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与其他“国统区”的作家并无不同，1949年前后的曹禺也经历了一个“改造”的过程，并于1954年推出了《明朗的天》，可谓一份“答卷”。这部可称曹禺创作分水岭的作品显然带着一定的与当时政治形势“保持一致”的成分，但是，也保留着曹禺“改造”过程中的一些需要仔细发掘的思考和实践。曹禺此后再未创作过“反映现实”的作品，与此次“经历”不无关系。晚年的曹禺也不看好这部戏，更加深了关于《明朗的天》“没有什么好谈的”的印象。此前的研究成果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研究者将曹禺的“改造”及其结果归结为外部政治因素，忽略了曹禺本身在艺术逻辑上的主动“追求”。

1.事与愿违

写作《明朗的天》，不是出自曹禺自己的需要，而是源于一位“领导”的“指示”。在1955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曹禺讲了选题的由来。按照记者转述：“曹禺同志曾经参加过治淮工程，参加过土改斗争，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初他和党的一位领导同志谈过话以后，他才决定要写一个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这位领导同志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很值得写，同时他也知道曹禺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生活一向比较熟悉，写起来有驾轻就熟的方便。”不仅如此，“曹禺同志列举了很多党的领导同志的名字，他们都曾就这个剧本的创作和他谈过话，给过他政治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不少帮助。”当年曹禺这么说，可能有一定的借此说明领导对自己关怀和爱护的意思，但是暴露了他这部作品的明显缺陷：命题作文且束缚太多。“曹禺现象”后来被反思，研究者多从这一角度入手。一旦此问题被落实，曹禺的《明朗的天》似乎就不足观了。实际上，这不是只发生在曹禺身上的个别现象。当然，曹禺并未表示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即便有不满，他也不能说出来。但是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曹禺不是“傀儡”，此时已经是一个有充分写作经验的作家，他是不可能任由“领导”摆布的。因此，“改造”过程就意味深长了。

曹禺能够说出来的，是他“改造”的决心。1949年，他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说：“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对于曹禺来说，这些并非套话。曹禺没有流露出任何质疑或者犹豫，他是驯服的，也是配合的。但是，有些问题他不是没有想到。在《明朗的天》中，凌士湘表示了对“共产党”的宣传的反感：“人是可以不死的，病也是可以治好的，而不是成天谈话，谈话，宣传，宣传！”“我告诉你，我满意现在的政府，我也拥护共产党，可是我实在不愿听你的宣传！”曹禺借凌士湘之口，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普遍疑问，同时，需要找到“驳斥”这种观点的根据。但是这“根据”何尝又不是自己也很想得到的呢？肯定需要“改造”。曹禺想的是，自己能够“改造”成功，写出来他认为更好的，能够配得上时代潮流的作品。

问题是，怎么“改造自己”？早熟的曹禺在1949年前就已经是一位艺术修养上几近炉火纯青的剧作家了，但是，按照“讲话”的要求，他仍然需要“改造”。他认为自己的缺点是：“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的‘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除了一些大帽子外，从“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用语来看，曹禺对自己的旧作基本是全盘否定。他几乎是从头开始，以蹒跚学步的姿态来重新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曹禺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自信毁于一旦，而且让他如此心服口服？“新”观念。在“新观念”的促使下，曹禺在50年代初的主要工作是修改自己以前的作品，他对自己作品下手之“狠”令人震惊，但是结果并不成功。曹禺空有改造自己的热情，但是，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点”，因此，盲目否定旧作，试图跟上形势，却成为艺术上的不大不小的败笔。

