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门墙内外忆学缘

周光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时光总是显得有些仓促，忽然之间我已进入“从心”之年了，即使仅以研习生涯而论，几乎也该“不惑”了！然而，我真的能够完全从心、真的能够完全不惑吗？每当我这样自问时，常常就会情不自禁地伫立门墙内外追忆学缘，进而回顾起自己崎岖的为学之路来。

一

我出生于农家，生长在乡野，而于门墙内外追忆学缘，自然首先应该注目华中师范学院本科阶段的学习生活。因为，有如我在《昙花林寻梦》中记叙的：

真正使我领略到昙华林高等学府风貌的，是中文系的大课堂。一百三十多名学生，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长课桌，只有拐手椅；大教室里透着兴奋，却又显得宁静，钢笔唰唰写字的声音轻盈悦耳。老师们讲课，风格各异，往往都不太注意学生的反应，却又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派头，像是要告诉同学们：我一定要开拓你们的视野，带领你们去攀登人文科学的高峰！而这又正是大多数同学所企盼的。所以，当年老师们的风采，石声淮先生一袭长衫吟唱《离骚》，杨潜斋先生一身西服讲解索绪尔，高庆赐先生在艰难时颇见功力的考证，邢福义先生于细微处颇见精神的分析，欧阳德威先生大气磅礴的唐诗宋词评点，孙子威先生朴实而亲切，在对文艺理论的讲解时引导学生深入文学作品之美的意境中……都使我们终生不忘！

最能使我流连忘返的则是图书馆。昙华林里的文科图书馆，规模并不算大。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却已经非常深邃而富有魅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国现代文化典籍，世界各国文化典籍，线装本，洋装本，民国本，“内部读物”本，许许多多都是我未曾见过的。我兴奋了，着迷了，只要一有时间，就信步来到这里，在书架中穿行；这本也想看看，那本更想借借，回头一看，刚才翻阅过的线装书又在向我招手，有时还没来由的激动！记得，我当时最为倾倒的，是司马迁、陶渊明、苏东坡的人格与诗文；细细渗入我心田的，是王维的辋川诗，还有屠隆、陈继儒的一些清言。正是在图书馆里，我慢慢体味着高等学府的内涵，陶冶着自己的性灵……所以，我自诩为昙华林中的读书人，并且渐渐萌生出一种斑斓而模糊的意识：这里最适合我，我也适合这里，我要在书山深处找到自己作为读书人的人生之路。

可是，在我当时这种斑斓而模糊的意识里，却还没有生长出“做学问”的意识。又可是——人生历程中往往少不了有点幽默的“又可是”——一些老师们关于做学问的言传身教以及相关的传说，却又感染着我们，激发着我们，使我们年轻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略带些幻想色彩的向往，以致我们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有更多、更美的缅怀与反思。

记得，知晓高庆赐先生要来讲授《古代汉语》了，年级同学之中就有一些传说兴奋地流传着。说他既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又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还在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过学；说他原本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务长，工作有声有色，深孚众望，可惜1957年被罩上了“右派”的帽子；说他学问渊博、科研突出、讲课生动……对于这些传说，同学们当然不可能去核实，但却因此而平添了几许崇敬。而一当听了高先生的讲课，亲睹了高先生的风采，同学们更是难以忘记：他的语言是那么生动、简练、纯正，他的论证是那么严密、清晰、有力；一个论断的提出，必然有充足的材料作为依据，关键字词的讲解，总是会追根溯源、旁征博引。他讲过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我们觉得那其实就是他的治学方法。虽然还是顶着“右派”的帽子，可是仍然那样从容、坚韧、庄重、大气。一次课间，他见我捧着一本线装书，还面含微笑地问我：“有兴趣吗？”一种鼓励之情溢于言表。我竟然激动起来，只会说“有，有……”

记得，杨潜斋先生讲语言学，特别注重辨析东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之差异，由此又特意讲到国学大师“太炎先生”、“季刚先生”和“章黄学派”及其治学方法。当时，我们对于“太炎先生”是有所了解的，而对于“季刚先生”则毫无所知，对于“章黄学派”也较为陌生。稍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季刚先生”姓黄名侃字季刚，湖北黄冈蕲春人，既是辛亥志士，又是章门弟子，人品学问造乎妙境，而“章黄学派”的学术成就则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历史意义的。于是，我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而我作为一个黄冈学子，更是在崇敬之中多了几分亲切。往后再听到杨先生讲起“章黄学派”及其治学方法，我们也就好像真的懂得一些了。特别是，杨先生还讲到，季刚先生的弟子广济刘博平(赜)先生、蕲春黄耀先(焯)先生，现在就在武汉大学传承着章黄学派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而他自己，也早已忝列季刚先生的门墙。当时课堂上许多同学情不自禁轻轻地“啊——”了一声。说来有些好笑，后来我们几个同学还找机会到武汉大学“游历”了一番，似乎真想看到几点章黄学派先生们的影子。

