对相关案件进行处理，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反腐的客体经历了一个“现实——虚拟——现实”的过程。第三，网络反腐效果反馈途径的现实性与虚拟性。通过总结近几年网络反腐案件的结果可以发现，腐败案件在经历网络反腐过程后，反腐职能部门对网络反腐案件的处理最终回归到现实中对贪腐官员的查处和惩戒，网络中形成的舆论压力消失对政府稳定和政治权威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网络反腐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一方面通过网络对“反腐败”这一议题进行“虚拟串联”，丰富了人们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生活的手段，扩大了监督群体范围，另一方面，由于“腐败”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引爆点”，网络隐匿性的特点易使这一议题走向“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极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51，现实网络反腐数据也显示涉及到与人们利益切身相关的腐败案例更容易使人们在一种群体狂欢中失去理性，“人肉搜索”走向现实对现实无辜的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的冲击正是对这种虚拟性所造成后果的现实写照。

2．平等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从网络反腐的主体身份来说，网民的扁平化身份是平等的。网络反腐作为一种网络政治生活，人们可以不受身份、学历、社会地位、贫富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与传统自上而下式的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相比，网民可以在网络反腐过程中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平等的表达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使得所有网民都有机会参与到网络反腐中。从网络反腐过程中网络公共舆论生成机制来看，网络反腐的信息来源是平等的，人们可以平等的用手中的“麦克风”以信息主人的身份将手中所掌握的腐败案件通过这种“自媒体”向人人服务，而网民也可以选择性的平等接受到这种“服务”。网络反腐的广泛性体现在网络反腐主体来源和客体组成上，据2012年12月《互联网信息调查》数据统计，学生、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网络反腐的主体来自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各个阶层具有广泛性，使网络反腐作为一种监督方式使这种社会“舆论场”和“监督台”可以广泛的吸纳和散布来自各个阶层的不同意见。其次，网络反腐客体的广泛性。在上述对网络反腐客体的分析过程中网络反腐的客体涉及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级别的贪腐官员组成，这使网络反腐客体从来源上具有广泛性。

网络反腐的主体的平等性与广泛性契合了网络反腐作为网络监督功能对监督主体来源广泛性的要求。但当对这种平等性和广泛性进行深思时，“自由之花上的苦涩”让网络反腐蒙上一层羞涩的面纱。在上述对网络反腐的现状分析中发现，网络反腐的主体虽然广泛且身份平等，但这种广泛性却也暗含了网络反腐的理想化、娱乐化和负面化。从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调查数据来看，中国网民的主体结构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理想化等特征：学生在数量上已成为网民中最为庞大的群体;在质量上，学生是目前网民中最为活跃的群体，其上网时间和上网频率均占首位。容易使网络反腐的参与主体在网络反腐生成中的网络公共舆论环节中发生变化，使得网络反腐变得易于冲动和非理性，进而导致网络反腐的娱乐化。从地域上看，“城市是一国反对派活动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中反对派的核心;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中最积极的反对派集团;学生又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凝聚力和最有效能的革命者，在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学生中的主要积极分子都是反政府的，而且恰恰是在大学里，存在着最执着、最激进、最坚定的反政府势力。”［6］284亨廷顿的观点虽有些耸人听闻，但网民中理想化与狂热化特点在网络协同链接式的放大后，年轻学生政治参与的特点和缺陷将使网络反腐的结果更加苦涩。

3．自发性与互动性的统一。从网络反腐过程中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成机制环节来说，自发性指网络反腐是网民自发组织的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在传统由党政机关审核并主导的新闻媒体监督过程中，传统媒体监督往往以一种政府“喉舌”形象致使公民处于一种被动的受众地位，使得传统媒体监督成为一种单向性的传播工具，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监督功能。网络反腐作为一种监督手段，网民以自发主动的形式将官员的贪腐行为曝光于网络，形成网络公共舆论，网民也可以在“舆论广场”进行自发主动地评价及事件跟踪，网民也可手握“麦克风”实现彼此间的对话，网民与网站之间、网民与反腐职能部门之间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即时互动，这种互动在丰富网络举报的方式(如通过图片、视频、音频、论坛发帖等方式)增加了腐败案件的相关信息来源和举报效果。同时，网民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可以更加便利地参与到互动当中，形成一种更加强大的舆论合力。当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时，这种互动性则体现为网络反腐的发生机制的互动，贪腐官员的贪腐行为一旦通过网络举报或曝光，就可能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而网络赋予网络反腐主体的互动性使传统的受众者称为网络反腐信息和舆论的补充者或发出者，打破了传统反腐模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网民作为个体能够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真实的现实存在感，出于情感依赖而更加依赖网络反腐。

