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怀忠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留苏热潮，这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今天，追寻历史的足迹，对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再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为中国外派留学生制度的健全、完善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也对我们今天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具有启迪意义。当然，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本身也能够激发中国青年学子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进而推动这一事业不断前进。

一、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留苏热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的知识分子留苏热，是和当时党的号召、人才现状及外交政策分不开的。

（一）向苏联学习的号召，为知识分子留苏指明了方向

（二）人才资源的严重稀缺，为知识分子留苏找到了切入点

建国后，中国面临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社会急需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然而，当时的中国人才资源极其稀缺。传统落后的旧式教育，基础薄弱，不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服务。近代新式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虽然为科技的发展培养有用人才，但是由于“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服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院校的设置是盲目的，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只能培训出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这种通才教育的结果，在旧中国表现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今天新中国正在向着工业化的道路迅速迈进，我们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4］革命战争时期虽然也培养了一些工农革命干部，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局限，培养的人才从专业性来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此外，由于受西方国家敌视的影响，建国之初，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交流被迫中断，在建国前出去学习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归国也因此受阻。正是这些导致了当时的新中国人才严重稀缺，这也为知识分子留苏找到了切入点。

（三）“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为知识分子留苏提供了政策保障

建国前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表现出了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采取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等政策，企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需要有朋友”［2］291。而与此同时，与美国相反苏联则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本着国家利益的需要，新中国如若实行独立自主的中立政策，不仅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且会使中国丧失苏联这一有利的力量，从而会使新中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而且两面受敌。苏联对中国的亲近，使中国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中国共产党也最终确立倒向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1475这为知识分子留苏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发展状况

（一）留苏知识分子发展的初探时期（1951－1953年）

建国之初，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后来中国选派留苏知识分子铺平了道路。1951年第一批375名学生的派出为以后大规模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揭开了序幕，知识分子留苏也随之进入了初步探索时期。由于经验的缺乏，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够细致，如对留学生选拔标准的制定、执行带有极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又加上国内外复杂的局势，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分子留苏工作的开展，这些都导致了从1951年至1953年留苏知识分子选派的规模相对较小，人员数量也相对较少。1951年选派375人，1952年选派220人，1953年有所回升，才达到583人［5］32。

（二）留苏知识分子快速发展时期（1954－1956年）

随着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国内有了相对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中苏关系在各领域也进入了更加亲密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合作的历史时期。同时，随着“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而现实中专业技术人员比较稀缺，比如当时“除了现有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外，在工业、运输、地质、建筑等方面，还需要增加大约三十万新的各级技术人员和一百一十万新的技术工人”［6］。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严重制约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为此，党和政府认为争取多派留苏知识分子才是解决国内科技人才短缺的最有效方法。因此，自1954年起，国家相应的各部门对留苏预备生各个方面的规定都作了更为具体、细致的调整和修改，进而有力地保障了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顺利开展，留苏知识分子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尤其在“严格审查，争取多派”的方针指导下，1954年选派的人数就已经上千，达到1375人，1955年和1956年则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分别是1932人和1933人［7］。

（三）留苏知识分子发展的调整时期（1956－1959年）

从1956年8月起，留苏知识分子的发展进入了调整期。究其原因，在国内，在“以俄为师”的浪潮下，中国高等教育借鉴了苏联模式，基本上完成了对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尽管当时学科专业结构还不平衡，也比较狭隘，但是中国高等院校已经初步具有培养自己所需的专业人才的能力。在国际上，从1957年开始，中苏关系虽然继续向前发展，但由于受国际政治局势、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两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交往，致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逐渐破裂。正是以上原因，从1956年到1959年留苏知识分子的选派数量大幅度下降，又重新回到了50年代初期第一阶段的规模。

总之，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的发展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重新调整三个阶段。从选派人数上来看，明显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趋势。

三、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发展的特点

由于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留苏知识分子选拔的严格性

“够得上入党条件，不一定够得上留苏条件。”［8］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当时留苏知识分子选拔的严格性。为确保其可靠和优秀，国家制定了极其复杂的程序及苛刻的选拔标准。

