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学 峰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重新思考解构主义翻译观

庞 学 峰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解构主义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和意义的确定性，消解了原文的原创地位，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翻译研究走向广阔的天地。很多人认为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胡译”、“乱译”和不负责任的译者，这是对解构主义的误读。

解构主义；延异；互文；印迹；确当的翻译

以质疑和消解为主要特征的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多重启发意义。它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理念审视和挑战了传统的翻译观，对于打破传统翻译理论的成规和框框，打破翻译研究模式的旧的体制有着很大的作用和意义。解构主义使翻译研究走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单一模式，给翻译研究带来多元取向的发展模式。它否定源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使文本具有开放性;消解了原文和原作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原作和译作的共生关系；动摇了传统意义上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等，这一切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翻译观，使翻译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但也有学者认为解构主义给翻译领域带来了胡译、乱译和不负责任的译者，本文认为这种说法是对解构主义的误读。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打破了意义确定性的僵化凝固的认识局限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认为作品有终极意义的存在。它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存在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下面都可以发现一种普遍规律，这种规律就是结构，文本的终极意义就隐藏在这种深层结构里面。语言是有规律性的符号系统，译者只要掌握语言规律，就能通过语言的深层结构，把文本的终极意义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持有这种翻译观的学者认为翻译理论是一门语言学学科，著名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Barkhudarov)就曾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即等值)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话语的过程。”[1]145而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语言延异的属性，能指不是指向文本以外的现实世界而是指向另外的能指，不断延缓和推迟所指在场的到来。符号的意义只是在特定语境的文本网络中暂时得以确定，但随着时间上的延搁和空间上的差异，意义又不断变化，文本的意义不能得到最终的确定，文本不是封闭的，意义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终极不变的意义。延异造成意义的播散和意义域的扩张。读者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的意义。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具有互文性，每一个文本都带有其他文本的印迹，一个文本里的符号都与其他文本里的符号相关联，并且在差异中显示出自身的价值。任何文本成为文本时，四周都已是文本的海洋，每个文本都是由周围其他文本的碎片有机组合而成。正如朱丽亚·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说：“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象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158-159因此，没有任何文本是真正原创的，所有文本都是互文的。互文性最终要说明的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不断变动游移[2]158-159。结构主义认为有一个超然的结构决定着符号的意义，并且成为意义的根据或中心，而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没有中心，没有终极意义。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文本就像一颗葱头，“是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没有中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层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2]159-160”解构主义没有像结构主义那样把意义固定在一种解释里，没有把限定的结构强加给游移的意义，给人们提供了多种意义的可能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本的互文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原文，包括与原文相关的其它文本、与原文相关的背景知识、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作者的信仰与价值取向等，理解原文是没有终点的，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它的所有意义。因此，也不存在绝对权威与完美的译文，翻译也是没有终点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名著在不同的时期被不断地重新翻译，甚至在同一时期出现多个不同的译本。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每个读者所面对的相关的互文性文本不尽相同，所以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就不尽相同，这就使创造性翻译有得以产生的可能。而结构主义的翻译观承认终极意义存在于作品的内在结构中则限制了对原文多种意义的理解。

二、解构主义冲击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作者的权威性以及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总是存在着译者忠实于作者、译作忠实于原作的二元对立关系。译者和译文的地位是从属的，而作者和原作则是至高无上的，译文必须贴近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17世纪英国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就曾把译者比作奴隶，把原作者比作主人，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施肥剪枝，而酿成的酒却是主人的[3]122。同一时期的法国翻译家达尼埃尔·于埃(Daniel Huet)也认为，优秀的译者要达到的目的是毫无遮盖地显露原作者；译者应紧扣原作者的意思，尽量再现他的性格，不删减削弱，不增添扩充，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一如原作[3]92。中国著名翻译家郭沫若将翻译比作“媒婆”，将翻译视为一种附属的事业，认为“媒婆应当稍加遏制”[4]258。然而原作的原创性在解构主义那里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解构主义的互文性消解了原文的原创性，它认为语言中没有任何元素是原创的，一个文本必定带有先前文本的印迹。因此，“语言中没有任何元素是完全‘原创(original)’的，更不用说一个句子，一个文本。文本作为承载意义的事件，必定带有先前文本的印迹(trace)，因此是引述行为。翻译中的源文文本(source text)早已是各种文本、各种意义的交汇。而唯一进入和理解这个文本的阅读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翻译”[5]16。

