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军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超越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主题，无论是人生的亲历，还是人类社会的历程，每一个值得回味的节点无不彰显着超越的智慧与勇气。无论是单个的个体还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超越在最现实的层面上，都表现为对于原有样态、属性等内容的扬弃，表现为质的飞跃，而这样的飞跃无疑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意境。因此，超越问题自然成为了哲学思考和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

一、哲学的超越维度与马克思哲学的超越维度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超越是人基于其目的性存在，立足于现实并对现存世界的改变与突破，这种改变与突破以人的自由选择为前提，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现实追求，最终落脚于人的信念和信仰层面，其核心旨趣是人的终极关怀和意义世界的建构。”［1］简而言之，对超越的诠释离不开实践、自由和信仰这三个关键词。

首先，超越是立足于现实、现世的实践历程，以实践为核心环节。超越决不是神奇的无中生有，而是立足于现实，对现存的扬弃。没有真正的现实基础，超越无从谈起。无论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还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彰显生命的高贵与尊严，取得引以自豪的成就，无不需要对现存、现有的秩序和状态进行改变和突破。超越必然包含有指向性，包含着对于现实的否定性、批判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显然不应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单纯的天马行空式的自由畅想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改造现实的功能与效用。因此，超越离不开实践维度的支撑，是实践的现实性保证了超越的真实意境。就此而言，本文所论述的超越与纯然的精神性超越是迥然不同的。单纯的精神性超越只为求得个人心灵的宁静与逍遥，其实质是对自我责任的漠然与意义世界的虚无化。

其次，超越是以主体的自由选择为特征的。如果人无法自由地选择，无法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意志，那么即使发生了个体和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或变革，也无法真正彰显出超越的本真精神。在超越的语境下，不应有被动式的表达。只有充分保证人的主体地位，超越才不会成为外在物质追求与欲望满足的手段，才不会成为异化的、面目全非的超越。

最后，超越拥有信仰的维度。这既包括对于信仰的确认，更包括对于信仰的践行。超越的过程，正是人的信仰生成的历程。超越不是一次性的精神消费，在确立了自我的超越维度之后，需要个体不断地为之践行和付出。而这个过程注定会是充满了艰辛与考验，包含着上下求索、披荆斩棘乃至流血牺牲，因此才有众多平凡的伟大与伟大的平凡。同时，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同样离不开超越维度的支撑与保障。理想秩序和理想社会以信念乃至信仰的方式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之奋斗、奉献乃至牺牲。“世外桃源”、“大同世界”、“理想国”、“乌托邦”等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下的理想社会范式以“人间天国”的面目出现了，其中承载着无数人对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期冀和渴求，在执着中坚持，在坚持中坚信。在秉持这些信念乃至信仰的人们看来，这样的美好未来是一定会实现的。即使个体的有限生命无法见证这一切，但是在人类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期待中，超越同样成为王朝更替乃至社会形态更替的主旋律。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超越同样负载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期盼和信心。超越的信仰维度保证了人生旅程的百折不挠，保证了人类社会的一往无前。

以实践、自由和信仰作为诠释人的超越性活动和精神的核心要素就是找到了阐释人类主体性活动的恰当理路，它们既是一分为三的，又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它们的“分”就在于分别从超越的现实、行为本质和内在精神的维度对超越进行了不同视域的铺陈，真正展现出超越的真实内容和意境，彰显出人的超越性本性和作为“万物之灵”的价值尊严。实践是超越的承载者，自由是超越的真精神，信仰是超越的灵魂。它们的“合”就在于从任何一个核心范畴都能梳理出其他范畴的内容和超越的本真精神。实践、自由和信仰既是可以相互诠释的，同时也是围绕着超越的最高旨趣展开的。

从超越维度来看，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突出地强调了人对世界的改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颠覆。由于他对人的现实关注和关注现实的人，因此他自觉地揭露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提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发展理想，同时又以共产主义和自由王国作为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的维度。

就马克思哲学而言，超越维度虽然不是其核心维度，但是却是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来自哲学本性的天然价值诉求，更来自于马克思致思理路的本真视阈。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理论视角和出发点有所差异，表现为一个由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立场，逐步生成为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探寻的历程。但是应该可以看到，无论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对规律的探寻，马克思从未改变其理论关注的逻辑起点，即对人本身的关切和探求。

