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龙，姜方燕

(1．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北京100084;2．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710062)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后藏族史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这方面的总结和回顾文章已经不少。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有许多学术先贤和前辈们怀着救国图存的宏大理想，投身边疆研究，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而这方面的回顾和总结性文章极为鲜见。本文谨就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在藏族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作一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评述。以供学界同行参考和批评。

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治藏族史，主要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此前虽然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和著述①主要有如广东顺德何藻翔所撰的《藏语》(1910)、河南祥府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西藏宗教源流考》、《清代藏事辑要》(均成书于清末)等。其中《藏语》一书并非论述言语之书，而是一部纪实性的日记体著作，记述了作者奉清外部派随张荫棠(?—1935)入藏，协助其筹划与英开辟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埠通商事宜之经过。确切地说，《藏语》应该是“语藏”——谈论西藏也。记述了当时所发生的重大藏事，评价其得失功过来说，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史籍。不足之处在于，人名、地名、官阶、职位等偶有杂乱而前后不符之处。而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是一部实地考察基础上历史地理著作，《西藏宗教源流考》的体系构造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论著的雏形，而其《清代藏事辑要》则毫无疑问是清末最重要的一部撰述藏事的编年体史料集。这些著作对促进后来藏学的开展和发展起了某种示范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为数寥寥。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文化的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思想的传入，才带动了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革命。因此我们这里实际上主要讨论191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的藏族史研究。

藏族史研究在藏学领域从来都是重中之重。其分布的范围极广，讨论的问题极多：藏族史、汉藏关系史(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帝国主义侵藏史、康藏交涉史、康青建省史、民国藏区治理史等。为了方便分析和比较，我们分为两个时期来描述：其一是辛亥革命(1911)到抗日战争爆发(1937)期间的藏族史研究;其二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间的藏族史研究。每个时期我们都分为文章和书籍两部分叙述。

一、1911－1937年间的藏族史研究

从辛亥革命(1911)到抗日战争爆发(1937)这段时期里，藏族史研究的著述非常丰富。文章(含译文)约有1000余篇②此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6开，2+7+5+78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其中收录的历史类文章篇目通论约30篇;西藏与祖国关系史约300篇;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约约115篇;康藏交涉史约240篇;西康建省及其他约100篇;青海建省及其他约80篇;民国时期对藏区的治理约160篇。，书籍约有40多部，其中一般著述约20种，专述历史的约20种。其中如果我们剔除那些学术性不强、论述一般或重复出现的著述，算得上是学术文章的可能有500篇，著作应有20部左右。无论是文章或是著作，均出现了许多传世精品，它们为中国藏学真正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分成文章(以双引号括之)和书籍(以书名号括之)两部分来叙述。

(一)文章

本时期除通论性的论文外，还有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帝国主义侵藏史、康藏交涉史、康青建省研究、民国治藏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

就通论性的作品而言，学者们主要关注藏民族起源、形成、发展沿革，关注汉藏民族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从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大背景来认识、了解和研究藏族及藏族历史。关于藏族族源及其形成和发展沿革方面的文章中，江苏陶志如的“西藏民族考”①文言竖排，有句读，无标点。连载于《西北杂志》第1、2期，1912年11月(学术1－9页)、12月(学术19－24页)。和江西李安陆的“西藏略史”②文言竖排，无标点。连载于《西北杂志》第1、2、3、4期，1912年11月(学术13－18页)、12月(学术25－34页)、1913年1月(学术 35－48页)、2月(学术49－58页)。都用文言写成，没有新式标点。但其所用方法已经不是过去文献材料的简单转抄，而是在分析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论文的撰写方法写成。陶文在总结近世人种学、语言学界藏缅系民族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五族共和”的原则，广搜历代典籍资料，对藏族来源及其发展进程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而李文则是民国以来最早较为系统的西藏简史方面的文章，首先描述了历代对西藏地区的不同称谓及其所辖范围的发展变化，结合《汉书》等古代文献典籍论述藏族与中原的关系，进而阐述藏族在“五族共和”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抨击了外人对我西藏的侵略行径。其次，作者还对西藏佛教、政教制度、文化习俗等等进行了较为简洁明了的叙述。对于当时人们了解西藏历史和民族文化，宣传中华民族一统的观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周渭光的“西藏沿革考”③周渭光：“西藏沿革考”，载《史地论丛》第1期，1928年10月。、九世班禅大师的“西藏之史略”和“西藏历史”④此二文分别载《新亚细亚》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8月(刘家驹译)和《蒙藏月报》第2卷第3期，1934年12月。其他还有黄次书的“康藏民族之起源”(载《蒙藏月刊》第1卷第9、10期，1931年)、德潜的“西藏名称之沿革及其人种之来源考”(《新亚细亚》月刊第12卷第1期，1936年7月)、黄箔生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后裔说”(原载《西北问题季刊》第2卷第1、2期，1936年7月;后又于1937年3月载《人文月刊》第8卷第2期，署名“黄榴青”)等、方范九的“西藏民族来源考证”(载《西陲宣化》第1卷第6期，1936年4月)等。等也是这方面较好的文章。

本时期有关汉藏关系史，即历代西藏与祖国关系史，以及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史方面的文章，计约300篇左右。但其中有好些是一般的资料、信息或新闻报道等等，不能算是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如果与同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这方面的真正的学术论文仍然是藏族历史研究中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实在难以罗列，这里只好择要介绍和评述。

汉藏友好，源远流长;唐蕃联姻，千古佳话!学者们对此研究的兴趣也从未减少。王桐龄的“汉唐之和亲政策”⑤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载《史学年报》第1卷第1期，1929年7月。叙述了汉代公主妻匈奴、唐代公主妻吐蕃的历史事实及其睦邻安邦之历史功绩。邝平樟的长文“唐代公主和亲考”⑥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9月，23－68页。除“绪言”和“结论”外，分十章全面系统地描述唐代与诸邻邦藩属的和亲史实，其中第三章是专门研究唐蕃和亲的。该文体系宏大、广征博引，以语言材料、历史事实说话，立论比较客观。是唐代和亲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伍非百的“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史迹”⑦先载《新亚细亚》月刊第6卷第6期(1933年12月)，第51－61页。两年后邝平樟还有一篇标题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文章(即“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史迹”，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50期，1935年8月30日)，讨论唐蕃和亲问题，可见当时学者们对这一主题的关心程度!在充分利用汉、藏、蒙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分七章详述了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的历史佳话，并着重阐述了和亲之举对加强唐蕃关系、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和对后代汉藏关系的深远影响。马鹤天的“唐代对西藏文化的影响”则专门讨论了唐蕃交往中中原文化对吐蕃文化的影响，曾于多种刊物上登载⑧载《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10月;《新亚细亚》月刊第12卷第5期，1936年;《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3卷第5期，1936年。，也较有影响。崔中石的“藏族与唐代关系之史略”和叔度的“文成公主考”⑨此二文分别载于《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年10月)和《戎声周报》(第1卷第30期，1937年)。，桑博渣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记”○10桑博渣(西藏)著李慰苍译：“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记”，原载《新亚细亚》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8月;后又刊《西陲宣化》第1卷第9期，1937年5月。等也都是这一主题下的精彩之作。

