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新诗研究

2013年4月6—8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太仓沙溪镇举办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本届新诗论坛的议题是“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与会专家就此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中国当前新诗建设最关心的问题以及最具原创性的看法，从纷繁复杂的诗坛表象背后发掘出若干需要严肃对待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对策。

在《扬子江》诗刊特聘主编子川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刊登与此次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把新诗理论系列的研讨不断引向深入，形成对新诗的过去和未来的完整把握，从而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新诗的良性发展。同时，也期望业内人士予以持续关注并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与对话。

对于中国新诗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一道显豁的分水岭。此前，新诗在多种文体格局中一直主打天下，处于中心和重要的位置，荣光不断。而后，新诗则由于欲望化的拜金语境冲击、大众文化的挤压和自身探索的本质失衡等因素“合纵连横”，陷入冷寂而彻底的边缘化窘境之中，成了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和最不受读者欢迎的文体类型，各大报刊原来对它敞开的园地竞相取消，诗人亦随之贬值为背时的精神有问题者。一句话，进入九十年代的门槛后，新诗形象被矮化、丑化到了最高限度，其对读者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下降至最低点。

进入新世纪后，为使诗歌从“低谷”的残酷现实中“突围”，诗人们通过一系列自外而内的尝试，开始了重构新诗在文坛和读者心中形象的努力。一晃十年弹指而过，新世纪的诗歌形象虽然还处于未完全打开的进行时状态，清晰度稍显模糊；但已初具规模和气度，足以支持独立的言说空间了。那么，这种形象重构，究竟是没有出离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审美与思想境域，还是发生了胜于新诗任何时期的新变；到底是把诗坛带入了生态最佳的发展阶段，还是把诗坛引向了最差的狂躁时期；它提供了什么艺术趣尚和情感新质，又存在着哪些必须消除的偏失与缺憾？这一切都需辩证地剖析与总结。

说诗歌形象重构带来了新世纪诗歌的“复兴”迹象，是不无道理的，也现出了诸多征候。如原本即很可观的诗歌写作队伍，因潘洗尘、苏历铭、黄怒波、老巢、洪烛、李少君等一批经历商海或宦海沉浮、打拼后，再度皈依缪斯的“新归来诗人”加入，愈加壮大，多代写作者之间和谐共处，关系融洽，他们每年五万首的作品产量之和，直逼全唐诗五万首的总数，惊人数字背后的诗人创作热情可想而知。如诗歌在谋求发展过程中和社会生活、流行文化的遇合，使自身的生存栖息空间日益开阔，各种性质的奖项迭出，其中的柔刚诗歌奖、鲁迅文学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艾青诗歌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诗歌奖等，已成经得住时间淘洗的品牌；诗歌节此起彼伏，银川诗歌节、西峡诗歌节、鼓浪屿诗歌节、三月三诗歌节、青海湖诗歌节等均是影响日增，而每年全国各地的诗歌朗诵会、研讨会、笔会等频繁得不胜枚数，仅二○○五年一年，全国的各项诗歌活动竟高达五百多项，令人目不暇接。再如诗歌以泛诗和准诗的碎片方式，对明信片、圣诞卡、贺年卡、MP3、广告、手机短信、地铁车厢等可以寄居处无孔不入的渗透，堪称诗性四溢，营造了一种“无时无地不是诗”的奇特景观，至于数不清的诗歌选本、网刊、民刊、诗人博客，加上广东、福建、浙江、山东、上海、海南、江苏等省份地理诗学的空前崛起，更是热闹非凡，似乎看不出一点诗坛黯淡与沉寂的影子。