正如德里达说的那样，“源文根本不是原文(original)，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解释，因此其实已是译文”[6]78。

福柯则从历史的角度解构了原文，他认为：“我们对前人作品的理解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制约；在不同的时代，阅读和翻译原文都带有不同的历史烙印，即文本存在着历史性，我们对许多作品的理解总是基于不断积累起来的注释，这就是证明。因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不断地被改写和重建。因此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原文，原文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文。”[1]74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译作是原作生命的继续，是原作的来世(afterlife)，原作必须依赖译作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原作在新的时间和空间里得到更好的生存，这样传统翻译理论中认为译作从属于原文的观念就被颠覆了。德里达也认为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促进了语言的成长，使语言之间得到互补。

可以说，每一种语言都在孤独中萎缩、贫瘠、停滞、病态。由于翻译，即由于这种语言的互补性，一种语言给与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与，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至“神圣语言的成长”，“直到历史的最终得救”。所有这些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宣告的，通过“语言的永恒生存”或“语言的无限再生”宣告的。[7]39

在解构主义理论中，不但原文受到质疑和解构，而且作者也得到了消解，而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作者了。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在阐述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以及在分析文本的意义时宣布：“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文本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文本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至于作者，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或者说，即使他也会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一些解释，但读者完全可以以文本为由不予考虑”[8]26。由于文字延异的属性，作者自身也无法控制意义的游移，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那里也不再是主人。文本的意义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于读者对文本的体会。福柯也对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提出质疑，他认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9]451。作者只是一种话语功能，不是文本的主宰。

这样传统翻译理论中作者和译者、原作和译作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了，译者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译者有更多的自由去体会原作游移不定的多重意义，这就为译者的创造性翻译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三、解构主义冲击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与“通顺”原则

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是建立在原作有终极意义和意义的中心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原作有唯一不变的终极意义，原文意义是此就不能是彼，而且这种忠实观认为忠于原作就是忠实于原作者，因为原作者是意义的源泉，是富有创造性的。此外，传统翻译理论把“忠实”作为评价译文的唯一和首要的标准，总是以译文对原文的某些偏离为由，来否认一些译文存在的意义。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译者则因为对原文有悖常规的理解，就被认为对原文有所偏离，而不被持有传统翻译观的人所认可。

解构主义否定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反对对原文僵化固定的理解，因而传统翻译理论意义上的“忠实”受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质疑。在解构主义的框架下，作者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绝对权威，“作者已经死了”，读者/译者成为文本的阐释主体。“忠实于作者的意图”也是不可靠的，德里达指出：“每一个言说所说的都要‘多于’说话主体所想(intends)说的，每个符号(每个概念)的每次重复都可能会经历一次意义的变化。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这样的且忧且惊且创的经历：即他的话并没有按照他的意图被接受和被理解。但这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表明，他是被误解了。只是人们对他的理解与他对自己的理解有所不同罢了。”[10]7况且，很多原作在被翻译的时候，作者已经不在了，对原作的解读只能靠译者，而无法求助于原作者。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的翻译实践来说，完全忠实的译文也不存在。韦努蒂指出：“一篇译作是永远不能‘忠’于原文的，它多少总是‘自由’发挥的，它永不固定自己的身份，永远有缺陷，需要补足，它也永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是一种诠释的转化，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与歧义显露出来，又带入另一套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11]244-245因此，“忠实”是相对的，“不忠实”才是绝对的，“忠实”不应成为评价译文的唯一标准。在很多情况下，不忠实的译文才使原作的生命得到更好地绽放，如林纾的翻译。至于“通顺”，韦努蒂认为通顺的翻译消除了外国文化的痕迹，是英语国家种族中心主义的后果。归化通顺的翻译策略在英美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导致了译者的隐身，以致译文读起来就像是原文一样，使英语读者在外国文本中看到本国文化的影子，从而产生文化自恋主义(cultural narcissism)。译者要想使译作被接受，就必须使译文透明，使自身在译文中隐藏起来，结果造成了译者地位的低下。

