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没有儿童的儿童史(上)
——对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内容分四个方面，一是儿童被教育，包含国内教育、留美教育、相关人物思想及童子军等；二是儿童被保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保育、难童、溺婴及童工等；三是儿童被认知，主要包括文学、书刊出版及儿童观等；四是儿童自身的研究，主要有学界对儿童的行为、事务的研究和成人的童年记忆叙述。比之于儿童被教育、被保护、被认知，有关儿童自身的研究太过单薄，不可相提并论。没有儿童的儿童史，准确地击中了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要害、薄弱之处。强化儿童自身研究，是近代中国儿童史学界的努力所在。

儿童史；近代中国；科际交叉

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儿童史研究的萌芽，近几十年来，我国近代儿童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专题论文大约三百多篇，著作多部，内容涉及历史、教育、文学以及音乐、美术、图书馆学等学科。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最要者在于学界往往着意于儿童被影响，如被教育、被保护、被认知……而儿童自身的活动则少有问津，以儿童为本位所开展的研究亟待强化。

一、被教育

儿童被教育是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中的重要切入点，其内容可分为国内教育、留美教育、相关人物思想及童子军四个方面，专题论文近二百篇，达到全部儿童教育成果的一半。

(一)国内教育

国内教育的成果，涉及儿童公育、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家庭教育、女童教育、蒙学及教会教育七个方面的内容。

1、儿童公育

儿童公育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清末到抗战前这一时段。许风霜以清末到五四前后各家儿童公育学说为线索, 对中国近代儿童公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并从中挖掘出儿童公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1]。赵娴侧重五四时期的儿童公育思想，认为是在吸收近代西方各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受到了互助论思想、新村主义、妇女解放思潮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多重影响[2]。王娜认为五四前后围绕着儿童公育问题，形成了儿童公育与非儿童公育两种思潮；这两股思潮互相争鸣，持续长久，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发展、家庭的变革和婴幼儿教育社会化的进程[3]。杜银蝶从社会教育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1927—1937年间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儿童教育情况，认为1927—1937年是民国时期儿童社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4]。谢建平论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开展了极富规模的儿童教育建设运动，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活力、改善民生做出了重大贡献[5]。

2、学前教育

(1)宏观探讨。杨春华分析了学前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带给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学前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学习借鉴与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要重视学前教育师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素质，保证学前教育质量；要加强学前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这是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动力[6]。张殊夏通过对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演变历程的梳理，探究学前教育兴起及发展的动因，剖析民国时期学前教育发展的特点，揭示民国时期学前教育发展对当今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7]。

(2)课程研究。陈璠对清末民初学前教育课程产生的原因、设置情况、实施状况、特点及对当今学前教育发展的启示进行了论述[8]。勾小群阐述了五四后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前教育课程的中国化[9]。吴丽芳针对美术课程分析了价值取向、内容构建等问题[10]。

(3)学习外国。黄勤等论述了近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习外国的四次浪潮[11]，薛小雷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学前教育向外国学习的历史与经验[12]。

(4)教育体制。朱宗顺认为，近代中国学前教育体制的启动受“西方因素”强力推动，经过清末以蒙养院为主体的学前教育体制的初创、民国初期从蒙养园到幼稚园的调整和民国后期近代学前教育体制的拓展三个阶段，在学前教育现代化进程上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展[13]。

(5)师资。屈军分析了清末学前教育师资的变化情况[14]。

3、幼儿教育

(1)机构。李友唐梳理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历史沿革[15]，江文介绍了中国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16]，姜锐分析了近代南京鼓楼幼稚园课程实验及启示[17]，黄忠怀论述了保定育婴堂从育婴堂到救济院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问题[18]。

(2)宏观论述。张俊花论述了清末的幼儿教育及保姆培训[19]，赵宇静研究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的背景、政策、兴办、内容及老师评价[20]，代晓论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改革[21]。

(3)其他问题。吴琦等以清代湖北为例论述了育婴事业中的官方角色[22]，赵宇静分析了近代幼儿教育的社会背景[23]，田景正等阐述了近代中国幼儿园课程民族化的过程及启示[24]，李小鹰等阐释了中国近代儿童公育与非儿童公育思潮对婴幼儿教育社会化的推进[25]，李召存论述了中国近代幼儿师范教育的历史嬗变[26]。

4、家庭教育

田漩着重讨论了1894—1949年间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思想，涉及家庭教育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精华的继承、时代特色及内容等[27]。南钢论述了我国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28]。

