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有泉［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南宁 530001］

文学创作本是作家的自主行为，是作家个体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的艺术显现。然而，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生成环境和价值构成，无论哪个时代，作家既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也是某一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其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往往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的安排，文学创作也很难是自由、自足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也正因了“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①。所以，我们要想深入研究4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二百年间的北中国文学（即北朝文学），就有必要先对创作这一时段文学作品的诸作家所处的“当代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空间做一些考查。或许，正是这历史的诸元，最终确定了这段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有风貌、走向及其质的规定性。

4世纪末至6世纪末北中国文学的发生地域，主要在现在的华北、西北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而此时此地活跃于权力场的主角，正是以鲜卑拓跋部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

鲜卑拓跋部本世居于大鲜卑山的嘎仙洞（在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东汉初，趁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迁之机，进入匈奴故地，并经过大量地兼并其他游牧部落，逐渐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雄踞于北方草原。到386年，拓跋 即代王位，不久，定都于盛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改国号“魏”，称登国元年，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正式建立。之后，拓跋铁骑四出扫荡，逐次征服“五胡十六国”及北方诸部族，于439年统一北方。

北魏王朝从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到494年孝文帝出于统一中国和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的需要而再次迁都洛阳，统治中心一直在晋北，时近百年，史称“平城时代”。而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洛阳时代”，从迁都到534年北魏王朝一分为二（即东魏、西魏），仅四十年。东魏及后来代之的北齐王朝（550年，高欢子高洋逼东魏孝静帝禅位，自为皇帝，北齐建立），均都于邺（在今河北临漳县境），但高氏一直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为大本营。所以，从534年东魏建政直到577年北周灭北齐，这四十三年虽以邺城为都，实际的统治中心却是晋阳。至于西魏及代之的北周王朝（556年，西魏恭帝禅位，宇文觉称帝，改国号周，史称北周），皆以古都长安为都，直到589年北朝结束。

一般而言，王权之中枢既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人文荟萃，华章悦目，足堪领风气之先。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把北朝文学分作四个板块，即平城文学、洛阳文学、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在时间上，洛阳文学是平城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是洛阳文学的发展和分支，而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又同时存在。在地域上，平城文学的中心是北魏都城平城，是处虽偏踞塞北，但当时却是人口过百万，各族共居、市面繁荣的北方大都。这里集中了几乎所有入魏的文化精英，如崔浩、高允、张湛、宗钦、张渊等，他们或作诗唱和，或相互切磋学问，以个人化的创作和群体的贡献，昭示了平城文学的存在。晋阳文学是北朝文学的高峰阶段之一。从北魏末年到东魏、北齐，尔朱氏和高氏均长居晋阳，以重兵遥控洛阳、邺城。据史书载，当时邺都朝堂冷清、街市凋敝，毫无王气。而晋阳经高氏的苦心经营，不仅宫室巍峨远胜于邺都，而且，商业繁荣，交通发达，文士汇聚，俨然霸府之所在，文学之中心。

平城和晋阳分别位于山西北部、中部的大同盆地和太原盆地。大同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四周群山环绕，关险重重，当时该地自然环境也不似有些史书说的荒凉不毛，就平城四周，“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 ”②，显然塞北江南。这样的环境，也有益于文人的生存和文学情趣的养成。据《魏书》载，孝文帝当年面对平城河山，诗兴大发，曾与臣子效柏梁联诗。太原盆地与大同盆地颇多类似，高欢就是以其地处“四塞”——“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故亦以为四塞之地”③，才建大丞相府、屯集重兵、遥控中原的。再者，晋阳到北魏末已有了近千年的城市历史，不仅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而且，环境幽美，人居适宜，文脉绵长，一直是晋地的文化中心。而这样的地缘优势，也为北魏文学的培育、发展并终于达至成熟提供了优质的土壤。

至于洛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因洛阳、长安曾长期是帝都所在，国之中枢，王气凝聚，自然、人文环境优越，作为文学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北魏在洛阳时代仅有二十几年的和平安宁，其后朝政纷乱，国变不断，但当时洛阳“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④。经济的繁荣，再有平城、江左的文人汇聚于此，凝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潮流，为北魏文学最终走向成熟做了充分的准备。而长安自北魏分家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很少继承洛阳时代的资源，比之晋阳，文势单弱，几乎白手起家。加上初期宇文氏实行军事统治和胡化政策，一度胡风蛮语，文明退步，文事凋敝。然而，长安既为王化重镇，又背靠厚重的关陇文化，后来宇文氏也渐重文治，又有南方文人滞留，南北文化交融，终于开创出一片新的文学天地。⑤