但上述的一切恐怕还只是表层的现象，新世纪诗歌形象最内在、最本质的重构，主要是从下面的三个向度上进行的。

一是在书写方式与传播方式上实现了彻底的革命。以往的诗歌文本基本只在体制内的刊物和写作者的纸面上生长，而从《今天》开始则以自办刊物的形式，另“为中国诗歌写作开了一个小传统”，到多元共生的新时期，自由更晋升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国家政策的宽松，令大量民办刊物和自印诗集蜂拥而出，特别是后来网络的介入使诗歌写作变得异常自由。新世纪诗歌即延续了民刊传统，它在有效发挥《诗刊》、《星星》、《诗歌月报》、《诗选刊》等官方刊物及其新创的下半月刊效能同时，一方面巩固《诗参考》、《非非》、《他们》、《现代汉诗》、《倾向》、《一行》、《翼》、《标准》、《阿波里奈尔》等已有民刊领域，一方面大力扩容，陆续开辟《下半身》、《朋友们》、《东北亚》、《剃须刀》、《无限制写作》、《大陆》、《诗歌与人》、《诗歌现场》等新空间。这些民刊的装帧、印刷质量一改最初的寒酸粗糙，从封面设计、内文编排到外观包装的整体形式都相当考究；并且基本上不按作者的名气与地位取舍稿件，而以推举新人为己任，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而网络上的诗人博客更是多如牛毛，单是网络诗刊就星罗棋布，热浪袭人。据统计，2005年在乐趣园上注册的诗歌网站即有上百个，而今早已超过一千几百家，其中重庆的“界限”、北京的“灵石岛”、湖南的“锋刃”、福建的“甜卡车”、四川的“第三条道路”、浙江的“北回归线”，还有北京的“诗江湖”与“诗参考”、广东的“诗生活”、黑龙江的“东北亚”、四川的“终点”、广西的“扬子鳄”、江苏的“南京评论”等已成极具影响力的诗歌阵地与现场。在网络世界里遨游，每个作者的心态都很自由放松，从冷面狗屎、七窍生烟、恶鸟、巫昂、轩辕轼轲、浪子、竖、花枪、魔头贝贝、CMYPOEM、施施然等笔名的运用，即可窥见一斑。面对开放、便捷、互动的虚拟世界，诗歌创作变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人人尽可“写作”，卸下职业抒情者的面具，加入写作的“假面舞会”，像隐身人一样恣情表演，随意处理生活、心理、意识和诗歌的关系，一时间狂欢成为诗歌界突出的文化现象，难度的降低与好玩的引力，从两个向度刺激着诗人们的热情，诗歌成了传播迅疾的一次性消费的流行艺术。

民刊的畅通、网络媒体的狂欢，无疑拓展了诗歌的基本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它们已支撑起当下诗歌写作和传播的半壁江山。事实上世纪初崛起的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南人、宋烈毅、轩辕轼轲、尹丽川、安琪等诗人，最初也的确都是从民刊中走出，而后逐渐成为诗坛的新生力量的，这些诗人构筑了挑战主流诗歌和话语权力的基本阵容。这种“江湖”对“庙堂”的对抗与竞争，这种人人皆可写作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不仅有益于消除诗歌的神秘感，瓦解写作的话语霸权，有效地凸显“在场”的心灵和世界，宣告了约定俗成的写作秩序和规范的彻底无效，助长了诗歌的大面积生长，使诗坛活力倍增、人气鼎沸，同时确立了诗坛上主流媒体、民间刊物和网络写作互补共荣的良性生态格局。最主要的是它为汉诗写作带来了一种新的品质。因为身处民间那种对现存秩序的批判激情和民间立场、网络狂欢固有的自由创造品质结合，使诗人们的作品自然带有强烈的前卫和实验倾向，常常“藏龙卧虎”，从伊沙的身体写作和反讽策略，到徐江、侯马等的后口语写作精神，再到余怒突出歧义和强指的超现实写作等，均催化、刺激了文学的某种可能性。如靠网络起家的轩辕轼轲所写的，“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先种植一株梨树/就要先找到适宜种梨的春天/就要在春天之前被生出来/生出来后茁壮成长 好好吃饭/父母在 不远游 不经商……坐进春天里 坐进春天里/像陷进泥土里的根/哪怕它寸草不生/哪怕它果实累累/始终只想着梨子的滋味/让舌苔守身如玉/咬紧牙关”（《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在韵味、意向和语感的进逼上，令很多专业诗人汗颜，若是没有放松的心态，没有上好的技术训练，要想创造出来是无法想象的。

