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杰

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诸众(Multitude)政治理论既是对自主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延续，又建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内在性思潮;既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密切相连，又试图走出主流的现代政治传统;既重构马克思的劳动和阶级理论，又积极筹划后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既试图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的革命理论困境，又力图创建后辩证法的政治概念;既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立场，又努力寻求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其逻辑脉络不仅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转型，而且关涉多重的思想史语境和结构层级，对它的深入考量对透视全球化时代的激进政治和勾勒当代西方左派政治本体论的关系图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在性、生命政治和阶级构成:诸众政治所属的理论传统

从思想根基上说，诸众政治源自以斯宾诺莎和后结构主义为核心的内在性思潮和差异哲学。二者以内在性—平面性—差异性—开放性取代超验性—等级性—同一性—封闭性为前提，将批判视角集中在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二元论、超验论、目的论和辩证法之上，强调以主体性—动态性—开放性为本质的创构性本体论、从个人到集体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创建历程、超越权力异化的反司法主义、去中心—去等级—去总体化的内在性平面、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不可预见性—个殊性—虚拟性—偶然性自由生成的事件哲学以及新存在不断再生产的未来学和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时间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福柯—德勒兹的历史连续性蕴含着超越绝对同一性、普遍性和超验性的狄奥尼索斯潜能，它被以奈格里为核心的一批左翼思想家推进为筹划激进政治模式、绝对革命传统和未来人类学的政治本体论。

斯宾诺莎立足于存在之物的直接性和存在自身的内在张力，重在创建创构性筹划，弃绝一切超验机制。他强调存在在本质上的平等，透过存在的直接性和单义性，建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域。在它之中，“真正的力量概念构成唯一的调解，它是内在于存在的调解，因而根本不是调解，而是张力的形式和存在的生命形式。”①从“共时的—结构的创构”转向“历时的—伦理的创构”，既注重在实体—属性—样态的非从属关系中取代流溢论的超验视域，又专注于样态物质关系的“物理学”，即“样态世界自发的动力的和创构性的综合”②。原本“剩余的潜在因素的静态对立”，现在获得了“上升的路径”，将冲突“在创构性张力中运动起来”③，绝没有引入超验的调解功能，从未陷入“辩证环节的超验操作领域”，而是集中表现为“集体实践的现象学”。④其根基的极度充足趋于向个体之间和人类内部的动力拓展，在确立去同源性和非目的论的前提下，将事件序列托付给总体的创构力量。由此，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应是存在差异的平滑的显现，否定性、偶然性和可能性在人类力量的本体论操作中被转译为肯定性、差异性和未来的代名词。

福柯的谱系学揭示“真理的历史化、需要集中考察时间的非目的论和非连续性的历史定义、作为同时生产和抵抗的主体特征的出现、从考古学的路径向谱系学的问题化以及对我们自身现状和非连续性的审问的转型”⑤，专注于历史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差异性、偶然性、变易、断裂和转型，反对历史主义的因果关系、普遍的历史规律、连续的累积模式、先验的主体哲学和抽象的人性观，强调历史由各种断裂和空缺的个殊性事件交错而成。它们描述充满偶发机缘的力量关系之间破坏—重组、间断—裂缝、区分—界限、偶然—分散、变异—转型、差异—多样的不断生成。德勒兹则将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译解为回归差异性的创造性母体对同一性的彻底祛除。权力意志是确定多样性的综合原则，永恒轮回指向纯粹生成原则和肯定多样性的最高形式。事物始终处在尚未形成的状态，生成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反实现的事件透过对不同序列的不断跨越，时刻改变和生产自身的性质，同时是已然存在和尚未存在，既表征混沌世界的无限可能和虚拟性，又向差异化和偶然性永久敞开，总是指向纯粹的生成状态和绝对的内在性。内在性平面既是充溢的、无形的、无限的和不断生成的，又是前哲学的、去结构的和反二元构架的。主体根植于个殊性事件和生命自由流动的平滑空间，不再拥有绝对根源的抽象实体而被稳定地给予。它脱离了心灵—肉体、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的辩证对立，通过异质因素的任意接合和逃逸线的去辖域化机制，拆解总体化—结构化—等级化的同一机制。