记得，邢福义先生在讲授现代汉语语法课时，总有一种特别的风度。他实际上只比我们同学年长六、七、八、九岁，但是作为一位老师，总是显得那么稳妥、成熟、老练。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不断播诵中共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如果头天晚上播送了一篇长文，邢老师第二天上午上课，必然会在黑板上默写一两段，然后一层一层地分析其句子结构。他默写时是那样熟练、流畅，他分析时是那样清晰、透彻，既“结合了政治”——其必要性只有过来人才能理解，又传授了方法——其先进性只有域内人才会知悉，而这一切又都是那么平静、从容。只要细细体会，就能感悟到一种读书人在这个时代里的生存智慧，感悟到一种逻辑学与语法学有机结合的创新性。他并不高调讲解治学方法，可是新的治学方法就在层层分析的过程之中，能够使人慢慢咀嚼，深受启迪。

就这样，一些老师们关于做学问的言传身教以及相关的传说，感染着我们，启迪着我们，使我们远远望见治学的路径，滋生出各种稚嫩的向往。到了1965年初夏的一天，昙华林忽然精神振奋起来！这一天，昙华林钟楼下面，挂出了很多张写满字的白纸，向我们庄严宣告：中国最高学府和最高研究机构终于开始招收研究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华楼欢腾了！慢慢地，我的稚嫩向往变成了一个梦想：明年，我要试一试！读研究生，找到一条通往前方的路径，细细耕耘中国学术的某一片园地，收获自己的快乐，贡献自己的价值，不正是人生难得的幸运吗？从此以后，我看书学习的方向性更明确了，自觉性更增强了。然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文化，夺去了许多文化精英的生命，打碎了千万人的理想，也粉碎了我的梦想！

二

1967年12月，我们被“过期分配”了。我回到了家乡黄冈，教过专科学校，住过“五七干校”，教过小学，教过初中，教过重点高中。然而，无论道路怎么坎坷，那理还乱的梦想，却一直在我心间时起时伏，萦绕了十二年之久，暗暗地牵引着我，激励着我。直到1978年春天，中国开始在重重困境之中筹划改革开放，我们也算有了攻读研究生的初级“人权”，我兴奋地报了名。填报专业时，我选定了汉语史，主要是因为现实的严酷政治生活使我觉得，这个专业离开实际政治较远，既可能多一分平安，又可能少一些沾染，我也有点基础，因而有可能做出几许真学问；填报学校时，我选定了武汉大学，主要是因为在其招生简章导师栏内，就有杨潜斋先生所推崇的章黄学派的传人刘博平(赜)先生、黄耀先(焯)先生的大名，对我很有感召力量。

1978年9月，我怀着研究生的梦想，来到了武昌珞珈山。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珞珈山嵚崟娟秀，图书馆巍峨典雅，留下了许多大师名士的足迹。那时渐渐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挣脱了一些久久的桎梏，为校园增添了许多活力与生气。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我们倍加珍惜，将各种家庭牵挂强行置于背景之中，都以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勤奋，悠远地思考，兴奋地议论，既领略书中的胜境，也观察社会的变化。我们有时到珞珈山巅远眺，有时在樱花树下漫步，在一片特有的氛围中似乎依稀听到了前辈大师名士的吟哦。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上学不久，刘博平(赜)先生就去世了，我还未能亲聆教诲，仅仅只有参加追悼会的缘分。幸而，黄耀先(焯)先生、周大璞先生、李格非先生、夏渌先生都能为我们亲自授课。

