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丽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汉中723000）

李宪乔（1747－1797年），字义堂，一字子乔，号少鹤，雍正朝御史李元直之子，山东高密诗派代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召试举人，及第，官广西归顺知州，之后便一直生活于此地。李宪乔对韩愈其人其诗推崇备至，创作上以韩愈为标尺，尤其是在宦游粤西时完成的手批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原本中部分批语被程学恂抄袭编为《韩诗臆说》［1］，笔者也进一步考实了其作者确为李宪乔），阐释韩诗深入独到，很有特色，对韩愈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李宪乔手批方注本原本佚失，文章以《韩诗臆说》为对象探讨李宪乔评点韩诗的成就。

李宪乔阐释韩诗虽不外乎笺诗意、析技巧、评风格，所运用的方法也没有跳出传统诗歌批评方式，如以意逆志、推源溯流等；但李宪乔结合韩诗特点，并在这些方法中融入了自己的诗学观，揭示出韩诗政治理想与生活性情并存之“志”以及蕴藉含蓄又不失《诗经》遗意之美，还发现了韩愈咏雪诗开宋白战体先河之价值。

一、以“以意逆志”法“逆”韩诗政治理想与生活性情并存之“志”

李宪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秉持“诗言志”儒家诗教理论。他认为“诗言志”乃是“诗人安身立命之处”，因而特别推崇“言志”之诗。他所谓的“志”内容丰富，但必须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李宪乔运用“以意逆志”法“逆”出韩诗政治理想与生活性情并存之“志”。李宪乔撰《韦庐诗集》跋曰：

门人吕錞问曰：“每见先生读《曝书亭集》，不数页辄屏去，叹曰没个安身立命处，及得韦庐寄到篇什，则读之忘倦，且于拟陶之作云：‘此是敬之安身立命处。’然则韦庐之诗岂胜于竹垞耶？”答曰：“竹垞学富而才雄骜，辞华而调铿锵，攀谢援沈，规橅盛唐，为一代作手，夫岂韦庐所能逮？虽然，古所谓诗言志者，非仅铸为伟词，扬诩盛气已也。必将有生平心力之所注，至真至确不肯以庸靡自待者，宣泻流露于吟咏之间，乃所谓志也……”又问：“诗中何以为安身立命处？”曰：“难言也，故即子所易明者，世有恒言曰：李、杜、苏、韩……若韩《悲二鸟赋》、三上时相书啼饥号寒，大声疾呼，竹垞似犹未至于此。乃甫为近侍即激切谏急，患难死生不为移变，及后还朝而峨冠玉佩反引为愧然。后知昔之皇皇无君之凿枘不入，皆与孟子同揆，即能志孟子之志者也，此昌黎之安身立命处。若苏则进身最早得遇甚隆，是与三子不同，故初无抑郁忧幽之感。……万死投荒甘之若饴，乃与韩子同揆，即能志韩子之志者也。此东坡之安身立命处。”又问：“唐宋迄今诗人多矣，必如四子，然后为有安身立命处乎？”曰：“亦不必然。人之所处有不同……”又问：“《韦庐集》中何所见？”曰：“在性情，不可以章寻句摘。然如书怀诗、杂诗，及云‘雪中有高士，萧然自怡悦。’……‘勘破是非堪一

笑，相亲只有读书灯。’亦可以见其志矣。”［2］223

此为李宪乔师徒二人关于诗歌如何“安身立命”的一次讨论，实际上是关于诗歌是否言志、何谓言志的话题。李宪乔的回答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他认为“诗言志”是“诗人安身立命之处”，诗歌必须言志。他盛推言“志”之诗，以李杜韩苏为尊。但在他心中，唯独韩愈“能志孟子之志”。苏轼的“万死投荒甘之若诒”也是“与韩子同揆”，“志韩子之志”，明显体现出他对韩愈尤为崇拜。二是从他所举例子可知，他认为“诗言志”之“志”既包含作者的政治理想抱负，即儒家的正统思想，能传孔孟之道，如李杜韩苏关心民瘼之志，也包括日常生活琐事中个人的至真情感，如李秉礼集中所见的生活真“性情”。但无论哪种志向的宣泄，李宪乔强调必须是“真”、“至”性情的表露。李宪乔评析韩诗的过程中也一直贯穿着他所阐释的诗论观。