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中，这个理论传统对立于国家—主权的政治逻辑。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的历史连续性揭示了主权—国家—人民的三位一体。国家透过宣告先于主权来补充主权逻辑，人民作为民族国家的产物，强化神秘化国家—主权的同一根基。霍布斯将集体的占有归结为对主权的极权主义屈从。卢梭把生产力极权主义让渡给主权，将异化绝对地神秘化，建立了资本统治的司法基础。黑格尔则在绝对中消除差异，在剥削的总体中重构自由的幻象。现代性被他揭示为“在权力的工具理性中超验地统治力量的标志和功能地组织力量的持续企图”⑥，以此通过超验的权力调解和先验的辩证法吞噬个殊性的能量。社会契约只是异化个体自然权利的超验主权力量和中心化的主权权威，强调物的公共性则通过把国家理解为由不同个体组成的整体，而在其同质性空间中将个体间的差异提升至同一化的层面上，抽象为代表共同意志的超验人民。个殊性被完全转变为对公共性和普遍性之物的迷恋，主权—人民—共同意志的同一被当做民主理论的根基。诸众政治正是对这些方面的重新定义，是逃离国家—主权逻辑创建全新人类学的尝试，它不为创建新国家和新政治决断的霸权，而是维护差异化的主体经验和非调解性的激进民主。

在现实层面，奈格里的诸众政治也与“认识型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视域的主权决断、身体—生命的可塑性和可治理性密切相关。生命政治构成其核心线索，诸众即潜隐在其中的解放潜能。维塞隆将认识型资本主义等同于后工业化的和后斯密主义的积累模式，即把运行在活劳动而非资本和物质劳动中的知识当做创造社会价值的主要来源。⑦原本建基于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伴随高度发展的生产合作、社会生产的复杂沟通网络与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融合，逐渐让位于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信息化非物质化的生产体系和彻底社会化抽象化知识化的劳动形式。这既预示着资本—主权力量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渗透，身体—生命被全面纳入政治领域，又携带生命政治的面向和自由解放的革命气息:工人阶级不断获取自主性，使资本发展完全取决于活劳动的生产力量，把资本的历史变成“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中解放自身的历史”⑧。正是工人阶级—活劳动才构成社会财富的基石和唯一的自主生产力。

一般智力不是固定资本和机器体系中的科学知识，而是活劳动的属性，即“活主体的沟通、抽象和自我反思”，它唯有在人类劳动的直接行动中，“假借知识范式、对话表演和语言游戏”表达自身，这说明知识—生产的连接已充分融入语言性的合作和沟通性的相互作用之中，带有强烈的虚拟性和不可度量性特征。⑨它不把融入固定资本中的知识和新技术理解为新劳动分工的主要动力，而是为了获取活劳动的知识在质上的优越性，即知识作为“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为特征的主体性的生产条件”⑩。它首先要说明知识、信息、沟通和合作对主体性生产造成的重要改变，渗透着人类自身交往、沟通和协作的主体理性和道德理性。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则使新劳动类型和剥削方式由占有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转向以获取生产性合作创造的价值为基础，造就了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过程(Self－Valorization)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二者趋于定义新的“价值”、“劳动”概念和“剥削形式”，以阐释“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命政治框架。（11）

