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哲学观下的马克思阶级理论重释*

2013-04-18刘聪

江海学刊 2013年2期

刘聪

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看做一场现实世界中的反讽，往往容易引发若干质疑。美国学者维塞尔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中，对浪漫派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进行了考察，肯定了浪漫主义的反讽对于青年马克思的诗歌创作，乃至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多重性影响。他将无产阶级看做一种自我救赎的“诗力”，即德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概念——浪漫“反讽”的化身。①维塞尔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以反讽哲学解读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新视角，但其考察的视野仅限于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入手，论述了浪漫反讽如何在马克思哲学中披上了批判的“面纱”，反讽诗力如何映照在被马克思发现的无产阶级身上。因此，从反讽哲学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将会在新的层面上超越维塞尔观点，对无产阶级的反讽本质予以阐释。

马克思哲学的浪漫主义底色

启蒙运动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是浪漫派与马克思所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作为启蒙运动中怀疑主义精神的延续，近代兴起的浪漫主义可以被看做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批判运动。反讽哲学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领军人物弗·施莱格尔的主要哲学思想。在苏格拉底古典反讽(反诘法)的基础上，施莱格尔将反讽从修辞范畴(论辩、戏剧)引入了审美领域，并使之上升到了哲学的反思高度。他认为，“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是无限的自我否定，是“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②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佐尔格将反讽运用于自己的哲学断片、诗歌、小说等创作中，意在化解启蒙运动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与时代困境。

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生活环境，决定于他父亲的理性主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决定于他的几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的影响”③。特别是其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学识修养以及对诗歌的热爱，使青年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而燃起了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热情。当时波恩与柏林是浪漫主义精神的集散地，作为A．施莱格尔的学生，波恩与柏林时期的青年马克思曾与德国早期浪漫派有过短暂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接触，对诗歌创作的热情使其处于纯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之中。马克思的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爱情，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着远离社会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④。在柏林时期，马克思在奥·施莱格尔等浪漫派宿将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主观主义哲学信念”第一次有了实在的内容，他开始尝试在实践中“以浪漫主义情感来确定他的活动方向”，并致力于将其“理想主义”旨趣付诸现实化的过程。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马克思便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法哲学体系，他先后以康德——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为理论前提进行了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其“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最终坍塌了。在发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性之后，他不得不转向自己曾厌恶过的黑格尔哲学。“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⑤，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寻找“新的神”，尝试“理想主义”尘世天国的建立，其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正是对其早期蛰伏的浪漫主义命令的执行。因此，具有浪漫主义诗情的青年马克思从浪漫主义哲学中受到的是诸如对现代性的批判、无限的自我否定、个体的自由以及对理想王国的趋求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并且初步形成了趋向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情怀。

可以说，在马克思不得不面对黑格尔哲学之前，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调是浪漫主义的。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诗歌境象，他创作的浪漫诗歌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概念的诗化表现形式。早期青年马克思的诗句中具有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激情，他也承认最初的理想主义观点从费希特哲学中汲取了营养，而费希特哲学正是浪漫主义的哲学来源。从客观化的主体与主观化的非我、对“仙宫”(理想王国)的追求、自我毁灭与自我创造等形式的反讽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的抒情方式与浪漫派的形式上的相似，以及诗歌隐喻中反讽脉络的趋前式的延伸。“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在广义上属于诗歌问题，马克思在这一人类救赎美学中注入了人的经验存在。1842～1843年间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表明，“批判就是反讽”，反讽应具有“批判现实”与“批判自身”的双重效用。⑥所以，结束了浪漫化思想前史的马克思并未完全摒弃浪漫主义情怀，反讽只是以批判的形式保留在了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中，并为其阶级理论的形成定下了基调。诗歌创作时期马克思对“异化”、“整体”与“反抗”三种浪漫渴望的表达最后转为一场“本体论的革命”，而其成熟时期对“劳动异化”、“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三种政治想象的阐发最终导向了一场“革命实践活动”，以黑格尔现实哲学为中介，其前后思想在对照中实现了延续性的衔接，浪漫反讽在马克思哲学中发生了由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因此，马克思诗歌既是反讽哲学的呈现，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前兆。⑦

马克思与浪漫反讽的实践转向

浪漫派对既存世界具有强烈的不满，但其改造的热情始终停留在理论性的静观层面而未能触及现实，对诗化王国的激情渴求退归为纯粹的内心独省。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笔记中，曾对浪漫反讽提出了过于“内在形式”化的批评，黑格尔也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指责浪漫反讽是丧失了实体客观性的主观性哲学，“自我欣赏”终将导致主体的“空洞无聊”。深受“应然”与“实然”分裂困扰的马克思逐渐接纳了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现实转向使蕴含于青年马克思诗歌中的浪漫反讽，发生了由理论空想向实践革命的位移。

