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丽娟 兰玉娇 尹希果

近年来资源类商品价格波动使得水价调整问题备受关注。由于我国污水处理收费包含于整个水价之中，使其容易被忽视，进而导致投资供需矛盾成为全国污水处理行业尤为突出的问题，尽管市场化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做法，但由于产业链过长、环节及参与主体多但利益诉求不同等因素，市场化道路很不平坦[1][2]。污水处理收费普遍偏低、征缴率不高、收费不足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3]（P93-96），并呈现出资金投入不足与生产能力闲置并存的现象。

从各地听证制度实行的实际效果来看，缺乏调研是城镇污水处理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关键因素。污水处理收费是涉及我国百姓民生的大事，因此，通过调研的方式获取数据，实证研究城镇居民的个体特征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4][5]，采用新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居民个体特征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力求得出更准确的研究结论，进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一、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在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2个区县，通过一对一问卷的形式，整理统计所得。其中被调研的重庆、四川的区县为主城区，广西和贵州的区县为非主城区。本次调研充分考虑被调查人员的性别、职业、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样本特征如表1。

表1 问卷调查样本特征说明

为获得广泛性的样本数据，我们对社区进行划分，对不同层次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调查。虽然样本数量总体上有限，但样本质量较高:一方面，调研前我们对调研人员进行了专门指导，为保证问卷的科学性、有效性，在调研初期，先在小范围内试调查，总结问题并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另一方面，所有的样本数据都是通过一对一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得，样本资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得到真实、可靠的研究结论。

调研表明，水价因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而不同，主城区水价为2.5～3.2元/吨，非主城区水价则为1.5～2.8元/吨。居民对目前水价高低的态度各有差异。在被调查者中，34.1%的居民(70人)认为现行水价“较高”;60%的居民 (123人)认为水价“适中”;只有5.9%的居民(12人)觉得水价“较低”。此外，在目前的水价构成中，污水处理费很少，仅有0.5～0.7元/吨，这使得污水处理厂缺少资金、运营困难。本文还调查了居民是否愿意承担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费用，“不愿意”的居民占72.2%，“愿意”的仅仅占27.8%，且也只能接受平均0.2元/吨的费用。这样看来，即使水价提高，居民也只愿意接受0.2元/吨的空间，提高污水处理收费价格的改革比较困难。

二、模型的设定与变量说明

城镇居民作为参与污水处理的微观主体，其缴费意愿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居民个体特征的分析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 (排序选择模型)，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重点考察两方面内容:一是居民缴费意愿的影响因素，二是居民个体特征对污水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

（一）居民个体特征对缴纳污水处理费意愿影响的计量模型

根据调研，我们得到居民对现行污水处理收费态度的数据，将居民的缴费态度分为三个层次:“不愿意”、“愿意”、“非常愿意”。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居民选择“不愿意”设为0，“愿意”设为1，“非常愿意”设为2，据此我们对调研所得的居民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该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是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引入环保宣传力度、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居住地区、婚姻状况、性别、文化水平和年龄变量，建立影响居民缴费意愿的决策模型如下:

其中，Y1i表示居民的缴费意愿，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若Y1i＜1，表示居民倾向于选择“不愿意”缴费;若Y1i≥1，表示居民倾向于选择“愿意”甚至“非常愿意”缴费，随着Y1i值的增大，居民缴费意愿也不断提高。

（二）居民个体特征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影响的计量模型

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关于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居民选择“非常赞成”设为0，“赞成”设为1，“不赞成”设为2，对调研所得的样本进行分析。

该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居民水费支出和收入水平[6]，同时引入环保宣传力度、住房面积、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区、年龄、所从事职业和性别等变量，模型结构如下:

其中，Y2i为居民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决策行为，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若Y2i≤1，表示居民“赞成”甚至“非常赞成”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若Y2i＞1，表示居民“不赞成”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随着Y2i值的增大，居民的不赞成程度不断提高。

（三）模型的变量说明

模型中CONS、INCOM、AREA、AGE为数值变量，ADR、EDU、WED、GED、HBXC、CAR 为虚拟变量。α1…，α12，β1，…，β14是各变量的待估参数，ε1i、ε2i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代表被忽略的但又对水价收费制度改革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的总和。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2，虚拟变量的取值如下所示:

表2 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三、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讨论

由于涉及的变量多，为了克服变量间的共线性，找出各影响因素对居民缴费意愿和污水处理费制度改革影响的稳定性，我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表3的居民缴纳污水处理费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中，模型Ⅰ只引入了居民每月水费支出指标，研究这单一变量对居民缴费意愿的影响，模型Ⅱ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加入环保宣传力度这一指标，模型Ⅲ再引入居民职业特征，模型Ⅳ是考察所有描述居民个体特征的变量对缴费意愿的影响，通过逐步引入变量，考察各因素对因变量影响的稳定性。在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模型中，模型Ⅰ是只考虑居民每月水费支出和收入水平这两个指标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影响的回归模型，模型Ⅱ引入了住房面积和环保宣传力度指标，模型Ⅲ继续引入居民的职业特征指标，模型Ⅳ是引入所有变量的估计模型。综合两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表3 居民个体特征对缴纳污水处理费意愿和污水处理费制度改革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第一，居民每月水费支出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比较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影响因素模型中的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和模型Ⅳ，我们可看出参数估计值变化不大，说明该指标对制度改革的影响较稳定，即水费支出越少，居民能够享受的福利性水价更多，就越支持水价收费制度改革。调研结果表明，每月水费支出低于30元的居民最赞成水价收费制度改革，随着水费支出的增加居民的赞成度下降，这说明收费制度改革对居民节约水资源和减少生活污水排放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水费支出差异的作用还意味着收费制度改革的可行性，若充分考虑“梯度式”水费制度中的福利性水价，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将能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