生命政治的原初视域基于权力的微观分析，主要处理主权权力和社会规范的区分问题。它集中讨论知识—权力作为网络化的社会力量关系，对人们身体和日常生活的全面操控，不同于霍布斯—施米特式的主权决断，而是一种与司法主体无关的新政治技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将生命权力划分为两种不同但部分重合的权力技术:“惩戒肉体的技术”和“调节生命的技术”。生命政治始于自然生命被纳入国家力量的计算和机制之中，不是专注于个人肉体和日常惩戒的规训技术，而是立足于人类群体或人口的总体调控，以维持人口的平衡，优化整体的生活状态。阿甘本指出，福柯在生命政治中剔除主权问题，放弃权力问题建基于法律—制度模式的传统路径，将主权—司法和社会规范对立开来，忽略了主权操控生命的事实，甚至可能丧失反抗权力获得解放的能力。然而，事实却在于“生命政治的身体的生产是主权权力的原初活动”，将赤裸生命纳入政治领域是主权权力的逻辑基型，权力的生命政治模式和法律—制度模式不可分离。（12）主权例外的微妙性正在于通过营造内部—外部、排出—纳入、人类—动物、法律—规范、自然—文化、战争—和平等的无差别地带，创建权力之于生和死的“放弃关系”。主权逻辑使每个生命都潜在地沦为赤裸生命，它不是立刻的生命决断，而是一种可生可死的悬置状态。

在奈格里看来，福柯忽略了生命政治的生产性问题，将生命政治归入生命权力，造成权力对生命的整体压制，剥夺了反抗主权的可能性。阿甘本同样“将生产排除出生命政治语境”，“使抵抗运行在最极端的限度、极权主义权力形式的边缘和不可能的边界”（13），“生命的革新、渐进发展和生产性的充足都变得毫无意义”（14），从而赋予生命政治以政治神学的答案:一种悬置不决的行动和放弃关系。奈格里既探讨主权捕捉生命的过程，又把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区分开来，从前者转入后者，以从中发掘真正的生产动力和革命力量，保证生命反抗主权的主动性。生命权力意指国家—主权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命令体系，指向服从和控制。生命政治则是自下而上的激进革命和主体性生产的社会本体论，代表着自由和解放，专门处理革命主体性的生产和权力—反权力的冲突机制，被理解为个殊性创造性的事件。它以“自由的不妥协”摧毁规范体系，“应被否定地理解为断裂，也应理解为源自内部的变革”。（15）生命政治的事件把生活理解为创构性行动的编织物，将生命生产视为反抗、变革和自由的行动，它构成革命的根源和真理的标准。于是，主权决断只是个殊性的事件，即个殊性作出的决断是包含共同性或决定共同性的事件，作为共同的行动，它具体化在共同的过程中，将身体视为本体性的创构力量。（16）因而，决断的事件必然以多样性的聚合和共同性的生产为基础。诸众的人类学即“个殊性和共同性的人类学”（17），它把政治决断的主体“从过往的可数并有所例外的‘多数主流’机制，转换为一个永远具有不可数性并毫无例外的‘少数非主流’的‘生—体’。”（18）

诸众政治的核心因素在于身体—生命被充分纳入政治领域，成为主权机器捕获的首要对象。在生命政治领域中，“事件/决断必须依据在它之中得到表达的至少两个本体论配置被看待。一个是身体的变形，另一个则是共同性创构的革命。前者意味着身体自身通过生命世界变革的直接经验，在由去辖域化的永恒过程导致的新机器和新机械世域、都市和宇宙中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所生产出的感觉、知觉和心理上的变化。后者则意味着生命政治的共同转型的整体，在它之中，身体和个殊性把自身呈现为主体。”（19）一个涉及生产方式转型中生命机体存在状态的全方位改变，即身体人类学，另一个则说明个殊性—共同性和生命—身体如何成为诸众的过程，即激进主体的革命政治学。身体和生命是紧密连接的，它们不是被动无生命力的血肉之躯，而是蕴含着无限活力的颠覆潜能和本源力量，诸众的肉身是源自空无和非确定性的自由潜能和绝对开放的革命筹划，“是共同的活生生的实体……是纯粹的潜能、未成形的生命形式、存在的因素”（20）。从人民到诸众的转换意味着从国家—主权模式走向身体—欲望模式、从司法主体走向生命主体，从普遍性—同一性回归个殊性—共同性，从超验的主权重返内在性的生命—身体。