从历史的演变逻辑来看，反讽以苏格拉底反诘法为理论母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讽可以被视为辩证法的初级形态。不同于黑格尔以思辨哲学与概念辩证法遮蔽诗化哲学与反讽辩证法的方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实践辩证法是在保有浪漫主义底色的基础上对反讽哲学进行改造，并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完善的。反讽辩证法强调以具有“无限性”的“否定性来矫正有限世界(黑格尔称之为‘理性世界’)的否定性”⑧，其对整体性的诉求是周而复始的，其目标的合法性是不以过程的合理性为决定要素的，其矛盾观是多元性的。⑨而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则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获取纯粹肯定的思想，其整体性是对立面的绝对统一，其目标的真理性以概念与实在性的统一为要求，其矛盾观是一元的。⑩

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颠倒”不是简单的头脚倒置的翻转，而是一场体现在矛盾观与整体观两个方面的结构性的“改造”。（11）恩格斯曾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解为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的过程，并认为其中每一个意志又各自受到“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与制约。这些相互交错的力量表现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历史即表现为平行四边形的“合力”。（12）因此，马克思辩证法中矛盾的特殊结构在历史实践中以多元决定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整体观具有原始统一体的简单性，其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3）这其实并不是产生具体的有效方式。他认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4）因此，马克思以经济范畴为例指出其辩证法中的总体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15）。马克思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取代了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以既定的、具体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总体取代了思辨哲学中简单的总体，这决定了实践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结构上的不同。同时，马克思的总体观不是根源于与结局相吻合的圆圈，总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16）。实践辩证法不会导致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不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状态，而是人类自觉创造完全属于人类的历史的开端。因此，马克思哲学对整体性的追求是一个具有无限性的过程。这种改造的结果即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具有了与反讽辩证法相似的本质。

如阿尔都塞判断的那样，马克思从未写过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著作，但实践辩证法的内容业已以实践状态存在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因此，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精髓，也是阶级理论的理论依据，实践辩证法的反讽本质决定了阶级理论的反讽特性。马克思实现了浪漫反讽向现实世界的延伸，他将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现实化的反讽，使反讽产生了从审美立场到实践立场、从趋向于虚无到趋向于理想、从争取消极自由到争取积极自由的转变。（17）其立足于社会经济领域，趋向于共产主义的目标，主体致力于现实世界中的全面自由的解放。“反讽的原始冲动是毁灭性的，即反讽凭着意志设法消除‘实然’”。（18）而转向黑格尔现实哲学，又转而对之进行批判的马克思对现存的社会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合理的世界需要被一场彻底的革命摧毁。所以，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便具有了与反讽哲学相同的使命。两者的差异即在于，反讽的“毁灭性”仅限于纯思维领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摧毁力量”已深入社会现实。

作为反讽主体(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产物，也是对资产阶级的否定，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运程中的反题环节。同时，作为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自身便具有“自我扬弃”的反讽特性。因此，无产阶级既是作为反讽的否定环节，也是作为反讽的主体而存在的。资产阶级在破坏中世纪“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中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但资产阶级的过剩“文明”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资产阶级用来毁掉封建束缚、创建现代工业社会的法术，已“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9）而这种武器的使用者就是成为现代工人的无产者。马克思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产业工人的贫穷，生产资料的绝对丧失与劳动的商品化为无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社会化大生产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与“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20）恩格斯将这两个阶级直接定义为现代资本家阶级与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们以占有或失去生产资料、雇佣或出卖劳动作为区别，这就表明无产阶级是以资产阶级的相反形式存在的。私有制，作为富有的保障，不仅要“保持自身的存在”，还要“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21）而无产阶级必须以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22）的方式来消灭自身。实践辩证法的反讽特性内在地蕴含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马克思将私有制保持无产阶级存在的阶段视为“对立的肯定方面”，而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阶段视为“对立的否定方面”，可以说，这正是反讽过程的两个阶段(“对资本主义的表述”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23）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阶级，以“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自我呈现的形象相对立的形象”（24）表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因自身的“一无所有”而否定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无产阶级在使私有制得到“自我满足”又使私有制得以“消灭自身”的反讽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从对反讽的分析中得知，反讽主体必将经历自我——非我——自我非我同一的过程，反讽必将经历正题——反题——综合的绝对命令的三个阶段。施莱格尔认为，反讽主体洞悉所处时代四分五裂的本质，他既是“随心所欲创造自己、又随心所欲创造周围世界的极度自由的主体”（25），又是对现实社会中“极端分离与疏远”的人的处境的写照。因此，反讽主体作为主观的自我的同时，也是作为客体的自我，这个高度反省的主体，不仅仅只是“人的现实社会孤立状态的产物”，他还是“消灭这一现实人际分离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尝试”。（26）为了消除人与世界的疏离状态，反讽主体在思维中将自身物化为客体，客体便成为主体客观化后的对象，这也是主体诗化客观世界的过程。由此，客观化了的主体便占据了现实的世界，而客观化了的主体的世界便成为“主体精神的放射”。在浪漫主义反讽中，施莱格尔更多强调的是自我的物化与非我的诗化，他并未将非我作为自我的异化来过多地加以考虑。经过黑格尔的借用，曾作为反讽环节的客观化成为了其概念辩证法的一个环节——异化。马克思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不同的是，有产阶级把这种人异化为资产阶级的事实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它在这种自我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并“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27）而无产阶级却在人异化为一无所有者的存在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并“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28）境况的迥异迫使两个阶级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对社会和历史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私欲是保守地维持社会现状并保持异化的对立;无产阶级的愿望是通过破坏性的革命摧毁现存世界中的一切，从而消灭异化带来的人类本性与“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注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会成为反讽主体在现实中的反映，它将完成主体异化后的反讽过程。

