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

幸福发展观的发展

王俊秀＊

世界范围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对把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提出批评，一些新的发展测度探索出现了，如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发展测度研究，美国、加拿大学者的真实发展指数等。这些探索的一个共同核心理念就是把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由“幸福悖论”激发的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进而催生了幸福经济学、幸福学，推动了对发展的深刻反思，并形成了幸福发展观。在回归人的发展终极目标上，虽然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在发展路径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这种幸福的发展观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发展观，这种新的发展观致力于建构提高社会整体幸福。

发展 幸福发展观 社会福利 幸福指数

一、幸福发展观的演变

（一）GDP与发展

世界范围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把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的质疑[1][2][3][4]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王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英文出处：STIGLITZ， J.， SEN， A.， FITOUSSI， J.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www.stiglitz-sen-fitoussi.fr.2009.。质疑的原因是因为GDP这一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被称为“GDP之父”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应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开发的经济运行测量指标，逐渐背离了开发者的初衷，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生活质量、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甚至社会幸福的衡量[5]沈颢，卡玛·尤拉. 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其实，这种质疑始于GDP初创时期，玛丽莲·韦林（Marilyn Waring）被认为是较早指出GDP作为发展测量工具不足的经济学家，并在1968年由政治家罗伯特·肯尼迪在遇刺的几周前表达了这一批评。玛丽莲批评说如果为了追求GDP，不是让一艘油轮安全停靠港口，而是撞上礁石[6]马克·安尼尔斯基. 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M].林琼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2.。卡玛·尤拉也说一棵树如果不被砍伐对GDP没有任何贡献，一旦砍掉才会进入GDP的计算，因此，GDP所反映的财富增长有可能是负的、坏的增长[7]沈颢，卡玛·尤拉. 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

也有人批评把GDP作为人们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认为生活质量比经济产出宽泛得多，一些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服务没有进入GDP核算，而家庭经济活动、休息和休闲这也无法在GDP中得到真实反映，GDP太强调生产而忽略了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配[8][9]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王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59-98.（斯蒂格利茨等，2010：59-98；马克·安尼尔斯基，2010：37-38）。对GDP不满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对资源消耗的忽略，也就是说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责任，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完全被忽略，GDP不是一个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10][11]沈颢，卡玛·尤拉. 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4-16.。

（二）新发展指标

有人提出了新的发展测度方式，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不丹推行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和“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研究。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时仅有理念，逐渐发展出一套评估体系，这个指数包含了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和教育九个方面[1]沈颢，卡玛·尤拉.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3.。由法国总统萨科齐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等人领衔组建了一个“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进行发展的测度研究，这个委员会在2009年9月提交了一份近300页的报告，报告把生活质量分为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重点是从时间分配看休息、休闲）、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人身和经济不安全等[2]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王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07-130.英文出处：STIGLITZ， J.， SEN， A.， FITOUSSI， J.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www.stiglitz-sen-fitoussi. fr.2009:45-54.。

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者也曾经尝试构建测度发展的新指数，1994年克利夫·科布（Cliff Cobb）领导的一个名为“重新定义发展”（Redefining Progress，简称R P）的团队开发了一个“美国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简称US PGI），这个指数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发展，反映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真实的进步，这个指数中包含了GDP中志愿者、家务劳动等没有报酬的工作，并扣除了能源消耗、空气污染、失败的人际关系等的“遗憾成本”，他们发现从1950～1995年间美国的GDP逐年增长，但GPI在1950～1973年处于上升阶段，到1973年达到了峰值，然后逐年下降。马克·安尼尔斯基借鉴了“美国真实发展指数”，并在加拿大的艾伯塔进行了实践，发展出了艾伯塔真实发展指数。他的这一指数的理念基础是“真实财富”，他提出的真实财富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种，他选了51个指标来核算经济、社会、健康和环境的福利状况[3]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M].林琼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6-60.。2005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邀请马克·安尼尔斯基参加“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课题研究，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并出版了《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

对比上述几种新的发展测度方法，除了他们对于GDP的批评有着相近的观点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民幸福作为新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如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报告中指出，“如今，越来越需要涉及范围更广的标准来衡量社会进步和社会幸福”[4]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阮江平，王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3.；国民幸福指数GNH把对人的生活质量概括为“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和安详地死去”[5]沈颢，卡玛·尤拉.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6.；真实发展指数GPI则利用幸福程度感知、生活质量调查以及五项资本的统计信息来评价真实财富，从而判断个人、企业、组织或社团整体幸福状况[6]马克·安尼尔斯基. 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M].林琼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270-271.。

