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福锦

(邢台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河北 邢台 054001)

国学教育论纲

乔福锦

(邢台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河北 邢台 054001)

以民族语言与文字书法学习为基础、人伦规范与日常习惯训练为依托、经史学术与人文思想研习为主体的国学教育，是传统启蒙教育开展的基本途径，是社会共识达成的有效手段，也是学术进步与思想发展的原始动力乃至民族文化生命延续的重要方式。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传统国学教育体系迅速解体；国学教育的再度兴起，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特殊时代，自教育方针、教育体制及教学实践层面完成国学教育体系的整体重建，是国民教育实施与公民素质提升的现实需要，是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的必要前提，更是固有学术重建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以中华历史文化精神为主导的国学教育体系的现代重建，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举措。

国学教育;国民教育;社会重构;学术重建;文化复兴

近年来，以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为研习主体的国学教育，受到社会各界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重视。现行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与学术教育怎样开展，国学教育体系如何重建，已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民间社会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总体上看，国学教育之体系重建与实际展开，是一个既与教育方针、宗旨、原则等观念性的指标相关，又与学制、学位、课程设置等制度性因素相关，还与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实践性因素相连的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具体分析与个别论说固然重要，整体性的研究亦不可或缺。笔者在综合时贤论说的基础上，结合一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形成一个大致看法。现公布出来，希望能对讨论的深入有所帮助。

一、国学与国学教育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注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1]1795《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2]1521《尔雅》曰：“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①*①《文选》卷十六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朱子文集》云：“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3]卷六十八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更明确指出：“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4]10从以上材料可见，国学之最初涵义，乃指国立学校；与近代以来所使用的国学概念，意涵并不相同。

作为与西学相对的中华传统学术之统称的国学，如研究者所言，乃是晚清以来，在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与西学的强势压迫下，在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明确的过程中从东瀛转借而来的。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5]120邓实先生在《国学讲习记》中云：“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②*②《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这些看法，均与当时的背景相关，是西学冲击下本土学术意识觉醒的体现。

20世纪初以来学界所使用的“国学”概念，基本上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概念之论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小概念的界定以马一浮先生为典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学”概念的使用，可以章太炎先生晚年的论述为例证。胡适先生“国学”概念的形成，来源于章太炎先生早年的观点。胡先生讲：“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6]95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7]7胡先生心目中的国故学或国学，相当于广义的中国文化史。这一以“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为依据的“国故”学概念，正是今日“大国学”概念产生的思想前提。2008年3月，季羡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讲：“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③*③《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蔡贵德整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从本源上观察，“大国学”概念的产生，主要是西学影响下学术视野扩展的结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看来，传统的国故学，需以西学为学科依据详细分类，于是便有了分门别类“整理国故”之热潮。1923年1月，北京大学所办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先生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先生说：“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8]10胡先生以外来之“科学”作判断依据，将国学看作分门别类的“史”的材料。何炳松先生在1929年发表的《论所谓“国学”》一文中，则号召“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原因是：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9]382。这种以西学为学科参照而建构的所谓“国学”系统，看似有条理，其实已使“国学”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实际上，中西学术之不同，不仅体现在语言、观念、研究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学科分类之不同。方法论层面上的西学概念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学科体系的完全西化。若以西方学科为标准，将国学分为哲学、史学、宗教、文学、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伦理等等学科，中国学术的体系与生命即会被肢解，中学便会不可避免地沦为西学理论体系中的材料——故纸堆。将《春秋》学简单地归属于史学，诗经学归属于文学，经学与史学意义上的《春秋》与《诗经》文本的消失，即是固有学统断绝的例证。笼统的无所不包的国学，在学术研究层面，也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与胡适等先生所理解的“大国学”不同，马一浮先生主张从严使用国学概念。马先生曾讲：“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4]11马先生以为，“六经”即孔子删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一切中国学术的源头，因此可以“六经”之学代表传统学术。熊十力也曾讲：“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10]104近些年来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刘梦溪先生，明确表示认同两位先贤的说法。[11]