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在现实世界中重复了反讽主体在思维中的表现，它以人的异化以及曲折反复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再现了反讽主体客观化自身以及处于无限反题状态的特质。与反讽主体相同，无产阶级经历了从人异化为无产者的过程，也将实现从无产者向自由的人的复归，它“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29）。而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通过毁灭的力量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30）超越历史运动中的反题阶段，使自然主义成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从而达到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其认识到了社会的本质与自身的角色，这是反讽主体高度自省的体现，它对阶级目标的追求“也就是意味着自觉地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如果没有它的自觉参与只能仍旧是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限制”（31）。

无产阶级革命反讽本质的三次表征

反讽可被归结为趋向于理想目标的无限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这种自我否定在革命过程、革命对象与革命主体三个方面得以表征。这体现在，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之前，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将在自我批判中“不断革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既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也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无产阶级本是资产阶级造就的对象，而“觉醒”与“反抗”却使两者发生了位置的对调，创造者成为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被创造者却成为革命主体(无产阶级)，两者在相互否定、牵制与较量中使自身与革命过程具备了反讽的特性。

1．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批评

从觉醒到革命，从革命到夺取政权，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主义，这条预想的路线是否会顺利地进行?无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对其对手实施的大众欺骗或强力镇压注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将“历尽艰辛、屡遭挫折”。针对革命的曲折进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作内提到，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种自我批评其实就是反讽哲学无限的自我否定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充分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每一场革命虽然都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完全不同。资产阶级在对封建的中世纪社会进行改造时，所面临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前所未闻”的崭新的世界。资产阶级假借古代的英雄气概策划了自己的诞生，却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抛却了它曾供奉的“先辈们的传统”，当资产阶级将关注点完全集中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之时，它早已“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32）因为，善忘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只是为了在这种传统中寻找“理想和艺术形式”来掩饰其斗争的“狭隘内容”，为自己行动的合理性高唱颂歌;只是为了找到一个革命的借口，为“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33）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初衷与革命结果之间总是不相符合的，但它从不会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反省该如何自我调整，反而“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争取早日实现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王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为时短暂”，而没有反复的阶段，它“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社会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尚未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便以“酒醉状态”沉溺于每天的狂欢。（34）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从不具备无限的自我否定性，它将自己视为绝对的真理，从而可以批评、否定任意有异于它的东西。而这种反讽的本质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才会存在。

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所要创造的新世界不是“前所未闻”的，而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相反的，假借古罗马的激情并不能引发无产者对于新世界的憧憬与想象。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35）而无产阶级在开始自己的任务之前，需要破除人们对于过去时代的一切迷信与幻想，“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36）所以，“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37）不能只是通过描述理想王国的华丽“辞藻”来争取人们的拥护，更要通过实现这个美好国度的具体“内容”来迎得人们的信任。为证明这个“内容”的合理性，无产阶级会因此不断反省自身，只要阶级意识尚不具有现实性，没有成熟到革命一举成功的地步，革命“就会回归到它的起点，就会重复原来的状况，直至最后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走了可怕的弯路后，历史的直观教育使无产阶级完成它的意识过程并因而把历史的领导权交到它的手里”（38）。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看做一个需要反复论证、“不断革命”的过程，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并“在前进中停下脚步”，在“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中返回到它的出发点，“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39）卢卡奇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不可回避的使命，在它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达到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前，必将经历诸多痛苦:它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仍然只是针对其生活方式的局部的否定，只是否定的超过被否定的东西，暂时无法找到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正确出路。（40）而当工人阶级发现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毁坏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等斗争形式并不能改变其悲惨的命运时，它将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将批判对象上升为总体，跟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彻底、无情地清算，从而向“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迈进。