“现在，我们这里有30多个村庄变成了旅游专业村，包括石头村、软籽石榴村、齐长城村、画家村、摄影村、奇石村等。我们尽量挖掘文化要素，基本没有同质化的村庄，使游客始终有一种新鲜感，回头客不减。”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加福说，有温度的产品、有文化的包装、有品质的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可带走的记忆。

其一，政治审查严。政治可靠、思想品德优秀是选拔留苏知识分子的最重要标准。被选拔者必须是思想进步、政治可靠，且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在政治上是清白的。为此，在程序上严把每个关口，首先在各省市初审，通过后再将相关可供政审的材料送到高教部终审。进入留苏预备部之后，校方还要专门组织人员对学员及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进行调查落实。往往几百人参加选拔，最终能去的没几个人。其二，业务要求极高。报考留苏大学生须为教育部指定的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或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年龄要在17～25周岁之间。选派留苏的进修教师最好是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超过五年之上的年轻副教授或讲师［9］。除了学历外，被推选的人员要在学习或工作期间都保持优秀的学习成绩。应届高中毕业生凭高考成绩，进修生则凭俄语成绩，而其他留学人员，国家则采取全国统考的形式，被选拔的人员都必须参加统一组织的考试，百里挑一。其三，体格检查苛刻。从1952年起，规定必须在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有8类病症的不予录取。这8类病症包括肺结核、心脏病、肾炎或血压偏高、视力差、听力障碍、身体残疾影响学习、麻风病未治愈者、曾患精神病或癫痫时常发病者。1958年卫生部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发布了《留学生体格检查标准》，更是详细规定了37个项目检查的标准。大到循环、呼吸系统，小到眼、足等都是体检的范围。

（二）留苏知识分子构成的多样性

迫于新中国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多层次、多规格地选派留苏知识分子，留苏知识分子构成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总的来看，大致可以分为7类：（1）大学生。这是国家选派的主要对象，侧重于基础理论的学习。（2）研究生。研究生从学历层次上来说要高于大学生，因此他们留苏学习的重点不仅仅是理论，而且还要与实践相结合，对学科知识作以更深入的研究，针对性也特别强。（3）高中生。这一类人数比较少，并且断断续续，1956年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对高中生的选派。（4）短期进修教师。为了提高国内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科研水平，解决师资力量整体不足的问题，从1955年开始，教育部决定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在职教师到苏联进修。其名额由派出学校自行规定，学成归来后继续在原校工作。时间通常为半年到一年半，最长时间为不超过2年，故为短期进修教师。（5）军事留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来自于部队。由于新中国之初，国家在培养军事人才方面经验、理论知识的缺乏，为此，中央军委干部部门从1951年到1959年先后选派近千名军人去苏联学习军事［10］50。（6）实习生。1953年新中国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苏联人民的援建下动工了。为了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1953年到1956年，新中国先后选派了9批实习生，到苏联的汽车制造厂“吉尔”，进行了长达8个月到1年的专门技术岗位培训。（7）其他人员。这类人员主要是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军委、共青团中央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等选派的短期培训人员，以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生产建设的需要。

（三）留苏知识分子专业的狭隘性

由于建国初期选派的留苏知识分子主要是应对经济建设的急需，因此，他们所学的专业偏重于实际技术的应用，而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则受到轻视，留苏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呈现出了狭隘性的特点。如1952年中国派出220人，工科人数151人，占总人数的68.6%；1953年派出583人，工科人数426人，占总人数的73%；1954年；派出1375人，工科人数1020人，占总人数的74.2%；1955年派出1932人，工科人数1386人，占总人数的71.7%；1956年派出1933人，工科人数1274人，占总人数的65.9%［5］47。从以上数据可见，留苏知识分子在专业分布上是以工科为主其他科类为辅。至于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据统计，从1953年到1955年，每年派出的留苏知识分子中，工科专业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占15%。工业专业中，土木建筑、采矿、地质、机械制造、冶金专业更是占到了80%［11］。