不可否认，所有中国传统学问均可以上溯至原始儒学，以“六艺”之学代表传统学术，确有其道理。毫无疑问，中国固有学术确有一以贯之的学统。朱子所谓“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即言此义。然而以“六艺”之学限定国学，问题同样明显。儒门“六艺”，可作为理解国学的一个特殊维度，却不宜作为学术定义层面的国学概念使用。六经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导，是华夏文化的主要载体，并不是国学的全部，国学是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逐渐形成的全部学问的统称，以儒家经学代替国学，显然不妥。

“考镜源流”，方可“辨章学术”。华夏文明古国，是学术文化积累深厚的国度，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已然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学统。孔门德、言、政、文“四科”，为儒学内部学科分别之始。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归天下书籍为《七略》，也是传统学术内容扩展的实际反映。从《隋志》开始，艺文分作“四部”，发展到清代，最终形成了以经、史、子、集四大类为基本架构的学科体系。《四库全书》之问世与“四部”体系的确立，是中华学术深层观念与内在结构的反映，是华夏数千年学术文化集结的标志，也是传统学术发展历史的必然归宿。章太炎先生一生多次系统讲论国学，并有数种国学概论式讲义行世。如果说早年的《国故论衡》稍嫌宽泛，中期的《国学概论》尚不系统，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完成的《国学讲演录》，则是其国学体系之总体论说。太炎先生晚年的国学讲义，正是以传统“小学”为基础，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基本框架从而确立国学体系的见证①。*①见章著《国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使用《四库全书》既有的框架，以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为传统学术体系框架，既能涵盖中华传统学术的基本内容，又可体现固有学术主体。如果说胡适先生的概念侧重于文化，马一浮先生的解释重在思想，比较之下，章太炎先生所界定的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依托的“国学”概念，最为可取。

如此理解，所谓国学，即是数千历史中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精神主导、以中华固有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四部体系为基本依托的学术体系。所谓国学教育，是以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为基本学习内容的启蒙教育，以文化素质提升和价值观念确立为目标的国民教育，也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教育。

二、传统国学教育及其意义

传统国学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大体经历了西周官学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春秋战国私学的出现与自由讲学之风的兴起、汉代儒学独尊及学制体系的正式确立、隋唐的科举与专科教育、宋元明清书院的产生和民间教育普及五个阶段。上古时期，学术思想、政教典制与民间社会三位一体，泮宫与乡校同时存在，政治与教化合一，此是国学教育之第一阶段。进入社会转型的春秋时代，官府失学，形成于三代的教化制度逐渐解体，孔子开私学之先河，为中古时期学术独立发展及国学教育的民间化奠定了基础，此为国学教育的第二阶段。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思想政治模式的确立，“独尊儒术”的官方教育体系正式形成，此乃国学教育之第三阶段。隋唐时期，国家推行中央地方两级教育体制，教育成为相对独立的政府部门。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学校教育逐渐变成选士和科举的准备，教育与政治的结合日渐紧密，此为国学教育之第四阶段。宋元以降，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学统与政统的逐步分离，逐渐形成学界、官方与民间多元并存的教育体系，学术教育、科举教育与社会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中央政府、地方州县与民间社会三级教育制度日渐成熟。中央以太学、国子学为主，同时地方州县均设学校。书院教育的兴盛，促进了学术进步。私塾、族学、乡学、义学的普遍建立，促使社会教育水平空前提升。数千年的教育体制，至此第五阶段，终于定型。

传统国学教育是体系完整的教育。儒家思想为教育指导原则。在教育体制方面，既有国家或地方政府以法律、法规、法令形式确定的官办教育，也有民间社会自发形成并固定下来的社会惯性教育，更有学界领袖及士绅主办的与政府和地方势力保持距离的相对独立的书院教育。教育贯穿于学术、政治与人生社会的各个层面，启蒙教育、社会教育、科举教育、学术教育等多个层次同时存在又相互贯通。所用教材，既有民间所编的启蒙读物，又有四书集注一类官方读本，更有经史百家学术专著。在教学实践环节，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现代立场看，传统的国学教育，其局限性是无可讳言的。与西方教育体制比较，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教育，以人文为中心，忽视科学教育，不利于专门人才的培养。科举教育，虽为中国古代文官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起到关键作用，然其弊端也十分明显。朱熹曰：“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3]卷五八又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善其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3]卷六九然而，国学教育的历史作用与文化意义，却不容低估。