除唐而外，历代汉藏关系的研究当然也颇受重视。文武的“唐宋元明清历代与西藏之关系”⑪连载于《开发西北》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和第3卷第3期(1935年3月)。简单明晰地描述了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之关系及其性质，同时对双方往来关系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和文化交流进行了简要评述。不过，本时期同样论题的文章有些却不尽如人意，比如苏大成的“中藏关系之史的考察”和“元明清之中藏关系”⑫此二文分别刊载《新亚细亚》月刊第7卷第3期(1934年3月)和《蒙藏月报》第1卷第5期(1934年8月25日，6－7页)。都过于简略，充其量只算是一个写作大纲而已，而且内容多有重复雷同之处，创见甚少，简直就是“大题小作”。断代研究或个案考察的文章相对而言要扎实一些，陈健夫的“清代经营西藏之探讨”⑬载《国闻周报》第11卷第12期，1－6页。分清初时代、康熙时代、雍正时代、乾隆时代和清末时代等五部分对有清一代对藏的施政沿革、办法及其效果等进行了简述;刘振卿的“清朝与西藏往还记略”①连载于北平《晨报》艺圃 8 月 14、15、18、19、22、25、26、31 日，9 月 1、2 日。是清朝汉藏往来关系的系列回顾;蒲人杰的“论西藏绥抚规复之政策”②文言竖排，无标点。载《西北杂志》第4期，1913年2月(论说：1－17页)。在简要回顾历代中央王朝对藏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叙述了有清一代绥抚体恤藏族地区的历史过程，批评了当时达赖的叛离行径和帝国主义的侵藏行为，宣传五族共和、中华民族一统的新观念。罗友仁的“乾隆时福将军治理西藏之办法”③连载于《边事研究》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和第2卷第6期(1935年11月)。则是个案研究的好作品。当然，九世班禅的“西藏历史与五族联合”④载《新青海》第1卷第4期，1933年2月。对维护祖国统一，倡导民族团结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关系的研究方面，萧飏曾的“论蒙古西藏之关系”⑤文言竖排，无标点。载《西北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论说：1－8)。是本时期较早的文章，从蒙古西藏与世界的关系、蒙古西藏与中国内部之关系、蒙古西藏自身之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蒙藏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关系。其中蒙古西藏与中国内部之关系一部分用力最勤，分四小节叙述：(甲)历史上之关系;(乙)地理上之关系;⑥《西北杂志》第一期“论说”第4页将“乙”记为“二”。(丙)政治上之关系;(丁)人种上之关系。文中强调了边疆问题之重要，边疆不宁，国家犹如唇亡齿寒。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到1930年，因为这一年有许多经典作品问世：首先是陈寅恪先生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⑦陈寅恪(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5月，32－62页。，随后是冯承钧的“唐代华化蕃胡考”⑧冯承钧(1930)：“唐代华化蕃胡考”，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1930年9月，65－82页。和刘盼遂的“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三事”和“李唐为蕃姓考”⑨刘盼遂(1930)：“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三事”、“李唐为蕃姓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2月。。以上诸位，均是学术大家，都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任职，都接受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成就，其共同特点都是从历史语言考据的角度出发，以史料的甄别、考证为基础，去探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问题。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文史领域许多方面开一代先河，领一代风骚，对当时及后代的学术界始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样，他对藏学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追本溯源，陈寅恪先生实在是我国藏学的先驱之一，早在1923年他尚在德国游学时就曾说过：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统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美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自不待言。二、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之类与佛教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解，其余望文生义，不足道也。○10陈寅恪：“与妹书”，原载《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后收入《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湾)下册。此处转引自王尧(1992)：《藏学零墨》，台湾佛光出版社，1992年版，229页。

从寅恪先生以上“一生治学的纲领”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新版，53页。，我们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对藏语文产生兴趣，非常重视唐史、西夏、吐蕃及佛教等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看出，他特别重视精研多种语文，以作为学问的基础，毕生重视语文史料，“从史实中求史识”⑫同上，56页。，深受德国历史语文考据学派的影响。事实证明，寅恪先生一生的治学方法的确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众多领域的一代代学人。上述“吐蕃彝泰赞普名号考”正是运用历史语文考据学的方法治吐蕃史的杰作。此文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文字考出“彝泰”二字即藏文Skyid－rtag的对音，“可黎可足”为藏文 Kri－gtsug的对音;广泛引用蒙、满、汉文及德文、拉丁文资料弄清了《蒙古源流》中“达尔玛特松垒”并非一人，而是朗达玛(Glangdarma)和可黎可足的合称，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误解，同时指出《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载有关年月的伪误。“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地译言之伪读”得以订正。⑬参阅王尧(1992)《藏学零墨》(1992年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230－231。

盛唐文化，精彩纷呈，蕃胡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互相融和。“有唐一代，上至政治文学，下迄阉宦奴婢，在在皆有蕃胡。则当时不惟中国文化影响外国，而外国文化亦有时影响中国。”①参见冯承钧(1930)：第65页。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璀璨夺目，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文化长期以来交流、发展的结果。冯承钧的“唐代华化蕃胡考”将新、旧《唐书》中辑出蕃胡一百数十人，参考众多史传、僧传、文集、小说的基础上，分十部分(其中第十部分与吐蕃有关)从人种学的角度探讨唐代异族华化之进程及其对文化繁荣的贡献。

在冯承钧的文中提出“唐之李渊，是否系出蕃胡，暂时未能定谳”的同时，刘盼遂发表了“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为蕃姓考”。可见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自由争鸣的繁荣景象。刘盼遂系陈寅恪弟子，上述“李唐为蕃姓考”实际上为刘盼遂之“三考”之一，随后他又发表了他的“续考”(1931)和“三考”(1934)。作者的这篇长文②分三次发表，第一考为“李唐为蕃姓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10;第二考为“李唐为蕃姓考(续)”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1－6;第三考为“李唐为蕃姓三考”，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12月，235－242。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众多文献中有关史料证明其“李唐为蕃姓”之立论。其立论之依据前后共达17条③“一考”有7条：一、隋末单雄信之言可为唐室胡貌之证;二、滕嗣王涉之事亦为唐室胡貌之证;三、贞观时沙门法琳之言可为唐帝胡种之证;四、唐初选举有国语之科可为唐室胡语之证;五、废太子承乾事可为唐室胡人根性之证;六、唐太宗吮高祖之乳可为唐室胡俗之证;七、唐肃宗捧上皇之足可为唐帝胡俗之证。“续考”有3条：八、李歆有胡人之目可为唐室先人胡种之证;九、唐室以哥称父兄可为唐室胡语之证;十、李世民入其兄弟之妇可为唐室胡俗之证。“三考”有7条：十一、《项氏家说》为宋人发难之证;十二、温大雅纪唐师为胡兵;十三、文宗自言皇家不及崔卢;十四、文宗神尧打家罗诃去之言;十五、中宗时之蕃语;十六、《龙城录》汉兵之辞明唐非汉兵;十七、蒙古怯烈氏为李唐宗族。，读者不得不为其扎实的史料功夫称叹!