二是延续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规避过于纯粹的情思路线，以向日常生活、现实领域的大面积敞开，增强诗的烟火气和疼痛感，更贴近了时代与人的复杂状态。诗歌应当承载一些什么，但又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它在处理与现实关系的“及物”过程中，必须有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在这一问题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同样深刻。一种倾向是尽力把诗从意识形态层面剥离，而在神性、幻想和技术领域定位诗的生长空间；一种倾向是坚持诗和时代现实的高度谐和，在时代、民族和国家等宏阔的语境中抒情。其实，它们的“圣词”或“大词”写作都远未关涉存在之音与芸芸众生，前景皆不乐观。因此悟清此点的九十年代诗人，纷纷挖掘身边生活中的诗意，写日常的境遇和感受。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及物”意识愈加内在化、深细化，特别是SARS、海啸、雪灾、地震、奥运、共和国六十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事件的洗礼，使诗人们尤其明白了承担的伦理内涵和具体分量，他们虽然不绝对地排斥永恒、超验的领域，但更重视诗和现实间的多向、有效关联，注意从人的本位和内视点出发，将当下最真实的日常生存和情趣作为根本资源，在“此岸”处境和经验的抚摸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如面对灾难横扫玉树的民族悲情，重庆子衣的《看见》不乏房屋坍塌、血肉模糊和抢险救灾的场景，但更透过自己的目光，感受民众对灾民关怀、牵念和祈望的温暖力量，“我在干旱中看见爱，在地震中看见温暖”，“我们靠在并不熟悉的人肩上/成为熟悉的亲人，成为灾难之下/彼此呵护的眼泪与安慰”，地震让地图上的一个“点”陷入了黑暗，也让一个族群凝聚成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向上的力量，“看见”里流注着诗人揪心而欣慰的爱意。再如翟永明回到故乡河南时，发现许多普通而勤劳的农民，因为卖血在不知情中染上骇人的艾滋病，忍受非人的精神煎熬。面对那些生命，她写下《老家》，“老家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 血丝 和血一样的惊恐/吓坏了自己和别人/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晕那些针孔/我的老家在河南”。诗对爱滋村农民的客观叙述里，蛰伏着诗人的愤怒之火，流动着诗人欲哭无泪的悲悯和大爱，无须直接指陈，对罪恶却自有尖锐的批判力。它是一个女性诗人对事件作出的直接反应，对人性和社会良心的深沉拷问，其中对土地、土地上生灵沉重命运的担待，可视为传统忧患精神的动人闪烁。

诗人们这种对世界和心灵的感知方式，把诗从虚无飘渺的“高空”拉回到了踏实质感的人间“地面”，使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演绎的就是人们身边已经或随时都可发生的一切。只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的诗意，一般皆能暗合人类情思、经验的深层，所以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且，诗人们非凡的直觉顿悟力有时能直抵事物的本质属性，传达出对人和社会、生活主体复杂性的深层理解。如郑小琼的《从生活》写道：“折叠的铁片突然张开玻璃和金属的面孔/倾注着整个下午的寂静……时间的背面……/在衰老，消瘦。生活……/它淡蓝色的舌头/舔着。重复着的日子——我自己的舌头/舔着生活”，诗已切入工业文明的纵深之处，那种对科技革命的隐性忧虑，对人的主体性丧失的痛心，批判、质疑了现代性使“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的负价值，“铁片”与“舌头”两个异质意象的对立并置，更外化出工人命运之残酷与悲怆，它从个人写作出发却超越了个人，传达了“非个人化”的声音。杨键的《小镇》仿佛在冷静地扫描小镇上凌乱、庸常的物象、事象和心象，“在船舱里/收音机里传出演奏《江河水》的二胡的声音/那种人的淤泥似的清凉的痛苦/已经不再有了……有一个叫‘三五斗’的茶馆里/三四个农民/像几具干尸/围坐着一张牌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互相躲开/再看，眼睛再躲开”，但其深层却分明让人感受到了小镇灵魂低抑、孤寂而茫然的隐蔽心理，和都市化压迫、异化、隔绝人类的残酷本质。田禾的《简略》中日子、腌萝卜、小酒、旧布鞋、驴子、门、小屋等泥土味十足的意象，和“乡村简略到一个村庄，村庄简略到一座房子/房子简略到……”的特有句式遇合，也勾勒出一个卑微的乡土生命存在：家中设施简略，一床一缸、一碗一筷，每天的饭菜简略，语言简略，服饰简略，卫生简略。冷静的走笔中，诗人对无助而麻木的灵魂的悲悯宛然可见。

