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政研究队伍与学术质量——基于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000-2012年）的分析<br/>

中国廉政研究队伍与学术质量——基于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000-2012年）的分析

2013-07-05■曾明刘婷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6期

■曾明刘婷

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的廉政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又可以为之提供理论的指导。应这种来自真实世界的理论需求，近年来学术界有众多学者开展了对廉政的研究工作，研究数量不断增长，研究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但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对此类文献进行过综述。从研究思路上来说，适时地评估与反思是增进知识积累、完善和改进研究的有效方法[1]（P58）。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多个研究领域内的学术成果进行过文献述评。如克里默通过对美国《公共行政评论》1975-1984年发表的论文的评述，分析了那十年中公共行政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发展情况[2](P19)。肖唐镖和郑传贵以1994-200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政治学》中全文转载的政治类学术论文为样本，分析国内政治学研究在主题、类型和规范方面的研究现状[3]（P11）。在肖唐镖和陈洪生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以非随机抽取的1995年公共发表的293篇政治学论文为样本，考察了当时中国政治学界采用经验研究方法的现状[4]（P113）。而冯志峰则对1979年以来出版的国内86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进行了研究，以探究大学政治学教育中方法课的教学情况[5]（P80）。武玉坤对1998-2007年中发表于学术期刊的中国公共预算研究进行了计量性评估，考察了现有公共预算研究的学科视角、研究焦点、研究方法和研究质量[1]（P58）。陈振明，李德国抽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五所国内著名高校2002-2007年间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94篇，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和论题的前沿性等方面检验了中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6]（P17）。傅广宛等对近六年来发表的公共政策量化分析的学术论文进行抽样研究，归纳出公共政策研究中运用量化方法的基本态势和特点[7]（P109）。魏姝通过对2005—2006年CSSCI期刊所收录的10108篇政治学论文的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发文和被引情况，分析了该领域内有影响力的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的研究状况[8]（P69）。董建新和陈桂梧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抽样研究了1998-2007年间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专业科学学位硕士论文，从研究主题、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了行政管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9]（P101）。

本文将遵循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试图通过分析2000-2012年以来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有关廉政的研究论文，来了解当前中国学术界有关廉政研究的学术质量和研究队伍，即学术界这13年来，什么人在从事廉政研究?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研究廉政领域的问题?学术规范方面做得如何?

一、样本选择、指标设计

本文用以分析的论文样本来自中国知网2000-2012年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周刊”。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廉政”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期刊文章10483篇，其中来源于核心期刊的1032篇。由于有126篇篇幅非常短的小短文，在指标分析时做了删除，因此最后讨论的文章数是906篇。①从历年发表情况来看，2000-2008年各年都在50-73篇左右，年度变化不是太大，但是从2009年开始，发表的廉政论文明显增加，而且此后呈逐渐增加态势。截止到2012年9月份，就已发表104篇，平均每月13篇，比历年都高。这表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廉政研究日益重视。

在指标设计方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学术队伍

主要采用研究者所处的单位系统与学术地位这两个标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政府研究机构和其他或无标明等。研究者的学术地位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政府官员和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等。

（二）学术质量

1.研究性质。主要分为理论导向研究与政策导向研究。前者关注事实、注重从事实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或验证、改变旧的理论。后者注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解释，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或提供咨询。

2.研究方法。借鉴何艳玲对研究类型的分类[10]（P93），本次评估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作为我国廉政研究的基本分类，“规范研究一般先提出符合预设立场的标准，然后提出如何达到这些标准的对策，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依据。相反，实证研究往往会撇开预设立场，致力于在经验事实中证明某一种解释或者建构某一种理论。”

3.资料收集方法。作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来源，即资料的收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质量，并体现出作者学术的严谨性及训练情况。按照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会使用的资料收集方法，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非介入式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搜集、没有标明资料收集方法。

4.学术规范性。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课题组的定义，学术规范性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程度 (它体现了研究者对所在学术领域发展状况的把握)以及遵循学术引证规则的程度[11](P18)。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标题、摘要、注释和引用的规范;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和明确的结论;三是是否有清晰的理论框架。

二、样本分析

（一）学术队伍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考察什么人在做廉政研究。②从表1所反映的作者单位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本科高校，占35.54%，高职院校也有71篇，显示出高校仍然是廉政研究的主要阵地。而党校、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系统所占的比重较少，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发表的廉政文章占到了25.82%，成为第二大主力。但从文章内容来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发表的那些文章大多是关于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的廉政经验的介绍性文章，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研究性论文。还有一类“其他”人员，主要指一些新闻报道类的，或没有标明作者单位的，或作者是企业人员(主要是国有企业人员)的文章，这部分文章与党政机关人员发表的文章类似，大多是做廉政宣传或廉政经验介绍。