“修改旧作”仅仅是曹禺“改造”的一面，曹禺是把“改造自己”和《明朗的天》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几乎可以互换。《明朗的天》直指知识分子的要害：专业重要还是思想改造重要。曹禺没有选择“改造”的主要对象人文知识分子，而是独辟蹊径选择了技术知识分子，可谓“创新”。如此这般，却凸显了专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尴尬：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与阶级斗争思想无关。虽然剧中想说的是，即便是医生（非常去政治化的职业）也应该进行思想“改造”，否则就沦为“人民的罪人”。但是，在剧本的结尾，曹禺还是让凌士湘拿起显微镜去战斗，显示了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为了将这个道理讲圆满，曹禺设计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特务”，可谓煞费苦心。因为事件没有普遍性，所以凌士湘的“改造”并无多少说服力。曹禺认为，自己的“改造”是不成功的，因此，凌士湘的“改造”也无从谈起：“我写《明朗的天》的时候觉得很难写，我在协和收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样提炼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你要知道，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喽。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琢磨不透彻。有人说凌士湘、尤晓峰的思想转变没有写好，写得不深刻。你想，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要想写得很深刻，那怎么能行呢！”完全是无奈的感觉。说到底，《明朗的天》意在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却成为一个在外部操作和内部逻辑上都“事与愿违”的作品。

2.凌士湘的塑造问题

《明朗的天》从题材上说并不讨巧，甚至有些棘手。曹禺《明朗的天》发表于1954年，正是戏剧创作轰轰烈烈的时候。粗看一下，写“工业建设”和“工人斗争”的作品有《在新事物的面前》、《不是蝉》、《考验》、《幸福》、《刘莲英》等，写“农村的生活和斗争”的有《春风吹到诺敏河》、《春暖花开》、《妇女代表》等，写“革命历史”的有《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万水千山》、《钢铁运输兵》等。很少有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明朗的天》堪称凤毛麟角。如何写知识分子？大家都不知道。可以说，直到杨沫的《青春之歌》，才找到了“完美”的书写知识分子命运的模式，即首先意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出路？今天，我们首先就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然后才有我们个人的出路和解放”，而唯一的方式就是“与工农相结合”。曹禺没有参加过“革命工作”，没有经历过党的“培养”，因此，是无法找到《青春之歌》这样的路径的。他只能凭自己的感觉摸索。

与具有较强自传色彩的《青春之歌》不同，曹禺《明朗的天》更多带有理论探索的性质。曹禺是敏锐的：需要“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明朗的天》就是针对这一非常难缠、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明朗的天》以1949年前后一所医院的变化为舞台，推出了凌士湘这样一位学者型的医生，表现他从“两耳不闻窗外事”到投入反对细菌战的战斗中去的过程。在这部人物杂乱但是情节简单的戏中，凌士湘的戏份并不多，性格也不鲜明，人物不出彩，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够提供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在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这个核心问题上没有“创新”和“突破”，《明朗的天》基本被评论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在曹禺为数众多的回顾自己写作生涯的场合，也基本不谈论这部作品。

问题出自凌士湘的“转变”上。曹禺在第一幕第一场中明确地说：“这个戏就是企图讲一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改造思想，逐渐放下旧思想的桎梏，终于开始向新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变化着。”毫无疑问，比起“现实主义”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来，曹禺选择了一个“硬骨头”。“旧思想”是什么？如何“改造”？何为“新知识分子”？可以说，曹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于碰触这个题材的作家。虽然毛泽东已经就此有过阐述，但是曹禺能在何种程度上接受？“终于开始向……的道路上变化着”这个句式反映了曹禺的疑虑和不确定。剧本体现着这种疑虑和不确定。既然是“改造”，就要写“改造前”是多么不好，对比“改造后”是多么的好——曹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无法把“改造前”的凌士湘写得更“差”，也无力把改造后的凌写得更“好”，因此，这场“改造”就是“识破了暗藏的坏蛋”，显得不痛不痒，缺乏力度。评论和曹禺自己都不能满意。

曹禺当年对《明朗的天》说了一些话，基本属于自我批评，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心结”在什么地方。《明朗的天》的选题和写作的详细过程，经过记者的采访，以《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为题，发表在1955年的《文艺报》上。除了一些不得不说的应景的话外，值得注意的是，曹禺对记者说到了自己写作过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修养和生活经验不够”而出现的“困惑”。文章这样说：“曹禺同志说，许多剧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在处理人物的思想转变时感到困惑，认为这是剧本创作中最难解决，但是又必须很好的解决的问题。”说“必须解决”，是因为人物的转变是作品的主要目的，而“最难解决”，就暴露出政治要求和艺术实践之间的冲突。曹禺明白，“只有充分地揭露了这些人物在旧社会里的丑恶，一旦当他们在新社会在党的教育下得到思想转变，这才能更有力地说明新旧社会的不同，说明党的英明伟大。”但是，他们是怎样转变的，或者说，思想有何内在逻辑？曹禺并不能解决。实际上，曹禺必须要搞清楚：新旧社会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虽然有理论作支撑，但是毕竟还无法从实践上给出“答案”。谈论“思想改造”是困难的，相对来说，写“社会改造”就容易得多（比如《龙须沟》）。问题也有解决的办法：把凌士湘塑造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见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作报告的时候，曹禺在场。

