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剑

(1．西南交通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31;2．重庆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重庆400054)

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在文化领域，同样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较成熟的文化发展制度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的开辟者。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制度思想对今天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体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他们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享受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和发展者。以往社会的文化制度的建立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供少数人娱乐和享受的文化，而占人口大部分的劳苦民众是被排除在文化这扇大门之外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历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将唤醒民众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始终将文化作品作为唤起民众的重要武器;始终将动员和引导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各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优良传统，使文化发展主体的范围在原先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当之无愧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主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者、消费者，文化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文化成果也必然由人民群众享有。

(二)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社会思想可以多元健康发展。该制度设计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指导思想指示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保证文化健康发展的定海神针。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譬如旗帜，只有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才有所趋向、有所奔赴。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中国建设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丰硕成果。毛泽东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党和群众展开广泛的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3］351他指出，这种工作是一切其他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其二，社会思想的多元性。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就指出，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指导思想地位，但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必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4］389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开明社会环境的营造，重视健康文化风气的形成。他希望出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4］456的政治局面和文化氛围。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文化形势和社会思想状况做出错误的估计，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敌我斗争形势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及根据这一估计采取的文化政策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三)市场倾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局限，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比较滞后，文化产品总体上根据各类计划进行生产。但是，毛泽东还是形成了一些市场倾向的思想。建国后不久，针对社会产品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各种地下工厂、商店和个体经营者开始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可以搞一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东西，并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毛泽东认为，在保证文化产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文化产品的生产应该尊重市场的要求和价值规律，实行一定限度的市场化运作。他主张，文化产品的生产要尊重经济规律，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要建立起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随后对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这就使市场倾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没有能够延续、发展下去。

(四)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

毛泽东认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坚持公益性原则，要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做到文化成果由人民享有。解放前，他就指出，“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6］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人民不仅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也比较贫乏。建国初，虽然在文化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总体文化水平比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深入，人民群众要求享受更高、更好的社会主义文化成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毛泽东根据这一现实，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他自信地向国人指出，并向全世界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落后的文化现状之间的差距，并将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五)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立足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坚持;要立足于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挖掘;要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质、中国气派的文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坚持这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若要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就必须汲取各国文化之长，就必须对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文化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极强的自立精神和独立意识，这在文化发展制度领域也有所反应。“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41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以开放的胸襟、融合的心态看待中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突出的人民性

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具有突出的人民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后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人民性的文化发展方针。“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253这里的人民性不仅指文化运动与实践为了广大群众，而且指文化运动与实践是由群众广泛发动与参与的，群众是文化运动与实践的主体。毛泽东向党内同志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须臾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须臾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疾苦的解决，须臾离不开尊重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唯有这样，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泽东认为，文化要能采用人民语言，反映人民生活，解决人民问题。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熟谙人民语言的大师，他总是能够用明了、流畅、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革命道理和迫切的群众愿望。他将自己融入到人民当中，所以能以如橼之笔展现出人民的伟大文化力量。可见，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真正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

(二)丰富的辩证性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具有丰富的辩证性。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在文化思想发展制度设计方面，毛泽东充分显示了其丰富的辩证性。一元化和多样性是矛盾的，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它们又是统一的、合理的、和谐的。“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8］328没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也就无所谓文化思想的多元多样，因为那时的多元多样必定是混乱的、无序的、互相冲突的;没有了文化思想的多元发展，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对立的双方不仅相互依赖，而且相互斗争。一元化和多样性也是要斗争的。“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213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必然的，这种斗争在一定时候还会很激烈。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和有先见之明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这种斗争的严重性，忽略了他曾经反复提到过的斗争的非对抗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将这种文化上的斗争作为一种攸关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其错误之处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8］334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化思想发展领域，完全可以实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下的多元发展。

(三)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倾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是实行有限市场化的制度。毛泽东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有发展市场化倾向的文化产品生产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彻底的。这反映在其对社会效益的极端重视、对市场倾向进一步发展的忧虑、在文化产品政策上的反复等方面。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了文化产品极其匮乏，察觉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故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倾向的文化产品生产，但他终究认为文化的社会效益相对于经济效益来讲，应该占到绝对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发挥文化产品在鼓舞革命斗志、引领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倾向抱有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若控制不当，市场倾向将会使文化生产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将会使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因为利益的驱使而无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将会使文化产品的生产甚至整个文化事业腐朽变质。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毛泽东在文化产品生产政策上有所反复。在五十年代初，他曾提到要实行有限度的市场化，要发挥价值法则在文化产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随后不久，他就放弃了这种政策，在文化产品生产方面开始摈弃市场倾向的做法，采取严格的计划生产方式。