（三）回归幸福

这些新发展指标对民众幸福的关注与经济学向幸福的回归有关。早在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就曾经提出过两个原理，其中之一就是幸福最大化原理，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就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他对幸福进行量化分析，提出了计算幸福的七种尺度。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思想被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63年引入经济学，创立了早期效用主义学说[7][8]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2-3.。边际效用理论的开创者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认为，物品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性质就是物品的效用，经济学是计算快乐和痛苦的学问，计算快乐和痛苦是经济学计算的终极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的欲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欲望的快乐，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使快乐最大限度地增值[9]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之后的一些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也把物品的效用视为主观的东西，是商品带给人的快乐和痛苦的总和。但之后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效用理论逐渐占据主流，他用偏好取代了痛苦、快乐的心理体验，逐渐地消费者的行为偏好成为主流经济家的研究焦点，人们的心理需求被排斥、淡忘了[10]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2-3.。

直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幸福悖论”的提出，才使得幸福重新回归经济学，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使得经济学发展的路径经历了从幸福出发，为了幸福去追逐财富，在增长遇到极限后反思，从“财富最大化”回归“幸福最大化”。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就主张主流经济学应该回归边沁的快乐主义理论，他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证明幸福和痛苦的体验可以被测度[11]Kahneman D. ， Krueger A. B..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20)， 3-24.。

其实，对于幸福研究的回归是多学科的，以心理学来看，虽然心理学对于幸福的研究并未间断过，但同一时期主流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同样忽视了对于人内心的探究，而代之以对外在行为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幸福，特别是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才大量出现，有人检索发现，20世纪60-70年代大约有600多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研究，而1979-1982年就有近2500篇类似研究[12]Andrews F. ，Robinson，J..主观幸福感的测量[C]//Robinson J. ，Shaver P.， Wrightsman L.主编，性格与社会心理测量总览.杨宜音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7:91-92.，而今幸福研究成为心理学的最有影响力的课题之一，研究内容包括满足感（satisfaction）、快乐感（happiness）等等。

心理学幸福研究被其他学科关注是因为“幸福悖论”的研究。最早提出“幸福悖论”的是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1]Brickman，P. ， Campell， D..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C]// Aplry， H. （eds.），Adaptation-Level Theory：A Symposiu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287-302.，他们在研究适应水平时发现，人们总是很容易适应各种变化，收入增加会在短期内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使幸福感增强，但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收入和消费水平，额外的幸福感很快消失，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对个人的幸福没有影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2]Easterlin，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st？[C]// David， P. & Melvin M.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利用心理学家坎贝尔在14个国家满意度调查和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里，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呈一定正相关，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这就是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也被人简称为“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激发了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兴趣，并进而成为推动幸福经济学研究和对发展的深刻反思，使得“幸福最大化”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观。

这种新的发展观也影响着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逐渐成为核心，GDP也成了衡量国家和各地经济的重要指标，并演变为考核各级政府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但中国GDP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也伴随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贫困的存在，虽然个人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得到了改善，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得到同步的增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把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把国民的幸福明确为政府执政的目标，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3]王俊秀. 关注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总报告[C]//王俊秀，杨宜音主编，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2.。这一切都说明中国逐渐接受幸福发展观。

二、幸福发展观要义

（一）幸福发展观是对发展主义的批判

这种各学科向幸福的回归，把民众幸福作为一种发展目标的发展观的出现是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批判，是发展理论重建的一种标志。“二战”之后，增长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成为一种“技术科学”[4]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 发展理论导论[M].李小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5-327.，经济增长被普遍接受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增长被视同发展，后发国家也毫不怀疑这种信念。李斯特批评说，“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现代宗教的元素，然而，“发展”被先发国家和国际共同体推广60年后，“发展”依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同步增强， 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反而遭受破坏，人们开始反思发展主义，发展研究回归社会理论，与社会理论一道经历着重建[5]吉尔贝·李斯特.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8-22.。詹姆斯·米奇利把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的现象称为“扭曲的发展”[6]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他认为社会发展是规划社会变化的过程，旨在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协同下促进整体人口的福祉[7]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以这样的观点看来，西方社会经历进步的思想受到许多挑战，有人甚至认为正相反，现在的社会变化是社会退步[8]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6-97.。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发展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发展应该以人为本这一前提，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颠倒了，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 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9]杨寄荣“.发展主义”及其反思[J].思想理论研究，2010(5):16-20。（杨寄荣，2010）。