《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2]136《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1038由此可见，传统国学教育，乃是人生教育的基本途径。

《礼记·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1050董仲舒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教化行而习俗美也。”[13]卷五十六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学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共识达成的主要途径，是一教化、同风俗的重要手段。

传统国学教育，也是学术进步的原始动力。从原始儒学的形成到“六艺”之学的确立，再到“四部”之学格局的形成，中华传统人文学术，已然形成独立的体系。分门别类的经学，发达的史学，多元并存的诸子百家之学与丰富多彩的诗文之学，均以国学教育为延续发展之依托。其中书院之创建，对于中华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意义极其重大。南宋时代，由于外族的入侵，科举的腐败，社会重建的需要，有识之士，纷纷避居乡野民间，创办书院，潜心研究学问，试图借学术重建以实现社会重建。其担当天下兴亡的精神与学统，一直影响至明清，并且延续至现代。

章太炎先生曾讲：“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①*①《民报》第七号，《国学讲习会序》。传统国学教育，是国家主导的国民教育，是民族价值观社会化的最主要方式，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从根本上讲，也是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方式。对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意义十分重大。传统国学教育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动力源泉，是华夏古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依托。

从教育自身讲，数千年国学教育所积累的经验，同样值得重视。温故知新、知行合一等教学方法，值得借鉴。重视启蒙教育、生活教育，也是传统国学教育的特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4]154，是生活与生命教育的典型例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4]85，“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4]104，更是重视综合素质教育、人文礼乐教育的重要体现。民间社会启蒙教育的传统，悠久而深厚。书院教育的经验，同样值得重视。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开学之初，梁启超先生曾作《旧日书院之情形》之演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中，即有书院教育借鉴条。书院教育所形成的学术批判意识与经世致用精神，博学多思、讲演辩论、自修问难的教学方式，至今仍是值得珍视的教育文化遗产。

三、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其问题

现代教育体系，并非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直接相关。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失败，是中国国门彻底打开的标志。在外来文化的巨大挑战之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进而实现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图存意识的加重，教育近代化的呼声日渐升高。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正值戊戌变法的特殊时期，清政府颁布一系列除旧革新的政令，大力提倡西学，倡导设立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颁布“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次年(1903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在多方压力之下，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取消。传统教育体系瓦解的同时，新的教育体系开始建立。民国元年(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9月间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公布了新定的“壬子学制”，次年综合成为“壬子癸丑学制”。从1902～1904年的“壬寅癸卯学制”，到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再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先后经过三次调整，近现代教育体制最终确立下来。其中壬戌学制即“学校系统改革方案”，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熟的学制。现代教育体系的确立，即以壬戌学制的确立为标志。

现代教育，是以西方科学观念为主导的知识文化教育，是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教育在内的多学科教育，又是以科学教育为主要方式与目标的多层次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包括初中与高中及中等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互相衔接，相互补充，体制完备。

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对于全民族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对于各行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对于文化发展与科学进步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100余年的进步，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结果。然而现代教育体系的确立，并非源自中国文化自身，而是模仿外国教育的结果。陶行知先生早在1921年《我们对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中即说：“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泰西，继而仿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15]793如果说清末学制几乎完全抄自日本，后兼采欧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则以苏联为榜样。新时期的改革，又重回到以欧美为参照的老路上。以西方教育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教育，并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随着文化转型与社会重建提上日程，以西方学术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教育，其问题与弊端日渐突出显现。其一，现代教育是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应试教育，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技术性与工具化教育。注重知识传授、智能发展，重理轻文，是其最主要特征。基础教育各阶段课程，以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为主，以人文教化为主的国学教育，仅是配角。高等教育中，理工科教育，占有最大份量，文科教育仅是辅助。其二，现代教育的课程体系，是以就业为目标的专业教育，而非适应社会多元需要的通才教育。学科专业越划越细，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其三，现代教育也是脱离民族文化本根的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公民教育”。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当年五月，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特别提出：“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当“六经皆史”沦为“六经皆史料”，国学及其主导——经学，实际已不复存在，民族精神由此亦失去存在的基础。国学体系就此瓦解，传统文化精神也随之成为“游魂”。