以上著名学者与藏学有关的经典之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藏学作为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著述，可以说是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藏学的发端之作。

民国以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藏区侵略的步伐，它们乘中国国力衰弱、政府不力之机，在康青藏地区制造不少事端，挑起康藏矛盾与战争，企图从中渔利。本时期对于帝国主义侵藏史的研究、康藏交涉史的研究、康青建省以及民国治藏史方面的研究，发表的文章数量非常之多。④刘洪记、孙雨志(1999)40－61页1912－1937年条目。大约700篇，其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约120篇，康藏交涉史约240篇，康青建省及其他约180篇，民国藏区治理约160篇。当然，其中有些条目是重复出现的，有些文章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论文，大概值得注意的也不过三百来篇。这里只是择要介绍。帝国主义侵藏史方面，萧飏曾的短论“英俄协谋蒙藏论”和唐国珍的“中英条约释疑”⑤此二文均为文言竖排，无标点。分别载《西北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论说19－20页)和第2期(1912年12月，论说21－25)。大概是本时期较早的文章。张忠绂的“英帝国主义与西藏”⑥张忠绂：“英帝国主义与西藏”，载《西北研究》第3期，1932年1月，1－6页。简要追溯了英帝国主义如何一步步渗透和侵入西藏并干涉我内政的罪恶历史。许采章的“英帝国主义侵略下之西藏”⑦许采章：“英帝国主义侵略下之西藏”，载《西北研究》第5期，1932年3月，29－38页。则首先回顾了中国过去之忽视边防所造成的危机，然后详述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最后提出挽救西藏方策。不管观点是否可行，作者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对英帝侵略行径的痛恨，对边疆安宁之关切。严格里的“列强环伺之下的西藏问题”⑧严格里：“列强环伺之下的西藏问题”，载《康藏前锋》1933年第3期，23－28页。此文在刘洪记、孙雨志(1999)的资料索引中漏录。列陈了英、俄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西藏的历史。(黄)举安的“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⑨(黄)举安：“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载《康藏前锋》第8期，1934年4月，19－27页。慨叹国人在认识和了解西藏方面落后于英帝等洋人，“我们要了解西藏问题还得要阅读英国人所著的书，这与研究满蒙问题者要读日本人的著作有何差异啊?!”惊呼国人应多了解和认识西藏，本着“以资国人了解西藏问题的借鉴，同时并给关怀西藏问题者的参考”，分八个部分详述了“世界最老练最奸险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我西藏的动机、过程，《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的由来、侵藏的政策等，并指出中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英帝的插手和破坏，并提出了政府今后对藏应有的六点方针。吴丰培的“记清光绪31年巴塘之乱”○10吴丰培：“记清光绪31年巴塘之乱”，载《禹贡》第6卷第12期康藏专号，1937年，第43－52页。充分利用清代驻藏大臣奏牍奏稿等史料，分析、比较研究了乾隆15年(1750)珠尔墨特之乱和光绪31年(1905)巴塘喇嘛之乱，认为“考两乱事之时间，则前久后暂;究其事之结果，则前得后失。盖乾隆之世，兵力强盛，虽用兵日久多糜饷糈，而平定以后，相安者百年;迨及光绪，外侮内祸相逼而来，虽为时不过数月而巴乱剿平，藏事从此虽难收拾矣。”结论合理公允，是一篇以史料见长的杰作。大林的长文“西藏问题与英俄对藏政策冲突之研究”⑪大林：“西藏问题与英俄对藏政策冲突之研究”，载《学术界》第3－4号合刊，1933年正月15日，第105－230页。根据有关史料并在参考当代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检讨和叙述了西藏的概念、汉藏文化宗教政治关系、英帝侵藏经过与中英交涉、沙俄侵藏及其受日俄战争之影响、英俄对藏政策之冲突、川藏军在康之战争以及建设西康省等问题。刘绍禹的长文“中藏关系之后顾前瞻”①刘绍禹：长文“中藏关系之后顾前瞻”，连载于《康藏前锋》第3卷8－9期合刊(1936年5月，4－9页)、第3卷10期(1936年6月，11－16页)、第3卷11期(1936年7月，11－15页)。文中有些提法(如“赤匪”等)是历史产物，此外，其中目次序号“三”、“四”原文误刊为“二”、“三”。首先追溯了历代汉藏关系，然后对今后汉藏(中藏)关系的发展作了自己的推测。此外，史礼绶的“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之始末”②史礼绶：“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之始末”，连载于《中华学生界》第1卷第9期(1915年9月25日)、第10期(10月25日)、第12期(12月25日)和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25日)。也是这方面可资参考的文章。

除了撰述文章外，这时期学者们同样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作品。“洋为中用”，从外国人笔下我们可以窥见其主子在藏的许多险恶用心和罪恶行径，也可以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以激起我们自强自立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931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上发表的“现在西藏在亚洲之地位”，一经发表即在中国出现了多种译文。③Sir Charles Bell(今译查尔斯·贝尔)著，长君 译：“现在西藏在亚洲之地位”，载《西北研究》第2期，1931年12月，71－79。(此文译自1931年Foreign Affairs季刊)。另有唐仲友译文“西藏在今日亚洲之地位”(载《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第6期，1932年3月)和郭家英的译文“今日西藏在亚洲之地位”(载《边锋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4月)等。这里我们使用的是长君的译文。刘洪记、孙雨志(1999)42页将译者录为“长尹”。此文先简述西藏历史、宗教发展，然后谈及蒙藏文化关系、汉藏关系及其与周边邻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等的关系，谈及英俄等入藏经营的经过，民国经营西藏(谈及刘曼卿使藏)等。“虽带有帝国主义的口吻，所论尚觉切实。”因而译者“译之以飨国人之留心西藏者”。此外，本时期有关帝国主义侵藏的译文较有影响的还有薛桂轮的译文“英国侵略西藏史”④(印度)塔拉克纳斯·达斯著薛桂轮译：“英国侵略西藏史”，连载于《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42、43、44期。、孙际旦的译文“印度与西藏”⑤(英)荣赫鹏著 孙际旦译：“印度与西藏”，载《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季刊)创刊号，1934年10月。和邹德高的译文“英国对西藏之策略”⑥邹德高译：“英国对西藏之策略”，载《康藏前锋》1933年第4期，第49－57页。等。