表1 作者单位分布

从作者的学术地位来看，拥有教授职称的研究者为9.27%，副教授为8.83%，比讲师和助教人员比重高很多，博士学位人员比重也仅为5.29%，其中部分还与教授、副教授身份人员有重叠，显示现在从事廉政研究的人主要是高职称的专家，年轻学者反而兴趣不大。而其他身份人员 (即未标明或是学生、党政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企业人员)的比重却非常大，达到72.7%。廉政研究成为学术界比较忽视的一个领域。而且这一现象与廉政建设在党委政府部门和社会上颇受关注的情形形成极大反差。看来要加强廉政研究，推动廉政建设，吸引和培养年轻优秀的廉政研究人才队伍势在必行。

表2 作者职称分布

从作者职务分布来看，我们把党委书记、副书记归为一类，这类人员发表的廉政文章有38篇;占总数的4.19%，中纪委驻各部委纪检组长发表了12篇，纪委书记19篇。还有6篇是高校或中职学校的校长发表的，市长发表2篇、部队政委发表3篇。这些作者的文章大多是一些有关廉政建设的讲话或报告，只有一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的文章属于研究性论文。从研究者职务的分布来看，明显可以看出党委系统对廉政建设的重视，而行政系统领导则相对较少，这与党政部门的职责分工有关，廉政工作历来归为党委、纪委的工作职权。

总的来看，学术界对廉政的研究关注度不够。相反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的人员发表的文章不少，但这类文章大多是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廉政经验介绍或是号召向廉政标兵学习类的文章。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的是，在廉政领域，领导干部的讲话、报告、包括一些研究论文比较多，廉政在党政机关广受重视，各方都对此做了些工作探索，也愿意广为宣传，分享经验。

（二）学术质量分析

1.研究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方法来看，大多仍是采用制度分析等一些规范研究的方法，应然性的研究比较多，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是经验的介绍，或是对本单位工作做法的宣传。真正能够运用实证研究的定性方法去分析问题的很少。定量研究的就更少，只有17篇，而且在这些定量研究中，大多还停留在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上，缺乏清晰的理论假说，规范的数据来源分析和严谨的统计分析，包括回归分析或是其他的统计分析都很少用到。能否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能否运用适宜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反映出有可能廉政研究比较适宜采用应然性的规范研究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廉政研究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还有待改进的空间。

表3 研究方法分类④

2.研究性质。研究性质体现的是作者的研究导向，主要分为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从现有研究来看，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的比重相差不大。理论导向更强调对理论的发展和验证，有一半以上的研究倾向对廉政提供理论解释或是理论描述，政策导向类的研究比重还稍少一些。在政策导向上，大多提倡从多角度、多方面制度建设入手，搞好廉政建设，通常都会借鉴国外的廉政经验作为参考，从内容上来看，有关廉政建设的对策分析大多相似。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廉政建设中的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了一些共性的认识和看法。当然，这些对策建议如何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提高可操作性，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3.资料搜集方法。廉政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中国的廉政实践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科学的资料搜集方法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学术质量。但从这906篇文章来看，未标明资料搜集方法的占了一半，显示出当前研究的不规范和数据搜集经验的缺乏。另外还有30%多的文章是依赖文献收集的方式来获得资料的，依靠问卷调查、观察法、访谈法来获取资料的不足14%，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对廉政建设的研究严重缺乏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往往是通过一些二手甚至三手的资料来做廉政研究。即使是一些研究其他地方经验启示的文章也都来自二手资料。从资料的科学性和创新方面来说，由于缺乏一手资料，学术界对中国廉政建设现状的认识还有很大不足，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一些结论或判断恐怕还得谨慎对待。

4.学术规范性。学术规范性主要考察这几个方面:一是标题、摘要、注释和引用的规范。所谓规范，是指标题是否简明、准确表达了文章的中心内容、研究范围等;摘要是否明确概括了文章的主要观点、结论和研究方法;注释和参考文献是否符合学术规范。二是是否提出了明确的研究问题和明确的结论。三是是否有清晰的理论框架，即是否采用了某种理论来集中分析廉政问题。

表4 学术规范分类

从表4来看，在标题的学术性上，规范性最高，达到84.66%，有60%以上的文章有较为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结论。说明在廉政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意识和结论意识比较强。但是在其他规范方面就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摘要，能够规范地撰写摘要，即摘要能明确地表明概括文章的主要观点、结论和方法的仅有34.22%，规范地做好注释和引用的也只有32.78%。这当然可能与现在有些期刊出于版面原因会删掉一些注释和引用文献的情况也有关。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理论框架方面，能够运用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廉政问题的研究论文不到20%，这反映出当前廉政研究中作者们不太注重在理论指导下研究廉政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仍缺乏适用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廉政问题，而且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方面各界都痛感西方廉政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现实分析，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实践而产生的廉政理论又比较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