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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2013-08-15杨发鹏

关键词:后稷世系先祖

杨发鹏

(石河子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 石河子832003)

一、问题的提出

由詹子庆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作为历史学专业的教材,曾在许多高等院校被广泛使用。该教材比其早出的由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内容有所压缩,篇幅有所减少,这适应了高校课程门类增加,专业课程课时压缩的需要,因此至今在部分高校中仍然使用。该教材中有关周族的早期历史的记述中:“几乎和夏商两族同时,在陕甘之界、渭水中游以北一带兴起一个古老的姬姓周部落,始祖名弃。……尧尊弃为师,舜推弃为后稷(农官名),周族加入了尧舜的部落联盟。后稷之后,周族世系绵延不断。夏桀时,弃的四世孙公刘率领全族成员迁居到豳。”[1]

据该段记述,发现从周人的始祖弃到其四世孙公刘时,才经四五代人就猝然跨越了从尧舜部落联盟到夏朝末期近乎五百年的漫长岁月。粗略计之,周人始祖弃及其每一代子孙平均年龄都在百岁左右。按照上古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医疗水平,人的寿命是否能够达到百岁之久,本来就很值得怀疑,即便有个别长寿者能够达到,也不能保证其每一代子孙跟他一样长寿。即便弃及其子孙个个都活到百岁,也必须是父亲临终前几年其后代才降生于世,这样四五代人才能勉强延续五百年的时光。这样的叙述显然有悖于常理,因此笔者怀疑《中国古代史》有关周族先祖的代数的叙述有失误之处。

二、詹氏失误之源头

既然詹子庆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中有关公刘为后稷四代孙的说法有误,其错误源自何处?细读司马迁所著《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族世系的记载,就不难发现詹氏失误之源头。《史记·周本纪》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2]后稷死后儿子不窋继位,不窋死后儿子鞠继位,鞠死后儿子公刘继位。按照这个记载,公刘自然就成了后稷的四世孙了。看来詹氏显然是继承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说法。

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缘何出现从后稷至公刘只有四代人的记载,笔者以为从尧舜时代到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历史,距离司马迁生活的汉代已经非常遥远,尧舜及夏商时期的历史,对汉代人来说已经非常模糊。而且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约在商代才出现,而中国文献典籍开始大量出现,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这些典籍对于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历史的记载,本来就比较少,加之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火以及秦始皇的焚书事件,能流传到汉代的就更加稀少。因此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关于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的编纂,所凭据的史料非常有限,所以记述难免显得简略而疏阔。周人先祖虽然与夏、商的先祖几乎起于同时,但后两者在周人之前先后成为中国最早王朝夏、商的王族,所以有关他们早期世系的记载比起周人要相对丰富一些。而周人从其始祖算起一千多年以后才成为中原最早王朝的王族,所以有关其先祖世系的记载在先秦典籍中多有缺漏,因此司马迁关于周人先祖世系的记载也出现遗漏现象,也在情理之中。

三、古代学者对后稷至公刘代数之怀疑

其实,早在古代就已经有学者对《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族世系的记载产生了质疑。

唐代司马贞在其所著《史记索隐》中说到:“《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2]谯周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他援引《国语》中“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即弃的后世子孙世代以“后稷(农官)”的身份在虞、夏的朝廷里供职,指出《国语》中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弃的子孙已经失去了代数。因此他否定了《帝王世纪》中关于“后稷纳姞氏,生不窋”的说法。唐人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引用谯周的话,表明他也接受了谯周的观点。

又,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2]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是谓《毛诗注》,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是谓《毛诗疏》。孔颖达在《毛诗疏》中认为从虞、夏到殷长达一千二百年的岁月中早期周人的每一代首领需要在位八十年才能勉强延续如此漫长的岁月,根据人的寿命的长短这几乎没有可能,而且这还要求每一代首领在年老退位之时儿子才刚刚出生。这非常不近人情,从道理上讲不通,因此难以据信。

《史记正义》与《史记索隐》是唐代人专门为《史记》做的注疏,这两本著作中都对《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族世系的记载产生了质疑。古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质疑当不止于以上提到的几位学者和著作,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四、后稷至公刘应为多少代

古代的学者对司马迁所记载的从后稷至公刘只有四代的说法虽然提出了质疑,但没有而且无法考证清楚从后稷至公刘究竟有多少代。对于这一问题,由于同样的限制,我们依然无法去考证清楚。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对后世每一百年帝王的数量对周人先祖的代数做一大致的推算。

中国古代历史绵长,朝代繁多,如果把每一个朝代都纳入计算的范围,就显得过于繁琐,而且有些朝代国祚短促,帝王更换频繁,不利于求得精确的数字。另外,夏商周三代虽然也国祚绵长,但是由于担心这三代岁月久远,其帝王世系记载有可能缺漏,所以也不在选取的范围之内。最后我们选取西汉、唐、宋、明、清等五个享国年代较长的封建王朝来求得每一百年在位帝王的数量。

