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能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013年，我实实在在到了古稀之年。想不到，岁月一晃而过，不知老年已经冉冉而至。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回忆往事，想到那些头绪繁杂、尘封心底的许许多多事情。前不久，应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高一年级学长的邀约，写了一篇《昙华林二三事》，收录在《回望昙华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回忆录散文集中，回顾了我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四年本科生的生活。文章拉拉杂杂，记录了一些往事，回忆起自己如何阴差阳错地走入了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却并没有直接梳理我的学缘和师缘。其实我真正搞起所谓学问，还是1981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工作以后才起步的。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我不过是用所谓的“搞学问”来逃避过于频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改造，只是一种寄托，根本不懂什么“学术”和“学问”。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意识的逃避和寄托过程，给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了基础，种下了一些兴趣的种子。关于自己究竟到底如何走上做学问的学术道路，我还没有认真反思总结过。2013年3月5日下午突然接到张三夕兄的一个电话，要我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缘和师缘，做一点反思小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人于己都会有教益，于是我就欣然答应下来。

其实，我的学缘比较简单，就是本科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本科四年光景，主要是学习：上课，读书，积累知识。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非常强调师范规格和师范专业思想，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做好当中学教师的思想准备。因为当时是国家计划分配大学毕业生，所以，师范生除了分配计划需要，一般的学生主要是到各地中学当教师。中文系的学生就是准备当中学语文教师，甚至有同学搞创作想当作家而被严厉批判，认为那是一种所谓“名利思想”。我们中文系6201班就有一位同学一直暗地里写长篇小说，后来在下乡“四清”时与农村姑娘谈恋爱，被发现，再加上他的长篇小说也被披露，最终被开除了。所以，我在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想过搞什么“学问”。但是，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比较幸运，我们的任课教师几乎都是当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精英。至今我还记得一些任课教师的名单。文学概论：孙子威，先秦文学：石声淮，唐宋文学：欧阳德威，明清文学：方步灜、黄清泉，现代汉语：高庆赐、邢福义，语言学：杨潜斋，外国文学专题：王忠祥、周乐群、宋寅展、彭端智、奠自佳，现代文学：陈安湖、黄曼君、田惠兰，当代文学：王庆生、王凤，写作：朱伯石。这些老师的讲课，没有一个是照本宣科的，倒是风格各异，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在示范做学问的方法。像石声淮先生讲授的文献考据方法，一个关键词可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讲上半节课，真是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令人大开眼界。杨潜斋先生的语言学使我们最早接触到了语言学的前沿，索绪尔、谢尔巴、洪堡等语言大师的学说被他用来解读《说文解字》，让我们朦胧中懂得了中西比较方法和西方语言学方法。孙子威先生从美学的角度解析文艺理论问题，使我初步识得美学和美学批评，还知道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黑格尔的美学和文论，并且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美学的一些术语，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等。方步灜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熟悉程度，曾经令我们叹为观止，他在课堂上背诵《好了歌》被传为昙华林文华楼的佳话，他启迪我做学问要以丰富的材料为依据，要对材料烂熟于心。高庆赐先生的讲授，条分缕析，层次清晰，步步为营，层层深入，结构严谨，启发着我们开始了解一种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陈安湖先生的鲁迅研究，从鲁迅的思想发展脉络来解读作品的做法，教给我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黄曼君先生的鲁迅、郭沫若“双子星座”研究，使我看到了比较方法的力度，也知道了诗意化研究方法的感染力和穿透力。邢福义先生的句法分析和以小观大的研究路径使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细读文句、句式分析的逻辑思维定势。王庆生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和深入挖掘，引导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关注当下现实和文学问题。朱伯石先生给我们讲述的论说文的写法及其变化，好像直到今天还是我写完一篇论文的衡量尺度和修改论文的标准。这些关于做学问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虽然只是作为一种学习的积累存储在我的脑海中，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是一笔终生受益的宝贵财产，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然而，我真正有意识地学着做学问、搞学术，还是从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拜师蒋孔阳先生门下开始的。从1967年12月离开桂子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到黄石市大冶冶炼厂子弟中学教初中语文，一直到1978年送走了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铜绿山矿的学生，整整11年，我并没有想离开学校去专门做学问。即使是当年考研究生，也并不是要去搞学术，而只是想换换环境，改变一下生存状况。不过，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三年研究生学习，似乎就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学术道路，而且至今欲罢不能。这应该归根于蒋孔阳先生的严格训练、复旦大学中文系诸位大师的熏染和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正是这样三个方面的师缘，把我推上了高校教师的学术道路。