二、浪漫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对其精神本质的扬弃

浪漫主义作为一场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席卷整个欧洲的重要思想运动，以对人的关注为切入点，立足于人的个性解放要求，进而展开对于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欧洲社会生活的重要思潮和社会运动。其涉及文学、艺术、绘画、音乐、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因此对于浪漫主义实质和精神的把握就意味着获取了打开这一时期思想宝库的钥匙。

因浪漫主义涉及的领域广泛，故而“浪漫主义（Romantismus）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它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含义，但它基本上是指受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等人的影响，而在部分德国作家、诗人和思想家中蔓延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创作精神。”［2］236本文所涉及的浪漫主义主要包括从卢梭发端，经狂飙突进运动到德国浪漫哲学的整个浪漫主义的历程，其核心领域经历了由文学到哲学的转变。“贯穿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自我’、‘爱情’、‘自然’和‘梦幻’的绝对追求。”［2］238这一时期的文学关注于人的理想、信念等哲学问题的思考，文学的形而上的终极旨趣愈发典型。

浪漫主义哲学作为浪漫主义在哲学领域的展现，对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等终极的哲学问题给予了思考和解答，凸显了浪漫主义的独特视域和价值关切，彰显了哲学的浪漫情怀和浪漫主义的哲学元素。

一直以来，学术界在谈到浪漫主义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时，总是习惯于以“反动”的政治标签来张榜其典型的本质和内涵，这种简单化的标签式定位，粗暴地破坏了马克思思想生成的整体性环境。因此，有学者指出“从1918年梅林撰写的《马克思传》，到后来20世纪中叶科尔纽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基本上都把浪漫主义说成了‘反动的’。只有到后来麦克莱伦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传》，才较为公正地评价了浪漫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3］对浪漫主义的认识不应固守在对马克思诗歌创作的激情灵感的乍现和“反动”的简单化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思潮及其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思想史关联，不把浪漫主义确认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就不可能准确地揭示后者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而难以本真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家形象。”［4］463

关于本文的主题——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性思想，在浪漫主义哲学那里可以搜寻到其与马克思哲学诸多相近乃至一致的看法。换言之，对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研究不能忽视对于浪漫主义哲学超越性源头的挖掘和探寻。

（一）对人的再认识

浪漫主义哲学对人的再认识是与启蒙运动直接相关的。启蒙运动以其对理性的最大化张扬为特质，使理性成为衡量其他一切的准绳。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理性法庭”所彰显的正是这一时期理性的威严和唯我独尊的地位。然而，理性的工具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在对理性顶礼膜拜的同时自然地降低了人生境界追求的高度。正如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所言：“左右启蒙运动者的乃是经济的原则，所以这个原则也是精神的，只能解决尘世间事务的能力，即身陷于纯然的有限性囹圄之中的理智，启蒙运动者们在其间把它也投入了使用，并借此贸然直取理性最高的任务。”［6］在施莱格尔看来，对“经济的原则”的固守则会使人只关注凡俗的一切，深陷有限性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因此，人们必须努力葆有崇高、神圣的存在本质，从而实现对“经济的原则”的全面超越。

关于浪漫主义所面对的这一问题，有学者从时代精神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古典主义者（席勒和歌德），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谢林）或者绝对主义者（特别是黑格尔）都试图从哲学上说明，人的‘解放’需要一种‘综合’”［7］在浪漫主义的视阈中，人的存在与本质处于对立的状态之中。故而“存在成了失去了想象、也就是失去了诗性维度、失去了理想维度的现实存在。”［8］工具理性的滥用无疑加剧了人的对立与分裂的状态。因此，浪漫主义者对于人性分裂的现实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剖析。其中尤以席勒对于这一困境的批判对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形成影响最为直接。

在席勒的思想体系中，美学居于核心地位，而他的美学又是以人为中心。因此，席勒思想中充满着对人的深度剖析和立体解读。席勒首先强调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人对自然状态的改变和自身道德必然性的境界提升。他明确指出，“使人成其为人的正是在于，人没有停滞在单纯自然为他所造成的状态中，而有能力通过理性重新退回去采取自然与他一起预期的行动，把需要的产品改造成为他自由选择的产品，并且把肉体必然性提高到道德必然性。”［9］5然而，现实却是肉体存在的现实性和道德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席勒展开了对人性分裂的批判。在他看来，现实一览无余地展现出了一派颓废和堕落的景象。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的粗野与所谓文化精英阶级的文弱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整体性的人类堕落与时代腐朽。