(四)持续的普惠性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体现持续的普惠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认识到，旧中国不仅生产力落后，在文化上也是积贫积弱。在这种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发展普惠型的文化事业作为建国后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其目标就是使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可以享受基本的文化权益，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和优越性的体现。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公共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全国物力并不丰厚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公益性质的文化场馆、文化传播设施，投入大量人力发展大众型的文化表演。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得到普遍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到较大的满足。

(五)鲜明的中国化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文化发展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的文化开放立足于本国实际，注重保持鲜明的本国特色。毛泽东一向坚持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一向坚持与提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3］77“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3］76－77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给我国文化发展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加强文化主体制度建设，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个体、政党、民族基于对自身文化及本民族文化的深切认识、深切体悟，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进而从中体会到自己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当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得到尊重时，文化就会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之势;当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受到打压时，文化转而呈现出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之态。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加强文化主体制度建设、培养高度文化自觉作为文化建设重要目标，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现时期，仍需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加强文化主体制度建设。一是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制度。文化发展的绵长动力在基层，文化发展的真正目的也是服务基层。新时期，要落实和完善基层文化人才建设规划制度、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学习培训制度、基层文化人才待遇保障制度。二是强化文化工作者基层工作制度。“鼓励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化名家、中青年骨干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增强国情了解，增加基层经验，增进群众感情。”［9］46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于2011年8月9日对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基层文化工作长效机制开始完善。大量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报道，给新闻媒体带来清新之风，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10］事实证明，好的文化主体制度能够尊重人民的文化发展主体地位，有助于人民文化主体意识的高涨，有助于人民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

(二)建立核心价值融入制度，增强核心价值融入效果

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9］20－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领社会思潮和平、稳定、有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在建立健全制度保障。现阶段，我国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制度。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课堂制度。学生时期是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佳时期。如果能在这个时期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各级学校要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接受程度、理解水平制定适合各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课堂制度，从课程安排、教学时数、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二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党建制度。在我国，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绝大多数党员是各个行业的先锋模范，但也存在着一些党员律己不严，甚至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践行程度应该更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党建制度亟需健全，可以从理论学习、工作考核、实践安排、社会效果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三)深化文化产业制度改革，持续增加文化生产体量

我国文化市场形成较晚，文化产业起步较迟，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生产体量持续扩大，直接文化生产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的产值不断增长，文化生产力显著提高。2004－2008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3%，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近5个百分点;2008－2010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4.2%，继续较大幅高于GDP现价年均增速。2013年，第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论坛上发布了《2013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11］

目前，我国需要继续加强文化产业制度建设，深化文化产业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新兴文化产业扶助制度。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与新一轮技术革命联系紧密，科技含量高，在未来文化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上、资金上、规模上仍有很大差距。我国应健全新兴文化产业扶助制度，在技术开发、税务优惠、成果推广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新兴文化产业给予大力扶助，以增强我国文化新兴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健全民族优秀文化产业支持制度。民族优秀文化产业不仅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我国文化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目前，我国需要健全民族优秀文化支持制度，在经费支持、环境配套、产业转化、技术融入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优秀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四)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制度，加大文化权益保护力度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卫生网络，让群众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9］3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措施不断努力扩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享受范围，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享有质量。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仍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公共文化投入制度建设。一是要建立公共优质文化资源均衡共享制度。我国文化资源在分布上呈现出不均匀的状态。一些发达省、市、地区、社区占有着优质的文化资源，一些地区则仅仅占有一般质量的文化资源，还有一些偏僻的地区则缺乏一般质量的文化资源。优质文化资源从性质上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一部分优秀文化资源实际上由一部分人独享或由其优先享有，这在社会上造成极不良影响。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公共优质文化资源均衡共享制度，从优质文化资源传播机制、流转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实现对公共优质文化的均衡共享。二是要完善弱势群体文化设施保障制度。党和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投入巨大，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享有质量仍然偏低，一些弱势群体疲于生计，其文化享有意识也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从弱势群体最低文化保障经费、弱势群体文化意识培养、弱势群体文化设施实际享有度等方面做出规定，将对弱势群体文化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

(五)健全文化综合创新制度，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文化

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基，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绝对不能割舍的珍宝。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12］

现阶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文化综合创新制度。一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应落实在文化发展理念上，也应该落实到文化发展制度上。我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典籍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保障。二是传统文化再创造制度。可以从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出版、传统文化典籍数字转化、传统优秀文化普及推广、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工程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以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点，增强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9－130．

［7］ 毛泽东文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 李长春对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给予充分肯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9/c_122015876．htm．

［11］ 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4万亿元［EB/OL］．http：//www．ce．cn/culture/gd/201301/07/t20130107_24005528．shtml．

［12］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