一、蒋孔阳先生的严格训练

我和师兄曹俊峰、师弟朱立元是蒋孔阳先生的开门弟子。蒋先生几乎把他毕生积累的教学和科研的心得体会都灌注入对我们的悉心培养之中，不仅给我们夯实了学术基础，更教会了我们做学问的方法，尤其是端正了我们的学术态度，使我们终生受益。

首先，蒋先生给我们开列了一个精读书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小逻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鲍山葵的《美学史》。我们开始见到这样一个书单时都有点紧张，因为这几部书大多是很难读的书，像《形而上学》和《小逻辑》这样纯哲学的书，恐怕哲学专业的老师读起来也不会是很轻松的事情，《判断力批判》被人们视为“天书”，《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诗学》读起来也不是很愉快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让人难以找到头绪，《美学史》当然由于头绪太多一时也不好理清。但是，蒋先生要求做读书笔记，一字一句认认真真读。我们也就按照导师的严格规定，一本一本地读，最后写成了两大本读书笔记，至今我有时候还会翻阅这些读书笔记，重温和加深一些问题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蒋先生的这个书单子里蕴涵着深深的意义。第一，他让我们打好哲学基础，也就是学会做学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中文的人来说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学中文的要研究美学，必须补上哲学基础这一课，要学会思维，懂得思维方法，不仅要懂得形式逻辑，还要懂得辩证逻辑。可以说，《形而上学》、《小逻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基本上涵盖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到本体论、认识论，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思维规律，都可以得到了解和训练。第二，他要我们了解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关键发展时期的经典著作，是一种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美学和文论的真正源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和文论观点，不仅在西方流行了两千多年，而且形成了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美学和文论思潮的对立统一发展态势和模式。可以说，19世纪以前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发展过程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和文论思想的轮番变化表现形式的具体过程。所以学习和研究西方美学和文论不可能不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西方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大转折的产物和标志。它不仅标志着西方哲学和美学由自然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认识论转向”，从16世纪笛卡尔开始的“认识论转向”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和美学”这里才真正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它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奠基之作，正在力图把欧洲18世纪的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美学综合起来，成为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现代转型和审美现代性的表征，同时还是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形式主义、心理主义、符号哲学、文化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实际出发点。《美学讲演录》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主要美学著作，它把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与哲学体系的关系揭示得一清二楚，是一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辩证思维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压轴之作，又是西方整个哲学和美学的宝贵遗产陈列室，无疑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发源地之一，当然还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源泉之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诞生地，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奠基之作，开创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研究美学的世界美学革命性变革，又是许多实践论美学范畴和观点的来源，比如，美的规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从直观到自身，自由自觉的活动，物种的尺度，形式美，音乐感，感觉通过实践直接成为理论家，等等。第三，他让我们具有历史发展的辩证眼光和多视角的广阔视界。鲍山葵的《美学史》是英国美学家的美学通史，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美学史家关于西方美学史的发展脉络和线索的图景，可以使我们具有动态的理论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美学和文论界需要的就是，走出封闭和放眼世界，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学习美学史，当然就不应该局限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苏联的奥夫襄尼克夫等美学家所撰写的西方美学史。这样实际上就给我们的西方美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多元化的、博采众长的视角和视野。这是学习和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其次，蒋先生反复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收集第一手材料，不能在二手或三手材料的基础上“做学问”，那样是做不好学问的。1978年10月我们刚进校开始学习时，蒋先生就给我们约定了每周一次在他家里的讨论课，一般在星期五的下午进行，一直继续了大约一年，有时候大家一起聊得太晚了，还会被留在蒋先生家里吃晚饭。这种上课形式比较自由宽松，可以向蒋先生请教一些问题，也可以大家一起讨论当时的热点问题。我记得，蒋先生在这种讨论课上，多次谈到了科学研究必须依据第一手材料，不能道听途说，敷衍了事。我们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美学，而在1978年前后，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少，有时候大家买到了一本西方美学的名著中译本，都是非常兴奋的，往往相互传阅，有时候也带到蒋先生那里去，作为讨论课的话题。尽管我现在不记得一些具体的讨论情况，但是，蒋先生要求我们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教导却是记得极其清楚的。好像有一次，我们去上讨论课，说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大家都感到宗白华先生的中译本有些地方不大好懂，蒋先生就要我们学点德语，争取自己读德文原文，这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选修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缘由。蒋先生还让我们把中译本对照英译本或俄译本来读，因为，我和曹俊峰都学过俄文，朱立元和曹俊峰也都懂英文。好像当时蒋先生就把自己收藏的《判断力批判》的英译本从书架上拿下来，对照中译本的某一句进行了一点比较。后来这本书还被曹俊峰借回去好好研究了一番。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使蒋先生最终主持编辑出版了《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和《19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给西方美学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一些第一手材料，也为他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做了一些第一手材料准备。后来，到了1980年我们三个人要做硕士学位论文了，我们从蒋先生比较熟悉的德国古典美学中选取研究对象，曹俊峰选了奠基人康德，我选了过渡者席勒，朱立元选了集大成者黑格尔。我在准备这个学位论文的第一手材料时，在当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学院图书馆、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等处，只找到《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席勒的美学著作的中文译文一些片断。我非常着急，向蒋先生请教，他就叫我从俄文转译。正好复旦大学图书馆里有一套俄文版《席勒文集》（八卷本），其中第八卷就是美学著作。于是，我就先把《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论美书简》等重要著作文献从俄文译成中文，然后再用当时刚刚学到的德文去对照《席勒全集》德文版第22卷。有了这样一些第一手材料，就保证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写出了一点点跟别人不同的看法，得到了一个高水平的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记得我的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伍蠡甫教授，答辩委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道乾研究员，复旦大学外文系董问樵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尹大贻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邱明正副教授。能够得到这些学术精英的肯定，使我兴奋以极。以后，席勒美学研究就成为我的一个科研方向，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以后，为了继续完善硕士学位论文，我又完全从德文原文把席勒的所有重要的美学论著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席勒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直到2011年出版了《席勒美学文集》。尽管译文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我确实是一字一句抠出来的，不敢马虎。我总算给自己和其他人的席勒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第一手资料。后来，我根据这些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论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我不敢说自己的席勒美学研究著作有多高的学术水平，但是，我可以保证，其中的材料都是第一手的，绝不是“别人嚼过的馍”，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新鲜感。这就是我谨记蒋先生的谆谆教诲所做的一点努力，也是我一辈子做学问的基本信条的结果。

