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春

(忻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山西 忻州 034000)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巨星，这不仅因为他全面的艺术实践，对诗词文革新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因为其独具魅力的人格、豁达的胸襟而深受后人推崇。这种人生境界可概括为无为、淡泊、超脱。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坎坷、大起大落，终其一生又是乐观的一生，积极进取的一生，极不平凡的一生。历史上许多学者认为苏轼是“三教合一”的代表，把儒家独善其身的独立精神人格与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以及佛家宁静淡泊的心态联接在一起，建立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仕可隐的自然人生哲学。我认为道家超然物外、物我其一乐观胸怀，对人生永不言弃的执著，向往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对他的人生影响尤其深刻。本文将从苏轼人性的回归、与道的自我融合、走向逍遥三方面论述接受道家思想的心路历程。

一、人性的回归

苏轼入仕后，并没有束缚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上，没有把仕途看作是实现人生的唯一追求，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能否出仕完全在于时代，入世与出世一方面由外在条件而定，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自身。这与道家思想中的“无为”特别相似，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特别是“乌台诗案”后，他对官场有了进一步认识，朝廷所谓的为国家选拔人才只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让其心悦诚服地为统治者卖命，成为忠实的奴才。而苏轼个性鲜明，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有独立的政治见解，一心想做安邦定国的治世之臣，不满于作驯服的工具，必然遭到当政者的嫉妒和防范，统治者对文人授予高官厚禄，一旦及第便飞黄腾达，套上名利的枷锁，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甘心出卖人格，苏轼对这种人生产生了的怀疑，最终借助道家思想的调节，达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统一。

新法开始后，苏轼的政治事业急转直下，从偏僻的黄州、惠州、一直到天涯海角儋州，谪居南荒12年之久，政治上被贴上“奸党”。困难没有压倒苏轼，九死一生的苏轼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这些都是他在贬居黄州期间所作，此时的苏轼已厌倦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希望能回做真正的自我，返朴归真，苏轼已不自觉地向老庄靠拢了。在惠州，他自嘲“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对人生的多角度思考，使他度过了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难关，从未被苦难击倒。

二、苏轼与道的自我融合

苏轼反对异化，主张回归到真我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庄子关注个体存在意义，要为个体存在寻找归属，他以“为个体立命”为己任，反对人被外物所支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哉!”[1]98他主张破除这种“役于物”的假我、非我状态，返回到自我本身。生命的存在不光是为别人活着，要活得真实。

饱经宦海沉浮后，苏轼对仕途有了新的认识。能上则上，不能上则就地休息。人生又何尝不是，人们总是不自觉地画地为牢，在自设的牢笼中难以自拔。其实换一种活法便能从中解脱出来，人一旦摆脱了欲望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便可真正享受人生。苏轼为官几十年，浓厚的书生气，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官场。中国历代文人中，苏轼的政治遭遇是比较坎坷的，他年少得志，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也对他极力称赞，连仁宗皇帝也赏识有加。踏入仕途后，苏轼不自觉地陷于党争之中不能平静。先是被奸佞小人诬陷入狱，堂堂知州一下子成了阶下囚。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最终留得一条活命。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官职卑微，俸禄极少。以后又换了些地方，都不如意。六年后，神宗驾崩，高太后执政启用旧党，苏轼奉诏进京，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连升数级，还当了哲宗皇帝的老师，一时恩宠有加。然而等到哲宗亲政，革新派得势，罢黜元祐党人，把他贬到惠州、儋州，一贬再贬，远离政治中心。在儋州，他以六十余岁的高龄过着“日啖薯芋”的贫穷生活，幼子夭亡，侍妾早逝，终于等到了雨过天晴，徽宗即位，赦免元祐党人，六十六岁的苏轼遇赦北归，却死在路途之中。在死后的七十年里，他又不断获得赐封殊荣。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一生。身前历经坎坷，死后备受殊荣。

然而，苏轼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乐观、上进、积极进取。他身处逆境，却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身在宦海，却能做到“身仕心隐”。我们经常说“身不由己”，其实心灵的自由是可以保持的。苏轼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仕途中保持自己的本色和心灵的相对安宁。苏轼自己也说过:“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可见在他眼里名利都是虚幻的东西，过分沉溺于此，必定会迷失自我，最终受其束缚而难以自拔，他要像庄子一样过一种逍遥的人生，在人生中把握生命的真谛。

苏轼鄙视世俗名利，但并没有抛弃社会，而是在深刻地认识社会之后，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能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事物。就像大海会起波澜一样，官场永不平静，面对官场的矛盾和生活的坎坷，苏轼是这样看待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虽有不如意，但总会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一切都会过去，东坡的乐观、旷达正是逆境中最宝贵的。这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当一切都归于平静时，那就是“人生如梦”。他主张一切顺其自然，不必过分强求，就如——“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人要学会欣赏美，要学会享受生活。苏轼在道家影响下并没有失去对社会的关照，而是更进一步用圆润和谐的人生态度对待社会。