三是远离运动式写作或集体抒情的喧嚣，致力于文本艺术的自觉打磨，使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真正落到了实处。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浪潮以来的新诗历史，留下的主要是宣言大于文本、事件大于文本的教训。从它身上很多诗人发现：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无论何时都必须靠文本说话，对于诗歌这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作业来说，拉帮结伙、扯旗称派的热闹行为和炒作、取巧的诗外“功夫”，都只能背离诗歌的本质，损害艺术的尊严。所以进入新世纪后，刚刚从“盘峰论争”的氛围中走出的诗人们，尽管也注意和艺术同道的联系，但大多不再关心流派和主义的名分，而能以一颗平常、平静之心，对待诗坛风云流转，返归诗歌本体，专注于写作自身，多方位地寻找艺术的可能性，以对九十年代诗歌艺术建构精神的强化与弘扬，同八十年代的解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新世纪的诗歌向日常、世俗化世界的敞开，意味着它要深入具体的人事和当下的生存、广阔的现实，面对更加复杂的经验、场面和情境。这让越来越多的诗人觉得，与其在诗里调弄约定俗成的意象、象征，还不如进行人性人情的深度挖掘更感人，更实际。顺应这种认识，诗人们不断寻找更切近日常诗意的表达方式，虽然仍走传统的感性化路线，也不绝对排斥意象、象征，像杨勇的《松花江》就仍在意象的象征性上下功夫，但更多的诗却是极力汲纳其他文类的笔法，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压力的追求，挖掘和释放细节、对话、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的能量，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这使“叙事”晋升为新世纪诗歌艺术上的第一显辞。林雪的《数独游戏》就有浓重的小说、戏剧化倾向，其中有火车上客观的环境描摹，有诗人和邻座中年男士、和乘务员的对话，有男士玩数独游和诗人阅读短信、哭泣的动作，有诗人渴望幸福到来的心理刻画，更有诗人自身对命运的猜测、分析和评价。日常情境、画面的再现和含蓄的人性立场结合，表明诗人具有超人的介入复杂微妙生活的能力。马永波的《幸福的蒸气》更为典型，“当外面黑暗一片的时候/就能听见她在厨房里忙碌的响动……我的大姐/怎么越来越像/我那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该诗适度调节过程切面、场景描述和冷静的思绪，姐弟团聚的天伦之乐，和对慈爱的母亲、美好记忆的怀想结合，细节的准确性关注，加上质感的语言，保证了诗和表现世界的清晰、生动，靠一定的叙事长度和澄明的片段，把生活还原到无法再还原的程度，作者温暖而感伤的复合情感，也因之被传达得沉静悠远。这种事态叙事是一种情绪化叙事、诗性叙事，它在扩大诗的情绪容量的同时，强化了诗的日常化色彩。新世纪诗歌第二个艺术趋势是以朴素、自然的姿态，更加贴近人性了。这种趋势不止是日常物象、事态和情境入诗的题材定位，叙述性的事态的大量启用，还涵括着一种去含蓄典雅得过分贵族化倾向的语言态度。诗人基本上都拒绝虚张声势的矫情表演，平淡的日常语经他们“点化”后，纷纷有了诗的含义与机趣，转换成一首首返璞归真的自然“天籁”，读着它们仿佛可以径直走入诗的情思空间乃至诗人的生命，丝毫也没有隔膜与“累”的感觉。如胡长荣的《在一树桃花面前》是这样的，“在一树桃花面前/我常常被一个词深深地打动:怀念//在一树桃花面前/我至今还认为/一树的桃花中/开得最鲜艳/美得会说话会微笑的那一朵/就是我曾经深爱过的/一个叫桃花的/乡下姑娘”。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诗人表现的却是“离文化远一点”的语言旨趣，不炫耀知识，不卖弄文采，本色、简净的词语、物象，从诗人的命泉里直接流出，如风行水上，白云出岫，貌似拙朴，实则最为诗化，“独语”式的语流淌动，宣显着抒情主体淳朴、真挚的情爱信息，苦涩却很现代。潘洗尘的诗冲击力还那么强，只是抒情和语言方式更为朴素内敛，组诗《一个过客和他的国家》体现了无技巧的境界，“北京 再加上千里之外的那座小城/就是我 一个过客的/整个国家”，细节和抒情本身的力量，直指人心，昭示出现实主义诗歌魅力的不可抗拒。这种语言所蕴含的不事张扬的冲击力，返璞归真的本色风范，是对诗歌贵族风和书卷气的对抗，也缩短了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如果诗人都能这样自然、亲切地说话，不装腔作势，诗歌就有福了。新世纪诗歌艺术上第三个征象是比较“散”，不好规约和整合，也意味着诗人们个性选择的多元化，因为多元化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个人化。如同是面向“此在”，又都有自己追逐的个性“太阳”，王小妮的澄澈从容、王家新的内敛深沉、于坚的拙朴平易、朵渔的沉重深邃、李琦的清洁纯粹、郑小琼的低抑尖锐等，都魏紫姚黄，精彩各异，它们互相间和平共处，异质同构，既拥托出一派个人化写作的艺术奇观，也标志着个体差异性的彻底到位，利于满足读者丰富的审美需求。