黄先生名焯字耀先，是黄季刚先生的侄子、学生和科研助手，曾经在民国时期中央大学任教十多年。按照陆宗达先生在《黄焯文集·序》中的总结：“他继承叔父季刚先生的经学与小学，在这个领域里，涉及面很广，而就他自己之精长来说，应以他毕生研治的《毛诗》、《尔雅》之学与晚年着手的《经典释文》学为最。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有自己独到而精深的见解。”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当年七十七岁的黄先生则是一位儒雅、慈祥而又睿智的老人。他时常拈着垂胸的白须，亲切地跟我们闲谈，谈学问的胜境，谈章黄的轶事，谈人生的感悟，谈时局的变化，也鼓励我们提出问题或表达己见。记得有一次我提出了一个颇带傻气的问题：太炎先生、季刚先生看重甲骨文研究吗？先生不以为忤，却笑而未答。后来则告诉我，季刚先生已经开始筹划收集甲骨文片，可惜英年早逝，一切都来不及了。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闲谈中，我们为他的儒雅、慈祥、睿智所感染。黄先生讲课也像闲谈，在闲谈中流露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力。记得有一次，他身体不适，却又不愿缺课，就召唤我们到他的家里上课。他半躺在床上，斜靠着棉被，我们六人环坐在床前，聆听他讲解《诗经·公刘》篇。他不拿任何书本，引用《毛传》，引用《郑笺》，引用《经典释文》，比较分析，引出方法，指点路数，娓娓道来，使我们跟随着他峰回路转、渐入佳境，都忘记提问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挥挥手轻声说：“我有点累了，你们如果没有问题，就回去吧。”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还觉得兴味无穷，笑着议论说：这大概就是章黄学派的风格吧，我们有幸见识到了！在我个人，永远难以忘记的更有：在黄先生的启发下，我谈起自己对乾嘉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的经典著作《广雅疏证》特别神往，先生很高兴，指着书架上一叠线装书对我说：“那里有一套，你拿去看吧！”我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那怎么行，这是绝版的线装书。”先生却简单地说：“书就是要人看的！”我于是真的捧回来了，看得格外用心，仿佛登上了一座山峰，进入了一片胜境，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抄录下来，这才奉还。几年后，我买到了一套影印的《广雅疏证》，还写了一篇《广雅疏证》的专论。每每回想起来，我总是分外感念黄老先生！

周大璞先生是刘博平先生的学生，也就是黄季刚先生的再传弟子。当年他也有七十多岁了，须发皆白，风格却是朴实、认真而又严谨，并在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中透露着师道亲切。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古汉语的词汇与音韵，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以深厚的考释功力广为学人所称道。他为我们讲词汇学、训诂学，对我们谆谆告诫和循循诱导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刻苦读书，善于学习章黄学派的考释方法；二是要更新观念，格外重视接近口语的活的语言材料；三是要有严谨的学风，切忌飘忽浮躁，力求厚积薄发。在周先生的熏陶和指导下，我学着写了平生第一篇学术小论文《敦煌变文词语小札》，得以在《中国语文通讯》上发表，并且得到了前辈学者蒋礼鸿先生在文章中表达的肯定。这使我非常兴奋，也使周先生感到欣慰，并且对我再加鼓励，因而促使我开始产生了在汉语词汇研究领域里安身立命的初步自觉。周先生讲授训诂学，看似平淡瘦劲，实则丰厚腴润，无论是内容、是体例还是方式，在当时的学术界，都具有创新和开拓的意义。因此，课程讲完了，讲稿就开始被学人传看、学习，并于1980年出版，名曰《训诂学要略》，成为中国最早的系统性训诂学专著之一，与陆宗达先生同年出版的《训诂简论》南北相映，在中国训诂学的复兴与重建历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因此而感到沾光、自豪！

夏渌先生为人为学的风格似乎有其独特性。对社会、对人生，尤其是对学术，他都具有问题意识，他都勇于袒露己见。早年，他在中山大学商承祚先生、容庚先生门下学习甲骨文、金文，以后大半辈子便以研究甲骨文、金文为事业，形成了许多独到的己见。在为我们讲授甲骨文课程时，他经常有理有节地指出某某先生的某某观点、某某方法有所失误，然后对事不对人地论证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的方法，使人不能不佩服，并且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当时我们就感到，这应该就是真正的学者风度，在中国特别值得弘扬的学者风度。

珞珈山上，春风三年，我们走完了研究生阶段的人生历程，在一一告别导师、告别校园的时候，充满了愉快，充满了留恋，也有着不尽的反思与疑问：几位导师淡泊名利、执着学术、着力开拓的学者精神，几位导师旁搜远绍、实证立论、逐层上透的考据方法，都启示着我们，熏陶着我们，促使我们迈进了学术的大门。然而，我能升堂入室而一一感悟其深处的精妙吗？我能从研究生顺利转型为研究者吗？我将为自己选择一条何种具有个性的治学途径呢？假如太炎先生、季刚先生能将学术生命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学术取向、学术道路与学术风格，是否也会有所变化、有所发展？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似乎全都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并未失去信心，还是响应母校的诚挚邀请，于1981年12月兴冲冲地回到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继续思考，继续前行。

