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是现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与现代文学的整体进展相比，显得相对薄弱，这与文学社团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称。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教授就指出，从“报纸杂志和文学社团”“共同构成的那个社会的文学机制”，以及“这个机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的无形的文学规范”，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其构筑的文学传统，是今后研究必然的趋势。①社团研究历来名目不正，多是以流派研究来带动某一社团的研究，缺乏对社团做具体细致地梳理与研究，这与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是不相符合的。其实社团与流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的面貌并不一样：“文学社团是文人的集合体，文学流派是风格的集合体”，“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以人事关系为主导，“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以创作风格为旨归。②

由陈思和、丁帆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是社团流派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书系”第一辑包括七本专著，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别就南社、栎社、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和现代社等七个文学社团做出详细论述。这一系列的成果，是目前社团研究方面最具体深入、最富有史料价值且具有史学意义的著作，弥补了现有社团研究相对落后的局面，同时也为社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拓展，在思想和方法上提供了新的启示，尝试在对社团研究流派研究的阐释特点上展开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目前社团研究中规模最大、也最为具体深入的成果。咸立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以下简称《流浪者》）显示的恰是从出版等外在文学机制切入创造社研究的新趋势，也正是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社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咸立强曾就创造社研究方面发表过《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从“文学”社团到文学“社团”——从社团的角度切入创造社研究》《异端·流浪·新流氓主义——从新的角度探索创造社群体特性》等单篇论文，在扎实详尽的史料基础上，展现了创造社这一社团同人的“才子加流氓”异端特质，并对其历史贡献以及同人之间的人事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流浪者》是在这些单篇论文的基础上以史料梳理和考证为主，从人事的角度切入创造社的研究硕果。这本著作是作者在三年博士期间研究的论文课题，并在毕业后花了一年多时间进一步修改而形成该著。作者身处创造社的大本营——上海，有得天独厚的翔实资料；加之他勤勉认真、严谨细致，在史料梳理和考证的基础上，以一种考据朴学的风格为创造社研究献上一部新著。在今天这种浮躁和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境况下，咸立强能坚持自己的研究并最终将这部资料翔实、论述细致严谨的创造社研究专著与大家共分享，这是一部值得珍视的研究专著。同时，该著从人事角度切入社团研究，是作者独具慧眼的发现，这种学术自觉为社团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