探索不仅仅意味着成功。由于新诗形象存在问题的“积重难返”，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并非十分得当，也由于当下生活尚未给缪斯生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新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没有在短期内把缪斯引向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负面价值或缺憾也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一方面热闹而有生气，甚至在地震事件上还有一线辉煌之光闪过，但一方面诗的命运远未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最大困惑仍是有分量作品少的老大难问题；并且在拳头诗人的输送上还远远逊色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诗歌。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是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二十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三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七十年代那样，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八十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九十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它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让人家喻户晓的，堪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除了朵渔等少得可怜的个体，也几乎没怎么显影。而“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领袖级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诗坛怎么繁荣。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它们的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

而归根结底，影响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核心是写作本身问题严重。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像下面这首被很多人看好的诗作，“镜子里双鬓渐渐花白，一二十年过去了，头顶上/又移来一些白云。白云起先像山峦/像奔马，像积雪，像波涛，后来像情绪不佳的张寡妇/飘上了西山头”（《白云》），抛开那老旧拙劣的比喻和飘忽的意识自由联想，还有什么？这种形式漂移，使诗人的精神显象过程缺少理性控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或者在情思书写上完全深入到了日常化的琐屑之中无法自拔，无暇乃至拒绝精神提升。不能否认有些诗人始终在探寻着诗歌的本质，像马铃薯兄弟的《木质的K》、宋晓杰的《惊蛰》、李少君的《鄱阳湖边》等，就通过对生命、人生、宇宙等抽象命题的凝眸，在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增添着诗歌新的理性内涵。但更多的作者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有关反腐败、SARS、洪灾、地震、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焦灼疲惫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下半身的贴肉写作，“垃圾派”与生理需要无异的精神排泄，和下面这类数不清的无难度日常生活呈现，“又下了雨/她抹去窗台上的灰尘/随手擦干了/玻璃上的水珠/巷子里走着的那个人/姿态/和你有一点点像”（《即景》）都是如此，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同时，新世纪诗歌书写形式革命日渐暴露的弊端也需警惕。不论是民刊还是网络，的确“藏龙卧虎”，但时而也是藏污纳垢的去处，它“最高尚纯洁”、“最深刻有效”，也“最恶毒下流”、“最浅薄无聊”，“阴阳两极被全面释放”。