如前所述，曹禺的“困惑”是真实而具体的，他怎么做都是错。应该说，这是曹禺“改造”过程中的“软肋”。曹禺是如何处理的？在《明朗的天》中，与其他当时的流行作品也没有什么区别，曹禺塑造了一位“闯入者”党委书记董观山。曹禺对这个人物并不满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写出董观山在恶劣环境中是如何完成“任务”的，他自己批评自己说：“我们所看到的主要只是：董观山如何来往在大夫们中间，温和地劝导他们，帮助解决思想上的某些问题，批判一下运动中某些党员的急躁冒进情绪；他的言谈多于行动，待人处世四平八稳，既没有非常强烈的爱，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恨。”刚刚写完，就自我检讨。不过，如果让曹禺重写，他也不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塑造“新人”和“英雄”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曹禺在这方面“先天不足”，但是也并未努力去弥补，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改造”的暧昧态度了。

3.“初版”与“修改版”之间的不同

《明朗的天》有两个版本，相隔两年，对照一下，可以看出曹禺在风云激荡的1954到1956年之间的“改造”成果。1954年，《人民文学》和《剧本》发表的四幕七场剧《明朗的天》，到了1956年被改为三幕六场。曹禺在“改造”剧本，同时也是“改造”自己。曹禺一直在拿捏着分寸，试图找到艺术表现和现实宣传之间的平衡。曹禺认真地歌颂新政权，但是难免有“不到位”和“过火”的地方，这从他对《明朗的天》的修改中就可以看出来。

曹禺的“大局观”显然加强了。1956版在第一幕开始就有一段很长的时局描述。这段舞台提示与戏剧几乎毫不相干，在1954年版本中也没有，是曹禺后来修改时加上去的。不难知道，这段与《新民主主义论》论调一致的话正是曹禺加强“学习”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曹禺的“政治意识”增强了。应该说，虽然显得有些生硬，但是这段增加的提示是必要的，因为非如此不能让读者理解这场发生在医院这个远离政治的场所的激烈斗争。或者干脆说，这也是曹禺在当年能够表现出的最高“思想觉悟”了。一些不恰当的议论也被删掉了。比如第一幕中刘玛丽对共产党的议论：“反正一进城，共产共妻，谁也舒服不了。”虽然是反面人物说的，但是比较“恶毒”，有“借他人之口诋毁”之嫌，所以删去。还有凌士湘对何昌荃参加共产党的议论：“我告诉他，叫他不要多管事情，不要参加我们这些科学家管不了也不需要管的事情！我们一辈子就是为实验，实验的目的就是救人，还有比这个对人类有更大益处的事情吗？”这是凌士湘在“改造”前的真实想法。什么是对人类更有益的事情？就此来说，反驳起来也很困难，甚至还会产生理论上的混乱，所以也删去了。可以说，这些删减基本都不是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是服从于“政治标准第一”的时代号召。曹禺在政治上越来越谨小慎微不是没有道理。查1954年发表《明朗的天》的《人民文学》，“编委”里胡风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是1956年，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他已经成为阶下囚了。