三

20世纪80年代初，坚冰渐渐打破，中国总算发生了令人鼓舞与期待的变化：首先是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国门，接着是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现代化终于成为了国人共同神往的目标！然而，有两个重大问题却由此而慢慢凸显出来：中国文化传统还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吗？中国应该怎样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文化系统？受此激励，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兴起了强劲的“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同时也带来了对于“方法论”的大讨论。许许多多具有人文关怀和学术热情的读书人，都满怀激情，打破桎梏，从各自的领域注视着、参与着并且推动着这种变化，大有指点神州江山、擘划祖国前途的书生意气！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思想感情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参与了这种历史性变化。因此，从1978年秋到1989年春，成为我七十年人生最是充满大的希望的年代！

不过，由于主观、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我还是未能投身更为广阔的天地，而是激情内敛，选择了词汇学、训诂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在汉语史领域诸学科内，它们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更为紧密、更为全面。由此，我又总是自觉不自觉、清晰半清晰地思考着一些问题：“中国文化热”与汉语史研究有无必然关联？“中西比较风”会给汉语史研究送来什么？汉语史研究领域是否也应该开展“方法论”的大讨论？思考使我慢慢感到：汉语史的研究，历史悠久，领域广阔，材料无限，门类复杂；既有丰硕的成果，又有潜在的问题；材料的考据依然盛行，专书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探寻规律、开拓新径的尝试则明显不足。面对这样的局面，每一个怀有使命感的研究者，都应该用心倾听祖国对于建立新型现代化文化系统的呼唤，发扬传统，更新观念，有所探寻，有所突破。想当年，太炎先生著《语言缘起说》，“首先标举语根，以为研究之出发点，由此而得中国语言分化之形式”(沈兼士语)，使汉语史研究有了新的开拓。想当年，杨树达先生著《积微居小学述林》，自道“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的”(《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想当年，赵元任先生、王力先生……难道这些先贤大师们的与时俱进精神、创新精神与富有个性的治学道路，不足以启迪我们、激励我们这些后学吗？

1985年秋，我又带着一股心劲，认真阅读了胡适先生的《先秦名学史》和《新思潮的意义》。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给出了一个经典答案：“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先生向国人提出了创建新文化、推进新思潮的行动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按：标点符号为引者拟加)这是真正的学术强音，洋溢着爱国的热忱、世界的眼光和可贵的使命感，以及由此而生的深刻性和预见性！它使我联想到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学术道路、学术思想和学术声音。他们的声音很能启发中国学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寻找到自己的正确方向，所以直到1985年仍然能够穿透我们的心扉！

1986年10月，我托人从“后门”购得哲学大师卡西尔的经典著作《人论》。反复研读，联想引申，我逐步体悟到：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规定和划定‘人性’的圆周”，符号促使人类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而在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符号中，语词符号无疑是最重要、最灵便、最有普遍适用性的。这是因为：语词以语音为物质形式，以事物为指称对象，以意义为表达内容，具有层级性、系统性，可以灵活组合，无须依附它物；语词划分事物使之从背景中突显出来而成为表达对象，概括特征使之从事物中突显出来而转化为意义，表达意义使之得到交流传播而不断增值。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思维方式，培养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并在抽象意义上思考那些关系的能力；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从混沌茫茫的感性现象之流中别择出某些固定成分进行专门研究的能力。正是在语词符号的作用下，人类得以创造和发展自己特有的语词符号化行为,在与生存空间互动过程中为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以创造文化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我仿佛有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念，看到了一条新的语言研究之路，因而在心里虔诚地以卡西尔语言哲学为师。

当时，我还在多种场合谈起过：即使将学术眼光从大处收回来，只是注目于人们在谈论研究目标时总要津津乐道、汲汲以求的“发展规律”，我们首先也必须思考一下：何谓“规律”？按照最一般的理解亦即《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仅就语言而论，它与哪些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种联系如何不断重复出现，并且决定着语言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答案是显然的：与语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的事物，首要的就是人、就是社会、就是文化！因此，要想探求语言的“发展规律”，首要的就是，既要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又要突破结构主义的樊篱，努力揭示语言与人、与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和互动效应。这样一来，语言的研究，不就与人的研究、与社会的研究、与文化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吗？不就与当前的“文化热潮”、与胡适先生倡导的思路、与卡西尔开拓的思路自然地联系起来了吗？如果对这种种内在联系视而不见，就不可能探求到语言真正的“发展规律”。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汉语史研究的突破口、创新处应该就在这里，章黄学派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胡适倡导的研究思路、卡西尔开拓的思路的结合点应该也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尝试，敢于创新！