在方法论的连续性上，诸众政治是对自主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推进。他基于对劳动和劳动力的持续关注，以走出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为前提，彻底颠倒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关系。资本的视角和工人阶级的立场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模式。前者使资本的结构化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彻底征服，后者则充分凸显工人阶级的本源性和阶级斗争的中心性。阶级构成是“内在于具体的历史特定时刻的工人阶级之中的现象、行为和规范的组织”（21）。它将问题分析的基础回落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非对称的阶级对抗之上，“努力解释长期隐匿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的阶级行为”，使阶级斗争重返经济生活的核心，试图发掘“劳动力商品中的‘政治运动规律’”（22），重在讨论工人阶级如何打破生产过程中原有组织形式，重新占有生产力，不断规划自我管理和自我决定的新基础。从本质上看，诸众政治实为当代资本主义后福特制转型中的无产阶级新构成。

个殊性的聚合整体和本体性的创构力量:诸众的本质内涵

对奈格里而言，诸众绝不诉诸任何既成的目的、中介或结果，拒绝在人性创构过程的秩序中引入超验的规范性，否定司法实证主义和司法生产过程中创造法律价值的超验条件。组合而非组织、开放而非终结、多样性而非同一性、集体性而非个体性是其根本属性;主权、国家和权力是其实现自身的场所;自由则是其“身体扩展性”，即力量的自我保存和再生产。人民是司法主义正当的政治形式，诸众则旨在证实自然权利和民主政体的优越性。

首先，诸众是内在性的称谓，即个殊性的集合或主体的多样性。在现代性的主流传统中，霍布斯—卢梭—黑格尔基于主权逻辑创造出人民概念，将诸众当做边缘的剩余物。他们抽取“个殊性的多样性”，以超验的方式将其统一在人民中，消解在作为个人整体的“民众”中，以同一性取代差异性。人民是拥有财产的公民或作为权利载体的个人总体，是民族国家和主权权力的产物，只提供统一意志和主权行动，排除任何外在之物。诸众则是不可公度的多样性、具体的普遍性、“非代议性的”(non－representable)个殊性平面，提供多元的意志和行动。诸众的鲜活肉身是自我组织的，根植于前个体化的个殊性及其共享的共同性之上，“绝非支离破碎的、无政府主义的和非连贯的”，而是主动的新集体性和内部有差异的多样化社会主体。（23）

其次，诸众是非工人阶级的阶级范畴。作为阶级的诸众既是生产主体，又是剥削对象。现代性的剥削预设了个体作为主角的生产概念、劳动的可衡量性和由无限个体组成的群体范畴，实为资本—主权的同路人。诸众的剥削则意指个殊性而非个体之合作的完全无法度量的剥削。诸众也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概念，“我们必须超越工人阶级作为人民的话语……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保留其丰富性、力量、反抗剥削的意志、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和创造美好未来的能力。”（24）工人阶级是排他性的有限范畴，从最狭义上讲，它仅指产业劳动，排除了其他劳动形式，从最广义上讲，它指雇佣劳动者，又排除了其他非雇佣劳动者，理所应当地将自己看做首要的生产阶级和直接受控且反抗资本的唯一主体。相反，诸众则是开放的宽泛概念，它充分认识到产业工人逐步丧失主导地位，并将无产阶级拓展为所有从事劳动和生产的人，赋予一切劳动形式以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反抗机会。它保留了阶级对抗的全部特征，消除了阶级关系中经济斗争—政治斗争、雇佣劳动—非雇佣劳动的传统区分，拒绝阶级的同一性话语。

