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研究史上的巨人，在文学、史学和甲骨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郭沫若研究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学界、史学界不无争议的一个研究热点。

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和历史剧的评论研究是比较充分的，特别是白话新诗的研究可以说是与其五四时期作品的发表几乎是同步的。最早的欣赏者和批评者是年轻的编辑宗白华和年轻的诗人闻一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研究仍以诗歌研究为主，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蒲风《论郭沫若的诗》、朱湘《郭君沫若的诗》、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为代表。1941年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特别是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一文首次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并指出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样的推重改变了此前郭沫若研究中以偏概全的格局，改变了部分人有意无意曲解郭沫若其人其作的倾向，提升了郭沫若研究的现实地位和文化价值。①从整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大变革、大动荡致使郭沫若研究缺乏视野的开阔性、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而历史考古的美学阐释更是尚未涉及的陌生领域。

1949年之后，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研究方面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虽然众多，因受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重复较多，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也较为偏激。十年“文革”动乱时期，郭沫若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之后，郭沫若研究的复兴始于郭沫若逝世后的政治评价和学术纪念活动。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所作的《悼词》对郭沫若作为“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的评价之高，令人高山仰止。②此后，伴随着对他的悼念，也应和着“科学的春天”到来的脚步，80年代郭沫若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气象，对其诗歌研究、历史剧研究以及生平资料的考证整理等方面，都涌现出一大批厚重扎实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至今，郭沫若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地拓展，研究视角也得以不断更新，但就研究的整体现状而言，对其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不同领域内的成果多为分门别类的孤立研究，与鲁迅的研究相比较，还是缺乏一定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特别是社会思潮的变化和一般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带给郭沫若研究不少喧嚣和浮躁的东西。部分论著甚至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围，丑化和谩骂郭沫若，使得郭沫若研究（也包括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面临严峻挑战。③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郭沫若研究的魏红珊博士，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还出版了郭沫若传记著作《20世纪文学泰斗——郭沫若》，对郭沫若研究做出了颇多贡献。基于多年的沉潜、积累和系统的梳理，她又出版了新的研究专著《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

魏红珊的这本著作，被列入“四川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故乡对于曾诞生、成长于此的文化巨人研究的重视，同时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之所以将这项课题交付魏红珊，也可见出学界对她多年从事郭沫若研究的期许和信赖。与第一本传记著作的“心底温情写郭老，笔墨轻盈语谨慎”的整体风貌和写作姿态不同④，这本书则显得更为质朴、内敛。当然，这种差异或不同的撰述风貌是与研究者所取的研究视角密切关联的。前者取传记视角，后者则取美学思想系统研究视角。很长一段时期内,从美学和美学思想角度研究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贡献的，大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而系统的美学思想研究专著，则几近空白。“作者在本书中对郭沫若的美学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这一点上，本书是系统研究郭沫若美学思想的具有开拓性的专著。”⑤

魏红珊的这部专著，共分六个专题，依次为“郭沫若的生平与创作”、“郭沫若研究状况述评”、“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郭沫若的文艺美学思想”、“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郭沫若文艺批评综论”。仅从这六个标题即可见出作者对于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的逻辑路径与审慎思考，充分显现了作者对郭氏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取多元透视的视角，将其文学、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美学思想进行逻辑构建而统一于郭沫若美学思想体系之中。由此，我们以为魏红珊的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多元视角、系统综合研究。郭沫若一生涉猎领域比较广泛，不仅著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又深入研究中国史学与古文字学，此外还翻译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因而，系统地研究郭沫若的美学思想，若只着眼于某一方面，研究结果自然难免偏颇，此种研究体例正是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鉴于以往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局面，魏红珊博士则将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的体系建立在郭沫若全部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对其一生所涉猎的主要领域——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借助大量原始资料进行细致缕析、多元透视，最终整合于郭沫若的泛表现主义美学系统中。在“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一章，作者通过细密地阅读和体会郭沫若的历史论著，对其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中所蕴涵的美学思想的发现、阐释，所得结论可谓大胆而新颖，突破了以往郭沫若史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的单一范式，这不仅还原了郭沫若历史研究的丰富性，而且也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挖掘出一份宝贵的遗产。“这种思路和结论都应当是当下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的创新性成果。”“这一方面的开拓，对于现在中国美学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价值。”⑥

“郭沫若文艺批评综论”一章，作者先从郭沫若关于文艺批评的性质有关论述入手，进而剖析其文艺批评标准，最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其文字训诂、历史考证与艺术批评之间辩证关系的论析。一如郭沫若的先秦美学研究注重从历史原材料中提炼美学发展线索，魏红珊对郭沫若上述三学科领域的研究也是注重对原材料的发掘、整理，进而提炼出观点：“郭沫若把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考古，把西方科学方法引进文艺批评，并与中国传统方法相融合，把历史考据与文艺批评结合起来，都是很有益的尝试。”⑦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在郭沫若美学思想系统研究过程中，以多元的视角对郭沫若研究各领域成果加以综合讨论分析并进而将其打通的努力。