（二）幸福发展观以社会整体幸福为目标

这种从哲学意义上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并把自由作为人发展的终极目标的思想在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有过详尽的阐述，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当然，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与其他决定因素，诸如社会和经济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医疗公共讨论和监督的自由）。”他强调发展促进的就是自由，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目标上，而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上。这里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并非是抽象的，在他看来，发展就是消除限制人们自由的因素，如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缺乏、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和压迫行政权的过度干预等，因此他提出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10]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31.。

与阿马蒂亚·森把自由作为人的终极目的表述不同，有人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有人认为幸福、人类发展和公义为终极目的[11]，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发展目标背后的具体内容，你会发现内容是极其相似的。而以往在发展的路径上始终难以达成一致，20世纪早期莱斯特·沃德、莱纳德·霍布豪斯等社会主义者受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提出通过规划大规模促进社会福祉来实现社会发展，但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反对政府的干预行为，认为干预会有害于社会制度或减少自由，新马克思主义者比尔·沃伦，诺贝尔经济学家哈耶克、弗里德曼都反对政府的干预[1]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8-100.。这就使得国际上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路径，正如普雷斯顿所言，联合国支持的是“政府中心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力挺的是“市场中心论”，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则代表了社会的公共领域，推行的是“公众中心论”[2]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M].李小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5.。而在回归人的发展终极目标上，虽然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在发展路径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除了前面提到的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和安尼尔斯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幸福指数或发展指数。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等提出的幸福指数包括个人幸福指数(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的未来保障等7个方面) 和国家幸福指数( 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3]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9(11):103-108.。2002 年，英国首相布莱尔邀请莱亚德给其战略智囊团作幸福政治讲座，并且尝试建立与GDP数据相似的统计体系，国民发展指数( MDP) ， 其中考虑了GDP不包含的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于同一时期开始幸福指数研究，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 GNC) 形式， 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4]司月秀.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8(6):21-26.。中国幸福研究也广受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除了人大财经委、中国发展基金会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研究外[5]王俊秀. OECD的幸福指数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民主与科学》，2011(6):69-71.，广东、浙江等省和所辖市区也都把民众幸福作为执政目标，纷纷编制“幸福指数”。

除了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不丹和中国等多国政府重视外，一些国际组织参与推动。2011年5月2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6]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about/better-life-initiative/（Your Better Life Index）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就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方面对个人的重要性对自己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进行排序，然后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目前发布的是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的幸福指数数据，以后将扩展到经合组织的伙伴国家，包括“金砖五国”和印度尼西亚，代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OECD幸福指数的基本框架体现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关注人们的幸福，而不是GDP、生产率和创新；二是关注不平等，考察不同群体人们的幸福，而不是平均状况；三是关注幸福的产出，而不是幸福的投入，把幸福的成效作为指标；四是主客观兼顾，人们幸福的考察既包含了客观的生活状况，也包含了个人主观感受的评价[7]王俊秀. OECD的幸福指数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民主与科学》，2011(6):69-71.。

比起国家和国际机构，民间的行动更早。早在1981年，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项目，对六七十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已经完成了五轮调查，调查中包含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但这两项调查均采用单题目测量[8]World Value Survey，Values Change the World，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一个英国名为“新经济基金组织”的民间机构在2006年发布了《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通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与其对自然资源开发使用的比值作为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对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幸福指数的排名[9]傅红春.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2-2317.。

这种社会共识的达成基于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社会整体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新的发展观建构的是一种社会整体的福利，这种幸福的发展观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发展观，这种幸福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看做是促进人们福利（或社会福祉）的一种途径。詹姆斯·米奇利认为“社会福利”不应该被理解为狭义的社会福利，而是指一种社会幸福、满足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社会福利状况难以找到精确的标准来衡量，但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家庭、群体、社区和社会来说，社会福利状况反映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问题得到控制的程度，二是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三是改善机会得到提供的程度[10]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17.。

幸福研究的变化正暗合了这样一种变化，从关注个体主观幸福感，到整合的幸福感，到幸福作为一种指标，再到关注社会整体幸福的幸福指数，作为幸福的发展观也从关注个体的幸福转而成为致力于提高社会整体幸福（福祉）。

*王俊秀，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