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1］485的草堂时期，杜甫暂时享受到了独在烟尘之外的安逸宁静的生活。草堂时期虽然短暂，却是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杜诗而言，草堂时期杜诗的题材、内容、体例、风格等较入蜀之前有较大的变化，特色迥异。其中草堂时期杜甫所流露出的隐逸思想及其起因、表现、影响等尤受后世学者关注，著述繁复而又论说纷纭。争议的根源在于杜甫此期生活、思想、心态的变化。草堂远离战乱的中原，杜甫远非像诗中所描写的“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独酌》）以及“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其一）那样真正的闲适自得，杜甫始终处于精神困境之中。

一、杜甫栖居草堂的原因

要深切体察杜甫成都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可先从他定居草堂的原因和目的来考察。

（一）杜甫定居草堂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的困顿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家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直是其人生的理想。步入中年尤其是困守长安的十年，杜甫更多地体验到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寄人篱下的屈辱，使杜甫积育了“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的悲愤，也使其经历了“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以及“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人生大难。安史乱发，《羌村》、《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诗写出了政治的多难和民生的多艰。华州辞官，乾元二年7月杜甫携家往依秦州，10月转奔同谷，在同谷杜甫陷入了“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的生活困境之中，《旧唐书·杜甫传》则记载了杜甫此时的生活状况：“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2］5054。虽有些夸张，杜甫生活困顿艰难却是事实。为生活所迫，杜甫“不畏道途远”（《泥功山》）“无食问乐土”（《发秦州》），12月又远赴成都，《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7首、《秦中杂诗》20首等一系列诗歌，描述了杜甫“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悲痛。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终于到达了成都府，并在第二年即上元元年（760）暮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修筑草堂，使“饥饿穷山，流离道路”的生活终于告一段落，开始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草堂生活。总之，战乱的年代、个人生活的穷困是杜甫定居草堂的主因。

（二）杜甫定居草堂并非归隐

成都的富庶繁华，浣花溪水的美丽清幽，生活的衣食无忧，使诗人暂时享受到了难得的安逸和宁静，《旧唐书·杜甫传》中也记载了杜甫定居草堂后的状况，“甫于成都浣花溪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2］5054，生活环境、思想情怀的变化使得杜甫表现这种生活和情趣的诗篇与以往不同，诗作中展现的乐趣和自得，所描绘的生活情境，所流露的潇洒情趣，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风格，在充满忧患苦难的杜甫诗史中显得那样独具特色，冯至先生将杜甫这种变化看作是“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3］216，但这种变化并非像胡适所说的“杜甫过的真是田园生活，他的诗真是欣赏自然的诗”［4］276。杜甫在《江村》、《堂成》等诗中表现出的怡然自足之感和陶渊明那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闲适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春归》一诗，《杜臆》曰：“‘苔径’、‘茅檐’起句，是追忆草堂花竹之盛，别来三年，甲子频换，今始得归，到日忽值春华，旧时花竹，存者必复生发，江边故石浅沙，依然如故，倚杖而看，倾壶而就，如见故人，即远鸥、轻燕，各遂其性，与人意合，而喜可知己。因叹世路多梗，吾生有涯，莫思身外事，且饮生前酒，醉醒辗转，有兴可乘，即此为家而已，非不思故乡，而奔走已倦，暂得息肩，亦足乐也”［5］189。同样的情景、同样的写法也呈现在《野老》等诗中，在春江晚景与漂泊旅情的对照中，诗人杜甫“几于泪痕湿纸矣”［1］617。

总之，草堂乃是杜甫久经流浪后的暂时安逸之所，杜甫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想真心归隐，杜甫是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的。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艰辛、流离之后，杜甫眼中的草堂生活过于理想化了，草堂只不过是杜甫苦难心灵中的一丝慰藉，唯其如此，杜甫栖居草堂后的精神苦恼才是无法排解的，“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两首》），这才是杜甫心中无法排遣的真正苦痛。

二、杜甫草堂时期的矛盾心态

定居草堂，杜甫并没有完全忘却尘世，此期杜甫既有身处安逸生活的自得，也有关注时事反思自身的愤懑，“睹景则销愁，思家则生愁”的矛盾心态，情感归属上的困难，使杜甫陷入了精神困境之中。

（一）闲适惬意、悠然自得的草堂生活的展现

定居草堂生活得以片刻安宁，有友人的施舍和供给，杜甫也前所未有的体会到了生活的平静、安逸和欢乐，甚至流露出了知足常乐的情趣。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田舍》）；“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同时杜甫在与南邻北舍相邀交往中获得了无尽的欢乐：“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酣饮之极，以至于“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南邻》），这些都展现了轻舟泛水、邻里娱乐的朴实的江村生活。

