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歌舞商业化发展原因探析

2013-08-15白盼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6期

白盼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宋代歌舞是在唐代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唐代宫廷歌舞的规模宏大绚丽多彩相比，宋代宫廷歌舞的规模和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宋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宋代歌舞向商业化发展，开启了元明清以来民间歌舞的隆兴。

一、宋代政治稳定，经济的发展为歌舞商业化发展提供了生成环境

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局面，宋太祖制定的一系列国家制度，推动了濒于崩溃边缘的社会发展。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年）渡江，至绍兴八年（1137年）定都临安（今杭州），南北议和，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致力于发展江南经济。两宋历经320年，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之一。虽然评价经济发展的指标有很多，但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里，人口的多寡无疑是衡量一个朝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据统计，两汉人口最高约为6000万，唐朝开元、天宝之际的人口或估计为7000万［1］，而宋代自宋仁宗时候起，户数就超过了1200万，已超过了汉代，与唐朝相当，到宋徽宗年间，户数超过2000万，比西汉多70%，每户以5口人计算，人口已超过1亿，远超过汉唐，几乎是汉唐的2倍［2］96。不仅如此，宋代的商品化经济也迅速发展，首先表现为宋代城市居民人口迅速膨胀，以南宋临安即现在的杭州市为例。关于杭州当时的人口规模，目前学术界有500万～600万和150万两说并存，考虑到宋代作为建城于丘陵地、比低平地人口集约化程度低的情况，杭州总人口500万～600万说有失偏颇［3］。那么我们在这里以后一种说法为准，即当时杭州市的人口为150万左右。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才能与之相比。宋代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大城市人口的众多，还表现在与广大农村关系密切的草市、镇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也逐渐改变以往把商业视为末页的传统观念，官僚、宗室、地主、手工业者、部分农民、僧侣等社会各阶级竞相投入商业领域，宋朝出现了经商的热潮［2］323。在城市中，宋代打破了坊市的限制，街上各处可开店铺，没有时间的限制，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时间的保证。宋代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经济的迅速繁荣发展，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极大保障的同时，也为宋代歌舞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证。

二、市民阶层的充实，城市中瓦舍勾栏，茶馆酒肆，节庆庙会的发展为宋代歌舞商业化提供了消费人群和场所

（一）市民阶层的充实

在经历了晚唐五代的社会离乱之后，魏晋以来盛行的豪强地主庄园式经济瓦解殆尽，“两税法”的实施使土地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到宋代，统治者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制定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土地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同时阶层身份的界限相对宽松，出现了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城市中除原有皇族、贵族、居民外，大量失地无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加入了市民的行列。经过文献的记载推算，城市中的居民阶层大体上分三个层次：上层市民，由大商人、食利阶层等人组成；中层市民，由普通的官吏（宋代的官吏职衔上未达到相当级别，也算作于市民阶层）、中和小工商业者组成；下层市民，主要有脚夫、苦力、僧尼、道士、江湖郎中、算命先生等人群。上面所说的三层次人群构成空前庞大的市民阶层主体［4］。到了南宋时期，大量北方移民和城市驻军也是构成市民阶层的重要力量。市民阶层不同于农民，他们社会视野广阔，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或出卖劳动力能够保证物质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急切地需求文化娱乐，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精神的欢愉和享受。这就注定了只有节庆时才有的歌舞表演，不能满足他们急切的精神需求，瓦舍勾栏这种专业型演出场所就应运而生。