再次，蒋先生用每周一篇千字文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水平比较高，但是，当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拜在蒋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少说也是大学本科中文系读了五年，中学语文老师当了11年的写作熟手，而且在此之前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点理论文章。因此，蒋先生开始要我们每周交一篇千字文时，我也没有当一回事，仿佛觉得是轻车熟路，并不重视。可是，当我拿到蒋先生批改过的自己的千字文时，我却感到惭愧极了。因为两三页稿纸之上，蒋先生用铅笔做了详细的批改，还写下了眉批和评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千字文中的错别字、不通顺的句子和不恰当的论述。然后，还在见面时的讨论课上具体讲一些写作千字文的注意事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开始重视起来，认认真真写好每一篇千字文。现在回想起来，千字文的写作训练实在是大有好处。它可以使人把文章写得中心突出，层次清楚，脉络清晰，论证明白，说理充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其实，写千字文应该是研究生的基本功训练之一。现在许多研究生，不仅硕士生，也包括博士生，不会写思路清晰、论点明确、论证清楚、说理充分的短文。甚至有的研究生下笔万言，离题万里。这是我们的论文垃圾的来源之一。应该注意防范！

此外，蒋先生还要求我们对待古今中外的美学家和美学观点都要博采众长，吸取人家的长处，包容人家的不足，虚怀若谷，恭谦待人。我总记得蒋先生的一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再荒诞不经的理论和观点，总可以找到某些可取之处。”1979年下学期，蒋先生给中文系1977级的本科生开了“西方现代美学”的选修课，所讲的美学流派、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其美学观点和文论观点，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苏联、东欧、中国大陆遭受最厉害的全盘否定批判的，但是，蒋先生对诸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美学、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和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荣格的心理分析美学、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流派及其理论观点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把它们的合理之处、历史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都一一讲清，条分缕析，给人印象深刻。在《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中，蒋孔阳先生登高远望，以历史的眼光，对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四大美学流派，即吕荧和高尔泰的主观派、蔡仪的客观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李泽厚的实践派（或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关于美的本质的论战，进行了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评介。他不仅认真分析了各派理论观点的真理性及其特色，还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它们的局限。蒋孔阳先生说：“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占有真理，所以我总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总是张开双臂去听取和接受旁人的意见。……对各家的学说，也从来不抑此扬彼，而是采取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的态度。我觉得我从每一派那里，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人说：不归扬，则归墨；或者不归柏拉图，就归亚里士多德。我认为不应当以人为线，而应当以真理为线。”（蒋孔阳：《我的治学追求》，《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后记》）蒋先生确确实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众所周知，蒋先生对于别人请他作序的事情从来不推诿，而且认真对待，把认真阅读著作然后给别人作序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这就与当时有的著名美学家大相径庭。有的著名美学家动辄耍大牌，要么直接拒绝求序的人，要么就在序中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看著作，然后写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敷衍了事。