其次，是追本溯源，辨析流变。“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不仅要以现实的条件和需要为根据，而且也要以前人的思想作为自己的营养。正是这种客观的现实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才形成绵延不断的人类思想史长河。”⑧作者正是循着此种思想方法，并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西文艺思想大冲撞、大交汇的背景下，从现实需要和历史继承两大纬度，展开对郭沫若文艺美学思想渊源及诸种美学思想资源熔铸于其美学思想体系过程中的流变的梳理。“郭沫若美学思想的力量来源是多方面的，大而言之：一为‘国学’，二为‘西学’。‘国学’中尤以道家的庄子以及与庄子有直接渊源关系的禅宗思想影响最大。在‘西学’中，他既陶醉于雪莱、拜伦、歌德、惠特曼、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风，又流连康德、克罗齐、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以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文艺学说。这其中又以德国哲学、文学及美学思想影响为最，尤其是德国的表现主义美学流派。”⑨作者通过阅读大量郭沫若的文艺论著,从“西学”、“中学”两大方面缕梳出其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当然，作者在论述郭沫若美学思想的中西理论来源的过程中并非单纯罗列，而是多方阐发，理清其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归纳出：正是由于长期浸淫于我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古典美学之中，而初步形成、确立了艺术的根源在主观、文艺是作家的“自我表现”的思想，这种理论的“先见”就为日后郭沫若面对杂沓而至的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时，却对表现主义情有独钟、积极认同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郭沫若作为五四一代大家，是在备受欧风美雨的洗礼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急剧的时代裂变，促使他借助多方西学资源思考中国问题，尤其是日本留学期间，大量接触了西方各种社会、文学思潮，对其日后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近年有学者大呼“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⑩但是，若无西学东渐，若无晚清和五四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文艺启蒙思潮，或许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要推迟好些年的。作者本以历史客观的态度，在正视此种历史境遇的前提下，对郭沫若美学思想的“西学”渊源——浪漫主义、康德美学、克罗齐美学、现代生命哲学、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而且，在梳理诸西方理论发展脉络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各个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此种方法，在“郭沫若的文艺美学思想”一章，论述郭沫若对西方近现代文艺美学思想资源进行个性化选择、整合、创造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在论及郭沫若的“泛表现主义”文艺观时，作者首先辨析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相异之处，并结合当时时代环境，分析了郭沫若“泛表现主义”文艺观形成的原因，进而归结出其“泛表现主义”文艺观的特点，最后又借以对其文艺作品的文本分析，使其“泛表现主义”文艺观的论述落于实处，同时也自然地攻破了以往研究中只归郭沫若为浪漫主义代表或表现主义代表的观点。由是，作者总结道：“郭沫若以自己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的泛表现主义创作实践和大胆鲜明的泛表现主义美学主张，建构了一种真正具有20世纪‘动的精神’的新型文艺美学。可以说，郭沫若张扬自我、推崇创造、执著表现以及富有时代精神的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社会政治使命，都被郭沫若完美地统一于泛表现主义美学观中，使他成为中国20世纪自成一路的美学家。”⑪

最后，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郭沫若美学思想材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努力实现文学史学的相互阐发。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史学、考古，均有专集资料可资参考，但对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研究则不同，其美学思想散见于各类不同著述中。因此，系统研究郭沫若美学思想，首先就需要对其相关著述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爬梳、归纳、概括和提炼。魏红珊的这本专著，在材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种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从另一层面看来，有时是要比那些所谓的研究结论重要的。这也为今后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

当然，任何研究方法、范式都非恒定。任何所谓自足的研究方法，当它一旦应用于研究对象时，都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与矛盾，同时也会对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丰富性产生伤害，自然，其研究的结果是需要审慎对待。但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方法论意义的思考与借鉴。《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这部著作，无论从宏观的研究体系还是从微观的细微论析来看，都内蕴着作者较为深厚的学术素养与能力，以及独特的学术思考和努力。她在郭沫若美学思想系统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和成绩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通读了这本书后，我们似乎是与作者有着相似的矛盾和困惑。这本著作，在整体结构体系方面，有些部分似乎尚有生硬之嫌，例如，在论述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时，所谓“中学”、“西学”比例似乎有失平衡，有些地方似乎有些繁琐；特别是如何更为科学地将郭沫若历史考古美学思想整合于其整体美学思想系统当中，仍是目前学界共同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

总之，魏红珊的《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是一部郭沫若美学思想系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价值的优秀著作。从这部书中我们也可看出，作者魏红珊的知识涉猎、学术视野是非常开阔的，由文学而文艺学，又由文艺学而历史学、考古学，对郭沫若美学思想展开系统性研究。面对当下整个社会背景，商品化大潮冲刷，市场化步骤加剧，学界整体的学术气氛和个体的学术心态都多少存在浮躁弊病，这些尤其深深地影响着郭沫若的研究，诸种偏见和功利追求致使郭沫若研究受到冲击并相对地陷入低潮。作者魏红珊则凭着一种严谨、沉潜的学术研究精神、态度与努力，推出了这部系统研究郭沫若美学思想的开拓性力作，在让我们感到高兴、惊讶之余，也想表达心底的另一个期望——期待更多更好的郭沫若研究专著的出版问世。

①② 王训昭、卢正言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47—449页，第1—3页。

③ 参见魏红珊：《“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郭沫若学刊》2007年第3期；陈晓春：《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④ 李生滨：《心底温情写郭老，笔墨轻盈语谨慎——漫评〈20世纪文学泰斗——郭沫若〉一书》，《郭沫若学刊》2005年第2期。

⑤⑥ 冯宪光：《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序言》，《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8月第1版。

⑦⑧⑨⑪ 魏红珊：《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10页，第55页，第56页，第224页。

⑩ 王德威：《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