值得注意，同时让人纳闷的是，曹禺在1956年删除了一些人物的“进步”的语言和行动。不是越“进步”越好吗？1954年版本中，曹禺完全是以主题先行、个人思考“缴械投降”的态度来写《明朗的天》的。他明白，这是自己“改造”后的答卷，文坛看着哩。在塑造凌士湘的形象的时候，为了让他在解放后显得进步些，曹禺安排他去了朝鲜战场。既然不能与工农结合，去朝鲜锻炼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确去过朝鲜战场采风。凌士湘回国后激动万分地说：“前天夜晚，车过了鸭绿江，我看见祖国的灯光，那和平繁荣，我恨不得就穿了这件军装，再回到前线保卫我的国家！”凌士湘是进步了，但是却不再是科学家凌士湘了。这么写，同行会暗中笑话的。凌士湘可以“进步”，但是这么进步似乎太“过”，可以抒情，但是这么矫揉造作也没有必要，这几句，在1956年版本中被删除了。同样地，在1954年版本的结尾，赵树德的眼睛被治好了，恢复了光明，他睁开眼，大声喊“看到了”，大家以为他是说眼睛好了，没料到会错了意——他说的是“看到了”毛主席的画像。接着耳边出现了工农群众高亢的歌声。1956年，曹禺没有继续使用这个结尾。

能够想象得到的是，1956年版本加强了对董观山这个人物的塑造。在1954年版本中，曹禺对董观山有一段很长的“人物提示”，董观山被描述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知识分子出身，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参加了游击战争，解放后做过地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但是，董观山在戏中的出场次数较少，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被突出出来。显然，作为党代表，董观山发挥的作用需要加强。在1956年版本中，曹禺删去了初版中两个比较活跃的人物。一是凌士湘的妻子、妇产科主任容立章；二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陈亮。他们的戏份和作用，都给了董观山。但是，令人惊奇的是，1956年版本的《明朗的天》中竟然删去了对董观山的人物提示。连刘玛丽、徐慕美、袁仁辉这样的次要人物都有，却偏删去了主要人物董观山的，着实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曹禺为什么这么做？即便1954版本的董观山的人物提示有的地方不合适，他怎么不修改一下或者换一个呢？必有玄机。他自己没有说过，也不便妄加猜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自己作品精益求精的曹禺当然不是遗漏了，而是经过一番应该是绞尽脑汁一样的思考后，才决定不要了。

曹禺还有一些比较大胆的“设想”没有实施。1955年，他修改《明朗的天》的时候，记者转述曹禺的想法说：“曹禺同志最近正在准备着手修改《明朗的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江道宗改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描写他在解放后一直和美帝国主义保持密切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曹禺同志所以要这样修改，他倒不是由于主观愿望硬要这样来改造江道宗，以配合今天的斗争，而主要还是由于人物本身的性格规律这样规定了的。”设想归设想，曹禺也知道怎么“配合”，但是，在1956年推出的新版本中，曹禺还是保留了以前的江道宗的原貌，并没有像设想那样将其写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真是这样，《明朗的天》固然矛盾更尖锐刺激了，但是“知识分子改造”就成闹剧了。曹禺还是有自己的谱的。

《明朗的天》的写作及其修改过程明确反映出曹禺一方面考虑到政治标准，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艺术标准，而对于两个标准的把握，他却始终摇摆不定。他总是在否定自己。写完《明朗的天》，曹禺并没有“改造”后的轻松，写作道路也并不“明朗”，而是背上了更多的“困惑”，进入了长久的停笔阶段。

【注释】

①田本相、刘一兵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②《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③《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④曹禺：《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曹禺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页。

⑤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曹禺全集》第5卷，第45页。

⑥研究者对曹禺的“修改旧作”的评价是：“这种大删大改基本上使作品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由一种具有深刻内蕴的象征型艺术转化为仅具宣传教化功能的社会问题剧，而惟一得到‘提高’的是作家的思想认识水平。”李扬：《现代性视野中的曹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曹禺很快（1954年）也认识到改动的害处，说“还是保持原来的面貌好些”。曹禺：《〈曹禺剧本选〉前言》，《曹禺全集》第5卷，第51页。

⑦梁秉坤：《在曹禺身边》，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⑧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4页。

⑨曹禺：《明朗的天》，《曹禺全集》第4卷，第9页。

⑩《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⑪《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⑫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创刊号。

⑬《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⑭1956年版本《明朗的天》中这段提示抄录如下：“自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继续同国民党勾结起来，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便下了决心，进行反共内战，不顾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毁了保障国内和平的协议，向全国人民寄托着最大希望的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在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逐渐觉悟到，从被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蒋介石政权手里，是得不到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用了极大的努力和耐心使人民认清这一点后，大家才彻底了解必须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并且完全依靠一直正确地为和平努力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生存。”

⑮《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