还有，蒋先生经常把自己的一些治学经验传授给我们，让我们少走弯路。比如，在他的《德国古典美学》出版以后，他给我们三个学生每人一本，而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研究西方美学，最好的途径就是从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开始。因为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美学这个西方美学源头，又可以下启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德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化，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理论观点体系。”再如，他在与我们聊天时，曾经告诉我们：学习哲学史是学习哲学的好方法，它可以让你在具体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来了解哲学，而不是记住一些哲学教条。这使我想起我们学校中的哲学课或政治课的死记硬背和条条框框。他还说过：要学好美学和文艺理论，必须读几本艺术史，诸如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书法史、摄影史、电影史，等等。他从来不强求学生与他的理论观点完全一致，而是强调学生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也不主张党同伐异，反对小团体，鼓励大团结。记得《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发表了蒋先生的《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任务》，较早地提出了“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遭到了高尔泰先生的反驳。我们当时看了高尔泰的文章，觉得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准备大家写一批文章驳斥高尔泰的观点。可是，蒋先生觉得那样做不妥，还是先由他自己写文章回应，然后再看情况而定。最后，经过他们之间的商榷和其他美学家的共同探讨，蒋先生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笔墨官司，达到了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效果。类似这样的一些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精神方面的小事，在这里不可能一一枚举。不过，这些看似细小的教导，我不但永志不忘，而且反复以之告诫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总之一句话，蒋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使我真正懂得了做学问的一些基本功、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基本态度和基本精神，所以，当我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后，就大致知道了做学问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

二、复旦大学诸师的耳濡目染

除了蒋孔阳先生的严格要求和培养，促使我执着于学术研究的，那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各位著名教授们的耳濡目染。

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级硕士研究生应该是最幸运的。虽然我们大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而耽误青春，入学时大多是35岁左右的中年人了，但是，毕竟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所以我们的导师多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朱东润、张世禄、赵景深、蒋天枢、王运熙、蒋孔阳、濮之珍、徐鹏、徐俊西、邱明正、王永生、许宝华、汤珍珠。更加幸运的是，在入学的第二个学期，中文系为我们22名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讲座课，除了导师们讲课以外，还有一些当时相对年轻还不是导师却学有所成的中青年教师，如施昌东、吴中杰、应必诚等。因此，我们可以说把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主要教授、副教授的课几乎都听了，受益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潜移默化的。

当时听课的最深印象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献考据、务实严谨的国学传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古典文献学是最著名的学科，也是最讲究文献考据的专业，在国内外名声很大，成绩卓著。好像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给我们上课的内容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和考证。他讲得要紧不慢，清清楚楚，头头是道，一句话，就是要求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进行文献考证，哪怕是一个古代作家、诗人的生卒年月日也一定要考辨清楚，否则这个学问就会出问题，搞得不好会前功尽弃。甚至在我们中间还流传着一条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不成文规则：只有重文献考据的国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我们这些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好像并不是真正搞学问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美学和文艺理论可以颠三倒四，昨天还是真理，今天就成了谬论，特别是像姚文元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信口开河。现在想来，这种看法虽然并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可是，的的确确还是有几分道理的。那就是，不管是搞文学语言的什么具体专业，都应该注重文献考据，离开了可靠的文献，任何学问都不过是空中楼阁，最终一定无法矗立，顷刻坍塌。

赵景深先生给我们讲的是戏剧，特别是讲到了昆曲的发展简史及其濒临灭绝的困境，呼吁抢救中国古代戏剧文化遗产。他的呼声在中国新时期开始时是比较早的，而且似乎已经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给我这个从来不关心中国古代戏剧的人一种新鲜感。大概这其中有一点文化名人的崇敬心理起作用，我似乎对于昆曲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赵景深先生把昆曲的唱腔做了形象生动、幽默睿智的概括，使我对一无所知的昆曲得到了一个深入浅出、难以磨灭的印象。赵景深先生先是在课堂上清唱了一段《牡丹亭·游园惊梦》，然后，微笑着说：“其实，昆曲的唱腔非常好记，那就是四种美味，尖着嗓子、拉长声音唱起来：鸡……鸭……鱼……肉……”此语一出，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当时就自己试验一番，果然不错。从此，我也悟出了一个做学问的道理，那就是：要做到深入浅出地介绍一种对象，就非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不可！的确如此，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观点，在我们的理论界狂轰滥炸，新名词、新概念满天飞，但是，有一些人自己对这些东西并不了然于心，却大肆滥用，以显自己的博学多识，于是乎就故意把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说得玄之又玄，让人听了他们的解释更加如堕云雾，一头雾水，把人越搞越糊涂了。其实，蒋孔阳先生同样也是一个深入浅出的理论高手。于是，我就立志要像赵景深、蒋孔阳等先生那样，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理论观点深入浅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他们一看就明白，而且可以直击主题，揭示本质。