（四）留苏知识分子受到中苏双方的高度重视和关爱

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得到了来自中苏两国各个方面的重视与关爱。在国内，党和政府不仅仅积极推动学子留苏学习，而且在学习和生活上也给予高度关怀。留苏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的待遇非常优厚，个人生活物资完全由国家配给。出国前，国家为留苏知识分子统一配置学习用品、服装鞋帽，支付包括出国的差旅费、服装费、旅途开支等全部费用。如留苏知识分子邓守强说：“组织上给每人发了两个大箱子，五年的生活用品尽在其中，包括棉大衣、夹大衣、深色西装、浅色西装、粗料和细料中山装、风雨衣、便衣夹克、睡衣睡裤，可谓应有尽有，仅皮鞋就有单的、棉的五六双，衣刷、鞋刷样样俱全，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12］出国后，通过在苏联设立的留学生管理处，专门管理留苏知识分子的生活、学习等问题。此外，为了保证留苏知识分子安心学习无后顾之忧，国家还针对一些具体困难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在职干部留苏家属的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则由选送单位予以补助，进而解决了留苏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最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精神上给留苏知识分子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国家领导人在每批留苏知识分子出发前都要组织欢送会，出访苏联时都会热情接见他们。在苏联，广大留苏知识分子也得到了苏联的重视与关爱。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助学金。“中国公民之大学生及研究生在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期间，由苏联政府供给之住处，其条件与苏联大学生及研究生同。”［10］28此外，苏方还支付教授、教员如工资、学费及因选派的留苏知识分子到学习地的差旅费等费用。学校里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实验室，只对本国学生及中国学生开放，而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开放。而苏联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仅让中国的留学生进行参观、实习。记录最新科技成果的书籍出于保密性，校方不轻易外借，但对中国的留苏知识分子例外。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得到了中苏双方共同的高度重视和关爱，也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意义

第一，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大规模选派知识分子奔赴苏联留学，他们学到了涉及新中国急需、奇缺的40多个专业，如机械、采矿、地质、钢铁、石油、航空、化工、水电，等等。归国后的他们也迅速地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栋梁，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成长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如江泽民、李鹏、刘华清、李岚清、钱其琛、邹家华、宋健、叶选平等；有成长为中国著名科学家（院士）的，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控制论专家宋健、核物理学家黄祖洽院士、高能物理学家唐孝威院士、核物理学家胡仁宇院士、数学家谷超豪院士等；有成长为著名艺术家的，如画家罗工柳、音乐家吴祖强、舞蹈家蒋祖慧、指挥家李德伦等。

第二，吸收了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及丰富的高等教育经验。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通过在苏联的学习，吸收了苏联先进的科技知识、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把苏联发展高等教育的先进成果带回国内，并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留苏知识分子把从苏联学到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带到国内，填补了中国在科技等领域方面的一些空白，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通过参与翻译、讲学演讲把苏联的革命经典名著、经典名曲、经典名片等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传播到国内，从而广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这些经典作为精神文化食粮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民。在美术教育上，根据苏联美术教育的经验而形成的教学体系一直在中国各高等美术院校实行，为中国培养实用型、综合性的美术人才作出了贡献。从1954年起，中国在选派层次上增加了进修教师，每年都从高校选派一批教师留苏学习。也是从这时起，进修教师把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最前沿的成果陆续介绍到国内，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三，增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及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留苏知识分子的选派不但增进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也续写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苏联人民把留苏知识分子当作远方的客人，力所能及地从各个方面给予中国客人最温暖体贴的照顾。在苏联的公共场所，中国的留苏知识分子不管是在商店买东西，还是在车站乘车，只要有苏联人排队的地方，只要见到中国的留苏知识分子，就立刻有人喊让中国的同志先来。苏联人民就会自动分成两排，让中国朋友先过。只要在公共场合出现中国学子的身影，到处都会听到素不相识的苏联人民的问候声，他们常常对中国建设成就、人民生活状况等各方面问题深表关切。留苏知识分子外出参加旅游活动时，服务人员只要听说是中国来的，总是分外的热情。在学校生活中，到处都有苏联师生对中国留苏知识分子的无私热情的帮助。留苏知识分子常被邀请去教师家里做客。当中留苏知识分子遇到因为语言障碍导致学习上的困难时，是苏联师生及时帮助中国留学生补课、补笔记，使他们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苏联师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们与苏联的师生结下了十分深厚真诚的友谊，也大大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苏联及苏联人民的了解和好感，扩大了中苏两国之间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也促进了中苏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四，为中国以后留学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的选派作为新中国留学制度的发端，在对留学人员的选拔、具体制度的规定及相关部门的管理等方面都对中国以后留学制度的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如在具体选派上的合理规定，为获得最佳的人才效益，国家按需要统一选拔留学生，确定其选派人数及专业分配；为保证最优秀的人员留苏，选拔对象注重政治、文化素养及身体状况的全面考察；为满足不同部门、行业的需要，实行多层次、多规格选派留学生；为保证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些为以后的留学选派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再如，鉴于1951年首批留苏知识分子由于仓促奔赴苏联导致去后面对语言关的困难，国家在1952年专门设立机构——留苏预备部，在国内进行俄语和基础知识的强化训练工作，以缩减留苏知识分子在国外的适应期，提高留学质量。今天的留学工作中仍把语言强化培训作为出国前的必修课，也正是借鉴了这一做法。