从网络反腐过程中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成机制看，网络反腐主体的自发性和互动性使网络公共舆论成为网络反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种自发性和互动性在增加网络反腐的效力，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的同时却赋予网络反腐过程中的非理性化和极端化的可能。从网络反腐过程中网络传播的内容看，最近几年流行的网络反腐案例来看，大多数案例的标题都非常醒目，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如“最牛考察团”、“最牛团长夫人”、“微笑局长”、“烟草局长香艳日记”等等非理性标题。这些标题印证了有关业内人士“互联网上面什么样的帖子比较有吸引眼球的东西?那就是要把文案写到极端，悲要悲到极端，喜要喜到极端，变态要变态到极端”的断言。客观地说，尽管这些帖子最终吸引了网民对贪腐官员贪腐行为的关注，对网络反腐的结果造成了积极影响，但这种煽动性和夸张性使人们不得不对网络反腐非理性化和极端化的一面保持足够的警惕。

4．便捷性与高效性的统一。从网络反腐的生成时机看，网民可以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不受地点的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可以第一时间足不出户将所掌握的腐败案件诉诸网络，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评论和补充，是一种“全天候”的监督方式。网络反腐的这种便捷性使网络反腐容易形成“蝴蝶效应”，引发更多的关注，迅速形成强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更加重视和高效的处理腐败案件。2012年11月份的“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从案件经过网络曝光到最后处理这一过程仅用了短短63小时，通过这起事件我们可以清晰洞察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败效率间的巨大反差，这种高效性重新点燃了网络反腐的星星之火，让网络反腐烧红了广大网民参政的燎原，让网民更加坚定了对网络反腐的信任和信心。

网络反腐本身作为一种“信息引爆点”是在网络“把关人”的“协同过滤”作用下使具有同质性的观点形成一种“圈内的商议”，这种圈内的商议一方面使得网络反腐主体在搜索与网络反腐相关的话题更加便捷，也使得网络反腐的处理周期大大缩短。同时“网络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具有制造拟态环境和生产共识、传递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群体价值的功能”［7］，同时网络的协同过滤功能使得异质性观点早早流失于“圈外”，易一些理性和平和的观点在冲刷掉在网络反腐的洪流之中。网络反腐过程中的网络公共舆论也“难逃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操纵的危险”，由于“大多数网络往往被商业公司所控制，他们的目标是谋求利益而不是建立公共空间，所以政府应该扶持公益性网站，免受商业的异化危险”［8］213－224以此来破解网络反腐便捷性与高效性之困境。

通过上述对网络反腐特点双重性作用的论述可以看出，当前网络反腐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两难困境。同时，作为我国反腐倡廉体系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的整体长期规划与网民期待存在一定落差，这种落差实质上亨廷顿所论述的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与社会稳定之间博弈。这种状况也说明了当下网络反腐作为当前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反腐倡廉体系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利补充并未真正成为一种常规化、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反腐渠道。对于这一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应当置于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三、网络反腐原因分析