王运熙先生好像给我们讲的是刘勰和《文心雕龙》。每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都会知道刘勰和《文心雕龙》，因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文论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史上的大多数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基本上都是语录式的片言只语，感悟式的论文，评点具体文艺作品的心得体会，很少有系统的、全面的、周密的、成体系的鸿篇巨制，而唯独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刘勰写出的《文心雕龙》却是一本体大虑周、系统完备、结构缜密的美学著作和文论著作，确实是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思想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不过，我一直以来关注的主要是西方美学和文论，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往往只是了解一鳞半爪。而王运熙先生的一个讲座就把我彻底唤醒过来，改变了我以前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知半解和无知偏见，开始注意在学习西方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同时也关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王先生既肯定其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重要价值，又指出其本来的宗旨是指导写作，谈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刘勰的基本思想是宗经与辨骚相结合，也就是雅正与奇丽相结合。这一基本思想的用意，也是纠正不良文风，指导诗文写作。王先生的这一观点对《文心雕龙》的总体认识是实事求是的，具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也明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具体化、实证化、审美化、体验化的具体特征。我后来体会到，这是一种“回到事实本身”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美学界和文论界流行的用西方模式或俄苏模式来硬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削足适履、隔靴搔痒的研究方式。

当时虽然还不是研究生导师，可是已经学有所成的中青年教师，也在这个讲座课上亮相，给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树立了榜样，开拓了视界，坚定了信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昌东、吴中杰、应必诚三位老师，因为他们都是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的老师。

施昌东老师，当时已经身患癌症，医生在1976年就宣布他只能活3年，可是他给我们上课时（1979年），精神还是比较振作的。他给我们讲了“美是生活”的观点，基本上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观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和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思想的论证。给我的印象就是比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点更加接近人生论的美学思想。这个学生时代就被打为“胡风分子”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许多理论观点都非常熟悉，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更为让人佩服的是，他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先秦和汉代的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也非常熟悉，引用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王充等人的论述来论证“美是生活”也是得心应手，贴切妥当，毫无牵强附会、哗众取宠之嫌。从他的学术之道，我似乎领悟到中国特色美学的研究应该做到像他那样的中、西、马结合或打通的道路。

吴中杰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他跟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几乎没有任何老师的架子。他给我们讲的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吴中杰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嫉恶如仇，敢说真话，不说违心的话，喜好追根溯源，打破砂锅问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以后，鲁迅的形象是被神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偶像化了，使得鲁迅先生的许多文艺思想被误读、误解、歪曲了。吴中杰老师的鲁迅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纠正这种时代的误会和错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义正词严的语调，逻辑严密的论证，给了我直接感受真理力量的启发。后来，我和曹俊峰、朱立元经常在一起接受他的这种独特风格和理论熏陶。除了吴中杰老师与朱立元原来在学校“文革”之中建立起来的风雨同舟的友谊，再就是吴老师对曹俊峰的直接荐举，使我们之间一直至今还保持着良师益友的亲密关系。本来蒋孔阳先生的招生名额是两名，在考试成绩排名上，曹师兄排在了第三名。蒋先生通过面试觉得曹俊峰不错，但名额有限。正在蒋先生为难之时，作为面试老师的吴中杰给蒋先生极力荐举曹俊峰，认为他是个人才。通过向学校相关部门申请，最后扩招了，把我们三个人一起招进来了。这也说明，吴中杰老师对做学问的条件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后来曹俊峰在学术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件事也反映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选择人才时唯才是举，不讲学历唯一，更没有门户之见。因为曹俊峰根本没有读过大学本科，主要是自学成才的。要不是遇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和吴中杰这样的好老师，恐怕也就会失去深造的机会了。从中我也看到了吴中杰老师的学问功底深厚和为人耿直敢为。