在这种生活情趣中，杜甫以平和、自适的心态描写着江村景物之可亲可爱和质朴自然。如“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仰蜂沾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田舍》），以轻松的笔触，描绘出了江涨柴门、迎风雨燕、逐浪鸥鸟、鸬鹚晒翅、杨柳绿枝、枇杷幽香等江村景色。在这样的“诗中有画”的境界中，那花鸟春风、杨柳禽鱼，都体现出诗人杜甫愉快、平和、自适的心境。这一幅幅美丽的江村风景图画，表现了杜甫在草堂生活中的闲暇、欢乐，这是饱经忧患沧桑的苦难诗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一次释放。

（二）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凄凉情感的展现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这种生活表现了诗人杜甫在离乱之后暂得安宁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流露出些许自足的意味。但作为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人，他的精神情感却绝不可能只满足于此。

杜甫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原，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却仍然关注着战乱的社会和动荡的朝廷。虽写出了美丽的风景和自得的情趣，但诗人杜甫的心态不可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内心深处忧国爱民的情节是难以消除的。就这一点来说，杜甫的精神倾向和他的现实生活状态发生了错位。造成这种错位的主要原因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情感取向背离了社会为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经历战乱流离之后，面对真淳朴素的生活环境，杜甫尽量地贴近自然，贴近真淳安逸的生活状态，但这些并非杜甫主动追求，他的一切情感和行动都烙上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理想的痕迹。对理想的坚守和对政治的关注，使杜甫虽然欣赏和自足于所面临的生活状态，却不能完全融入到当下所处的生活之中，这就是杜甫痛苦的渊薮。所以远离战乱的草堂生活使他身心愉悦的同时，更使他因远离中原和朝廷而愤懑孤独。

杜甫虽然在一些诗作中展现了江村生活的安逸和思想情趣的闲适，但这种生活更加反衬出了杜甫流落他乡的境地和久客思归的心情。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归雁》），那北飞的大雁也更加出发了“万里客”的诗人期盼乱定归家的情怀。“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出郭》），想到战乱未平自己客居他乡、兄妹分散，自己又老病孤贫，相见遥遥无期，自己就“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遣兴》）。“寂寄春江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蹙眉”（《江亭》），在这首诗中，诗人以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衬诗人流离失所的境遇，以春光的晚景反衬诗人岁月流逝人生迟暮之感。用江东概指中原故乡，以中原的战乱反衬诗人流落他乡的苦痛。“恋阕丹心破，沾衣皓首啼”（《散愁二首》）以及“江城今夜客，还与旧鸟啼”（《出郭》）等诗作中的悲凉、伤感，才是草堂时期杜甫这位客居他乡的老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三、杜甫复归草堂后的困惑

杜甫栖居草堂无法忘怀政治。一方面杜甫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真心归隐，陶渊明任情适性的快乐并不是杜甫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理想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精神情感也使杜甫无法“独善其身”，儒家的理想和道义影响着杜甫的现实生活和情感倾向。杜甫在草堂期间曾入严武幕后又辞归草堂，代宗宝应元年七月后因避成都徐知道叛乱而在梓州、阆州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又复归草堂，这两段生活经历使杜甫参与了政治，结交了政治中的各色官员。《九日》、《早秋苦热难答相仍》、《遣闷呈严公》、《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立秋雨院中有作》、《初冬》诸诗，表达了幕府公务繁重（陪客、迎送等）、沉沦下僚的境遇与杜甫的政治愿望相悖的烦闷情绪。《春归戏题恼郝使君兄》、《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等诗，表达了杜甫对那些只顾自己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官员的愤怨和对国事的忧虑。复归草堂的身心愉悦之感再次释放出来：“苔径临江竹，茅檐覆地花，别来频甲子，归到忽春华”（《春归》），“入门四松在，步展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裙，邻里喜我来，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需”（《草堂》），草堂的自然风光、邻里风情依然是那样美好，使得杜甫心情舒畅，创作了《到村》、《绝句》、《营屋》、《长吟》等诗，叙写了回归草堂的喜悦。

然而喜悦只是暂时的。陶渊明于政治现实失意之后，创造了自己心中的一片乐土——桃花源。成都草堂并不是杜甫的“桃花源”。由展现草堂的安逸宁静到对政治、朝廷的忧心关注，还不足以满足杜甫的情感需求。“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矛盾痛苦的心态使得杜甫对长安、对中原、对故乡的忧思愈加深重。“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哭大江。……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炙天边行》）。这位时时自称“江边老人”（《释闷》）、“天边老人”（《天边行》）“思归客”（《江汉》）、“万里客”（《归雁》）的诗人，最终离开了成都草堂，走上了“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的回归中原的漂泊征程。

尽管中原战乱并未平息，政治并未清明，但心系朝廷毕竟是杜甫一生的情感支柱。从这个角度看，辞幕重归草堂只是加重了杜甫情感上的困惑，草堂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

［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冯至．杜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4］胡适．白话文学史［A］．胡适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王嗣奭．杜臆［M］．北京：中华书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