韩愈以儒道自任，其诗歌所体现出来忧国忧民的思想，重振儒学以图革时弊、振兴国家的政治理想，契合了李宪乔所崇尚的“诗言志”中政治之“志”。在李宪乔心中，韩愈被推崇为圣人，“与孟子同揆”，“昌黎之安身立命处”是“能志孟子之志”。李宪乔曰：“韩郎与荀令，世好异吾侪。”［3］20此诗中，李宪乔又把韩愈与荀子并论，可见在其心中韩愈地位之高。李宪乔解析韩诗常用“以意逆志”法“逆”出韩诗中体现政治之“志”的一面。如评《出门》诗曰：“此等诗即见公安身立命处。”再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评曰：

七古中此为第一。后来苏子瞻解得此诗，所以能做《海市》诗。“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曰“若有应”，则不必真有应也。我公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忽于游戏中无心显露。“庙令老人识神意”数语，纯是谐虐得妙。末云“王侯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我公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节操，忽于喜笑中无心显露。公志在传道，上接孟子，即《原道》及此诗可证也。文与诗义自个别，故公于《原道》、《原性》诸作皆正言之，以垂教也；而于诗中多谐言之，以写情也。即如此诗于阴云暂开，则曰此独非吾正直之所感乎？所感仅此，则平日之不能感者多矣。于庙祝妄祷，则曰“我已无志，神安能福我乎？”神且不能福我，则平日之不能转移于人可明矣。然前则托之开云，后则以谢庙祝，皆跌宕游戏之词，非正言也。假如作言志诗云：“我之正直，可感天地；世之勋名，我所不屑。”则肤阔而无味矣［4］12。

这首诗作于永贞元年（805年）秋，韩愈和张署奉命移掾江陵府。二人一道离开郴州，途经衡山，一度逗留，写下此诗。诗中托之云开、以谢庙祝，实是作者奉守儒家思想的精诚所致。借助这些戏语，传达作者的道统思想，体现其“恻怛之忱，正直之操”。苏轼评其“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李宪乔正是以作者之“意”，透过游戏语言的表层，深入恰切地“逆”出此诗的言外之“志”，即“公志在传道，上接孟子”。这正是他在《韦庐诗集·跋》中论述韩愈承孟子之志观点的体现，也是其他评、注家分析韩诗时所极少涉及的。《秋怀诗十一首》之七，李宪乔评曰：“第七首‘秋夜不可晨’云云，黯然慨然，一肚皮不合时宜，郁郁吐不尽。结云‘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都是无聊赖语，非本志在著述也。”［4］37此诗元和元年（806年）秋韩愈任国子博士时作，作者此时刚由江陵掾召回京。李翱《韩公行状》曰：“时宰相有爱公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抅飞语。公恐及难，求分司东都。”面对谗言，韩愈恐再次落难，不得不主动放弃将要迁升的职事，分司东都教授学生，以远离祸害。李宪乔具有与韩愈相似的经历，李秉礼作《李子乔诗序》曰：“子乔与人诚慤，每为黠者所愚。又以才高为忌者所中，于是复有西隆之役……”［3］168这更有利于李宪乔深解韩愈在此诗中所要表达的真正志向：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谓道出了韩愈内心的苦楚。

李宪乔对韩诗的评析，不仅透过语言表层挖掘出了韩愈关爱民生之政治之“志”，还注意到了韩愈个人生活琐事，即爱才好士、重友情之至情的生活之“志”，这是其独特诗论的体现。如评《答孟郊》诗曰：“‘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二语，写尽东野致功之苦。凡公赞东野处，真实不虚，是真巨眼，是真相知。”［4］3孟郊年长韩愈十数岁，韩愈对其既有长者的尊敬，又有朋友的深情。《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评曰：“公于晋公有知己之分，非同泛然也，故此等诗虽无甚深意而必存。”［4］25裴度对韩愈有知遇之恩，韩愈对其心存感激。李宪乔认为此诗意虽浅，但可作为韩愈对裴度心怀感恩的一个见证。《寄崔二十六立之》评曰：“立之学虽不醇，然已嵚奇磊落之士，又与公同所感，故公深契之。其中若赠彩绯，酬银醆，皆常琐事也。女助帨缡，男守家规，皆常琐情也。正欲使千载下见之，知与崔亲切如此，慨然赠友谊之重，则常琐处皆不朽也。”［4］42在此诗中，李宪乔揭示出韩愈于琐事中表露的是他与崔立之之间的深情。《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诗评曰：“秘书有上公诗云‘不以雄名疏野贱，敢将直气折王侯’，即在此时，而公已成绝笔矣。悲哉！嫉恶之怀，有生已然，好士之心，垂死不倦。呜呼！公乎！如之何无思！”［4］62李宪乔对韩愈流露生活琐事之真情之诗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是看到了韩愈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种评点是李宪乔独特诗论观的体现，历代批注韩诗者无提及。清代如朱彝尊、何焯、顾嗣立、方世举都没有涉及到此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对这些观点都加以吸取。李宪乔的评析丰富了韩愈形象，这对韩愈研究也是一种贡献。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论述，可以总结出李宪乔在批韩诗中所贯穿的诗学观：他认为诗要表达政治理想与生活性情，要流露真感情，而且流露的方式也要真实。对于脱离雅正之情或掩饰真性情的诗，李宪乔一概否定。李宪乔在《偶论四名家诗》中将朱彝尊《怪鸱行》与韩愈《射训狐》、《孟东野失子》比较而论，清晰地呈现了他批韩诗的诗学思想，可作为诠释其诗学观的典型例证，也是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最好总结。对于这三首诗，李宪乔评曰：