四、对解构主义的诸多误读

自从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来，人们围绕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褒贬不一。一些人完全否定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解构主义夸大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损害了文艺理论的科学性”，给翻译领域带来了胡译、乱译和不负责任的译者，“是无政府主义在学术领域的猖獗”；宣布作者的死亡，否定一切文学创作，“抹煞译文与原文的区别，实际上也抹煞了翻译本身”；“没有详细地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对翻译实践没有实际的指导作用等。还有一些人认识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但同时也认为它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给翻译领域带来了虚无主义，给胡译、乱译提供了借口。

笔者认为，解构主义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并没有走向极端，并非虚无主义。德里达有句名言“文本之外别无它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后来他又把这句话进一步阐述为“语境之外别无它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context)”[5]9。这表明意义是语境事件，意义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里的“语境”包括上下文，以及一切与之互文的文本，还包括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德里达认为，人们现在仍可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因为文本里的印迹(traces)是可重复的编码，通过把这些语言的、文学的、政治的、文化的编码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些重复的编码就可累积成相对稳定的意义[5]30。人们通过追寻文本的印迹，与该文本互文的一切可能找到的印迹，从而可以暂时确定文本相对稳定的意义。

德里达在1999年发表了《什么是“确当的翻译”？》(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一文，来解构完全对等的翻译标准。按照通常人们对“确当的”的理解，确当的翻译被认为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对等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适宜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12]。紧接着就像解构书写与言语等二元对立一样，德里达“用同样的方式——先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后从中发现其内在的矛盾——解构了绝对意义上完全对等的翻译，既绝对的可译性”[13]。同时，德里达也通过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幕来反对鲍西亚式的操纵与摆布。德里达“解构主义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控制是统一的，它们都是建立在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和语言观上”[13]。绝对忠实与对等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原文。但并不是说译者可以无限制地操纵和偏离原著。对原著的偏离是语言延异的属性带来的自由嬉戏的结果，而并非是译者有意操纵的结果。这恰是许渊冲先生所提出的诗歌里面的“情韵义”，即“它与其他诗词的互文性”[14]。德里达重新定义的“确当的”翻译要求译者不能按照预期的假设去消除差异，操纵和摆布原著。

解构主义否定作者对文本意义的主宰，这样译者就有可能去发掘原文文本隐含的超出作者原意的部分。“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毫无疑问，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原则也为译文的不断修改更新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不断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15]309

在翻译中没有任何一种译本是尽善尽美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本穷尽了原文本的所有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不朽的著作有不同的译本，因为不同的译本对原文理解的角度不尽相同，寻找的印迹也不完全一样，所以生成的意义也不完全一样。原文是开放的，所以不能把一种理解当作原文固定不变的含义，去匡正其它的理解。

解构主义理论不是不按理性进行思维，解构主义者同样运用周密的逻辑推理来建立和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们只是更强调了非理性的因素，解构主义并非一种虚无主义。认为它会带来胡译、乱译和不负责任的译者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人们所理解的译者应该是有能力用原语和译语语言书写的、思维正常的译者，并且具备很高的文学鉴赏能力。而因为语言和文学鉴赏水平上的原因，随意地、不负责任地胡译和乱译，则并不是解构主义所倡导的。

总之，解构主义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思维定式。解构主义使人们在文学翻译中从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对等”和“通顺”的思维框框中走出来，对翻译研究重新定位，使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进入广阔的研究视野。解构主义提出的文本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给文学翻译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译著在不同的时期被重新翻译，和同一时期出现不同的译本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完美的翻译成为永无止境的追求。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和不确定并不会成为“胡译、乱译和不负责任的译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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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乔志杰)

RethinkingaboutDeconstructionistTheoryofTranslation

PANG Xue-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Yunnan 650500,China)

Deconstructionism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ultimate and deterministic meaning,and deconstruct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original text.It,therefore,brings great changes o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and makes it more oriented.Some people think that deconstruction has resulted in careless rendering,and has been an excuse for irresponsible translators.Actually it is not true,and 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d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ism;differance;intertextuality;trace;relevant translation

H 0-06

A

2095-462X(2013)01-0039-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4.C.20130109.1025.017.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3-01-09 10:25

庞学峰(1980-)男，河南驻马店人，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