再者，诸众是本体性力量的代名词，借由本源性的制宪力(Constituent Power)表达自身。制宪力意指“持续地创造和激活司法和政治构架的力量形式”（25），总是朝多样化的需求和欲望无限敞开。超验性的缺失、目的论的缺席和力量的充溢保证了力量展开的绝对开放性。主权之绝对等同于极权主义，试图以结构化、等级化和固定化的政治秩序，实现对自由革命的调解。相反，制宪力则是“开启视域的确切规定性和尚未存在之物的根本性装置……当制宪力在创构过程中运行时，每一个规定都是自由的和保持自由的”（26）。因此，其范式“是崩裂、爆破、打断和粉碎预先存在的平衡和任何可能的连续力量”（27），它与绝对革命直接相连，“是人类能力建构历史的革命扩张、变革的根本行动和绝对的程序”。（28）它构成诸众的组织动力，代表着它的“共同目的的行动”，以偶然的—非连续的—绝对开放的形式不断创构自身和新的社会现实。

最后，诸众是超越度量的、创构的和变革的虚拟性。度量总是与某种超验秩序相连，代表着权力机制的同一性基础。超越度量则意指“生产语境的活力、作为欲望表达的劳动及其自下而上地建构帝国之生命政治结构的能力”，它是“渗透到帝国全球化的整个生命政治结构中的虚拟性”，“由自主的和任何外于度量体制的生产性活动界定”。（29）虚拟性属于实在的一部分，不同于指向实现的可能性，而是向反实现的现实化过程敞开，现实不过是虚拟性的现实化而已。诸众的虚拟性源自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携带的生命政治力量以及自身流动、游牧和混合的革命本性，直接通向逃离帝国的去辖域化过程和即将到来的自由空间。诸众作为颠覆机制处在度量之外，又作为制宪力超越度量，“虚拟和可能作为不可化约的变革和革命机器合二为一。”（30）

去主权权力和阶级本体的差异政治学:诸众政治的逻辑取向

诸众政治与主权权力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原则。“使用复数而不用单数的‘诸众’，是为了把统一性定态的诱惑从即将败北的代议—再现舞台中驱赶”，（31）其肉身不能封闭在“政治身体的等级器官”（32）中，而与德勒兹去中心—总体—结构的“无器官的身体”完全一致。无论传统的政治权力理论、等级性的宪政秩序、绝对的统治者，或是人民和其他带有普遍性特征的阶级，都旨在通过政治代议制的同一性机制和等级组织，压制和取消拥有解构性和创造性的激进差异。诸众政治旨在逃离这个传统，重新划定政治的边界。“民主政治的现有制度取决于法人主体的代表，社会机构则取决于生产主体的再现，而透过福利国家统治社会的生命权力制度，取决于同时保持生产主体的以及被排除在生产之外的主体的统一性。在以上各种情况中，诸般制度总是否认多样性的存在，或者即使它们对此有所承认，却也是把多样性视为‘贫困’、‘排挤’或者‘暴民’(可利用的群氓)。在政治的古典金字塔的三个角顶上，分别存在着诸如法人主体、生产主体与人口统治的主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民、劳工与被排除的人。然而，‘诸众’的本体论却罢黜了这些顶点。”（33）主权政治将多样性归结为同一性，诸众政治的形象不是法律—权力的执行者和决断者，而是新制度、新政治和新生命形式的共同创造者。它专注于僵化政治配置中不可征服的革命潜能，通过积极的拒绝、移出和出离获取根本的变革，创造替代性的社会形式。政治代议制是以政党政治—法人主体为核心的自上而下运行的组织形式。诸众政治则重新激活被阉割的本体力量，自下而上地实现它的总体转型，构成反司法主义的典范。