昌黎《射训狐》诗所刺者多，所感者大，故言无罪而闻足戒也。即《孟东野失子》诗亦隐鉴天人之理，明贤者处穷之道，特滑稽出之，异于正论耳。若此则绝无感兴深刺，不过以丧子心焦遂听信巫父之忌，欲呈志于微禽，亦失性情之正矣。况又援引《周礼》以自撑架，尤属可笑。《周礼》驱除恶物为万民也，岂为一身一家忌哉？再《周礼》此数条，论者以为王莽、刘歆所增，深为有见。竹垞拘信以饰不正之情，则平日读书功夫亦似卤莽矣［5］。

《射训狐》作于永贞元年（805年），永贞革新已开始，此时韩愈仍在贬地阳山。各注家一致认为此诗有所讽刺。诗中训狐，即鸺鹠，传说是一种恶鸟。方世举阐释训狐拟比王叔文、王丕朋党，魏本集注解释为讽刺德宗时倚裴延龄、韦渠牟之门的浮躁甘尽者，总之此诗“所刺者多，所感者大”，而且还能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元和三年（808年），孟郊数日之内连失三子，韩愈作诗慰之，并且替孟郊鸣不平，认为上天“薄厚胡不均”，以滑稽之言“明贤者处穷之道”，暗含对违背儒家道统思想社会的讽刺。朱彝尊《怪鸱行》中鸱属猫头鹰一类，也是恶鸟。朱彝尊因丧子之痛迁怒于鸱鸟，认为此鸟“本为鬼伯使”，“鸱来命将逝”，又援引《周礼》为佐证，借以驱除鸱鸟，“必覆其巢攻其翅，先王有害务尽除。岂若今人昧兹理，吾将断竹续竹弹以丸”。李宪乔认为“《周礼》驱除恶物为万民”，而朱彝尊驱除鸱是为“一身一家”，“绝无感兴深刺”，还引用《周礼》除恶鸟使“先王有害务尽除”作为理由，强给诗歌笼罩一层光环，反而掩盖了真性情的流露，所以评其失“性情之正”，不属儒家雅正思想的范畴，不符合儒家诗教观。韩诗含有隐鉴天人之理的儒家正统思想，能使“闻足戒”，所以“言无罪”。李宪乔对朱诗的批评不免有失偏颇，这是其恪守儒家正统思想而形成的狭隘诗学观所限。其实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此诗表达丧子之痛，毫无疑问是朱彝尊真感情的流露，不应是“不正之情”，只是用为国为民除害行为掩盖，宣泄形式不恰当而已。同一题材下，朱诗表达之“志”与韩诗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合李宪乔所秉持的儒家雅正诗学观。

清代是“以意逆志”这一批评方法集大成时期［6］。对作品能否“以意逆志”以及如何“以意逆志”，清人进行了深入讨论。如何“以意逆志”？清人总结出的方法之一是“论世忌牵强”。李宪乔分析韩诗时，严格依照此观点。《秋怀诗十一首》之四，李宪乔评曰：“说此诗只可如唐瞽，若必求其事以实之，则难免附会穿凿之病。此仆之读《毛诗》所以不信小序也。小序传出圣门，尚似多所附会，况以千年后人推臆者乎！”［4］37这正是清代“以意逆志”集大成时期学术风气的体现，李宪乔对此种方法的把握恰到好处。

李宪乔能真正从精神上解读韩愈，尽量与其进行心灵对话、思想交契，解读韩诗时，透过语言表层深挖出韩诗政治理想、生活性情之“志”。历来注家也多“逆”韩诗之“志”，但多注意韩诗政治理想之“志”，忽略其生活性情之“志”。