经济的发展是网络反腐兴起的根本原因。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科技水平不断进步，为网络反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网络作为网络反腐的载体承担着网络反腐的发生机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攀升扩大了网络的覆盖面，提高了电脑的普及率，使网络更加广泛进入普通家庭，为网络反腐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从网络反腐的本质来看，现代化从经济上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政治上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和参政能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网络反腐只不过是人们参政能力和政治兴趣在网络空间的表达。第三，从网络反腐客体来看，近几年网络反腐案例涉及领域更加宽泛，网络反腐客体腐败手段更加科技化，涉及金额更加巨大，而这些问题在说明我国腐败问题严重性的同时也从某个角度客观的反映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第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的迅速积累和集聚，导致许多官员在面临许多外在诱惑尤其是钱、权、色的诱惑而引发腐败，使得腐败的“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网络的覆盖面也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开拓而涉及各个领域，当网络的覆盖与腐败的“触角”产生交集时，无疑增加了网络反腐的发生几率。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是网络反腐兴起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腐败的来源来看，在这一建设过程中，由于旧的政治制度及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现代化政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形成了“制度真空”，为腐败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客观的增加了网络反腐的发生机率。同时，在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舆论监督作为民主建设的一部分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和“自媒体”在打破传统媒体监督格局的同时无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网络反腐作为网络监督功能的具体体现更是顺应了这一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的清醒认识。从网络监督的角度看，网络反腐作为信息时代下媒体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手段，与传统新闻媒体相比虽有快捷性、高效性、互动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指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9］，基于这种认识，对于这一新媒体的管理采取了一种相对开放式的管理以“充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10］，并主动利用这种新手段同人们进行互动，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职能部门反腐与网民网络反腐两种方式形成反腐合力来共同应对贪腐官员及其贪腐行为。网络反腐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在反映党和国家对反腐败的决心同时也为网络反腐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公民个体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是网络反腐兴起的直接原因。现代化导致腐败这一观点在亨廷顿的论述中从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强三个方面已得到深刻的论述。网络反腐的主体处在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念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现在作为网络反腐主体都会以现代化的政治价值观念准则衡量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行为，这种变化体现在数据上直接表现为网络反腐案例数据与现实职能部门反腐数据的巨大落差;其次，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处在“社会的剧烈变化、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和差距加深”［11］164的背景中，在“盲目从众心理”、“借机发泄心理”和“逆反心理”的多重作用下，通过网络反腐中的“协同链接”功能将网络反腐的效果放大化，使人们更加盲目的认为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导致公民对社会价值信任的逆反，进而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这在网络反腐过程中体现为网络公共舆论对现实反腐职能部门的“倒逼”;第三，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某些地区、某些官员的价值观念相对落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没有发生转变，在面对网络举报和网络曝光等现象后一味的“捂”和“堵”，导致网络反腐主体之间的矛盾加剧，使得网络反腐呈现更加无序的状态。这更加加剧了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就更加蒙上一层无用的悲观情绪而更加相信相对自由的网络反腐。

四、基于网络反腐现状特点的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网络反腐作为廉政体系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有利补充，在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局限性。若使网络反腐的发展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应当对网络反腐生成机制中的网络公共舆论进行理性引导。作为政府部门首先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并疏通网络反腐渠道，使网民与政府部门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建立良性互动;其次，通过教育手段培养理性公民，使人们在网络反腐过程中能够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通过事实来合理引导网民情绪;第三，政府公务人员要转变思想观念，要本着事实求是的负责任的态度处理网络反腐案件，在处理过程中要敢于面对人民的批评，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以良好的形象来回应网络中的质疑。作为网民应理性运用网络平台，自觉遵守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相关要求，通过合法手段和渠道对腐败行为进行举报;要对网络反腐事件进行客观冷静分析而不应该进行非理性的宣泄;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应主动对网络反腐信息进行客观辨析，明辨是非真伪。最后，作为网络运营部门应当加大技术投入，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反腐相关信息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合法公民的隐私，保证信息来源的合理和规范;加强信息处理关键环节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

［1］ 京华时报．媒体盘点网络反腐：5年曝39案三成涉性丑闻［N］．2012－12－11．

［2］ 李斌．“网络反腐”的政治学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9)．

［3］ 李颖，李涛．专家呼吁尽快制定举报法——民调认同此乃当务之急［N］．中国青年报，2009－03－17．

［4］ 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桑斯坦 K．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7］ 郭小安．从政治传播学视角看网络公共舆论的结构性缺陷［J］．电子政务，2012(8)．

［8］ Levine P．Civic Renewal and the Commons of Cyberspace［J］．National Civic Review，2001，90(3)．

［9］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