诸众政治与阶级本体论拥有不同的基础。后者建基于劳动范畴，描绘了“作为创构活动的实践的本体论: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原因，就是因为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34）。虽然马克思由此将历史主体视为改变和创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并赋予现实之物以动态性和历史性，但他在《资本论》中又将“精神活动及其自由纳入物质和必然性”，将“活劳动的创造性纳入死劳动”。活劳动作为非资本而非价值的唯一来源，只能透过否定来维系与死劳动的关系，“关系中的个别项目被理解为‘他者所不是的全部’”，从而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差异潜在预设了黑格尔“主奴辩证”的整体性构架:关系组合只能在整体性内部展开，差异被视为缺乏创造性的矛盾。（35）马克思的革命性在于从分工体系辨识出权力关系，将劳动和政治充分结合，但在处理世界的创建问题上，他把生产贯穿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陷入生产主义的幻觉和双重“辩证殖民化”的陷阱:他既将不同创造力量间的差异归结为资本—劳动的二元组合，又把协作的动力枢纽归属于这个辩证的对立结构和资本的超验性，毫无创造性而言:“辩证法所承诺的运动与创构呈现一种恶性循环，它只生产源头所给予的:资本……超验性的运动及其本身的自赋价值……是一种认同同一的哲学……从劳动出发，力图出离资本的不可能性一事正是来自其本身的动力与运动。”（36）在奈格里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资本论》的客观主义范式，以总体性—同一性的政治概念压制和整合多样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以国家—主权为本质的立宪理论，从根基处取消了立足活劳动—工人阶级立场的革命政治学。诸众政治则完全立足于活劳动—多样性—制宪力之上，它批判决定论—目的论逻辑和回返式的辩证法构架，试图以危机而非平衡、对抗—分离而非对立—综合、主体性的历史动力而非客观性的自然趋势，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然而，诸众政治只拒斥阶级本体论的同一性根基，并不否定阶级本身的革命本性以及诸众—工人阶级的连续性，更准确地说，它应是对阶级本体论的重构。

诸众政治也是一种“非辩证的政治”。它超越建基于拥有财产的先验个人和政治代议制的主流政治传统，强调政治始于自下而上的主体化过程与集体的力量展开及其交互作用的关系网络。诸众不是个体的累积或简化，而是个殊性聚合的新集体性，只处理非代表或非再现的个殊性。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诸众的本体论建基于绝对差异，不再受制于一—多的二元对立。第二，以后福特主义为背景，诸众重新定义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内部组成不同于阶级，反抗对象除了剥削，还包括权力—控制的任何形式，运行模式则表现为合作，不再限于战争或对抗模式。“欲望、情感力量与大脑间的身—脑复合体的共同合作网络”是其肉身，主体不是被动的物质材料或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不可征服的政治、社会和生命的强大力量，完全异于局限在经济领域的客观主义的“实定性概念”，能够化为扩张性的革命潜能。第三，诸众的本体论是关于虚拟性的本体论，即将到来的时间本体论和不确定性的差异本体论构成其唯一手段。虚拟性不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它向现实化的开放过程和纯粹差异的自由生成敞开。（37）