二、以“辨味说”与“诗言志”相融合评韩诗含蓄淡远之风

清初王士禛接受了司空图辨味诗学理论，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形成其“神韵说”的精神内核。之后追步王士禛之人愈来愈多，使这种含蓄淡远诗风笼罩乾嘉诗坛。高密诗派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推崇中晚唐张籍和贾岛，反对诗坛追步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形成的蹈空风气，追求直露平实的诗风。

与高密诗派其他成员一味排斥王士禛“神韵说”不同，李宪乔承王士禛也接受了辨味诗学理论，将之融入“诗言志”的诗教理论。李宪乔撰《韦庐诗内集》跋：

门人吕錞问日：“……诗中何以为安身立命处？”……曰：“难言也，姑即子所易明者，世有恒言曰，李、杜、苏、韩。……”又问：“唐宋迄今诗人多矣，必如四子，然后为有安身立命处乎？”曰：“亦不必然。人之所处有不同，若元道州之志在存恤，耻于躁进；韦苏州之志在恬淡不为物牵；姚武功之轻心尘爵，为文致功；司空表圣之亮执高节，深究诗味；林和靖之追琢小诗，傲睨葛谢；陈后山之矢音酸苦，鄙夷权贵。是皆不渝其志者，余可以此推之。”［2］223

李宪乔与其门人论诗何以“言志”，从其回答中就可看出，他不仅单推儒家诗教观，而且认可委婉淡远的诗风，赞同司空图所提倡的含蓄蕴藉的诗风。李宪乔将“辨味说”与“诗言志”相融合这一诗论运用在韩诗批点中，评出韩诗有含蓄淡远之风格。如评《东方半明》：“此诗忧深思远，比兴超绝，真二《雅》也。”［4］11评《雉带箭》：“诗文之妙，亦只在空处著笔。”［4］5评《三星行》：“此诗比兴之妙，不可言喻，伤绝谐绝，真《风》真《雅》。”［4］25评《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4］49李宪乔分析出韩诗具有含蓄蕴藉的风格但不失《风》、《雅》遗音，一改长期以来对韩诗的贯常看法，认为其险怪雄浑，以文为诗。评《夜歌》：“止三十字耳，而抵得《大雅》一篇，此为厚，此为深矣。……‘乐哉何所忧，所忧非我力’妙在不名言所忧何事。”［4］7此诗是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为四门博士时作，其时王伾、王叔文得宠，公身居卑末，殷忧时局，但非力所能为，因而不用明言忧为何事，忧之意已显。《送李翱》：“短韵深情。”评《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二诗剀切深厚，真得《三百篇》遗意，在唐诗中自是绝作。”［4］6李宪乔评论中既看到韩诗兴象玲珑的风格，又揭示其有《诗经》遗意的内涵。虽不免有过高之誉，但运用这种融通的诗学思想来解读韩诗，较为独到，在韩诗各家批注本中，甚少如此评法。