1930年康藏再起纠纷，是英帝插手我西藏事务的恶果。⑦1930年，英帝国主义唆使尼泊尔侵藏，胁迫十三世达赖喇嘛改变倾向祖国的态度。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借口大金、白利两寺争端，派军东进，攻占甘孜、瞻化两县城。从此康藏纠纷再起。剖析和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实在太多，难以枚据。其中杨仲华的“从大金喇嘛寺事件说到康藏问题”⑧杨仲华：“从大金喇嘛寺事件说到康藏问题”，载《蒙藏周报》第68期，1931年4月13日。对这一事件及其对康藏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华企云的“康藏问题鸟瞰”⑨华企云：“康藏问题鸟瞰”，载《新亚细亚》月刊第2卷第2期，1931年5月。对康藏问题作历史回顾和展望的文章还有如邹德高的“康藏问题之历史观”(载《新亚细亚》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8月)和(黄)举安的“康藏纠纷史的追溯”(载《康藏前锋》创刊号，1933年9月)等。全面简述了康藏问题的前因后果及现状。北大教师次叔曾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其一是“康藏纠纷与不抵抗主义”，其二是“康藏问题之回顾与展望”。○10分别载《西北研究》第5期(1932年3月，1－10页)和《新东方》3卷7期(1932年7月30日，33－56页)。刘洪记、孙雨志(1999)将第一篇的作者录为“次数”(46页)，同时漏录了第二篇文章。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追溯了康藏纠纷的历史、分析了康藏纠纷的背影(背景)、叙述了最近康藏纠纷的经过并对康藏案的解决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康藏交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外侮的不抵抗主义。第二篇文章分五部分对康藏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基本观点与上一篇一致。指出康藏纠纷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果，是各帝国主义协调瓜分中国政策的结果。要解决康藏问题，必须以英帝为主要目标，必须做好武力准备，必须促进国内各民族的自觉，必须加紧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联络。佘贻泽的长文“藏军犯康述略”⑪佘贻泽：“藏军犯康述略”，载《禹贡》第6卷第12期康藏专号，1937年，第53－63页。首先阐述了西康政治区域的成立史，然后依次对民七年(1918)之藏军内乱、十九年(1930)的大白之争、廿五年(1936)藏军再犯康界等康藏纠纷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和考证，是剖析康藏纠纷史的一篇杰作。

康青建省及民国治藏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尤其是《康藏前锋》发表的文章最多，其中也有不少颇有见地、极见功力的文章。以1931年为例，对西康建省后的政治状况、建设计划及其他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新亚细亚》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8月)就多达四篇。⑫(不含上注杨仲华的连载文章“西康之概况”)：格桑次仁的“西康该省之计划”;戴季陶的“西康建设之开创”、黄天硕的“西康建省问题”和冯云仙的“目前西康兴革之要点”。另外还有杨仲华的“西康政治鸟瞰”，载《蒙藏周报》第75期，1931年7月4日等。可见当时学术界对康藏问题的关切程度!

较为具体扎实地讨论民国治理康藏其他藏区的文章有如：刘沛苍的“垦殖康藏与中国前途”⑬刘沛苍：“垦殖康藏与中国前途”，载《康藏前锋》第8期，1934年4月，第9－18页。《康藏前锋》原刊上将目次序号“二”、“三”、“四”分别标为“一”、“二”、“三”。讨论了垦殖康藏之重要性、措施、及其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系，认为康藏远处西陲，沃土千里，据山之天险，诚西南国防锁匙，操之在我，则国家“半壁河山可相安无事，存之于人，则西南诸省危殆”;故而垦殖康藏与中国前途密切相关。张忠绂的“民国初期之中英西藏交涉”①张忠绂：“民国初期之中英西藏交涉”，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7期，1935年4月，第75－80页。系作者之《中华民国外交史》之一部分，记述了民国初期中英藏之交涉历史，并分析其得失与历史教训。

总之，有关康青建省、康藏问题、民国治藏等方面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这里所言只是一鳞半爪而已。这类文章大多带有强国富民、复兴民族的意识色彩，语言比较尖刻激烈，分析问题单刀直入，行文多带感情色彩，有时看待和分析问题难免偏颇，并带有大民族主义的特征;再加上大多数文章都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今天看来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二)书籍

一般认为，1949年以前藏族史研究方面的成本著作不多。但据本文作者所知，单就1911－1937年间，这方面的书籍(含译著)就有40种左右，其中一般著述约20种，专述藏族历史的约20种。下面我们将分类描述：

(1)一般著述

这里的“一般著述”是说带有通论性质的书籍，里面除了藏区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藏族史内容。在我们所知的约20本书中，有些过于简约，比如《藏事十则》②李鼎(1914)：《藏事十则》，1914年5月出版，10页，32开，石印，环筒页装。、《藏事纪略》③罗惇曧(1913)：《藏事纪略》，刊于民国2年(1913)《庸言报》1卷10－12期。传抄本。、《西藏问题》④秦墨晒(1931)：《西藏问题》，铅印本。民20年(1931)出版。、《西防纪实》⑤邱琼瑾(1933)：《西防纪实》，1册，民22年(1933)南京版，定价五角。、《西藏纪略》⑥钱文选译：《西藏纪略》，杭州，著者刊，1934年秋出版，22页，16开。分历史、区域、工业、商务、政治等5部分。书前有译者序。本书译自英文。请参阅《民国总书目》历史地理分册。等;有些是旧籍重刊，比如《卫藏通志》⑦(清)不著撰人(有人认为是松筠)：《卫藏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初版。2册(647页)，32开。“国学基本丛书”之一。清代有关西藏方志、游记、考证、图识等方面著述最为详尽的一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等;我们在此均不予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是译著。由于条件问题，外国人在藏区探险、考察方面比国人更加扎实，著述更加丰富，而且撰述方法更加符合现代科学要求;故而在中国藏学的成长过程中，“洋为中用”始终是一条有效的原则。本时期的译著通论性的史地著述大多出自名流之手，比如查尔斯·贝尔的作品就一再被翻译出版，并且畅销不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英国人麦克唐纳的《西藏之写真》、日本山县君的《西藏通览》等。