北朝文学的四个板块，尽管缘于各自作家所处的自然和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分歧和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它们又共生于一段具有相似政治文化理念的历史和地域中，相近的文化背景，又决定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那么，作为北朝文学的背景——4世纪末到6世纪末这二百年间北中国的文化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共存互补，孕育了一代国民宽厚豪放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早在东汉末，北方游牧民族就开始大量内迁，山西汾河中下游是当时匈奴的聚居地，史载并州户三万，南匈奴即达二万，远远超过汉民。晋末五胡乱华，游牧民族在北中国建立多个政权，直到439年鲜卑人统一北方。

游牧民族的内迁，打破了原住汉民封闭、整一的农耕生活，注入了游牧文化的新鲜血液，使两种文化形态在此长期共存互补。从北魏王朝的历史走向看，虽然鲜卑人入主北方后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但似乎又在不断地打破两种文化的界限而向农耕靠拢。在物质层面上，鲜卑人仍把畜牧和狩猎当做谋生的手段之一，如415年，平城一带旱荒严重，王亮等力劝明元帝拓跋嗣迁都邺城，崔浩曾言：“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⑥到魏末，牧场仍遍于国中，使统治者为安民常“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⑦。但这时农耕无疑也是生活的主要来源，拓跋 时就将鲜卑人“编户”，并“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⑧。特别是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后，农耕已成了王朝经济的支柱、国民生存的依赖，连孝文帝都“耕藉田于平城南”，为民示范。在制度层面上，当鲜卑人带着他们那一整套适合游牧的管理模式进入封建制完善的中原地区后（其实，这时鲜卑人刚刚脱离氏族社会步入农奴制），出于统治的需要，很快向先进的汉民学习，于是，先有一系列的制度修正，如道武帝采纳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汉文化精英们的建议，用汉制的父死子继替代鲜卑原有的兄终弟继，使用汉的礼乐教化鲜卑子弟等等。之后，孝文帝重用汉族士人，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先后实施俸禄、均田、三长制，完全用汉的制度规范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语言、服饰、婚姻、礼仪、职官及姓氏、籍贯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北魏末，游牧文化基本融入了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中。

两种文化的结合虽自始至终充满了不甚和谐，甚至激烈的矛盾交锋，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的移植和互补往往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生命的活力，正如某些植物的移植，在新的土壤环境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本来鲜卑民族就是一个勇于探求、不断进取的民族，在其部落首领的带领下，从嘎仙洞到大漠再到塞北，直至中原腹地，一路走向文明，加之草原牧民固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性情和宽厚、守信、大度的品行，一旦移植到汉民族的文化沃野，与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结合，定会迸发出新的生命的火花。也正因为北朝这种独特的文化态势，经过二百多年的存在，对国民性的改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培养了北方先民一种宽厚豪放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北朝最终灭掉南朝，正充分显示了这一国民性的优越和这种文化互补的强大生命力。

二、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导致思想文化的兼容并蓄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共存

从人类的文明进程看，各族的融合、诸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往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是促成一个时代开放与充满创新精神的重要元素。

自晋末大乱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登上了北中国的历史舞台，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激烈冲突和空前的大融合，最后融入汉民族大家庭，成为华夏一员。南匈奴于汉末进居今山西晋北、晋中一带后，与汉人杂居并很快放弃游牧从事农耕。羯人早在西晋时入居今山西榆社一带，与汉人杂居中学习农事，然后弃牧从农。石勒崇儒学、取汉名，也是汉化较深的羯族杰出之士，其建立的割据政权称“赵”。氐族和羌族亦于西晋时内迁，氐人苻坚建立前秦政权后，即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并重用汉人王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不仅劝课农桑、计口授田，重用汉人崔氏家族及高允、张衮等，还在征服其他割据政权中，按鲜卑人习俗，每征服一地，均将当地人畜虏入京师，以为战利品。据史载，拓跋氏为充实京畿人口，自迁都平城后，先后将四十多万鲜卑人和九万多高车人迁入。至北魏末，内迁各族长期共处，来自草原的少数民族已基本接受了农耕技术和汉族的思想理念，同时也将自身的一些东西，诸如风俗、文化、劳动技能等带给汉人，胡汉冲突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特别是经孝文帝从政治制度到生活方式对鲜卑等民族进行全面汉化改造后，胡汉已为一体，这场空前的大融合遂告完成。据山西现存的一些家谱记载，元、杜、单、薄、路等姓皆出自北魏的少数民族，且后代名家辈出。如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即为鲜卑皇族拓跋氏后裔。