三、用“推源溯流”法探韩诗开白战体之先河

“推源溯流”法即把一个作家、作品放在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予以衡量评价，也是文学批评中的传统方法之一。早在钟嵘《诗品》中就已运用，章学诚指出：“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7］李宪乔评析韩愈诗歌艺术特点时，也善于运用“推源溯流”法，不仅揭示出韩愈对古人的学习继承，而且探索出韩愈对后人的影响。《韩诗臆说》中李宪乔分析韩诗创作技巧、风格方面，以韩愈为中心，上溯至《诗经》、《楚辞》、史传文学源头，下推至对唐宋以降诗人的影响。李宪乔就韩诗之双向接受史进行考察，以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把握韩诗接受他人与被他人接受的情形，构成一个双向接受史的链条。如评《利剑》诗曰：“此及《忽忽》等篇，古琴古味古调，上凌楚骚，直接《三百篇》也。”［4］2评《古风》诗曰：“此等诗直与《三百篇》一气。”［4］3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曰：“此诗料峭悲凉，源出楚骚，入后换调，正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4］12评《泷吏》诗曰：“此诗变屈、贾之语，而得屈、贾之意，最为超古。”［4］52《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评曰：“其神黯然，其音悄然，其意阔然，得《天问》、《九章》遗意。然以语句求之，则无一相肖者。”［4］53诸如此类评语不胜枚举。李宪乔主张学习古人师古意不师古辞，要翻旧出新，学其“骨”，这同韩愈“陈言务去”一脉相承。他曾在《书王令诗后》中说：“有宋诸子皆学韩，谁其首者梅都官。都官腕有退子鬼，虽无其貌神则完。左苏右石列鼎足，大抵籍岛多酸寒。坡公天授得其气，骑龙披发相拍肩。西江得味坐苦涩，口焦舌敝愁肺肝。对此令人意不快，遗法峻峭留后山。……学韩得骨不用肉，皮毛剥尽犹鑱镌。”［3］11对韩愈学古作品，李宪乔既析出其源出古人一面，又看到它的创新变化，即师古意不师古貌的特点。李宪乔探析韩愈接受古人的同时，又分析了韩愈被后人接受的一面，如评《暮行河堤上》曰：“此诗意兴萧骚，看似无味，而感最深。后来苏子美多拟之。”［4］6评《郑群赠簟》诗曰：“东坡《蒲正簟》诗全从此出，然较宽而腴矣。”［4］18道出了苏轼学韩并有创新的特点。评《和席八十二韵》诗曰：“自宋以来，多学韩体，然无逾欧、梅，梅得其骨，欧得其神也。”［4］55欧阳修得韩神、梅尧臣得韩骨，李宪乔把二人看为学韩最高妙者。李宪乔分析韩诗双向接受史，更有利于确定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宪乔运用“推源溯流”法评析韩愈诗歌艺术特点虽然没跳出传统的窠臼，但他对此法的运用真正渗透到韩诗的特点中，用犀利独到的眼光发人所未发，挖掘出韩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李宪乔通过追源追出韩诗开白战体之先河。如对韩愈一系列咏雪诗，李宪乔评价其开宋白战体之先河，评《喜雪献裴尚书》曰：“白战之令，虽出于欧，盛于苏，不知公已先发之。《咏雪》诸诗可按也。”［4］16又《咏雪赠张籍》评曰：“此与前诸雪诗，皆以开欧苏白战之派者也。其形容刻绘神奇震耀，可谓尽雪之性。”［4］58李宪乔评李秉礼《韦庐诗集》时又涉及到对这几首诗评价，再次详审自己的观点：

千古雪诗，自六朝迄唐初盛而工巧极矣，至昌黎始不得不别开生面，扫除一切玉树银花、柳絮鹅毛等常语，而专以白描写真为尚。后来庐陵倡为白战之令，苏黄皆奉之，举世耳目为之一新，不知此体已肇于韩不自欧始也，韩欧苏黄诸雪诗妙处可并列观之［2］115。

在古代评韩、注韩的诸家评论中，只有李宪乔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归功韩愈开白战之令。宋魏庆之评韩愈雪诗曰：“诗禁体物语……韩退之两篇，力欲去此弊，虽冥搜奇谲，亦不免有‘缟带’、‘银杯’之句。”［8］叶氏评论显然是以偏盖全，完全否定韩愈咏雪诗有白战体特点。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评此诗也引叶氏观点：“此自是宋人论诗之语，唐贤何尝有白战体也！”［9］方氏否认韩诗有白战体特点，且态度更为坚硬。韩愈此类诗实如李宪乔所评，已尽力“扫除一切玉树银花、柳絮鹅毛等常语，而专以白描写真为尚”，虽不是成熟的白战体，但要探源咏雪诗中白战体之发源，不得不上溯到韩愈这一类诗，韩愈的先导作用是不可抹杀的。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10］，以火和雪一类诗为例详细探讨了白战体发展的过程，认为韩愈《喜雪献裴尚书》、《咏雪赠张籍》等咏雪诗已突破传统，跳脱体物之樊笼局限，为宋代欧阳修、苏轼倡白战体导夫先路、发凡起例。其实程文所论实际是在李宪乔的观点上做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此文正是引用了《韩诗臆说》中的观点，但很可惜归功于程学恂，不知这是清中期李宪乔的看法，也没注意到李宪乔在友人诗集中更为详细的分析。李宪乔的评析不仅发掘了韩诗的价值，也揭示了此种诗歌史现象所蕴含的艺术规律。

李宪乔将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与其诗学思想相融合阐释韩诗，更为全面地揭示了韩诗不为人熟知的特点，在韩诗批点中独具特色，对后世韩愈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3）：55－57.

［2］赵志方.李秉礼韦庐诗集校注［D］.南宁：广西大学，2001.

［3］赵黎明.少鹤先生诗抄校注［D］.南宁：广西大学，2002.

［4］程学恂.韩诗臆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李丹平.高密诗派研究［M］.济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344.

［6］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70.

［7］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559.

［8］魏庆之.诗人玉屑［M］.王仲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284.

［9］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M］.郝润华，丁俊丽，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642.

［10］程千帆.程千帆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