现实的不堪使席勒加强了对人性分裂反思的力度，他认为正是文化本身造成了人性目前如此的分裂和创伤的现实，并且文化的发展愈发凸显出破坏的一面，使人们的活动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造成了人的片面性发展，受制于外在的主宰者。他说：“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发动起来的齿轮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压在他的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了他的职业和他的知识的一种印迹。”［9］14－15人的碎片化存在使人 感 受 到 的 只 是 生存的嘈杂和自我和谐本质的丧失。不难看出，席勒关于人的碎片化的描述和马克思有关人的异化生存的思想二者在研究视域和观点上有诸多相近或一致的看法。因此有学者指出，“提出人的存在的二元分裂及其弥合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的独特发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得益于浪漫主义的深刻启示。毋宁说，马克思在思想上的特别贡献不在于发现了这个问题，而在于为它的真正解决开辟了现实的可能性。”［4］471

（二）“反讽”的精神追求

如前所述，在席勒等浪漫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再认识的思想中已然充满着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然而这样的批判更多发端于文学和美学的视角，全然哲学的批判则是肇始于浪漫哲学“反讽”及其对现实的运思。

关于“反讽”，马克思在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和评价。“苏格拉底的讥讽，——即一种辩证法圈套，通过这个圈套，普通常识应该摆脱任何僵化，但不是要弄到自命不凡以为无所不知的地步，而是要达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真理，——这种‘讥讽’不是别的，正是哲学在其对普通意识的主观关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它在苏格拉底身上以一个讥讽的人、哲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从希腊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它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的；在我们这里，作为一般内在形式的讥讽，是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但是在客观上，就内容而言，不论是轻蔑乃至憎恨普通常识的赫拉克利特，还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的泰勒斯（尽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都知道他不能单靠水生存），抑或是费希特及其创造世界的‘自我’（尽管连尼古拉也知道他不能创造世界）——总而言之，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讥讽。”［10］引文中所译“讥讽”即现在通译之“反讽”。本文之所以把这段内容完整地摘录下来，是因为通过这段马克思的论述的探究，可以清晰地掌握马克思对“反讽”的基本态度，并从中找出马克思哲学与浪漫哲学在“反讽”主题上的内在关联性。

在马克思看来，苏格拉底的“反讽”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于获得外在的普通常识，而在于获取“内在真理”。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内在精神的代表。在他那里，人成为了哲学思考的真正出发点和归宿。“苏格拉底的古典反讽力欲摧毁对人性的自负，告诉人们不要以为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这恰恰是现代人的自我想象），人不是神明；而人的生存境遇中存在着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谬，反讽就是对人类这种真实境遇的摹仿。”［11］在施勒格尔这里“反讽”摆脱了外在方法的局限，直接进入到哲学的序列当中，“反讽”既是哲学形态，也是哲学的实质内容，最终成为个体精神诉求的形而上学的源头。因此，透过上文所引马克思这段论述，不难看出，从苏格拉底到施莱格尔无不关注人的内在性，人的内在性归宿是“反讽”的核心内容。他们希望通过“反讽”的历程来实现对现存的摧毁。对浪漫哲学而言，还有构建新的理想维度的内容。“浪漫主义不仅总是推倒偶像，而且总是确立理想，不论是推倒偶像还是确立理想，都是直言不讳、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支吾躲闪。浪漫主义讽刺不单单是摧毁性的——它负有整顿世界史秩序的使命。”［12］从对浪漫主义这一本质精神的解读中不难发现，其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契合，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对于浪漫主义精髓的吸取。

“反讽”对于内在性的强调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为前提的。主体性的彰显使人们可能从“纯粹为生活而生活”的生活样态中解放出来，从而担当起“整顿世界史秩序的使命”（古雷加语）。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主体性通过无产阶级得到了全然的显现，“马克思的任务是创造新的诸神，创造一个灵验的救世主，一个神圣的力量——无产阶级！”［13］

马克思承袭了浪漫派对人超越性视域的解读，剔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成分，铺陈出了人的理想维度。“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吸收更多地放在了当下还无法实现的自由王国之中，也就是放在了遥远的未来。”［11］因此，浪漫主义给予马克思哲学的是对神圣远景的执着期待。

不难看出，浪漫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形成既提供了独特的批判性研究视域，又丰富了对人的内在精神本质的真切认识。浪漫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重要精神资源构成人们理解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话语氛围和思想意境，虽然它未能直接赋予马克思哲学有关实践、自由和信仰的核心理念和内容，但是它却为马克思及其哲学思想敞显了理解实践、自由和信仰的本真性视阈，从而使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现实的理论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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