人在年轻时，难免有点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静默慎独的人生追求可能会走向厚重与深刻，但一般人很难突破自己；创造社前后期的人物，都有年轻人不顾一切的“创造”、“冒险”精神。如果因诟病郭沫若而影响了全面评价与研究创造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和损失。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打破和活跃新文学的创作，还是时代精神的张扬，创造社独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和意义。创造社诸人所开辟的浪漫抒情、重视自我表现的文学流派，以热情浪漫的青春气息和创造精神重新给文坛带来生机，打破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③。作为创造社脊梁的郭沫若，对该社团的影响可谓居功至伟：郭沫若在文学与文化界产生的影响使其成为创造社研究发展的契机与内在动力，作为支撑创造社这幢大厦的柱石的郭沫若，已成为某种文化象征。可以说，没有郭沫若就没有创造社，但没有创造社，也就没有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人生张扬的辉煌。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社团中独特而又充满谜团的一个社团。在其研究中关于它前后期的转向原因，创造社同人的人事关系等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众说纷纭，咸立强从创造社成员的精神特质及领导与成员之间的人事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创造社转向的内在根源，并以一种还原历史现场的方法将创造社许多不为人知的人事罅隙揭示出来，且提供了一种社团研究的新的方法与路径。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和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相当关注，而对社团成员的研究，则逊色许多。因此，在文学社团的研究上，充分注意文学以外因素的作用，将重心由文学转向社团，即从“文学”社团的研究走向文学“社团”的研究，进一步辨析现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深层次的原因；以人为中心，将杂志与文学主张等放在人的因素上来考察，从人事角度分析社团演变过程中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从文学外部要素的研究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这种关注人事的社团研究可以让人从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并进而让人更贴近地触摸现代文学史上一些生动丰富的文学现象，更多地了解造成这些文学现象的深层人事原因。社团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开拓，更重要的是重新梳理了文学的源头,可能会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及格局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咸立强《流浪者》一书为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首先，这本著作第一次将创造社同人定位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独特贴切，让人耳目一新。这种定位为理解创造社同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个性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新视角。正如创造社研究专家魏建教授所言：“解说创造社，的确是困难的。对创造社了解得越多，似乎增加的困惑也就越多。”④这也正体现了创造社隐藏了丰富的研究价值。所以八十多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诸社团中，创造社一直被学术界格外关注。传统创造社研究专著着重于对其文化艺术精神和文学创作及倾向等问题的探讨，该书却从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将创造社研究的重心落在社团之上，突显人(社团成员)的因素在文学社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探寻创造社这一群体成员的个性气质及其聚合到一起的原因，表现作家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思考与把握，将创造社定位于流浪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独特且有价值的发现。作者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来研究创造社的人事变迁，从而挖掘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中精彩纷呈的深层原因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这样的研究视角,不但吻合创造社作为一个社团的性质，而且复活了其原生态的鲜活,并为文学社团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庙堂的庇护，成为只能以知识谋生的普通人。他们凭借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和社会责任,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在教育、出版、编辑、创作等领域找到新的岗位，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社成员是一群没有固定职业的留日青年学生，他们久居国外，对外国与中国，“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代社会发生厌倦憎恶。”⑤所以他们只能在社团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确立自身的价值。作者从创造社同人在情感、家庭、爱情等方面没有归宿感入手，探讨他们内心的伤痛和失望的个性品格，提出他们借助文学来寻找流浪灵魂的归宿，这就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流浪型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这种从个人生活和情感归属来界定其精神特征在社团研究中尚属首次，从而揭示出创造社同人不同于其他社团的精神特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特立独行的文坛道路。“流浪型的精神特征造就了创造社同人生存中最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与泰东图书局很难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以及越来越多的摩擦则使创造社事业迈向辉煌的同时也滋生着自我解构的因素”。“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团体与泰东图书局之间，更深深植根于创造社同人内部，因此出现了离散的迹象。”“这种聚合、团结与分裂、离散自始至终共存一体，贯穿创造社近十年的发展历程。”⑥这种判断对于创造社离散与转向找到了一个更为深入和使人信服的理由；加之仰人鼻息的出版问题，制约了创造社的发展，因此创建自己的出版机关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其次，该著将创造社的小伙计、出版部、后期“转向”等纳入研究范围，拓展了创造社研究的空间。一个社团最核心的就是组成它的人，该著以人为本，从人事角度系统阐释了早中晚三个历史时期创造社的人事关系，着重以“三足鼎立”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人的关系网分散开来，将创造社的各类成员，不论是同人，还是小伙计都尽收其中，给予他们重新认识和评估，同时对其他成员也有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如对王独清在创造社的转向及其对创造社独特贡献的阐释，将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王独清是创造社广州分部迅速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他资历虽浅却身居要位，虽被郭沫若、郑伯奇和张资平等在日后的文字中渲染为不被信任和投机钻营，但王独清在广州的炙手可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历史把王独清的真实风采扭曲了，抛开复杂的人事，单就创造社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说，王独清是这一阶段最为光辉耀眼的星座，以他为首的富有象征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新创刊的《创造月刊》最光彩照人的部分。⑦

对于一个完整的文学社团，应对其从整体上把握审视，但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前期创造社，原因可能在于后期创造社突然“转向”与前期所造成的断裂，后期的突然“转向”带给研究者的是太多的谜，他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创造社方向转换的原因进行分析。创造社的“转向”有内在的理路和轨迹可寻，作者通过梳理创造社成立、发展、离散、转向的过程，找到了创造社同人转变的内在缘由和轨迹，打通了创造社的前中后期，以文学活动的场所作为研究展开的关键，将泰东图书局和出版部作为创造社活动的两大基地，打破传统的创造社研究的叙述模式和以往的研究惯例，且注意到了该社团的商业色彩，对所有成员采取一视同仁的平视角度，以社团活动为主线，梳理成员的具体活动，从社团看人,从人看社团，从而探究社团流变的细微痕迹，纠正了许多研究上的偏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创造社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关于创造社的分期,作者创造性地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作为创造社分期的标志，将创造社分为前中后三期，从而打破了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郭沫若和郑伯奇等的二分法。更重要的是，作者将创造社出版部作为全书的一个重点进行研究，从而填补了该项研究的空白。出版部的人事变动是创造社整个社团发展的晴雨表，创造社后期的转向，是因为创造社同人的人事更迭与重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出版部的迅猛增长等因素，使其前期所标榜的随意性、自由性的纯文学追求，被组织纪律性的强化和政治意识所渗透，加之经济问题促使同人的文学主张发生变化；革命文学的要求使整体性强化，而重视自我抒情的文学让位给了政治要求，因而“创造社的发展历程,其实正是中国流浪型知识分子逐渐被规训的历史”⑧。

第三，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细致地论述梳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咸立强是从创造社同人的确认入手，分析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严谨性及论述中存在的漏洞，并对标准不一、判定依据不清等问题予以纠正。在创造社同人确认方面提出自己的三项原则，并以此为依据，通过对创造社同人之间的人事活动、文学活动与回忆录等相关资料的研究，确认创造社同人五十二位，外围同人十二位，并将同人名录分前中后三期排列，让我们获取了一份创造社成员的详细名录。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研究的严谨、细致，更为以后创造社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凑热闹而去关注某一文学现象，缺乏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理性批判分析的意识。对现代文学作家创作的研究与关注，超过了对于现代文学社团细致认真的研究，这种侧重点的偏移为我们在治学道路上打开了新的空间。咸立强对创造社研究所寄予的执著精神和热情，值得我们深思。