（二）宋代歌舞演出场所多样，为歌舞商品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首先是城市中出现了瓦舍勾栏这种专业型的演出场所。瓦舍也叫瓦肆、瓦子、瓦市，是宋代城市中的商业集中点和固定娱乐中心。瓦舍中有专门的歌舞演出场所称为勾栏。勾栏大多以“棚”为名，例如“牡丹棚”“莲花棚”。以北宋东京为例，东京瓦舍遍布东、西、南、北四城，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就有数十座。其中东角楼街巷的瓦舍最为集中，从“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5］128。其中桑家瓦子、中瓦、里瓦三处，相去不远，却分布着五十余座勾栏，何况勾栏有大有小，“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5］128。这就为市民的观看提供了充足的场所，何况东京的瓦舍勾栏内，店铺鳞次栉比，市民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盛况空前。孟元老曾这样形容瓦舍内的看客：“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5］149这种状况不仅仅出现在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由于瓦舍勾栏能够满足市民们的精神需要，瓦舍勾栏在宋代广大的城镇中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张营业［6］。《水浒传》里对于此有众多的描写。例如河北头一个大郡大名府的卢俊义出门避灾，特地嘱咐心腹家人燕青：“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7］881宋江为了攻打东平府，史进入城卧底，“径直到西瓦子李瑞兰家”［7］905。孟州城里也有瓦子勾栏，那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7］381，顶老是当时对歌妓的一种戏谑称呼。不仅州府级的大中城市，连小小的县城也有不止一座的瓦子勾栏。郓城县那个与阎婆惜勾搭的张文远“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连花荣当过知寨的清风寨都“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饭酒肆”，花荣亲信还引得宋江“在小勾栏里闲看了一回”［7］430。其次，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茶馆酒肆的普遍存在，数不胜数的酒楼为贵族、官僚提供了饮酒、享乐、观舞的温床，也为歌舞伎们提供了展示才艺、维持生计的场所［8］。正如宋人刘子莹在《汴京记事六首》之五中所写，“梨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南宋歌舞比北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歌舞演出常常通宵达旦，热闹非凡。《武林旧事》称赞歌舞表演为“舞绾百戏”［9］187。可见歌舞之精彩。最后，宋代节庆庙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歌舞，这种集市商业化的歌舞表演，带动了更多的流动人口观看和参与歌舞表演。宋代是我国民俗活动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统治阶级规定的节日外，每年大小的节日包括元旦、除夕、上元节、中秋节等，既有节气性的，也有宗教性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各种庆祝活动纷至沓来，而歌舞自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每逢节日，汴京、临安等大城市以及乡村都自发集结一支庞大的表演队伍，组成各自的舞队，游行街市，竞相表演［10］。例如北宋汴京，自元宵节前的冬至就开始搭建山棚、露台等演出场所，元宵节时，游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奇能异术，歌舞百戏”，“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9］156。南宋，元宵节，各种舞队纷纷出街，争奇斗艳，沿街表演可连续十几日不绝。“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钱酒犒之”，“十五日夜……遇舞队照例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至十六夜收队，舞队方散”［11］。南宋词人姜白石在观看了临安元宵节的歌舞之后发出感慨：“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9］156此外，各宗教场所也成了歌舞等技艺表演、流传的场所。北宋汴京的佛教寺院很多，如开宝寺、景德寺、大佛寺、天清寺等，而相国寺是最大的一个。为了吸引香客、兴盛寺院，寺院每个月都要举办盛大的庙会。例如相国寺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大的庙会。庙会上四方货物，歌舞百戏杂陈，游人如织，挥汗如雨，“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同时殿前设乐棚，演出歌舞、百戏“悉南去游相国寺，寺前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5］149。其他寺庙亦是如此，“如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棚，作乐燃灯”［5］149。

三、宋代宫廷歌舞的衰落，民间歌舞的繁荣，使歌舞的商业化成为可能

（一）宫廷歌舞的衰落

1.宫廷雅乐。宋代宫廷内的歌舞主要包括祭祀、朝贺、宴享大典和日常生活所用，主要可分为雅乐歌舞和宴会歌舞两大类。根据“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13］2939，统治者对歌舞音乐相当重视。初见于西周，盛极于秦汉的宫廷雅乐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宫廷礼仪中的必用品，乐舞也是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文舞和武舞等。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不断进行音律的调整、乐器的改制、舞容的辩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宫廷雅乐更符合古代的旧制，利用复古之风来表白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宋代以所谓的“禅让”制立国，又重文轻武，那歌舞雅乐方面就更加重视复古了，以恢复周朝的礼乐为终极目标。以文武二舞为例，宋就使用周代的《八佾》祭祀“伏请南郊太庙文武各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缀各六十四人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执翟，分八佾”［13］2972。在宋徽宗执政期间，音乐政客魏汉律甚至要用“夏禹以身为度”的典故，要求用皇帝的左手中指三节三寸的长度连接起来作为黄钟律管的长度。这样，雅乐政治性极强，娱乐性艺术性渐弱，日渐僵化，衰落不可避免，最终沦为礼仪的符号。

2.宫廷宴乐。宋代的宫廷宴乐的歌舞曲目与唐代存在不少的渊源，它们的素材或蓝本大部分来源于唐代歌舞。宫廷宴乐以继承唐大曲而又有所创新的“队舞”为主，队舞有其自身一套相对固定的表演顺序，具有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它的基本结构固定不变。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歌舞形式的成熟和定型。这种模式虽对歌舞完善定型化方面有促进作用，但也意味着僵化的开始。宋代队舞力求诗情画意，设计上刻意雕琢，这无形中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力量和发挥的空间，使其雍容华贵有余，而生动鲜活不足［10］，衰落不可避免。另外在1125年金破坏盟约，分兵入侵宋之后，宋徽宗下诏改革弊政，废除各个音乐局，并将在大晟府以及教乐所、教坊里的额外人员全部罢免了。宫廷中的音乐歌舞表演力量受到了相当的损失。到了南宋时期，经历靖康之耻的离乱，艺人散落，“高宗建炎初，省教坊”［13］3359。连负责宫廷宴乐的教坊和监督管理机构钤辖教坊所都减省了。