其中《西藏通览》翻译出版的最早。⑧(日本)山县君著、陆军部译并印行：《西藏通览》，译者刊，1913年版，正文320页，有表，32开。除正文外，另有“陆军部译刊《西藏通览》序”4页，日人黑泽主一郎原序2页，著者原序2页，原书凡例4页，目录12页。此书体系完备，参阅中外30多种有关藏族的论著的基础上写成，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分16章，全面介绍了西藏的各个方面，其中对政体、宗教、习俗和军事等方面的叙述尤为详尽。下编主要是西藏近代史的内容，分6章讲述了关于西藏外交方面的现状和原因，欧美探险家们在藏的活动和英俄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西藏的经过，关于西藏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以及西藏与中国内地和英俄等的关系。尽管某些地方不够公允，但此书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的详细记载，为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近代西藏历史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事实上，该书由陆军部译出刊行的目的就是要让国人更加深入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卫边陲、保我边疆。正如“陆军部译刊《西藏通览》序”中所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故经营西藏当以详考藏志为嚆矢，将欲兴其利必先知其弊，将欲革其俗必先得其情”，对西藏“了如指掌而后长驾远驭之策可得而施也”，“以是书为吾国他日缔造西藏之津梁也”。

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870－1945)，英国殖民地官员，著名藏事专家，也是插手西藏事务、策划英国侵藏和西藏“独立”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任职的最后20年里，大都住在印度或印藏边境地区，长期担任英国侵藏的商务代表。一生著述极多，有《达赖喇嘛画像》、《藏语口语语法》、《西藏的宗教》、《西藏的人民》、《西藏的过去与现在》等。

其中《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翻译介绍得最早，1929年就出版了刘光炎的译本，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⑨英人查里士比耳(Charles Bell，今译查尔斯·贝尔)著，刘光炎译：《西藏人民的生活》，1册，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8月初版，324页，25开，定价七角。丁实存的《康藏书录题解》上说是译自“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ibet”，误。1936年出版了董之学、傅勤家的译本，题曰《西藏志》。○10英查理士柏尔(Charles Bell，今译查尔斯·贝尔)著，董之学、傅勤家 译：《西藏志》，1册，民25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八角。1936年8月初版，1940年3月再版。367页，有图解，32开。此书即1929年刘光炎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之异译本。这是一本通论性的西藏史地著作，介绍西藏的地理、历史、贵族、农民、生活习惯等情况，全书共分27章。书前有“注意”及“原序”。书后附录：《土地租的单位和ser－chok的房产及管理与租金》。作为英帝国主义的走卒与侦探，作者于书中所记，难免有游扬英藏关系和挑剔中藏感情之处;然其叙述详实，自然也有其可取之处。著者深通藏文藏语居藏既久，接触较多，其所撰述，比他书自为真实。极有参考价值。译本的不足之处，原书中名词均为藏文拼音，而两种译本的译者都不谙藏文，间有错误之处。尤其是第一种译本的译者刘光炎先生“对于本国史地，太无修养，故错误之处甚多，读者不可不知，再者，(其)中将青海、西康，俱划归西藏地域之内，与日本编印之中国地图缺略东三省之用意相同。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殊堪痛恨，读者亦应特别注意”。①请参阅李际亨“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载《西北研究》第3期，1932年1月，第115－122页。此文刘洪记、孙雨志(1999)中漏录。在知识基础与语言处理上，第二种译本稍佳，但删去了原书照片，至为可惜。

与上著相同，贝尔的《西藏的过去与现在》(Tibet：Past and Present)也是藏学要籍之一。宫廷璋的译本1930年作为“地理丛书”出版时，其校订者是竺可桢和向达这两位大学者。②(英)查里士柏尔(Charles Bell，今译查尔斯·贝尔)著，宫廷璋译，竺可桢、向达校：《西藏之过去与现在》。1册，民19年(1930)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一元五角。20开，竖排，174页，前有译者序1页+目录3页;后有附录33页。共208页。仅此足见此书之重要。作者以少量篇幅介绍西藏地理、古代历史，多数篇幅记述近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英国与西藏的交往、中英之间关于西藏的交涉史，并介绍了达赖喇嘛等重要人物。全书26章，其中“分区”实属其荒谬之见，将西藏分为北部(涨塘即青海)、中部(前后藏)及东部(西康);“古代历史”即述宗喀巴以前之历史;“僧王之治”则述宗喀巴之后诸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政教;“诸达赖喇嘛”则述诸僧王之私人生活;“英军远征”即1904年荣赫鹏率印军攻入拉萨之经过与事实;“治理春丕谷”，春丕谷横断于不丹锡金之间，为印度入藏之要道，本书叙述该谷之地理与风土;“中国得势”叙述达赖逃亡印度，张荫棠为订约与驻藏大臣在藏治理一切事实;“与布丹订约”，即1906年贝尔诱不丹与英订约，不丹外交权归英国;“保障东北边围”，指印度而言;“现在之达赖喇嘛”则指达赖逃至印度返拉萨后的生活设施。附录收中英关于西藏的若干文件。③附录文件有14件，王光祈先生亦曾摘译附件由中华书局出版，名《西藏外交文件》，见下文。本书主旨，供英人决定外交问题参考之用，故全书之立场立言，对于汉藏关系极尽污蔑挑拨之能事，读者尚须注意。不过，书中罗列之西藏晚近事实，叙述详密;此外，关于达赖之野心、英国之阴谋及中国在藏之失败，皆可从字里行间溢出。可资参考。

英人麦克唐纳④麦克唐纳，其母为哲孟雄人，1872年生于大吉岭，故能操流利之藏语。1891年起，开始在印度政府机关中服务，凡20年。其间因不断之研究，已兼通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各种文字。1904年荣赫鹏远征队(Younghusband’s Expeditin)入藏，先后充任医官及总翻译官，英藏条约成，随军返印，翌年派为驻藏商务委员，但仍在印整理西藏图籍工作。1909年后始入藏就职，驻亚东、江孜等处。1921年一度代理英国驻哲孟雄政务官，至1925年退休，前后留藏有7年之久，见闻颇广，与达赖、班禅皆有相当友谊，为西藏通查尔斯·贝尔得力之助手。的《西藏之写真》⑤(英)麦克唐纳(Macdonald)著、郑宝善译：《西藏之写真》南京，编者刊，1935年6月初版，244页，有照片，25开。分疆域及边界、史略、政治、宗教、喇嘛之神论、僧徒、人民、妇女、婚嫁、产育、丧葬典礼、服制、饮食、医药及治疗、咒文与获符、刑律与罪犯、祝节与祭节、币制、商业、城市、文字、戏剧与戏子等24章。大概此书是本时期藏学译著书序言最多得著作，其中载有黄慕松、赵丕廉、(英)罗囊夏序，著者序和译者序。据此也可见此书之流行程度。书首有西藏各种图片26幅，比较生动。