现代教育体系的弊端，“五四”时期即有所反省。可惜与时代洪流相背的边缘人的呼吁，难以被大多数人理解与重视。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后期，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展开的背景下，国学教育在各级学校的地位曾一度上升。小学的国学基本训练，中学的传统文化课程教学，重新受到重视。大学的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成绩更为显著。不仅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地位也十分突出，即使在教会大学中，也有众多的国学与中国文化教育研究机构存在。1946年《宪法》明确要求：“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然而这一试图将国学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传统教育体系现代重建的努力，成效甚微，其进程也在此后激流汹涌的社会历史变革中，被迫中断。虽然在后来台港及海外的华文教育中，尚可以看到国学教育不绝如缕的文脉延续，然对整个中国大陆当代教育体系的建设，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经过“文革”的决裂与改造，更形成巨大的需要几代人填补的教育文化断层。

四、国学教育的再度兴起及隐忧

国学教育的再度兴起，是百年历史演进之必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复兴的具体体现。上世纪90年代之后，跳出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盛行的百年旋涡的学术界，开始对20世纪学术文化思潮作深度反思。伴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以中国文化重建为目标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在中国特色的追求中，执政党的思想路线也在不断调整。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针的确立，“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等口号的提出，表明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日渐受到重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生活安定，也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东亚模式的成功乃至中国大陆的崛起，使得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台港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成功及素质教育的大力提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陆教育界的观念。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时代，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突显与外来文化的巨大挑战，也为国学教育的复兴提供了特殊机遇。

在此背景之下，各类层次的国学教育最近几年逐渐在各地展开。2005年9月，上海松江区出现脱离现行教育体制的全日制现代私塾——孟母堂。相类似的现代私塾，也先后在苏州、武汉、深圳等地问世。在各地中学，以国学经典学习为主体的校本课程陆续开设，国学课堂、国学班、国学夏令营纷纷出现。2011年3月，全国政协大会开幕前，曾就“关于加强幼儿及中小学‘国学’系统化教育的建议(草案)”，开始征求意见。以复兴国学为主要目标的书院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即已出现，如今正方兴未艾。武汉大学国学实验班、北京大学文史哲实验班的相继招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及众多国学研究机构的陆续建立，是国学教育逐渐在大学展开的现实证明。清华大学国学院在撤销80年后重新建立，则是国学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体系中正式恢复的重要标志。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国学教育的升温，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商界老板为对象的高价国学班的开办，即是为打造儒商提供现实服务的需要。中央党校“传统文化专题讲座”的开设[16]，是当年在延安干部学校开设经学史讲座之后新的文化举措，是思想路线重新调整的重要标志，“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的开办，文化导向性意义更加明显。国学教育普遍升温，不仅在各个层面均有表现，某种意义上也已超越国界。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到去年10月底止，中国已在五大洲90多个国家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遍布全球的以汉语推广为主要目的的孔子学院，也兼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

国学教育的再度兴起，不仅为纠正现代教育弊端，重建中华教育体系提供了机遇，也为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乃至中国文化之现代重建，创造了契机。然这种先从民间兴起并且日渐升温的“国学教育热”，也带来一系列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国学教育是国人之人文教育，是社会道德教育，更是民族文化信仰与价值观教育。在思想观念方面，目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教育方针的模糊与混乱。国学教育固然可以提高人的修养，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雅教育，所要解决的也不是“培养几个读书种子”的问题。当下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国学教育之所以不成功，根本原因是并无明确一致的观念原则与精神思路作方针指导。

自发兴起于民间的国学教育，在制度层面的缺失，更为明显。由于国学教育尚未纳入现行教育体制之中，国学教育与现代教育在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评估乃至学位颁发等方面，均存在关系的协调与理顺问题。中小学阶段存在的制度协调方面的问题，在大学专业教育阶段，情形更为严重。最近几年，关于国学学位如何颁发的争论，即是中西学术与文化冲突在学科设置方面的深层反映。在现行的十余个学科门类中，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国学如何归属，很难作决定。不立国学学科，国学教育在大学阶段不能正常进行；别立国学一门，必然会与已经存在的历史学、文学、哲学等相关学科及其二级学科发生重叠交叉甚至碰撞。