（二）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

当然，历史的发展总是打上每个时代的烙印，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发端，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同样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在表现出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历史的局限性。

第一，去向的单一，减少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发展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有高达90%的留学人员都被派往苏联。他们在苏联学习的过程中，虽然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好的经验，但由于把它绝对化，并作为唯一的模式去效仿，这就导致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也被吸收和运用，这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在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到以原子能、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标志的新兴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们在发展生产、科学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许多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资本主义制度适用，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适用。而此时的苏联在电子技术、计算机及自动化技术等领域早已落后于这些国家。然而，由于留苏知识分子去向的单一，从而失去了选择、吸收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民族优秀文化的机遇，也减少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机会，阻碍了中国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使中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二，专业的狭隘，影响了中国后来各学科的平衡发展。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知识分子是在国家面临经济困难需要大批专业人才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缺乏长远的考虑，导致留苏知识分子所学专业的狭隘，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各学科的平衡发展。从整个50年代来看，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中大约有70%学理工科，这就造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比例严重失调。由于苏联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有限并过于细化，留苏知识分子只能被动地适应苏联所传给的知识技能，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视野和知识面，客观上造成了其专业知识的狭窄。在苏联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国家在调整中国高校的院系与专业设置时，总是片面强调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人才，尤其是把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这就使得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却极大地削弱了作为主导的教育文化功能，在这种以经济功利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中国大学各学科的发展出现了极其不平衡的现象。

第三，管理体制的缺陷，影响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事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严重缺陷，如国家大包大揽，严禁其他任何机构单独介入的管理体制。国家教育部在1951年11月20日颁布的《关于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对外联系的指示》中规定：“严禁与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团体发生联系。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及学校，今后一切对国外的联系不得擅自处理。”这条规定强调了对外教育交流事务必须由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其他任何行政机构都无权单独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合作。这种国家对对外教育交流严格控制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工作的开展，也影响了国内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实践证明，新时期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留学教育已向多样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留学形式已从单一的国家公派向省级公派、单位公派及个人自费留学等多种形式及多种渠道的方式转化。留学名额由国家公派层层计划分配向国家实行部门逐级分配的转化，使留学工作更显公正和平等。在公派留学上，1996年建立了“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管理体系。在自费留学上，对自费留学中介机构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及监管。这样，中国的留学工作已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转向非政府行为，从内部规定转向公开。留学管理体制已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这些管理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选派留苏知识分子时是无法做到的。

总之，尽管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他们仍然是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乃至世界留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5－46.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50.

［5］周尚文，李鹏，郝宇青.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42.

［7］田涛，刘晓琴.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80－81.

［8］朱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4.

［9］李涛.关于建国初期赴苏留学生派遣工作的历史考察［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112－117.

［10］单刚，王英辉.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1］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5－134.

［12］邓守强.留苏岁月［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