应必诚老师给我们讲了《石头记》（《红楼梦》）的庚辰本的版本和艺术成就。从他的版本考证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文献功夫的扎实，但是，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他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解读，又可以看到他的文本细读的功力。应必诚老师不仅是《红楼梦》研究专家，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专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红楼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观点的具体运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悲剧理论的具体运用。这在《红楼梦》研究中恐怕也是独树一帜的。把自己的两个学术领域和学术板块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学术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应必诚老师确实做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双收双赢。这是我非常佩服应必诚老师的地方。也就是由于应必诚老师的红楼梦研究的这份情缘，我们1980年到北京进行写学位论文的学术访问时，还专门到前海西街的恭王府里去参观，感受到了应必诚老师现场讲《红楼梦》和大观园的风采。应必诚老师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在潜移默化中让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几个学术领域结合起来，力图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当然，吴中杰和施昌东老师也是把几个学术领域融会贯通起来，获得了很好的成果。因此，我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也是像他们一样，打通几个学术领域，做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我最初是从席勒的美学起步，扩展到整个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然后在新时期的方法论热潮中选择了心理学美学，后来在蒋孔阳先生逝世以后接续蒋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新发展，继续进行新实践美学的建设和发展。这三个主要学术领域，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我始终在向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学习，力图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促进的境界。

总而言之，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三年研究生读书生涯，是我的学术之路的真正起点。除了蒋孔阳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训练，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大批优秀教授学者的耳濡目染，让我积淀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功底，也引起了情有独钟的浓郁兴趣。这样的学术准备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术氛围中进一步发展，也就大体上铸就了我的一个高校教书匠的学术研究的生存方式。

三、华中师范大学诸师的言传身教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术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积蓄的学术基础和学术情结，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本来我当时毕业时根本不想回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来工作，因为本科五年的时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给我留下了不少不愉快的记忆。我总感觉那里不是一个适合于生活和做学问的地方，大部分时间被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占去了，一心一意读书的人被视为“只专不红”，不断会有类似于“拔白旗”之类的运动，让人不得安宁。当我接到当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孙子威老师的邀请信时，我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个态度。可是，孙子威老师不仅回了一封长信开导我，说明那种状况是历史原因所致，而且说明现在华中师范学院的状况正在改变。然后不久彭立勋老师又亲自到复旦大学10号宿舍我的住处来看望我，进一步邀请我回母校任教。虽然我最终仍然是不情愿地回到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我们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毕业生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否则就会取消学历和学位资格。不过，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这个集体中，我还是感受到了这里的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一个较好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推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基础上，在高等学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上，能够潜心学问，不断前进，有所收获。

首先，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分工协作、各自独立、相互帮助、目标明确的团队精神。

我1981年12月到达武汉，在华中师范学院报到，正式成为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教师。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文艺理论在当时是全国比较早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在孙子威老师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各自独立、相互帮助、目标明确的团队。这个团队大体上又分为四个具体专业方向：以孙子威老师为带头人的文学基本理论，包括吴惠芳、李中一、刘安海、吴满珍、黄幼民等老师；以曾祖荫为带头人的古代文论，包括周伟民、陈竹等老师；以王先霈为带头人的文学批评，包括胡亚敏、孙振华、郭辉辉等老师；以彭立勋为带头人的美学，主要就是彭立勋老师和我。这个团队当时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每一个老师都必须上文学概论这门基础课，同时，大家都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有所研究。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文学概论这门必修课的教学，而且在全国高校率先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作为必修课给学生开出来了。到了1982年，徐正飞老师从山东大学周来祥先生门下毕业来到这里，1983年又增加了邱紫华老师，后来在彭立勋老师的带领下，美学教研室就独立起来了，以后美学教研室陆续来了陆扬和余虹。1982年秋季华中师范学院文艺学自己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的有孙文宪、修倜、陈宏在，于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独立。与此同时，文学批评教研室也在全国第一个独立成立，以王先霈老师为带头人，还有殷杰、范明华、王济民、王耀辉、赖力行等老师。这是华中师范学院文艺学的“三足鼎立”时期，也是华中师范学院文艺学的鼎盛时期。后来，1990年代孙子威、曾祖荫、陈竹、殷杰、李中一、刘安海等老师相继退休，周伟民、彭立勋、余虹、陆扬等老师调离，文艺理论教研室又“合而为一”，三位一体。华中师范大学的文艺学，能够在这样分分合合的情况下始终在全国文艺学学科中占据着一个比较前列的地位，就是有了这样一批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而又在文学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教授组成的一个团队，合起来可以一起攻坚，无坚不摧，分散开来又能各尽所能，独当一面。就是这样，全国马列文论研究学会在1978年就挂靠在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并在桂子山召开了马列文论研究学会的成立大会，在1990年代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学批评研究中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学批评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学术团队和学术格局中，我的教学和科研的方向也逐步形成了与整个学术团队密切相连和相对独立的三个方面。我1981年最先是以西方美学和美学原理的教学和科研的方向进入华中师范学院文艺学团队的，到了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文艺学主办了全国文艺学方法论学术研讨会，我在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方法论热”中，又选取了心理学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新方向。在这次全国文艺学方法论学术研讨会上，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做了一个大会发言，题目是《试论心理学方法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的运用》，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关注。《文艺研究》的主编柏柳和文艺理论编辑室主任张潇华，在会议休息时找到我，让我把发言稿整理好给他们发表。这就是我最早与《文艺研究》的关系缘起，并且1986年的《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了我的《试论心理学方法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的运用》，而在当年第4期上又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过程中的意志活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6期摘要了该文的观点，同时引起了全国性争论：《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王长安《审美与意志之思考》提出商榷，《文艺研究》1987年第7期周本成《林黛玉听戏及其他》和1988年第5期曾永成《对传统美学观的一次冲击》表示赞同。因此，我始终认为是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和《文艺研究》杂志一起提携我走向了文艺学和美学的学术研究道路。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马列文论研究方向的影响下，为了继承蒋孔阳先生的新实践美学的发展思路，我又确立了新实践美学的专业方向，并且通过1990年代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论战，我的新实践美学研究逐渐被学界所认同。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席勒美学研究为中心的西方美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研究，新实践美学研究。在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团队的格局中，我的研究方向既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又与整个学术团队的总方向紧密相连。我的新实践美学研究方向与学科团队的马列文论方向紧密相连，但是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我的心理学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研究方向与学科团队的文艺学基本原理方向密不可分，但是我的研究方向侧重在心理学美学和文艺心理学方法论方面；我的西方美学研究方向与学术团队的文学批评学的总方向密切相关，然而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席勒和德国古典美学的美学批评和文学批评。正是由于这样的有分有合、相对独立而又分工协作，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就形成了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团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方向，从而得到了学科团队的大力促进，也以独特的方向为学术团队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样我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团队的集体中实现了一种自由发展态势，所以能够取得一点点成绩。因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现代学术条件下，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离开了所在学术团队的支持和发展，是很难取得较好成绩的。