在近几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强调一种历史现场还原的研究方法，对于社团研究的视角要回归，重视社团的原刊整理和研究，在历史现场中还原人事关系，有助于在历史情境当中把握和理解文学流派及社团的变迁，拓展社团研究的整体思路和空间。咸立强在史料梳理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回归到历史人事现场，让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知创造社作为一个社团活动的真实面貌。作者通过梳理这一群流浪型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个性特征，将他们身处特殊环境的遭际及心理揭示出来：在创造社同人进入泰东图书局后，书局老板的盘剥、工作环境的恶劣，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漂泊之感，因此对生存危机的感受更深，流浪意识更加强烈。咸立强是从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走进社团同人的内心世界，将他们视为一群没有归属感和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状态的流浪型的知识分子，这也正体现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性和随意性。作者注重对社团成员的关系研究，不再以政治标签的拘囿来言说自己对所研究的对象的定位与评价，不以代表人物的文学活动和贡献而抹杀其他成员的价值与意义，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将所有被纳入的成员皆视为平等的活动主体，在具体的社团活动中叙述他们的作用与影响，以此寻觅社团流变的细微轨迹，描摹创造社发展的‘人文地图’。在这幅‘人文地图’中，突显创造社内部的人事变迁，从人看社团，从社团看人，使社团成为研究的关键词。”⑨作者以创造社同人的个性和文化品格来立论，从创造社成立前各位同人留日的人生经历，提出留日浪潮使创造社同人有了相聚一起的机缘，而大学这样的环境为同人的心理因素的成熟提供了可能，创造社成立的条件完备了；但另一方面，创造社同人大多是以理工医科转向文学，在社会家庭与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他们中许多人“处于浪子的边缘，濒临失学与生活无着的双重危险”⑩。这也为他们日后的转变与冲突埋下了隐忧。

《流浪者》是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为焦点，却不从论争的正面入手，而是从众人的态度和反应入手，将双方对垒的导火线追溯到1927年郭沫若和鲁迅联合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也就因此顺藤摸瓜地梳理了鲁迅与创造社之前的几次积怨；这次计划的搁浅，不仅因为成仿吾等人的坚决反对，而且也表明鲁迅自身也没有多少联合的热情，双方背后的平和，只是在酝酿着新的批判。⑪作者的这种分析和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的背面，往往有很多为人遗漏的线索等待发掘。这种研究呈现出了一种共时的历史现场的文学景观，以多维的文学现象的存在为背景，将二者文学品格的不同揭示出来，并对形成这种迥异的文学品格的原因做了分析。文学研究会是以岗位知识分子为立场，他们的文学创作视为附属于社会和人生的需要；而创造社以文学为生存之根本，他们用文学来表现自我，寻找人生之圆满，用自我的张扬与言说代表了创造社作家对自己精神主体性的认识。在咸立强看来，当前方兴未艾的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裤裆文学等文学现象，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创作中寻到最初的身影，这种总结和发现，值得我们深思。

全书通过对社团内各种发展取向之间相互激荡的细微梳理与辨析，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创造社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历史过程。作者根据创造社的流浪特质与同人之间的人事关系及各个时期出版部的梳理，按社团的形成、演变和解体的过程进行顺时叙述，呈现一种动态的社团演变历史，且对创造社的发起时间、成员结构和具体活动做立体的展开，清晰地还原了创造社的具体实践活动及人事变迁，从而揭示了历史真实，还原了具体历史情境及人事关系，这种研究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进而对文学流派、思潮以及文学史整体研究，都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开拓了社团研究新的视野与方法。咸立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仅在于他确定自己的研究视点和兴趣点，并能深入地追问下去，而且还在于他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精神，慢工出细活，正是由于他不懈地探究，才赢得了研究界的认可与尊重。更让我们欣赏与钦佩的是，咸立强不受政治意识的拘囿和束缚，为我们展现了做学问所具备的包容精神、坚韧意志，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路径与方法的可能性参考。

当然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创造社同人属于流浪型知识分子,流浪型气质决定了他们虽然渴望稳定却无法固守岗位，他们处于边缘化的人群，疏离与批判是其共同特征，但他们后期怎么能迅速投入革命文学的行列，为他们所一直疏离的政治来服务，这一过程和原因的揭示不是很能让人信服；还有创造社的“转向”问题，他们是通过接受和狂飙突进般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来实现“转向”的，但他们能成功实现转向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寄希望于将来，期待研究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①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见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6—210页。

②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社团史〉研究书系·总序》，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

③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④ 魏建：《十年思索的再思索——评八十年代的创造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

⑤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⑥⑦⑧⑨⑩⑪ 咸立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第156页，第208页，第11页，第8页，第85页，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