西汉自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至公元8年王莽篡立,经历214年的历史,中间经历了13位皇帝,平均每一百年约有6.1个皇帝;唐代自公元618年李渊建国至公元907年,中间经历了289年的时间,其间有22位皇帝执政,平均每一百年约有7.6个皇帝在位;宋朝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国至公元1276年被元朝军队攻灭,经历了316年的历史,其间有17位皇帝,平均每一百年有5.4个皇帝在位;明代自1368年朱元璋建国至1644年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经历了276年的历史,其间有17位皇帝,平均每一百年有6.2个皇帝在位;清代自清世祖福临建国至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经历了267年的历史,其间有10位皇帝,平均每一百年有3.75个皇帝在位。

在我们选取的五个朝代中,每一百年在位帝王最多的是唐代,平均有7.6个,这是由于唐代除了太宗、高宗、武后、玄宗等几位皇帝外,大多数皇帝的在位时间都不长,有些皇帝如殇帝、顺宗在位时间还不到一年。每一百年帝王最少的是清代,只有3.75个,这是由于清代上层政权相对稳定,而且有些皇帝如康熙、乾隆的在位时间都超过了60年。我们把这五个朝代平均每一百年在位帝王的数量相加并除以五,求得这五个朝代平均每一百年帝王在位的帝王数量为5.81个,如果取近似数,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古代每一百年大约有6位皇帝在位,平均每个帝王在位大约17年。

现在用我们设定的这个模式选取一两个王朝作一检验。商代从成汤建国到殷纣灭亡,统治了约550年的时间,如果每一百年有六位帝王在位,这550年商代应当有33位统治。根据史书的记载商代从商汤传到商纣,共有31位王在位。这与我们求得的结果基本接近。东汉从公元25年刘秀建国至公元220年汉献帝被曹丕所废,经历195年的历史。如果每一百年有六位帝王在位,这195年东汉应当有12位皇帝统治。根据史书记载,东汉自刘秀传到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一共有13位皇帝,这也与我们计算的结果也基本接近。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式去求从后稷至公刘经历的王的代数。

周人的始祖弃生活在虞舜时代,其后代公刘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夏末商初,因此可以大致认为从后稷到公刘基本上经历了整个夏朝。夏朝享国大约为47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以前面求得的我国古代每一百年有六位帝王在位,那么从后稷到公刘约470年的时间里大概有28个王在位。如果我们以每一百年帝王在位人数最少的清代(3.75人)计算,从后稷到公刘至少也有十七八位王在位。我们将求得的结果与夏朝王族世系的代数作一比较。根据史书记载,夏朝自大禹算起,至夏桀亡国,中间经历了十四代、17个王的统治,这与我们用平均每一百年有六位帝王求得的周人在夏代有28位王的结果有一定差距,但是与用每一百年帝王人数最少的数字求得周人在夏代约有十七八代王的结果非常接近。最后,我们得出推论:从始祖后稷到公刘,周人经历了大约二十七八代王的统治,至少也有十七八代王的统治。应当指出,我们这里所推算出的代数,是在所有王都是在父子相传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如果中间出现兄终弟及的情况,那么求得的数字只能是王的数量,而代数就会相应地减少。

五、结 语

周人先祖的世系传承,由于岁月久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不甚了了。假定我们的推论基本正确,那么《史记》所记载的从后稷传到公刘只有四代王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汉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这一问题也无法弄清。他从先秦遗留的典籍,只找到公刘以前四位周人首领的名字,或许是为了叙事的简洁,他把自己寻检到的这四位周人首领的名字按照父子相传的形式写进史书。后世的学者,如谯周、孔颖达、司马贞等人,虽然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但也没有弄清楚从后稷至公刘究竟传承了多少代。笔者通过对后世每一百年所出帝王的数量的计算,对公刘以前周人先祖的代数做了大致的推算,认为从后稷至公刘,其传承大约在二十八代左右,至少也不能少于十七八代。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我们对古代史书中的记载,应该加以分析,应当辩证地去看问题,而不能盲目地迷信书本。对于史书记载中有明显问题的地方,更应该详加推敲、仔细斟酌,而不能盲目地用“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对于史书记载中存有疑问甚至前人已经提出质疑而当前尚不能搞清楚的问题,可以用存疑的方法,或者至少用模糊交代的办法加以处理。而对于历史教材的编写,在这方面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广大学生对正确知识的获取问题,因此应当更加谨慎。

[1]詹子庆.中国古代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5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88-113.

[3]冀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M].北京:线装书局,200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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