共产主义和激进民主的革命政治学:诸众政治的革命图景

诸众政治在现实层面呈现为具备激进根基的革命政治学，集中描述了诸众本源性的革命形象。一方面，诸众是内在于帝国之中生成且颠覆帝国的本体力量。帝国的总体性配置重组和强化了剥削的形式和程度，也意味着反抗力量的不断涌现和扩张，其内部的危机已渗透到生产、沟通和交换网络中的各个环节。“超越危机的方式在于对主体的本体论置换。”（38）帝国的危机通往诸众力量的实现，诸众既维系帝国的再生产，又不断摧毁帝国生存的根基。另一方面，诸众是后福特主义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和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体。在后福特主义模式下，语言、沟通和情感的网络共同创造了合作的互动形式，活动的交换和相互协作成为社会生产的基石。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构成诸众的现实根基，“后福特主义的无产阶级”即诸众:“合作的力量”以及“情感劳动与身体和智能方面的连续性创建无产阶级主体的力量”。（39）“事件的结合、普遍的游牧生活、个人和人口之间的普遍混合与帝国生命政治机器的技术变形”（40），使其转变为“一般智力的身体”:以非物质劳动、信息化智能化的生产和活劳动的社会合作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它将自身配置成“一般智力在活劳动中的绝对再生”，其首要特征表现为共同性的经验，即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活劳动是“共同的”，只有借助“共同性”，劳动才能在本体论上被界定为自由。诸众将共同性视为新的创构能力，共同性的目的是“变动但仍然有效地被创构的不合时宜的虚构角色”（41）。非物质劳动与生产的信息化既以共同性为基础，又通过日益增长的合作、沟通和联合不断创造它。共同性的生产已越出政治领域走向经济和生命政治领域，构成社会价值稳定过程的基本条件和主体的组织形式。它使建基于共同的自由表达和生命的激进民主成为可能，保证了诸众内部个殊性的相互沟通和集体行动。对诸众身体的价值重估即是在生命政治领域对共同性的事件决断。

奈格里进而将共同性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共产主义只与共同性相关。共同性超越了私有和公共的传统区分，它是活劳动自主运动和个殊性合作累积的领域。共同利益不是根植于国家控制模式的抽象的一般利益，而是被生命政治生产中相互合作的个殊性重新占有的普遍利益，是被诸众民主地调控的公共利益。共同性标志着绝对民主的组织形式，也是主体性新的表达形式，“是独立于C(固定资本，总资本)并反对它的劳动力(V)生产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是行动，不是结果;是聚集(配置)或开放的连续性，不是控制的致密化。”（42）它是诸众的生命政治表达，只处理非工作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其规律只能透过“剥削的解构……和生产的激进民主化”（43）来构想，孕育着共产主义成熟的基本条件。

激进民主和诸众政治是完全同一的。主流的现代性民主以有限的民族国家和政治代议结构为基础，假定了人民—主权—国家的三位一体。人民作为同一性的法人主体，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内在限制的概念，既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有限疆界为基础，又接受政治代议制的外在度量和塑造，使其归属作为“在起源和目的、实体和命令方面恒久不变的本体论基础”（44）的太一，最终宣告资本主义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统治。伴随民族国家的式微，现代主权转向网络化的帝国主权，现代性民主的根基已彻底坍塌。诸众政治重构了民主的逻辑框架，绝对民主代表着适应这个新状况的“全球民主”，即“没有疆界和度量的新民主，……既是平等个人又是向合作、沟通和创造平等敞开的力量的民主。”（45）其首要日程是要摧毁民主与国家—主权间的连接纽带，拒绝所有的社会契约论、政治代议制和超验哲学，激活活劳动—欲望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本体地位，既是现代性未竟的革命事业，又是现代政治解放运动的根本动力。诸众及其创建决断的能力为其实现首次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当诸众最终能够自我统治时，民主就变得可能。”（46）生命政治的社会组织表现为绝对的内在性，自上而下地强加等级秩序和中心权威已被平面的合作和沟通网络取代。“民主的网络是完全水平的去辖域化的模式……即非等级、非中心的网络结构”（47），是“对劳动再占有的政治形式，能超越异化的政治形式，是对‘共同体’进行直接管理的政治形式。”（48）在它之中，不再有权力异化和宪制权(Constituted Power)的限制，只有共同性和个殊性的开放统一。无疑，诸众之民主重在批判和解构，并未提出系统而具体的政治纲领。这显然与其激进根基密切相关，即不能纳入某种固定的政治秩序，而是始终指向绝对开放和永恒革命。