有了这些心得，我早几年就在桂子山上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努力“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而面向建立新型现代化文化系统的高远目标。我也由此而逐步认识到：词汇与文化具有必然的互动关系；在汉语语词创造发展的特征与规律中总能昭示出中华文化创造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并像化石一样可信可据。于是，我邀集四五位有志于此的学友，请出我们的老师邢福义先生挂帅，主办了武汉地区的首次语言与文化研讨会，进而吸收更多的同仁，共同撰写了全国第二部《文化语言学》，并于十年后又出版了新的增订本。1989年6月以后，中国的“文化热潮”带着无限的遗憾逐渐消退，而我对于汉语词汇与中华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更加执着，也有所深入，跟妻子刘伟合著并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以及个人先后在《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的《成语中介符号论》、《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两文，可以算是标志。正是在此基础上，我构拟了“汉语词汇研究的文化学视角”的理念，并且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和自觉的实践。

由于上述研究有所拓展，更由于哲学大师伽达默尔经典著作《真理与方法》的启迪，我又对中国的古典解释学(经典解释学)产生了兴趣与热情。就其学理根据而言，这一则因为解释原本就是典型的文化活动，二则因为训诂学原本就是典范的古典解释学，三则因为创造一个语词便是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所作出解释，运用一个语词便是表达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所作出的解释，流传的语词能为后人解释所指事物提供思考模式，我们本来就应该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词，只是以前未能发现罢了。我在1993年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里，同时发表了《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和《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两篇论文，打破了同期学报只限刊登同一作者一篇论文的惯例，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尝试。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王弼老子解释方法论》一文，为我带来了若干现实的益处；其实我自己倒是觉得，随后在《孔子研究》上发表的《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一文，相比较而言要更为成熟一点。2002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专著《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小结了我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的成绩，也较多地为学人所引用，或列为参考书籍。

当然，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仍然是我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在其序言《汉语词汇研究感言》中，坦然地回顾了自己试图建构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新理念：

我试图建构的研究理念，是观照人的生存，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考察作为中介符号的语词；我试图确立的研究目标，是以“人”为最高目标，逐步探究汉语词汇在民族人认识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己的活动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结构、意义、价值与规律，进而从人的活动揭示人的语言，以人的语言彰显语言的人；我试图设立的研究视角，却有认知学的、解释学的、文化学的和哲学的，并且力图以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为中心，结合成“认知·解释——文化——哲学”的视角联域。

行进在学术路途中，有时就像跋涉在征途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或者攀援峭壁、忽临绝顶的情景，总能使人兴奋，催人奋进，而无暇顾及前方是否有艰难险阻。我被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理论所震动的情景就是如此！海德格尔申言：生存情态与理解，是构成此在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生存论现象，二者互相渗透；而语言之根源则在此在展示的生存论状况。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话语，话语在生存论上与生存情态和理解一样原始、一样重要。话语是一种基本的生存论现象。决定话语之为话语，或语言之为人的语言，是语言的生存论要素——理解(领悟)。话语对于此在的生存是建构性的。“人表现自己为说话的动物。但这不是说他有发声的能力，而是说这个存在者是以(由理解亦即领悟而)揭示世界和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的”——“言说”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的存在就是此在的在世存在。人首先作为言说者才是人，而后存在，人在言说中在场，在言说中拥有世界。“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闻所未闻、见所乐见、心灵可通的天外来音！

在卡西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语言哲学理论的启示下，我进而认识到：人是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是通过语言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进而认识并拥有生存空间(世界)的，是运用语言并通过语言而在其生存空间创造文化的；人类最能体现其本性和本质的行为，作为人的独特存在方式的行为，能够激发人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的行为，主要都是语词符号化行为。那么由此可以推知，语言哲学的主题，应该就是致力于探究人又是如何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进而认识和拥有生存空间(世界)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而塑造自己的“人性”并激发自己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的。因此，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归为“人如何通过语言而存在”、“人如何成为语言的动物”、“语言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

这一认识使我豁然开朗：以往，我们观照人的生存，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研究词汇学和训诂学，研究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古典解释学，不就是在探讨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的吗？不就是在探讨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而认识和解释生存空间(世界)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吗？虽然理论的自觉还很不够，但在实际上，不是已经踏上了通往语言哲学的一条弯曲小路吗？有鉴于此，2011年，我欣欣然将自选集命名为《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门墙内外忆学缘，回顾历程心怡然。以后的岁月里，我将在这条小路上继续行进、探索，由此而去追求一种完整的、本色的、创造的、合意的人生，直到不可预测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