在观念混乱、制度缺失的现实情形之下，国学教育在实践环节，也出现一系列问题。不仅办学目标不明确，课程开设无统一标准与要求，教材使用不当，教学内容五花八门，办教形式更是千差万别。与义务教育相冲突的全日制少儿国学班的出现，已向现行教育体制展开正式挑战。个人课堂、私塾、第二课堂、社区学校等多种办学方式交叉重叠，小学、中学、大学之间不相衔接，成为目前摆在教育界人士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资金来源与专门师资缺乏，生源稳定性差，也直接影响着国学教育的正常开展。

种种情况表明，国学教育如何继续进行与发展，已成为学界、官方与教育界不容回避且必须通盘考虑的大问题。现代教育背景下国学教育体系的整体重建，刻不容缓。

五、国学教育体系的现代重建

国学教育体系的现代重建，是一个既与教育方针、宗旨、原则等观念性的指标相关，又与学制、学位、课程设置等制度性因素相关，还与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技术性因素相关的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必须从总体上进行设计安排，才可真正实现。其中国学教育宗旨的确定，国学教育制度的法制化及具体教学计划的制定，是国学教育体系重建所面临的三个主要课题。

梁启超先生曾讲：“教育者，其收效纯在于将来，而现在必不可得见者也。然则，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17]54诚如梁先生所讲，国学教育“宗旨”的确定，乃是国学教育体系现代重建的首要任务。教育“宗旨”是教育方针与教育原则确立的前提，是教育大纲制定的思想基础，也是教育立法的理论依据，是具体教育工作展开的总体指导。

国学教育体制的确立及其法制化，是国学教育制度化的需要，是各级学校教学大纲制定与教材编写的法律与政策基础。在教育宗旨与方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制定国学教育的系列法律法规，也是国学教育规范化的主要途径。将教育方针、教育原则、教材规定、学制、学科等，以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则是国学教育体系重建的关键所在。国学教育法规的确立，要在宪法层面体现，要在教育法规中体现，也要在与教育相关的具体政策中体现。

小学、中学与大学三个阶段的国学教育，是一个递次上升、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教育过程。制定包括各级学校在内的国学教育计划，进而建立国学教育课程体系，是实施国学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有整体计划，也要进行先期实验进而分步骤具体实施，分阶段依次进行，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

(一)小学阶段，为国学教育初始时期。此一阶段的国学教育，重在文化知识启蒙与良好生活习惯之养成。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小学”，乃是指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学术训练，小学教育则是以识字教学为主的基础教育的代称。《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3]卷三十近古以降最具影响的三、百、千、千一类的启蒙教材，同样强调识字教学，涉及方面更为广泛，仍可继续使用。教学顺序，也应遵照传统步骤进行。先读《三字经》，以为人生启蒙之开始；次读《百家姓》，以为社会教育之基础；再读《千字文》，以为识字训练之扩充；后读《千家诗》，以为美感教育之依托。小学期间，先要做到识繁用简，进而逐步实现汉字书写正体化目标。汉字书法教育与训练，也要从小学抓起。《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一类课程，为知识学习与扩充的依托，养成教育同样重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云：“小学”二字，说解歧异。……宋人又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段玉裁深通音训，幼时读朱子《小学》，其文集中尝言：‘小学宜举全体，文字仅其一端。洒扫、应对、进退，未尝不可谓之小学’。”[18]1可见小学阶段的国学教育，固然要重视基础知识学习与智力开发，良好生活习惯养成与高尚情感培养，更为关键。《弟子规》一类读物，即可作道德养成教育的参考教材。