总之，从本质上说，诸众政治是一个以差异、主体和事件为构架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以内在性—创构性、偶然性—差异性为根基的事件哲学，是一个以开放性、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为基础的激进政治模式，是一个以活劳动—力量—欲望、制宪力—诸众—绝对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主体理论，是一个以唯物主义、绝对内在性和共产主义为本质的激进革命传统。虽然它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和革命政治作了富有创造力的理解，但无法真正激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前途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之中的理论张力。它过于专注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对创建新政治主体的积极意义，却没有透视其负面效应。绝对内在性过度简化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无法充分说明政治的逻辑。反抗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运行的自然的自发机制”，而是源自“复杂的社会建构，拥有外在于自身的可能性条件”（49）。平滑政治学只能抽象地摇摆在“形式的空洞和无能的激进主义之间”（50），其流动的、混合的、多元的后主体形象“通过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义转变为奥古斯丁式的朝圣，将世界抹平为一面镜子，在它之中，诸众能够看到自身统一的幻想……平滑幻想背后的皱褶。”（51）因此，“绝对不要相信平滑空间足以拯救我们”（52），在其背后一直屹立着资本主义的皱褶空间。诸众政治不足以承担共产主义的重任，只会通向乌托邦情怀的政治实践和英雄式暴力的革命神话，最终因去革命的本性而沦为资本的帮凶。

①②③④Antonio Negri，The Savage Anomaly: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Minneapolis and Oxfor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p．44，p．147，p．145，p．149．

⑤Judith Revel and Antonio Negri，“French Nietzschean?From the Will to Power to the Ontology of Power”，Timothy S．Murphy and Abdul－ Karim Mustapha(eds．)，The Philosophy of Antonio Negri:Revolution in Theory，London:Pluto Press，2007，p．100．

⑥Antonio Negri，Subversive:(un)Contemporary Variation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83．

⑦⑩Carlo Vercellone，“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5，No．1，2007，pp．13 ～36，p．32．

⑧Mario Tronti，“The Stategy of the Refusal”，Sylvere Lotringer and Christian Marazzi(eds．)，Autonomia:Post－Political Politics，New York:Semiotext(e)，2007，p．32．

⑨Paolo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Los Angeles and New York:Semiotext(e)，2004，p．65．

（11）哈特、奈格里:《“帝国”与“大众”》，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12）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

（13）（15）Michea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8，p．59．

（14）Antonio Negri，“The Discreet Taste of the Dialectic”，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eds．)，Giorgio Agamben:Sovereignty and Lif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23．

（16）（19）Antonio Negri，Time for Revolution，New York:Continuum，2003，pp．248 ～249，p．254．

（17） （23） （32） （44） （46）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27，p．100，p．192，p．329，p．340．

（18）苏哲安:《诸众理论:初论未来政治主体的形象决断与可塑性》，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20） （41） （45）Antonio Negri，Reflections on Empir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118，p．109，p．95．

（21）Antonio Negri，Books for Burning:Between Civil War and Democrcy in1970s Italy，Timothy S．Murphy(ed．)，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xxxii．

（22）Steve Wright，Storming Heaven: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London:Pluto Press，2002，p．4．

（24）哈特、奈格里:《大众的历险》，《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25）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eds．)，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261．

（26） （27） （28） Antonio Negri，Insurgencies: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21 ～23，p．11，p．24．

（29）（30） （38） （40） （47）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57，p．369，p．384，p．61，p．299．

（31）（33）（34）（35）（36）（37）市田良彦、拉扎拉托等:《诸众的政治》，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260、255、255、256、258 ～259 页。

（39）Antonio Negri，Empire and Beyond，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171．

（42）（43）Antonio Negri，The Porcelain Workshop:For A New Grammar of Politics，Los Angeles:Semiotext(e)，2007，p．67，p．73．

（48）汪行福、王金林:《劳动、政治与民主:访安东尼奥·奈格里教授》，《哲学动态》2009年第7期。

（49） （51） P．A．Passavant and Jodi Dean(eds．)，Empire’s New Clothes:Reading Hardt and Negri，London:Routledge，2004，p．28，p．230．

（50）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52）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500．

〔责任编辑:赵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