道家用相对主义的观点看待万物，它认为人是很渺小的，而宇宙是神秘和无穷的。《赤壁赋》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苏轼用辩证法看待周围的一切，对宇宙浩瀚无穷的感叹，对个体生命短暂的无奈，对万物轮回的羡慕。宇宙万物是无穷而又伟大的，它包容和蕴涵着许多人生的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身处不同地方，毕竟有相同的思念，这是一种文化信仰。在道家看来，“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在现实和人生中不如意的苏轼，从道家思想中找到安慰。

三、走向逍遥

道家思想博大深奥，苏轼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吸收，道家精神的本质是强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庄子崇尚自由，他说:“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2]55苏轼没有庄子那样厌世，道家思想则更多地作为他理想与现实冲突时自我解脱的工具。这种人生态度，对后世的文人影响极大，使他们在人生失意的时候能够不愤世嫉俗，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这不是逃避，而是在洞察整个社会清醒后的无奈。由于有了这种生存方式与生命智慧，所以苏轼的一生，既是面对现实的一生，也是超脱的一生。不管贬到什么地方，不管经受怎样的人生考验，在日常生活中，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清风明月中，他都能发现美，这是常人难以达到的。依靠这种生活情趣，苏轼的人生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达到了不朽。

在庄子看来要达到逍遥最根本的办法是“无己”，他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45。要实现自由，人们必定从思想上解除自我束缚，从精神上超越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苏轼则在接受庄子虚无主义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可仕可隐、可为可不为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即所谓“寓于物而不居于物”。你可以借助于这个物体，但是你不能依赖于这个物体，什么时候都是相对独立的;物体只是辅助物，你又要及时脱离出来。他登庐山时写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谓“当局者谜，旁观者清”;往往我们对一个事物太熟悉时，是看不清它的，只有在一定的距离和一定的角度，也许会体会得更清晰。

苏轼不仅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且有独立的政治见解，生活在党派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却依然要坚守节操，不随波逐流，这就不能不蒙受政治风险，所以他在仕途中屡屡受挫。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屡次的挫折和打击，希望与失望，亢奋与孤苦，长时间的交替，促使他从生活实践中去探索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形成一套从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性格逐渐趋于旷达，常能保持着爽朗的精神状态。苏轼之所以能如此，即源于他本性中自有的儒家用世之志与道家旷达超脱之精神这两种不同的性质。被贬后的苏轼，终于可以跳出名利的枷锁静观社会人生，体悟道的存在和逍遥。苏轼之所以能如此，道家思想中“顺其自然”正好适应了苏轼的境遇和精神追求，为饱受苦难的心灵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

儒家入世，佛家避世，道家厌世，以苏轼的悲剧性的人生遭遇看，他似乎早应告别朝堂，隐居山林了，然而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一生都在积极地实践着儒家的“济世安民”的思想。苏轼21岁入仕，至64岁病死，始终守护着赵宋王朝这条航船，实现着“水手”的使命。在朝为官，刚直不阿，坚持己见;外放地方，修湖造堤，造福桑梓;流放海南，收徒讲学，名扬蛮夷，实践着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治国安邦的价值。不同于陶渊明几仕几隐，最终告别了官场，迷恋于田园山水的清净，固守于粗茶淡饭的清贫，悠悠于精神世界的满足，“万事到头都是梦”。然而苏轼一生都以“功业”自许，有时是“身仕心隐”，在实践着自己人生理想的同时，依靠着道家思想的调和，做到了坚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被贬后苏轼诗风趋于平和，在风格上与陶诗相近，数百年后的苏轼把陶渊明当做自己的知音。他与陶渊明在心灵上是相通的，价值取向却不一致。陶渊明在把握人生自由、真纯的基础上毅然与社会决裂，苏轼在看透了社会的冷漠选择了自我安慰与超越。这样，抱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处世态度，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愈合心灵的创伤，同时在达观中保持一种无所畏惧的人生理想。

苏轼的精神和艺术虽然历千年，但却弥显其内核的珍贵。我们可以说，苏轼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是许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洞察了社会、人生的一切，既在政治功业中执着向前，建立功业，又在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中实现不朽，在历史长河中显示出个体的无限风采，他让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功业都能在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中达到和谐。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才能在宦海沉浮和人生巨变中做到了从容、淡泊、旷达。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是历代知识分子人格风范的楷模。

[1]张默生.庄子新译[M].济南:齐鲁书社，1980.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