(二)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并无中学这一层级。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中学阶段的国学教育，则是国学教育承上启下的特殊阶段。在中学教育中体现国学教育精神，是国学教育方针贯彻执行的重要步骤。加强中学阶段的国学教育，也是将国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计划的关键一环。中学时期是国学基础教育巩固与提升阶段，也是文化知识扩充与人生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诗、古文训练，应在小学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开设中外历史课程，更是文化知识扩充的需要。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乃是大学通史课程的简编，对于民族文化史与人类文明史的学习，多有不便。变一般通史学习为文化史学习，最为紧要。初中阶段的历史课程，应改为中国文化史，高中阶段则应改为世界文化史。中学阶段也是人生立志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国学教育，应以价值观与理想教育为统领，循序渐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文化乃是主导。蕴涵着儒家思想精华的《四书集注》，是儒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教育的基本教材。台“教育部”将“四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列为高中课程的必选科目，正是基于“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并且能潜移默化的对品德养成造成影响”之考虑。关于“四书”研读，朱子曾讲：“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19]卷第十四这一顺序，也可作为今日制定课程计划之依据。

(三)与小学阶段侧重文化启蒙，中学阶段注重价值理想教育不同，大学阶段的国学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教育。《朱子语类》云：“‘小学大学如何？’曰：‘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一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19]卷十四朱子还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19]卷七朱子心目中的“大学”，是“所以实其理”之“学”，也是学术意义上的“国学”。民国初年在中学阶段开设的“国学概论”一类课程，从今天的现实考虑，可以改在大学阶段开设。传统的经学、史学与诸子百家经典阅读，作为大学生直接接触民族文化原典的学术训练，理应成为大学低年纪各专业的人文通识教育课程。不仅应在文法政商等专业开设，也要在理工农医等科开设。在理工等科，是公共选修课；在文科一般专业，是公共基础课；在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哲学等专业，则应成为专业基础课。文、史、哲等专业的国学教育，是专业层面的学术教育，也是国学研究的方法论教育，可分本科、硕士、博士三阶段实施。专科教育，在本科阶段进行；专经教育，在硕士阶段展开；专家教育，则应成为博士培养的课题。

六、需要特别澄清与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国学教育体系的现代重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观念的梳理澄清，体制的改造协调，教材的编写修订，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三大课题。

思想观念方面，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国学教育的民族化问题，需要澄清的，是民族文化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国学教育，关系着信仰与价值观的确立，关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离开中华历史文化之精神主导，不仅会失去国学教育之思想依据，也将丧失民族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秦汉以降中国教育的一大特征。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民族文化信仰，也是近代以降形成的固有习惯。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以“党义”课程取代社会人生理想教育的国民教育，问题十分明显，这种思路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实际上，与社会发展规划及方向相关的关乎“政统”的意识形态，与关乎“学统”乃至“道统”的文化信仰与民族精神，并不处于同一层面。意识形态只有与文化信仰结合，才可能转化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力量。单一的政治层面的考量与计较，只能会造成文化建设意义上的进退维谷。所谓“中国特色”之理论探索，也只有深入到民族文化信仰层面，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其次，是国学教育与全球化即与普世价值教育的关系问题。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乃是国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学教育也是公民教育的文化基础与精神前提。需要说明的是，以国民教育为目的国学教育，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教育。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民族文化教养的人，会成为具有全球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公民教育，就像抽去不同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世界语”的推广，很难成功。以公民教育代替国学教育，同样行不通。即使在特别强调跨文化多元教育的西方，具有民族文化传承意义的经典教育，也备受重视。忽视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不只是数典忘祖，也会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

再次，是国学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守先是为了待后，只有继往，才可开来。创新的基础，是历史积累。保持创新活力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并不冲突，国学教育与教育的现代化也不对立。国学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也不是西方大学中作为“古董”研究的“汉学”，而是数千年一脉相承并且至今仍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学问。在此意义上的国学教育，也应是与时俱进的民族文化学术教育。