（二）民间歌舞的专业化、商业化繁荣发展

宋代民间歌舞绚丽多彩，热情奔放，村歌社舞空前繁盛。从古人的记载来看瓦舍中表演的节目百戏杂陈，歌舞节目主要有《舞旋》、《舞藩乐》、《花鼓》、《剑舞》、《舞砍刀》等。既有展现舞者旋转技巧身段的歌舞，也有武术化的歌舞，还有带假面的歌舞等，可谓雅俗共赏，灵活生动，令时人儿女相携看市优。这时候很多瓦舍中的艺人已非业余的了，而是专业性的。艺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称作“社会”。南宋临安就有女童清音社、子弟绯绿清音社、遏云社等几十个社会，参加社会的人很多。社有社规，歌舞技艺师徒相传，能使技艺提高并流传推广。这些“社”除在民间歌舞演出赚取生计外，还承接宫廷、官府、驻军等商演，有时在节日里舞队表演。正如前所论述，宫廷歌舞机构减免的减免，艺人离乱的离乱，所以宫廷宴乐也要从民间承应了，宋徽宗时，已有皇帝寿宴，请民间勾栏歌舞艺人进入宫廷表演。至宋孝宗时，宫廷表演竟是从民间“临时点集”［13］3359而成。艺人们要获得相应的报酬，可见民间歌舞水平之高和商业化的程度。除了瓦舍专业商业演出的艺人之外，宋代歌舞还有独立的流动性的艺人，称为“路歧人”或者“赶趁人”。他们走南闯北，演出场所流动性非常大，或在广场，或就近拣一热闹处，或富家婚宴酒馆，到处演出。《武林旧事》里记载：“都城自旧岁冬天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给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9］156“街市处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11］308可见，民间歌舞的演出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歌舞艺人也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职业人。也反映了宋人歌舞伎人的数量之多，发展之繁荣。

四、宋词的发展与歌舞相伴，提升了歌舞的品味

宋代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重文轻武，宋初订立了不杀士大夫，不以言论罪人的祖训，太宗又自我标榜“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14］。政府劝导世人多读书，北宋真宗还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诗句。开科取士的名额扩大，无论士农工商、僧道百家皆可应试，大量吸收中下层人民参政。统治阶级的提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刺激，再加上宋代造纸术和雕版印书的兴盛，使书籍“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15］，奠定了文化繁荣的基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必然要求相应的精神的追求，艺术的升华。宋代上至皇家宫廷宴会、官府燕饮、士大夫雅集，下至瓦舍勾栏，酒楼闹处，无不唤歌舞伎人以歌舞助兴劝酒，以示风雅。而唱词成为社会各阶层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词的歌舞演艺需要，大大促进了词的创作繁荣和发展。宋代宫廷中有各种的小型宴会，这种场合，歌舞唱词是重要的节目。《经筵玉音问答》中就详细记叙了宋孝宗在宫廷举行宴会唱词的过程。“隆兴元年癸未岁，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初盏，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贺新郎》……上注酒，顾余：‘《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潘妃执玉荷杯，唱《万年欢》，此词乃仁宗亲制……上乃亲唱一曲，名《喜迁莺》，以酌酒……’上谓余曰：‘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皇宴间，被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幸勿嫌。’”［16］由此可见，宋仁宗时期，宫廷歌舞以唱词劝酒的风气就很浓厚，仁宗善度曲作词，所作歌曲在南宋时宫廷宴会还在演唱。另外，皇妃甚至皇帝本人亲自在宴会演唱词曲，可见宫中唱词盛行。上行下效，宫廷之中如此，贵族官僚之家更是竞相效仿，北宋名臣寇准，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说：“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柘枝颠’。”［17］《梦溪笔谈》中也说：“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18］南宋时，大贵族之家的宴会歌舞更加豪奢，循忠烈王（张俊）孙张镃曾经在家开牡丹会，宴请宾客赏花，众多名歌舞伎人：“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19］歌舞伎们歌舞伴宴，成为一种风气和卖艺谋生的行业。社会上层名流尚且如此，至于民间瓦舍勾栏酒楼歌馆，歌舞之兴盛，更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词在宋代社会与歌舞伎人联合，成为消费的热点，酒楼妓馆的卖点。“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衙，技管调弦于茶坊酒肆。”［5］114文人士大夫纷纷填词以歌，更有一些词人为歌妓填词，例如柳永常出入秦楼歌馆，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甚至原本普通歌妓，得唱一首柳永新词，顿时身价倍增。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词开始向日常生活靠拢，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而文人士大夫酒宴必招歌妓唱词，即兴创作已经成为宋代放达之风。辛弃疾《菩萨蛮》中记述酒宴中歌舞伎人的舞姿“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宫廷贵族官僚士大夫的词作与歌舞伎人的音乐相结合，提高了宋代歌舞的水平，同时也让歌舞也有了由雅变俗，再由俗变为风雅的过程。宋代歌舞有了更强的商业性，同时也拥有了更为广大的市场，促进其商业发展。

宋代歌舞由开始的以宫廷歌舞为主导，向民间歌舞商业化世俗化发展，到歌舞商业化发展繁荣昌盛，有诸多原因。但其中宋统治阶级的开明政策和大力支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充实和生活富足，歌舞艺人的专业性和演出场所的多样性，文人士大夫的创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歌舞商业化发展实现了双赢的局面，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使表演者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这对于时下我国歌舞演艺事业商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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