2．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确指出，“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41），可见，反讽的自我否定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二个表征就体现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上。资产阶级带来了大工业生产，大工业生产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联合，而这一切都曾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准备的，现在大工业产物的矛头却对准了它自身。私有制作为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专制的答案，无产阶级作为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压迫、废除私有制的方案，每一个环节都对产生它的上一个环节作了否定性的回答。我们发现，革命破坏了资产阶级以保持无产者的逆来顺受来确保其统治的骗局，无产阶级的贫穷拆穿了私有制下自由平等的谎言，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揭露了它推翻封建制度的真实目的。资产阶级陷入了自戕的境地，它“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42）。这再现了古典反讽中苏格拉底式的反诘法，而浪漫反讽本身也来源于此。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自我毁灭需要两个条件，即遭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以及“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和“非人性”，并把自己消灭的无产阶级。（43）可以说，这两个条件都是由资产阶级创造却又反过来制约其自身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看作“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44），周期性重复发生的商业危机导致了这种反抗的持续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卷入了一场灾难，社会在大部分产品与生产力被毁掉的境况下失去了全部的生产资料。生产力的这种发展超乎了资产阶级的想象与控制，它不仅“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45），相反，它“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46），一旦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经济发展不再受其控制就将导致它自身的灭亡。

马克思将资本看做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将雇佣劳动看做资本的条件，将工人的自相竞争看做雇佣劳动的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成为私有制自我毁灭的第二个条件。以往一切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在得到统治权后，总会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已获得的生活，它迫使社会满足其发财致富的野心，这归根到底“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它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需要保护或巩固，它只有“摧毁至今保护或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废除现存的占有方式，“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才会“抬起头”、“挺起胸”地取得社会生产力的主导权。无产阶级虽然一无所有，但它可以成为一切。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就这样被无产阶级从它的脚下挖走了，它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

3．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

维塞尔认为，当无产阶级所经受的经验的苦难具有普遍性的时候，它便具有了救赎的力量。无产阶级的自我救赎就是它对自身的自我扬弃，这是反讽的自我否定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三次表征。马克思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的，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47）它的判决就是通过消灭自身而消灭阶级社会。具有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发现了自己“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48）发现了它所在的社会生活已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这不仅体现为理论上的损失，还直接体现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贫困，这些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能力才能得以消除。

无产阶级作为财富创造者与其生存境况相比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工人生产的财富与产品的增加并未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反而加速了他的贫穷与廉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了。私有制使工人失去了人作为人之根本的类特性，劳动成为了外在的东西，劳动产品成为了异己的产物，人与类本质、人与人之间是相对立的关系，工人因只有依赖于他人才可生存而越来越不像人，因只有在运用动物机能时才感觉到自由而越来越像动物，这是异化现象在工人身上的体现，而当工人意识到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身份时，他将是以革命主体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异化也是革命主体所必经的阶段。反讽主体需要经历从自我到非我，再到扬弃非我、自我与非我同一的过程，而革命主体作为反讽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反映，也必将经历从工人到非人存在，再扬弃由工人异化导致的非人状态，从而实现向人性的复归的过程。

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自我扬弃就是对自己本身生活条件的消灭，这要以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49）为前提。无产阶级需要联合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这就是要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再运用自己统治阶级的身份以暴力消除旧有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50）卢卡奇认为，共产主义实现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的存在即是阶级仍然存在的证明，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废除阶级的划分，才会在自身的完善中达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这不仅需要无产阶级要和作为其外部敌人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和自身相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破坏和腐蚀它阶级意识的阴谋相斗争。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不是一场一举胜利的运动，这是一个在反复思索与实践中逐步达到阶级意识的过程。卢卡奇将无产阶级在不同领域达到的不同意识阶段看做是一把尺子，认为它“可以精确地度量已经达到了什么和还应该争取什么”（51），从而在不断的自我批评中接近自我扬弃的目标。自我批评保持了无产阶级行动的生命力，这是每一次不成熟的自我扬弃的组合，所以，“无产阶级决不能害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52），而真理本身就是在反复的自我考证中获得的。

①⑥⑦（18）［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26、14、226 页。

②［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5、57页。

③［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磊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

④［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⑧［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⑨⑩［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1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18、19、18。

（17）刘聪:《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的修正》，《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3期。

（19）（20）（32）（33）（34）（35）（36）（37）（39）（42）（44）（45）（46）（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8、273、586、586、588、587、587、587、588、278、278、278、278、29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