第二，居民收入水平对缴费意愿和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该指标在四个模型中的估计参数值变化不大，说明该因素对缴费意愿和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较为稳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其缴费意愿会有所提高，由原始数据可知，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居民有较高的缴费意愿;月收入在1000～3000元的居民缴费意愿一般;而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居民缴纳意愿较低。模型的估计系数比较小，说明了居民收入水平对缴费意愿和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程度偏弱，这是因为用水费用只是居民家庭生活支出的一小部分。同时，还说明居民对现行的水价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但现行“一刀切”的水价收费制度没有很好体现水价的价格杠杆作用[7]（P82-91）。

第三，住房面积对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关系是显著的，且该影响关系较稳定。居民住房面积越大用水量越大，对收费制度改革的支持度就低。所以，在制度设计、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对这部分居民的教育、引导，在可行的情况下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水排放量[8]。但考虑到房价和未来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住房面积因素对污水处理收费改革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第四，环保宣传力度对缴费意愿和收费制度改革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且该变量对缴费意愿和制度改革的影响也比较稳定。由于我国现行供水和排水合为一体的体制不完善，政府与国企都不愿意将真实信息公之于众，使得不少居民对缴费的构成并不了解[9]。调研结果显示，51%的居民表示“不了解”污水处理费的收取制度，49%的居民也只是知道日常生活中缴纳了污水处理费，但具体包含什么费用不清楚。因此，在环保宣传过程中，应进行污水处理制度方面的宣传，使居民更全面、真实地了解污水处理现状，从而提升居民污水处理缴费意愿，减少改革阻力。

第五，居民职业特征对缴费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从居民缴纳污水处理费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中的模型Ⅲ和Ⅳ的参数估计值看来，该变量对缴费意愿的影响随着变量的增多，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居民职业特征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存在差异，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而其他职业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第六，居民缴费意愿和收费制度改革受居住地区因素的影响，但计量结果关系不显著。一方面，我国城镇污水治理行业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机制尚不完善，居民对“梯度式”水价收费制度的了解和支持度差别也较大，造成地区性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污水处理业务普遍是由政府所属事业性单位控制，政府补贴严重削弱了污水处理费的地区差异性[10]。

第七，居民的文化水平对居民缴费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收费制度改革影响较小。这说明不同文化水平的居民，有关污水处理缴费意愿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由于我国教育体系缺乏有关污水处理和收费改革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即使居民的文化水平存在差别，也没有对水价收费制度改革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环保教育应当贯穿于小学、中学、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当中，加大对居民的环境教育，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这样才有利于我国城镇污水治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1]（P21-34）。

第八，居民的年龄对缴费意愿和污水收费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变量的增多，在统计学上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计量结果我们认为，在制度设计框架中，应注重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从娃娃抓起”，加大对居民的环保教育力度，为污水处理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打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九，居民的婚姻状况对缴费意愿和污水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无论是单身居民还是已婚居民，其污水处理费的缴费意愿和改革态度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即便是已婚居民的家庭经济支出相对较高，对居民缴费意愿和制度改革的影响也不大。

第十，性别因素对居民缴费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是特别高，但对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因角色的不同，居民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的了解也有所差异，男性似乎对社会事务更加关注，女性对社会事务关心不够，加之对生活费用的控制，其缴费抵触情绪似乎更高。

四、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由实证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因素(居民收入水平、水费支出水平)是影响居民缴费意愿和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关键因素;第二，直接和间接的信息沟通因素 (环保知识的宣传力度、居民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缴费意愿和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第二关键因素;第三，社会角色因素(年龄、婚姻、性别)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影响结果较为复杂;第四，居住因素(居住地区)对缴费意愿有一定的影响;第五，居民的职业特征对居民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态度的影响有差异，这种差异与经济收入和信息沟通的效果有关。

（二）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我们在进行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政策设计时，应当坚持:

1.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收费制度。该制度的含义就是坚持“阶梯式”收费，在一定用水量的基准范围内对每户居民实行福利性收费，超过这一基准范围，则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高收费标准，以约束居民的用水、排水行为，同时兼顾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福利。

2.进行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时要做到政务公开，坚持听证制度。听证会的参与各方应该有广泛的代表性，切实做到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信息沟通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尽量避免污水收费制度的信息不对称。

3.建立环保宣传和环保教育体制，尤其重视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中环保知识的传播。借鉴发达国家在素质教育中专门开设环境保护课程的经验，我国应增加减排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树立居民的环保意识，从小抓起，国家教育部门可以从小学开始增设相关方面的课程，并倡导各大高校定期开设相关方面的讲座和讨论会。

4.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应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建立市、区两级管理体制，调动区县积极性，促进市场化全面进步。

[1]贺恒信，薛玮.新公共管理运动视角下的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J].经济体制改革，2006，（2）.

[2]Dietrich.Earnhart.Liability for Past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Privatization.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4，Vol.29.

[3]曾闲刚.环保产业运营机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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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大军，陈雯，罗健萍.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与应用实例[J].水利学报，2006，（5）.

[7]祝怀新.环境教育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8]张翼.关于污水处理收费定价分析[J].学术论坛，2012，（9）.

[9]於方，等.基于成本核算的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设计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11，（9）.

[10]Kjetil B.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0，Vo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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