在制度建设层面，目前面临的，主要是国学教育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关系如何协调整合的问题，这也是国学教育体系现代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要做到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必须在学制、课程、学位颁发等方面做相应调整。包括国学教育在内的现代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如何进行体制改造与学制衔接，需要深入探讨。国学课程建设，也十分重要。将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古诗文及历史课程中的中国史教学，纳入以国学教育为整体背景的国语、国文与国史教育体系之中，十分必要，在中小学常识、地理、公民、音乐、美术等课程中渗透国学教育内容，也是可行的做法①。*①参阅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毕天璋先生《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一文。在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协调整合方面，大学学科设置与学位颁发问题，最为突出。国学学位如何颁发，目前主要有三种建议：一是从学术史角度考虑，以历史学学位代替国学学位；二是临时挂靠在某一专业，复旦大学的国学班，即曾以哲学专业之“国学方向”对外招生；三是在现行学科体系中单独设立国学一门。以史学一科代替国学四部，可谓以偏概全。临时挂靠在诸如哲学这样的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思辨学问之内，也非长久之策。将国学单独作为一门学科设立，更不可取。国学是一国学术文化的统称，并非专业学问。大学临时开设国学班，乃是针对现行中小学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如果中小学的国学教育体制能够建立，大学国学班的开设即失去必要。大学阶段开设国学概论课程，对于文、史、哲等人文专业之外的学生，并不涉及专业学位颁发的问题。在文、史、哲等专业颁发国学学位，则会造成国学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对立。目前可行的做法是，现行一级学科设置基本不变，只在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作适当调整。需要重新考虑的，实际上只有原本作为传统学术主体的经学一门。恢复经学研究与经典教育，乃是国学教育体系重建的关键。

教材的编写修订，是国学教育具体实施的关键环节之一。在这方面，大、中、小学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却均有组织专家重新编写、借用已有教材、传统教材略作修订继续使用三种方式可供选择。新加坡组织专家编写“儒家伦理课程”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但抛开历史，另起炉灶，编写新的教材，并不是国学教育的唯一可取之法，实行起来也不易。借用已有的教材，是另一种选择。民国初年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以中西结合的版本形式出现，图文并茂，所选课文，既是典雅的白话文章，也可视为通俗的文言，成功实现了传统教学文本与现代教材的衔接。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追捧，可见绝非偶然。借用港台及海外的教材，也是可行的选择。2008年，以《国学基本教材》名义引进台湾通行的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新华出版社在内地出版。此书乃是台湾地区中学语文教育中使用长达40年的国语必修课本，由十几位专门从事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大学教授编写，供高级中学三学年六学期教学之用。这套在中国大陆首度出版的台湾地区的国学教材，几年来，受到使用者普遍欢迎。已成为经典的传统国学教材，在不伤害文本大体及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时代新要求略作修订继续使用，也是现实条件下的可行选择。譬如《三字经》中有关满清历史内容的文字，辛亥革命之后，显然已不合时代要求，遂有修订本问世。但删改经典，事关重大，需要特别谨慎。大学阶段的“国学概论”课程，也可直接采用民国时期的经典教材。

要之，以民族语言与文字书法学习为基础、人伦常识与社会规范训练为依托、经史学术与人文思想研习为主体的中华国学教育，是传统启蒙教育展开的基本途径，是社会共识达成的有效手段，也是学术思想发展进步的原始动力乃至民族文化生命延续的重要方式。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代，自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及教学实践层面完成国学教育体系的整体重建，是国民教育实施与公民素质提升的现实需要，是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建的必要前提，更是固有学术重建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国学教育体系的现代重建，也是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特殊时代应对外来文明挑战与维护民族共同体文化安全进而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举措。

[1]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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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谢定均]

AnalysisofSinologyEducation

QIAOFu-jin

(ResearchCenterofHistoryandCulture,XingtaiUniversity,Xingtai054001,Hebei,China)

Based on native language study and supported by knowledge of human re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behavior, sinology education is mainly about the classic literature and humanistic ideas. Sinology education is the basic approach to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 effective way to reach a consensu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powerful guarante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culture heritag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from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of Sinology disintegrated rapidly. The rejuvenation of Sinology education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policy, educational system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the demand of promoting national quality, the premise of rebuilding social regulation and value system, and a key issue of national culture heritage.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Sinology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major initiative to achieve national culture rejuvenation.

sinology education；national education；society reconstruction；academic rebuilding；cultural renaissance

2013-02-15

乔福锦(1956—)，男，河北邢台人，邢台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文化史学、红学研究。

G640

A

1673-9779(2013)02-0247-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