其次，专心致志、学不旁骛、不赶时髦、坚持不懈的学风也给我很深刻的影响。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团队中，从1981年12月开始，到2011年8月正式退休，已经整整度过了30个春夏秋冬。在这个集体中，我已经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学术习性。那就是：专心致志、学不旁骛、不赶时髦、坚持不懈的学风。1978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多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思想和观点如潮水一样涌进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大陆美学和文论学术界，形成了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的局面，让人目不暇接，头晕目眩。不少人就跟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的思想潮流转来转去，今天是存在主义美学和文论，明天是意志主义美学和文论，后天又是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论，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还没有消化，后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又粉墨登场，搞得这些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文艺学界和美学界也有一些人，今天是这种观点，明天就改为另一种观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转移学术观点和专业方向，唯新是从，唯西方马首是瞻，好像学术风向标一样随风旋转，学无专攻，随风改变，追逐时尚，追赶时髦。可是，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老师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守着自己的学术专业阵地，任凭外界风吹草动，时尚流行，从来不赶时髦，专心致志，学不旁骛，坚持不懈，把西方文论和美学的新潮流和当下流行的新观点作为自己的参考系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绝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这给我的学术研究树立了直接的榜样。孙子威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一辈子从事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始终如一地在努力探索解决文学理论基本原理问题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却并不跟着新潮流和新概念的时髦亦步亦趋。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形形色色美学和文论观点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文艺理论界时，他一方面关注那些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另一方面却回过头去悉心研究康德美学和文论。因为他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思想，是在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了解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思想，而康德的美学和文论思想又是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奠基和起点。所以，孙子威先生在研究生学位课程中专门开了一门“康德的美学和文论研究”，我虽然没有直接去听这门课，可是，这个课程的设置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也间接地指导着我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与此同时，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时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的新探索的文章，给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的印象。因此，他的学术研究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和赞许，在晚年孙子威先生不仅成为马列文论研究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而且获得马列文论研究学会的“终生成就奖”。在孙子威老师的带动下，其他的老师们也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园地，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获得了各自的学术成就。王先霈老师的古代文论研究、文学批评学建构、文艺心理学研究，成就卓著，自成一家，众望所归。曾祖荫老师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国佛教美学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学术价值，享誉海峡两岸和海外汉学界。陈竹老师的中国古代戏剧美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美学范畴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国内外都是名列前茅、独树一帜的。李中一老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研究、马列文论研究，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以至于后来有一次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老师在主持马克思主义工程的文学概论项目时，还向我们打听李中一老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研究》一书到哪里去寻找。彭立勋老师的西方美学研究、英国经验派美学研究、美感心理研究，也是中国大陆美学和文论界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周伟民老师的古代文论研究，尤其是古代诗歌理论研究和小说理论研究，在海内外也是极具影响的，后来到了海南大学以后更加名扬四海。殷杰老师的中华美学思想发展史研究、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在国内外同样是开一代风气的，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学术声音。刘安海老师的文学基本原理研究、小说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在国内同行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仍然有许多学者怀念他的一些文学理论观点和教材。胡亚敏老师的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国内也是具有领先水平的，在这些领域中她都可以占据一席重要地位。这些老师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专心致志、学不旁鹜、不赶时髦、坚持不懈的学风熏染下，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它们对我有着不可漠视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再次，薪火相传、独立思考、不离不弃、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促使我不断努力，持之以恒，获益匪浅。

