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国，武仕祯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青年意见领袖

19与20 世纪之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历着屈辱、苦难、战争。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在欧美文化“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其陈腐保守的痼疾不断暴露。一批带着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被各种新鲜的思想所吸引，经过不断实践与探索，一部分青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文章，街头演讲，课堂讲授等方式，在中国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1］。这一部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相互交流信息、交换意见，并互相影响的青年，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的青年意见领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挫折在贻误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促进了中国先进青年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于1916年改为《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青年救亡图存的探索提供了新的道路。毛泽东作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性概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十月革命的意义被一些思想敏锐的青年知识分子首先认识到，并通过研究，他们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的青年意见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先后经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并在与各种思潮的激烈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确定新的世界观创造了条件，指明了前进方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间的青年意见领袖大都成为党创立时期的领导人，这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有限的条件和星散零碎的资料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并对一些主要内容取得了比较准确的认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不断的发展与创新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2］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3］，“毛泽东思想”概念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理论概括和承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间（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分为5个时期，即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两年徘徊时期。这期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作了重要准备。

1978 年至今，这35年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发展与青年意见领袖的成长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青年意见领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了青年意见领袖，使他们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新道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从日本、法国和俄国传入中国。这一时期，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到过日本留学和生活。这些留日青年意见领袖将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五四之后，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攻读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将他们了解到的观点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和列宁向中国宣传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在赴俄勤工俭学期间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另一方面，青年意见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宣传、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中，青年意见领袖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展开论战，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青年意见领袖先后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200多种；组织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宣传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

二、青年意见领袖的特征

不同时代的青年意见领袖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其能够在众多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成为意见领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共性的特点。

（一）丰厚的文化底蕴

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文化底蕴丰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青年意见领袖所具备的首要特点。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曾多次留学日本，深受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影响”［4］。李大钊，“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开始接触‘新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思想教育”［4］。毛泽东，“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公立高等学校，次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第一师范），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5］。周恩来，1913年8月考入南开学校，1917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1920年12月到法国留学，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组织“旅欧总支部”第二届书记，并创办《少年》月刊（1923年改名为《赤光》），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精通日、英、法、德四国语言。1918年从日本回国后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5］。李达，“长期留学日本。五四时期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5］。由此可见，良好的受教育经历，丰厚的文化底蕴，渊博的学识，是这一时期青年意见领袖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之一，也是鉴别、发现青年意见领袖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先进的社会思想

20世纪初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辛亥革命、“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面对民族危亡，寻求救国方略，探索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青年意见领袖的思想共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民族主义诉求愈来愈强烈，知识分子中青年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旨在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进步期刊、进步社团，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中，认识到了政治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并在对各种学派、“主义”的不断比较、选择和实践中，向马克思主义迈进。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开始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对俄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一批青年意见领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在批判各种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思想觉悟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一步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

（三）突出的意见影响

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除了拥有渊博的学识、较高的思想觉悟，大部分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蔡和森于1919年至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1921年冬回国后，“由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陈独秀留在中央工作。1922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中共二大以后即为中共中央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早期中共重要领导人，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6］31－32。

五四运动以后，戴季陶在学生运动中传播新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除了《新青年》杂志外，《星期评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星期评论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首领或反革命派了。应工人阶级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传来，戴等受此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办了《星期评论》刊，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以前亦为我们的同志，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统、吴明等’。‘我们与戴季陶合作了这一短时期内是有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很快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6］43这里蔡和森提到戴季陶等人的社会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戴季陶等人在当时能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中青年意见领袖的原因之一。

（四）独立的形象感召

勇敢机智、遇事果断、处变不惊、言谈大方、善于表达、宽容大度、刚强不屈、桀骜不驯等是青年意见领袖所共有的气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自幼丧父，与母亲、祖母相依为命。幼年到地主家做陪读，却因地主家的孩子早夭，而遭受侮辱。性格倔强的他宁肯失学也不肯再到地主家去当陪读，这也使他在幼年时期就怀有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孕育了他阶级觉悟的萌芽。中共党员萧楚女幼年丧父，12岁便到木材行当学徒。在求学过程中，因交不起学费，萧楚女曾到武昌中华大学旁听，并被纨绔子弟讥讽为“读揩油书”。但萧楚女并不计较这些无耻谰言，而是竭尽全力发奋苦读。萧楚女在农民讲习所担任专职教员期间，讲课循循善诱、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他的讲课“坚定了学员为埋葬帝国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深受学员欢迎”［7］189。与王尽美、萧楚女不同，彭湃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留学日本。彭湃的生母为贫苦农民出身，这使他在少年时期便开始同情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农民。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投身反日爱国活动，“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8］。“甚至，连彭湃因鼻窦炎住院动手术期间，也有两个日本‘刑事’（便衣警察）‘陪同’。”［7］6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青年意见领袖的艰苦经历相比，当代青年意见领袖在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中，更要以早期青年意见领袖为榜样，发奋学习、艰苦奋斗，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塑造自己作为当代青年意见领袖所应具备的气质形象，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力量。