除了译著之外，本时期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通论性的西藏史地著作也颇为丰富。尤其是以《西藏问题》为题的著作就非常之多，谢彬(1926)⑥谢彬著：《西藏问题》(1926，1930，1933，1935)。1册，①民15年(1926)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百科小丛书”(王云五主编)之第88种，定价二角;竖排铅印，32开，90页+目录1页。②民19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列为“万有文库”第一集第165种。1933年3月国难后第一版;1935年6月国难后第二版。、王勤堉(1929)⑦王勤堉撰述：《西藏问题》，1册，民18年(1929)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五角。此书系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的“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校阅者为寿景伟。32开，竖排，122页+目录1页，附“西藏地位图”一幅。、陈重为(1930)⑧陈重为著：《西藏问题》(注：著者又名陈重生)，1册，民国19年(1930)中华书局出版。、华企云(1930)⑨华企云编著：《西藏问题》，1册，民19年(1930)大东书局出版。、陈健夫(1937)○10陈健夫著：《西藏问题》，1册，民26年(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七角。“现代问题丛书”之一，竖排32开，251页+13页(自序、目录及4幅照片)。正文中有详述。等人之著如是。这类著述大多大同小异，主要叙述西藏及川康藏区之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等基本情况。当然，内容与此相当得著述并不全都题为《西藏问题》，比如尹扶一的《西藏纪要》⑪尹扶一著《西藏纪要》，1册，民19年(1930)蒙藏委员会编译室印行，定价六角。、刘家驹的《康藏》⑫刘家驹著《康藏》，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1932年10月初版，110页，有插图，32开。民23年(1934)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定价四角。正文中有详述。书前有蔡元培、张治中、戴愧生、丁维汾、邵力子、张之江、吴铁成等人题词，马鹤天序。书后有赘言。书中有图片多幅。、马福祥的《蒙藏状况》⑬马福祥编：《蒙藏状况》。蒙藏委员会1931年10月出版(丁实存记为1933年)，202页，有肖像，28开。、刘曼卿的《西藏》⑭刘曼卿著：《西藏》，1册，民23年(1934)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列为“小学生文库”之一。著者为藏人，服务中央，前后赴藏两次，著有康藏书籍数种。本书分14节，于地理、历史、风土各方面，均有叙述，文字浅近明白，亦颇合儿童之用。等如是。上述著作我们不打算一一赘言，只想就陈健夫的《西藏问题》简述如下：

陈健夫的《西藏问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西藏问题的整个解剖”系关于西藏问题之认识，无不详确简明;分为西藏地理的概况、清代统治西藏略史、民国以来中央与西藏之关系、英国进窥西藏之史的分析、西藏的政治制度、西藏佛教的史的略述、西藏人民的生活及其特性——民族性、西藏经济情形的一般、西藏交通情形的一般、西藏教育情形的一般、西藏军备情形的一般等十一章，每章各有分节，叙述明晰。惟关于政治，叙述至最近黄慕松氏致祭为止;政治制度，列有表解，并述其晚近之变更;佛教史略亦将达赖班禅大师分列二表，很有参考价值。下编“解决西藏问题之方案”，分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先决条件、推行革新政策的二种原动力、如何行使中央在西藏的统治权、达赖与班禅的安置、康藏划界问题应如何处理、西藏问题解决以后的治藏方策等六章。附录有关西藏之条约23种。全书十余万言。据作者“自序”曰，下编“为著者一年来研究此问题的结晶，绝非闭门造车，不关痛痒之论调可比”，细观此书，此话说得较为中肯。当是“西藏问题”一类书中之杰作。

法尊法师(1902－1980)的《现代西藏》①法尊法师著：《现代西藏》，1册，民国26年(1937)汉藏教理院印行，定价一元。著者为当代佛学大师，著名高僧、翻译家、藏语文专家。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号避嚣室主，河北深县人。汉族。曾于民国14年(1925)至24年(1935)间两次入藏：第一次在康藏居留八九年之久，最后离开拉萨，为25年(1936)3月。也是通论性的著作。此书取材较新，全书叙述均为亲身闻见，最为真实。共分10章，附图多幅。第一章“导言”具有自传性质，讲述其入藏目的、九年康藏游学、初次归来、再度入藏、重归和志愿等项内容;第二章为“西藏地理概志”;第三章“西藏历史略谈”涉及本教史略、西藏佛教旧派史略、西藏佛教中兴迦当派史略、西藏佛教中兴萨迦派史略、西藏佛教中兴迦举派史略、复兴西藏佛教新迦(举)派史略、附谈西藏佛教兴衰原因、中国与西藏关系史略等;第四章“西藏民族”简述藏族之民族性、家庭、生活、信仰、僧侣等内容;第五、六、七章分别讲述“物产经济及其交通”、“政治军事及其财政”、“宗教教育及其文化”;第八、九、十章分别是“达赖与班禅”、“外交政治”和“治理西藏的意见”。该书出版后反响较大，曾有多种书评评述其得失。②如：愚的“《现代西藏》(法尊著)”，载《图书季刊》第4卷第3、4期，1943年9月、12月;田荣的“法尊法师著《现代西藏》”，载《文化先锋》，第3卷第3期，1943年12月。书前有太虚法师、黄忏华的序。

此外，黄奋生的《蒙藏新志》③黄奋生著：《蒙藏新志》。2册，民国25年(1936)中华书局出版。、杨仲华的《西康纪要》④杨仲华著：《西康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月初版，2册(574页)，有图，32开。书前有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像、作者像、西康景物照片10余幅，比较珍贵。等也都是本时期通论性的康藏史地方面的杰作。这里不赘。

(2)藏族史研究专书：

同样，在约20部著述中，约有四分之一属于译著。它们是贝尔的《西藏外交文件》(1930)⑤(英国)查里士柏尔(Charles Bell，今译查尔斯·贝尔)著，王光祈译：《西藏外交文件》。1册，民国19年(1930)4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定价六角。140页，25开。和《西藏史》(1935)⑥(英)柏尔(C．Bell)著，宫廷璋译：《西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出版。288页，32开。“史地小丛书”之一。内容与1930年同一著译者出版的译著《西藏的过去与现在》相同。系1930年一书更改书名后的再版。、荣赫鹏的《英国侵略西藏史》(1934)、印度达斯的《英国侵略西藏史》(1934)、麦克唐纳的《旅藏二十年》(1936)。不过，《西藏外交文件》除上编“译者导言”外，均已翻译出版过，其内容是贝尔《西藏的过去与现在》附录所收之文件，宫廷璋的译本(1930)包含这些内容。而1935年出版的《西藏史》(宫廷璋译)正是译者1930年出版的《西藏的过去与西藏》的重刊，只是书名变更了而已。这里我们只需谈谈后面三本书即可。