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老师们就是在上述学科团队的学术格局中，薪火相传、独立思考、不离不弃、精益求精地进行教学和科研的。这种薪火相传，我们可以在文学概论的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中看得非常清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概论教材，从1950年代开始就是以孙子威老师为带头人，由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们自己编写的。记得我们1962级的文学概论教材就是孙子威老师组织老师们共同编写的。由于当时纸张缺乏，一本书由花花绿绿的粗糙纸张印刷而成。还有一本《文学概论学习参考资料》，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仿佛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字斟句酌而凝聚成的，给我们的文学概论学习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尽管书的纸张五颜六色，可是，我仔细读下来，确实感到比当时高校的通用教材更加实用，更加简明，更加具有专业性。就是这样一部自编教材，形成了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到了新时期，孙子威主编了《文学原理》，在中南五省高校之中广为流传，口碑很好。后来，刘安海、孙文宪老师都秉承这个优良传统，编写了自己的《文学概论》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被评为省部级优秀教材。接着在王先霈老师的主持下还编辑出版了“文艺学系列教材”，进行了文艺学教材和教学的大胆改革，把文学概论课程一分为三，分别为《文学理论导引》、《文本解读》、《文学批评》，还编写出版了《美学教程》、《西方文论教程》、《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古代文论教程》，这个文艺学系列教材，一版再版，发行量居于全国同类教材前列，好像发行量仅次于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南五省和湖北省内影响非常广泛。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文艺学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主编了《美学教程》、《西方文论教程》、《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感受极其深刻。其实，我们的每一部教材都是按照教学的需要和教学改革的要求来编写的，而且就像对待文艺学科学研究课题一样来进行编写工作。这些教材中《文学批评教程》、《美学教程》后来都被评选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王先霈老师主持的文艺学教学改革项目还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王先霈老师主编的《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批评导引》、《文学欣赏导引》，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反映很好，在全国范围内，许多高等院校的文艺学课程都采用这套教材。这套教材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除了改革创新的体例和结构以外，那就是这套教材的编写是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严谨周密、精益求精、求真务实、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在教学和科研中，讲求严谨周密、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精益求精的楷模，应该是孙子威教授。他一辈子从事文学基本原理和马列文论的研究和教学，桃李满天下，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影响所及有好几代人，而且他的教学和科研都是强调独立思考、深入浅出、深思熟虑、精益求精的。因此，孙子威老师一辈子的著述并不是很多，却都是学术精品。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虽然发表出来的论著并不是很多，可是他留下的手稿却是非常丰厚的。据为出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集·孙子威集》帮助整理遗稿的修倜教授介绍，孙子威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引经据典，字斟句酌，手稿上圈圈点点，修改痕迹几乎到处都是。有时候为了核对一句引文和一个句子，她必须到图书馆或老师们的藏书之中去寻找翻阅，发现孙子威老师真是“句句有来历”，字字都推敲，一字千金，给我们树立了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典范。孙子威老师学习和研究康德的美学和文论思想，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手稿和读书笔记，有时候他还不耻下问，与我一起探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一些句子及其蕴涵思想，那种探讨学术的认真态度，务实求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十分感动，也感到汗颜。有时候我想：如果我能够像孙子威老师那样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可能会少发表一些文章，少出版几本书，但是，肯定会有更扎实的学术成果，更具创造性的学术思想，更加独立思考的学术思维，更加能够传至后世的论著。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孙子威老师，力图拿出一点可以传至后世的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无愧于孙子威老师和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团队的培养和影响。

总而言之，我的三十年学术生涯就是在蒋孔阳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下，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诸位老师的耳濡目染下，在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虽然我的学问做得并不扎实，往往是数量胜过质量，多半是粗枝大叶的东西，离学术精品还相当遥远，但是，我是尽力而为了，我的心中确实是时时刻刻都铭记着我的这些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光辉榜样。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更加努力学习我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师们，在最后的一段学术道路上，不忘师恩，遵循师训，脚踏实地，一往无前，不断前进！

2013年3月19日于桂东南知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