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红[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 250013]

作 者：江永红，山东师范大学在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世说新语》是一部专力于人物记述的小说，它的出现是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盛行的产物。人物品藻理应溯源于东汉清议，然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至南朝宋刘义庆，采摭史书传记中的人物记述，经过加工整理而撰得《世说新语》一书，其“三十六门”体例充分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成熟。人物品评即关乎对人物的褒贬，所以《世说新语》中分上下两卷，上卷基本体现褒扬格调，下卷几乎展现贬低之意。然而在褒贬之间，作者往往不动声色，运用细节描写向读者渗透其意。这种叙述手段也即源于《左传》的“春秋笔法”。

一

最早关于“春秋笔法”的阐释当属《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①至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弥章。”②可见，在先秦时期，“春秋笔法”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托对历史借鉴的关照；而魏晋时期是以文学自觉为特征的人的自觉时代，这种重情的文学趋向必然带来对于象征人性的关怀和重视。所以此时的“春秋笔法”已经发展成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惩恶劝善为宗旨理念，以隐形叙述者为视角，以言约而意丰、委婉而多变为艺术手法的一种叙事方式。

《世说新语》是以时间为经，三十六门类为纬的一个个片段性的记人组合。从整体来看，其前半部分主要传达对于魏晋人物的褒奖之意，如其门类之“德行”、“文学”、“方正”、“雅量”、“赏誉”以及“贤媛”等。后半部分则主要展示人物的性格缺陷，如“轻诋”、“假谲”、“俭啬”、“汰侈”、“谗险”等门类。这种门类的编排似已微妙地传达出作者扬善弃恶的宗旨。从具体的记述来看，叙述者往往退隐至记述文本的背后客观地表述故事情节或者将视角让位于情节中的人物，通过简洁的动作或简短的语言，让读者自己体会作者之意。如《世说新语·雅量》有云：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一个“徐”字，将谢安之不喜形于色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传达出处于玄学和佛学等多重思想影响下魏晋人士的清渊雅量之风，在这种清风渊雅的背后显露的是撰者关于此种性情风格的褒扬之情，充分体现了“春秋笔法”之“一字寓褒贬”的特征。又如容止门中有道：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笺疏》）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笺疏》）

显然，前者是用一种隐喻性的委婉的方式来评价嵇康的风神韵味，带有一种玄韵之致。后者“答曰”用极简短的话语，以对比的方式来表述，可谓达言简意丰之意。关于此类记述，《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此不赘述。

二

如果说西方的传统叙事结构是时间性的，那么中国古代的叙事结构更倾向于空间性的特征。如果要追溯这种空间性的自然社会物质根源，“它或许既与‘华夏民族在原初状态所处的自然环境较规则性、平衡性’、‘使人更容易掌握空间世界’有关，也与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的稳定性有关。”③如中国汉字的象形性、古代的“四方说”、“五行”、“六合”无不具有强烈的空间感一般，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具有浓厚的空间性。《世说新语》特殊的结构体例使其叙事的空间性更加明显。首先，从整体结构来说，《世说新语》全书分为三十六门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数字“三十六”本身即带有浓厚的空间色彩，符合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二”指一阴一阳、两极；“四”指东西南北四方，而后有演化出来四季，虽然作为时间概念，但四季也是在空间中轮回变换；“六”不仅指东西南北上下的“六合”，在中国原始思维中还“往往呈现为时间与空间的相互混同，即以空间方位的某一点来标志时间循环变化的周期”④；“九”在中国古代属“天地之至数”，如“九天”、“九州”、“九野”。这些数字都是空间的象征，并且三十六是它们的倍数，可以说，《世说新语》的作者是有意要建构这样一个圆整的世界。

其次，《世说新语》每门之下由多个独立、片段性的故事构成，完全打破情节叙述的连续性、时间性，而使小说的叙事结构展现出浓厚的片断性、间隔性和空间并置性。这种叙事模式与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大不相同。正史人物传记往往运用大量篇幅的环境描写来塑造人物，记述详实。而《世说新语》中往往略去人物背景，将人物某个动作、某种神情定格在某一种空间之内。也即“从局部结构来看，它也主要是根据‘相似性’原则来结构的……以类同性的‘片段缀合’体现时间的非线性发展，从而也表现出某种空间化的倾向。”⑤《世说新语》某一个小故事的叙事结构往往也呈现出强烈的空间性。最具说服力的如其赏誉门中道：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乃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少士‘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世说新语笺疏》）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世说新语笺疏》）

“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笺疏》）

这种局部结构中“意象”式的错落组合，宛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使所有的意象打破时间性的局限，同时并置于广袤的空间中，创造出一种融通的意境。

早于刘义庆的吴陆凯所撰的《吴先贤传》中已经出现了空间并置的叙事结构，不过只是在局部结构的运用。例如其中有：

“故扬州别驾从事戴矫，赞曰；‘猗猗茂才，执节云停，志励秋霜，冰洁玉清。’”（《汉唐方志辑佚》）

“奋武将军顾承，赞曰：‘于铄奋武，奕奕全德，在家必闻，鸿飞高陟。’又上虞令史胄，赞曰：‘猗猗上虞，金莹玉贞，凤立鸾，邈矣不倾。’”（《汉唐方志辑佚》）

显然，《吴先贤传》中的四言句式和比兴的修辞手法承袭了《诗经》的套路。但其空间并置性的叙事结构与《世说新语》如出一辙。而这种空间性“既可能体现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精精神境界和整体结构中，也可能体现在文体层面上的具体的语言修辞之中……作为一种修辞，它是在局部上运用比喻象征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⑥。所以上文所举例中的“神俊”、“自然有节”、“游云”、“惊龙”等意象的采摭即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味。这种象征性的意象在历时性过程中不断凝缩为一个“同时性”并置的共时性整体，在自然而然中也营造出了与中国诗文相通的意境。上述关于人物品藻所运用的简约而意丰的带有玄韵的语词，完全可与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的意象落置相媲美。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0页。

② （清）阮元著，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0页。

③⑤ 赵奎英：《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及其对艺术的影响》，《文史哲》2000年第4期。

④ 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⑥ 赵奎英：《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看传统叙事结构的空间化倾向》，《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清）阮元著.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5]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赵奎英.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及其对艺术的影响[J].文史哲，2000（4）.

[7]赵奎英.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看传统叙事结构的空间化倾向[J].文艺研究，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