荣赫鹏(1863－1942)，生于印度，英国人。近代英国军官和探险家，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急先锋，1904年曾率远征军直抵拉萨，屠杀西藏地方军民，发动了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下城下之盟《拉萨条约》。其书《英国侵略西藏史》(1934)⑦(英)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著，孙煦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1册，民23年(1934)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363页，25开。内政研究会边政丛之书三。作者曾组织领导过1904年入侵西藏的英国远征军。本书原名为India and Tibet，卷头语写于1910年。原名为《印度与西藏》(India and Tibet)，记述1772年至清末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及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共25章。前面五章叙述1774年以后印督哈斯丁士的政策：他先后派遣波格尔和曼宁出使西藏，结果颇能树立英国在藏势力的根基。六、七、八章叙述中英会议后藏人密与俄约，不守1890年之中英西藏条约的情形，以及英人对俄交涉的经过与遣使西藏之认可。第九章以下直至第二十二章则完全为1903年至1904年荣赫鹏氏奉派远征西藏直趋拉萨的详细情形，可称为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正是著者在藏所犯罪行的详细记录。因为这几章都是荣氏征服西藏时日记的改编，他身历其境，目染耳濡，所知道的当然是比他人更深刻。第二十三章系描写1904年以后藏人对英态度的转变，从前则是反英的，现在则是亲英的。这一个转变，结果不仅使中国在藏主权动摇，而且使中藏关系几濒断绝，民国成立以来康藏时见纠纷，就足见西陲隠虑的严重。第二十四、二十五两章为原著者著述此书的续论，及其读后的感想，文中力主英人今后应保持他在1904年在拉萨布达拉宫获得种种权利，并促进藏人对英印的好感，渐渐地离间中藏间已有的宗教关系，而遂其吞并的野心，此外尚有闲录五篇，后附中英藏印条约、通商章程、拉萨条约等。卷首有黄绍竑的序。洋洋三十余万言，真可谓为研究西藏问题的巨著。由于作者系武力侵藏的干将，其著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与个人偏见，应当纠正;但是，关于英人窥伺与侵略西藏之种种材料，大多存于此书，他处难觅，故而此书既是极好的反面教材，又是珍贵的文献史料。

达斯(1849－1917)，印度藏学家。毕业于加尔各答州立理工大学。1874年到大吉岭当教师，接触西藏文化，始对藏学研究感兴趣。1879、1881年两度进藏，携走大量藏文史料。后成为英印政府的雇员，在英印当局支持下从事藏学研究。一生著述很多。其著《英国侵略西藏史》①(印)达斯(Tazaknath Das)著，薛桂轮译：《英国侵略西藏史》。天津《大公报》社1934年2版，72页，32开。原名《不列颠在西藏的扩张》(British Expansion in Tibet)，分12章详细记述了1772年以来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

麦克唐纳的《旅藏二十年》(Twenty Years in Tibet)也在本时期翻译出版。②D．MacDonald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民25年(1936)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七角。本书原版于1932年，以简显之语辞，摘述1905至1924年20年间之阅历，为研究西藏南部情形及英藏关系之要籍。书中所述荣赫鹏远征队侵藏之详细经过、达赖离藏回藏之详情、班禅与达赖误会之真相、中国在藏政治势力崩溃之原委、藏民生活之实况、英人在藏创设学校及藏政府派赴留英学生之用意、宗教习俗之写真、麦克唐纳在藏及其政治势力与联络藏民之手腕等均系本书之精华，为他书所罕见。译本用白话体裁，语调章回，悉按原文，颇为流利畅达，惟于人名地名，似均照英文直译，多有未尽允恰之处，尤以前11章为甚。③例如怕里宗(Phari Jong)夏司玛(Shasima)均属西南名地，译作斐利庄及赛西玛;又如夏札、旭岗、江罗兼，均为藏中世家门邸，音译亦有欠当之处，实为美中不足。郑允明的“孙黄合译《旅藏二十年》中译名之商榷”(载《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2期，1937年，第89－94页)一文就指出了59则错误。阅读时应注意甄别。

中国人的撰述虽多，但有些是重刊，比如《西康建省记》④傅嵩秌著 陈栋梁重刊：《西康建省记》，南京，中华印刷公司1932年1月重刊，254页，有肖像，32开。此书1912年初版。;有些价值不大，比如《泣血辑存》(1914)、⑤罗长裿遗稿，罗春驭辑：《泣血辑存》。4卷，民3年(1914)出版。本书为罗长裿之遗稿，其子罗春驭所辑也。详见丁实存(1941－1943)。《西征纪略》(1917)⑥尹昌衡撰：《西征纪略》，民6年(1917)铅字排印本。详见丁实存(1941－1943)。、《西藏奇异志》(1934)⑦段克兴著：《西藏奇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8月初版，1934年10月再版。93页，有照片及肖像，32开。“史地小丛书”之一种。收30篇游记。等;有些太简略，比如《康藏建省略》(1931)⑧王禄昌撰：《康藏建省略》，1册，民20年(1931)自印本。、《西藏政教史略》(1932)⑨刘家驹著：《西藏政教史略》，中国边疆学会1932年出版，28页，25开。简述西藏两千年的政教史。全书共8章，有：西藏之原始时期、佛教初盛时期、清廷统治西藏之时期、西藏自治之时期等。等，这里不予赘述。只择要略述如下：

朱绣(锦屏)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10朱绣(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著者刊，［1925年5月］出版，74页，25开。正文60页，另有14页的序跋文字。以编年体形式记述清同治2年(1863)至民国9年(1920)西藏的重要事件。卷首有《京报》社的邵振青序、钟祥彭养光序、作者自序以及清和月镇原慕寿祺少堂甫的题词。卷末有张建的跋和跋后林竞之长序。作者原署名为朱锦屏。从作者的自序看，此书是在1922年(民国11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但从其他人为此书所作的序、跋可知，此书印行于1925年(民国14年)。除此书外，朱绣还著有《拉萨见闻录》(1934)等。记录了清同治2年至民国9年的治藏史实。作者于民国8年秋被甘肃张督军勋伯派赴西藏与达赖喇嘛接洽，与李仲莲一道取道西宁之湟源县，经青海，渡黄河，登昆仑，越怒江，冰天雪窖，艰难备尝，历时三月方达拉萨。他利用公余之暇，搜集各种秘密条约，并调查川藏前后战争情形，将最近60年的藏政大事编辑成册，题为《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是研究清代晚期及民国初期的西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白眉初教授的《西藏始末纪要》(1930)⑪白眉初(教授)撰：《西藏始末纪要》(四卷)，1册，民19年(1930)3月北平建设图书社出版，定价五角。168页，32开。本书分四卷，凡15万言。首卷叙述西藏初史暨自古以来与唐、宋、元、明、清等中央政府之关系;第二至第四卷记近代以来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及有关此事的中英交涉。历史记至英兵据藏，班禅逃亡止。凡中英藏关系种种交涉，尽量披露。本书既可作治藏之指南，又可为外交之借鉴。