三、青年意见领袖的培育

党的历史上对青年意见领袖的培育，主要通过思想引领、教育引导、组织吸收、实践锻炼、物质激励等方式。

（一）思想引领

为了团结青年意见领袖，党的历史上特别重视在政治上对青年意见领袖进行思想引领工作，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向青年意见领袖传播真理，提高青年意见领袖的思想觉悟，激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

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就相继成立，成为培育青年意见领袖的重要阵地。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例，自1920年成立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最初不到20人，发展到60余人。该研究会主要采取每周一次的讨论会及每月一次的演讲会的方式，进行固定题目，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以及特别题目，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两类课题的研究。这些社团在青年意见领袖中掀起了学习、研究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成为对青年意见领袖进行思想引领，培育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意见领袖的重要宣传阵地。

在书刊出版方面，有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湘江评论》、《励新》半月刊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随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也相继翻译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版机关报《向导》周报，并创办《先驱》、《中国青年》等刊物。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先后出版报刊34种，1930至1934年，苏区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69种；在白区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著作113种。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报刊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创办的《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等；其他解放区创办有《新华日报》（华北版）、《晋绥日报》等；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党报《新华日报》、党刊《群众》。

总之，党的历史上利用社团、出版报刊书籍的方式开展青年意见领袖的思想引领工作，对青年意见领袖从思想上进行培育，提高了青年意见领袖的思想觉悟、思想认识，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壮大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二）教育培训

中国共产党在对青年意见领袖进行培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办学培训和实践教育等教育培训的方式进行。

办学培训是中国共产党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抗战时期，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20多所学校。为提高青年意见领袖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觉悟，各学校开设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时事政策、中国革命问题，以及相关专业课程。党中央对办学培训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各学校为学员讲授政治军事理论课，并亲自做学员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青年意见领袖的思想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办学培训的方式在新解放区得到推广。在学习、培训过程中，学员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受到革命实践中生动事例的教育。各学校形成蓬勃向上、团结进取的良好氛围，成为培育青年意见领袖的重要阵地。

在办学培训的同时，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深入青年意见领袖，要求青年意见领袖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加强锻炼、改造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革命事业作出贡献。1938年3月，毛泽东在同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学员谈话时指出：“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9］这就要求青年意见领袖投身工农和武装斗争，到革命第一线去经受考验、锻炼成长。到斗争中去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意见领袖进行实践教育的一种方式。

（三）组织吸收

组织吸收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培育青年意见领袖的又一重要方式。大量吸收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入党，不仅发挥了他们在革命中的先锋桥梁作用，而且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使得党员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大为提高。

1925年1 月，中共四大召开，会议决议案首次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加革命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青年意见领袖的党员数量有了很大增长。

1926年2 月，北伐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把大规模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党、团组织，作为北伐战争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使党发展、征集了更多的青年意见领袖，党的队伍在大革命时期迅猛发展壮大。到了1927年五大时，党员数量增加到57 967人，其中知识分子（包括青年意见领袖）党员有11 072人，在全部党员中的比例达到19.1%。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向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意见领袖敞开大门。“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10］青年意见领袖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加入党的组织，为党员队伍输入了新鲜血液。

（四）实践锻炼

注重青年意见领袖的实践锻炼，是中国共产党培育青年意见领袖的重要方式。党大量吸收青年意见领袖参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工作，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并吸引了更多的青年意见领袖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

1935年12 月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郑重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以及技术天才的机会。”［11］1939年12月，毛泽东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党的军队、学校，进入政府工作。党中央领导同志根据青年意见领袖的要求和意愿，由组织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本人特长及工作能力分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尽量做到用其所长、量才使用，使青年意见领袖的特长和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施展。据1939年的统计，在各抗日根据地党政方面中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包括青年意见领袖占到总人数的85%。

（五）物质激励

为争取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党中央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在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青年意见领袖在津贴、衣食住行以及工作条件上尽可能给予照顾，提高他们的待遇。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尽其所能对有突出贡献的青年意见领袖作出奖励。“据1941年7月23日《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对各工厂改进技术的职工予以物质奖励，奖金额最高为300元，为纺织厂技师朱次复所得；其余有150元、50元、30元、20元、10元不等，共有31人受到了表彰和奖励。”［12］82－83

除此之外，党在物资异常缺乏的情况下，尽可能照顾到青年意见领袖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安全。“《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规定：甲类干部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可以一人独住，衣服每年发特制单衣棉衣各一套，在配备勤务员及乘马方面以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家属应尽可能安排工作或进学校学习，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也给予适当照顾。”［12］83

工作条件方面，延安时期，为扩大边区图书馆，订购更多的书刊，毛泽东、彭德怀，以及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纷纷踊跃捐款。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紧张的工作中仍不忘通过各种渠道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光华农场、医科大学、气象台、中山图书馆等收集实验仪器、书刊资料、农作物和牲畜良种，以及药品器械等。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引领、教育培训、组织吸收、实践锻炼，以及物质激励等方式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青年意见领袖进行争取、培育，收到了显著效果，使他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坚定了信念。青年意见领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工作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满腔的热情为党和人民，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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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宏亮.知识分子建党：成功原因与历史经验［J］.社会主义研究，2011（6）：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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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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