民刊如火如荼地发展，使那些不为主流刊物认可的好诗浮出地面，但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一些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招摇过市，破坏了民刊的声誉；民刊的同仁化，既造就了不少风格相近的诗歌团体流派，又由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化因素带来选稿的随意而潜藏危机，一些并不优秀的诗歌混入使诗坛不再纯粹；多数民刊的即时性和短暂性，使其生存能力低差，虽能够增进诗坛的活气和热闹，却不利于相对稳定的大诗人的产生。网络写作固然便捷，它增加了诗坛的平等氛围；但是“网络诗歌”的自由、低门槛和消费时代的急功近利遇合，也把它变成了“鱼龙混杂”的所在，无厘头、快餐化、段子式的拼盘铺天盖地，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充斥各个网站，游戏、狂欢的自动化倾向明显。据传一个网名叫“猎户”者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平均每小时写出417首，不到一个月就造了25万首诗，且不说其速度惊人得可怕，单就抽离了兴、观、群、怨的功能承载而言，他全部的目的只是自娱的“产品”，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也就是说，从大量的网络诗歌中读者根本感觉不到诗人灵魂的深度和艺术的美感力，写作即兴性和高速化，造成的过度明白、冗长、散化的表达，使诗歌不但无法整合语言和经验的复杂关系，就是和诗歌原本的含蓄凝练要求也相去甚远。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更使网络伦理下移，不时被某些人当做释放人性“恶”的平台。所以对网络诗歌要学会甄别，保持清醒的评价。

另外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事件化倾向又有所抬头。诗歌向流行文化、大众时尚乃至消费经济靠拢的“变通”，向社会、现实生活的渗透，不乏令人欣喜的因素，但这种诗歌泛化说穿了就是一种媚俗的挣扎，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使诗歌自由独立的精神属性日渐萎顿、缩减，所以对之该充分注意。如今，人们一提及当下诗歌，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梨花体、羊羔体，想到裸体朗诵、诗人假死，想到多得让人叫不上名字的诗歌奖项与诗歌活动，这不能不说是让人悲哀的事情。提别是出于文学史的焦虑，这十余年玄怪的命名综合症越发严重，什么“70后”写作、下半身写作、“80后”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歌写作、新红颜写作等等，连绵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的代际更迭和集体命名，反映了一种求新的愿望，但也宣显出日益严重的浮躁心态，其中不少就是一种低级的作秀或炒作，它们极其不利于艺术的相对稳定性和经典的积淀与产生。正如前文所说，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那些诗歌大于文本、诗歌多于文本的现象应当尽早划上休止符。

可见，新世纪的诗歌形象重构如今乃是娱乐化和道义化、边缘化和深入化、粗鄙化和典雅化同时并存，说不上特别成功，与真正的繁荣期还有一段距离，但路向准确，成效已获初显。只要诗人们能够正视现实，取长补短，在时尚和市场逼迫面前拒绝媚俗，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在“及物”的基础上，注意提升抽象生活的技术、思维层次，坚持自娱性和使命感的平衡；同时注意张扬艺术个性，强化哲学意识，构筑感性与理性契合、情绪与智慧交汇的诗歌本体，协调好当下现实与古典诗学、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像学会快起来一样让写作慢下来，在优雅的心态中宁静致远，那么新世纪诗歌就会无愧于时代与读者的期待。

【注释】

①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2001中国新诗年鉴》，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

②［德］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③于坚：《“后现代”可以休矣：谈最近十年网络对汉语诗歌的影响》，《诗探索》2011年第1辑，九州出版社，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