刘曼卿(1906－1941)乃一藏族巾帼，民国18年(1929)及21年(1932)两度奉命入藏，以为国民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络人，致力于汉藏修好、民族团结之事业。使藏收获甚丰，令世人刮目。连查尔斯·贝尔也不无叹服。①贝尔曾说：“因为这许多的原因，中国在西藏又恢复了其以往所失的地位。在中国1911年革命以后的几年当中，西藏政府中没有中国人，中国也没派人去达赖喇嘛处，但是近几年来，中国使者在西藏京城，颇受尊重。反之，西藏各部亦派有许多代表去南京。而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个中国代表是一个年轻女子(即刘曼卿)，她是生活在拉萨，父亲是汉人，母亲是东藏人，她受教于中国，嫁给一个西藏人。她受聘于南京政府，为南京政府使藏的一个适宜的使者，去联络西藏而恢复五族共和。她曾同一位政僧(monk official)从中国艰苦的跋涉到西藏，并受到拉萨政府敬重的欢迎。”——见Sir Charles Bell(今译查尔斯·贝尔)著，长君 译：现在西藏在亚洲之地位，载《西北研究》第2期，1931年12月(71－79)，78页。(此文译自1931年Foreign Affairs季刊)这里笔者引用时个别翻译文字有所改动。其著《康藏轺征》(1933)②刘曼卿著：《康藏轺征》，1册，民22年(1933)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一元五角。1998年民族出版社再版时题为《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系马大正主编“民国边疆游记新读丛书”之一，32开，166页)。就是两次使藏的实录。此书是民国治藏的珍贵史料，因此必须在此提及。

陈渠珍原著，任乃强校注《校注艽野尘梦》(1925)③陈渠珍原著，任乃强校注：《校注艽野尘梦》。1册，民25年(1936)印本校注本登载《康导月刊》第3卷第4期及以下各期。分为十余章，书中记川军入藏，进攻波密事颇详，关于腊作探险及绛通高原绝食，尤为动心骇目，著者慷慨多才，对于学识修养亦深，故能文才并茂，令读者不忍释手。本书为追忆之作，对人名地名及史事或有小误，且偶有省略成文，读者费解之处。任氏对康藏地理史实，素有专精，乃复为校注数十条，详瞻精审，于原作增色不少。

西康自古举土内属中国，历史上证据甚多。陈志明的《西康沿革考》(1933)④陈志明著：《西康沿革考》，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5月初版，1936年再版，32开，142页。用历代史地文献考证了西康的山川地理形势，并论证了西康在历史、地理、疆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区别与不同。以阐明其撰述主旨，西康与西藏，不能混为一起。全书征引历代史乘，颇有精确之处，较之胡吉卢《西康疆域溯古录》⑤胡吉庐编：《西康疆域溯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8月初版，1928年8月再版，1934年3版。168页，有图，22开。属地理类著述，详见下文。，取材尤为丰富。

洪涤尘的《西藏史地大纲》(1936)⑥洪涤尘著：《西藏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2月初版，定价九角，1936年10月再版，1947年沪1版，318页，25开。“史地丛刊”之一种。丁实存(1941－1943)将出版时间记为1935年。本书分绪论、地理、历史三部分。其中历史部分尤为重要，论说西藏自周代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分为周之戎、汉时之西羌、晋时之氐羌、唐时之吐蕃、宋元明之西方、清代之西藏、英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西康之建省、川军入藏达赖逃亡后之中英交涉、民国6年之西藏、国民政府成立后之西藏、及西藏条约汇录等13节，每节又分数小节叙述，条理分明。本书为康藏较晚出之书，编制亦较完备。关于国民政府成立后康藏之纠纷，达赖班禅之矛盾，中央调处之经过与达赖圆寂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等内容尤为详尽。取材亦有为他书所罕见者。不足之处是历史沿革中明代册封西藏大宝等三法王，阐教等五教王之事迹，竟缺叙考，全书附图亦嫌过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藏学研究虽然没有成为大学里的专门学科，但藏族史的教学却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努力下进入了大学课堂。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吴燕绍先生(1868－1944)及其《西藏史大纲》。吴燕绍先生自民国初年起就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殖边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史学系。早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他就开设过西藏史课程，并撰写了扼要的讲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又将原在法政专门学校的讲稿补充和完善，撰成了皇皇巨著《西藏史大纲》。该书体系庞大，史料丰富，共分四编：第一编、叙古代以迄唐宋(内分20章);第二编、叙元明之崇拜喇嘛(内分12章);第三编、叙清与藏关系年史(内分六部分共53章);第四编、叙外交事件(内分12章)。末附“结论”。作者撰述此书的宗旨，书中“绪论”说得明白，谓有清一代，“外祸频仍，英俄互诱，至锡金条约，订城下之盟，国势一落千丈矣。……窃愿治边政者，鉴得失之林，考盛衰之故，勿以旦暮之更张，谓可以起率而兴盛我抗也。又勿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兴盲进以为破坏之事也。边氛日亟，后患方长，毋趋捷于近功，乃渐渐于正轨。读书明理以浚其性;正德利用，以厚其生。虽曰伧荒，立地成佛，谨撰迂论，敢告象胥。”⑦见吴燕绍编著：《西藏史大纲》，西藏社科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出版，1993年10月。正文1242页，16开，竖排影印，近六十万字。其拳拳报国之心，可见笔端!此书价值，早有学者论述，我们谨引述于此，以供参考：

本书历叙西藏自开国以来，迄于清代，一千余年，举凡藏事之兴衰，对华之向背，政教之分合，历次兵事之始末，教争之起讫，对英、对俄交涉之经过，旁如山川形势、道路、水利、礼俗、赋税、食货等项，见诸奏议，至为明晰。二百年史，中外关于西藏记录诸书，要以此书为详备。⑧详见龙骧：“(孝感龙氏)卧龙搂收藏西北沿边图籍志”，连载于《中央亚细亚》创刊号(1942年7月，第62－65页)、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 6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