不过，民族的融合始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简单的谁征服谁的问题，而是诸民族之间包括婚姻、风俗习惯，乃至语言、制度等多方面的相师相容，最后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而这个新体相对于之前的各部，往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正如近人林语堂先生所言：“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言和体格上……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能够长期生存下来。”⑨而后来发生的兼并战争，北方总是胜过南方，也客观上证实了这种融合的成功。具体在形而上的表现，就是思想文化的兼容并蓄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共存，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北朝文化思想兼容现象的出现，除民族大融合的元素外，还与统治者大有关系。即北朝前期多马上皇帝，又来自漠北草原，既是大老粗，再加上连年的征服战争，根本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的建设。因而，统治思想制度化的缺失，客观上也导致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的长期并存共生。

三、严酷的生存环境和长期的拓土征战，造就了北朝二百余年重实轻华的社会风气和任侠尚武的时代精神

严酷的环境和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使北朝社会下自黎民生活上至国之大政，皆偏于实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套路。像孝文帝的太和改制这样的国家大事，从断然迁都，到绝母语、改姓氏、禁胡服……一系列汉化的举措非常彻底，这是任何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君主都难以做出的选择，从中正映现了当时条件下鲜卑等北地少数民族追求实用主义的文化背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⑩汉之农耕社会早期，在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尚且只能“重实”、“尚用”，而对于刚刚涉足黄河流域的这些弱小民族来说，为生存、为壮大自己进而统治人数等方面都居于优势的汉族，更需万事皆讲实用了。当然，除现实的需要外，也从中足见这些凭着铁骑锋刃冲杀而来的草原子民，面对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汉文化时，内心深处是极为服膺的。因而，在4世纪至6世纪的北中国，虽然有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的异域文化融入了中土，但汉家文化仍为主流。所谓的“新质”，就是作为主流的汉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因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而造成的非传统的添加，这既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文化表征，也是该文化区别于他文化的质的规定性。

北朝文化的“新质”，除了凡事的“尚实”，还有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任侠尚武”。这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和拓跋氏统治中心地区——三晋大地一种悠久的地域文化特质。

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恶劣环境，为了生活，往往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久之，尚武逞强、好为斗勇，几成民族习性。而无休止的战争，更使民性剽悍，惯于习武任侠。当时，有一首《李波小妹歌》曾塑造了一位武功超群的北地女子，其刚毅、勇猛的行举和全身勃发出的那种精气神，足令汉家男儿也汗颜无比。而这一形象，在当时社会既是“这一个”，又具有普遍性。在李波小妹们的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人生追求。这是一个炫耀青春与武功的时代，是一个以征服和献身为荣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生命激情的时代，对于她们来说，为了某种荣誉或目的，牺牲生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且，这种时代的精神已融入了各民族性格之中，昭示了北朝文化最具个性之处。

总之，北中国雄奇瑰丽的河山与大漠长风，造就了一种粗狂的民性和纯朴的民风；战乱以及严酷的生存环境，又迫使社会上下弃绝浮华追求“实用”；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与战争效应，终促成了一种任侠尚武的时代精神弥漫于社会。这就是北朝二百余年的文化特性和表征，这是一种具有明显地域性的文化。而二百余年的北朝文学正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生成，并以其个性化的存在呈现于后人面前的。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② 《水经注》卷十三，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95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胡三省注，“四库全书荟要”本。

④ 杨 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61页。

⑤ 参见周建江：《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⑥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6页。

⑦ 《魏书》卷八《世宗纪》，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3页。

⑧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03页。

⑨ 林语堂：《中国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⑩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