程再风以晚清(1880—1910年)知识阶层的孩子们为研究对象，从生活史的研究角度，论述他们在晚清这一“转型时代”中是如何被塑造的，此一段经历究竟在他们生命中留下怎样的痕迹，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代际特征的形成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作者认为，无论是智识教育上的更新与固守，还是理想中的为国牺牲与光耀门媚，抑或家庭中顺从长辈与追求自我，都可见家庭与国家对孩子所有权之冲突与合作，家庭权力在晚清国民运动中萎缩，晚清知识阶层的后辈逐渐走出家庭向国家之民转变[29]。

5、女童教育

黄林从近代学制切入分析了女童受教育的权利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质变，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女童受教育的状况逐步又从数量上的增加到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发展[30]。潘崇等以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为例，分析了清末女子教育发展的困境[31]。

6、蒙学

商颖以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为中心，分析了近代之初传教士对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观点与由此开始的改革之路探索及其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32]。张静从教材、教法两方面阐释了清代蒙学发展对近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影响[33]。夏晓虹针对近代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材——《蒙学课本》，从存世版本的考辨入手，结合南洋公学的教育实践，致力于厘清前人与今人记述中的各种错误，并认为该书及《新订蒙学课本》有足够的资格成为晚清的国民常识读本[34]。

7、教会教育

学前教育方面，杨素琴分析了教会学前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特点、对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的正负影响以及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对教会学前教育的突破[35]。

包锋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我国开办的教会幼稚园及其师资培训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个案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论证教会幼稚园在我国兴办的状态；教会幼稚师范学校；教会幼稚园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教会幼稚园的日常生活。提出教会幼稚园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幼儿教育的近代历程[36]。

党洁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月刊《中华归主》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对其中有关夏令儿童会资料的梳理，探求国难时期协进会系统下夏令儿童会的历史真相[37]。

(二)留美教育

有关留美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总览、贡献、人物、幼童自身等方面。

1、宏观总览

黄英全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幼童留美问题，内容涉及背景、过程及特点、夭折原因、影响[38]。

2、贡献

留美幼童的贡献是研究的重点，有全面分析的，也有具体阐述的。

(1)宏观概述。李西军通过阐述留美幼童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教育现代化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论证了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推动者[39]。茆诗珍等所论影响主要触及对后代、对庚款留美两点[40]。黄漫远从个体、群体两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所在[41]。

(2)具体分析。政治方面，鲁涛认为有三，第一，引进近代风气，冲击官僚旧习；第二，维护铁路主权，引爆革命高潮；第三，投身革命实践，促进民主进程[42]。

教育方面，鲁涛指出，在学校教育方面是破旧立新，造就大批新人才；在家庭教育方面是革故鼎新，倡导近代新风尚[43]。杨齐福针对科举制度认为包括留美幼童在内的留学教育，使人们突破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束缚，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思想支柱，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重塑了国人被扭曲的人格，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这样，科举制度的解体成为大势所趋[44]。

科技方面，徐飞、茆诗珍考证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主要去向：参与军政事务与科技活动，具体分析了其对我国早期军事科技、地质矿冶事业、铁路电信建设的推动作用[45]。

外交方面：茆诗珍认为体现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铁路主权、华人利益以及力争合理议结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赔款等五点[46]。

3、人物

(1)容闳。石霓认为，由于容闳的尴尬地位——要做实际工作，又不能主持大局，这直接导致无论做出多么大的努力，也挽救不了中国驻美肄业局中途夭折的命运[47]。

(2)李鸿章、曾国藩。梁龙提出，李鸿章是我国早期留学运动的倡导者、促成者、保护者和留学生的重用者[48]。陈光明等笼统涉略了曾国藩、李鸿章对近代留学事业的贡献[49]。

(3)丁日昌。高如民指出，丁日昌积极参与留学一事的酝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精心谋划；没有他的理解、支持和促成，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采纳，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50]。

4、幼童自身

(1)就业。王士义针对就业问题，分析了留美幼童就业的不合理现象及其成因、就业特点及变迁情况[51]。胡德海具体阐释了留美学生返国后的前程、事业与结局，并强调：早期留美学生返国后虽不被清朝政府所欢迎，但由于客观上需要他们，因此一批返国学生陆续进入政府工作，并且都有很好的表现[52]。

(2)人格。钟芳芳认为，留美幼童经历中西两种文化碰撞融合的阵痛成长起来，从而形成双重人格特征：既忠君报国、绝对服从国家需要；又张扬个性、追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的人格中既充斥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又不乏美国的时代精神；既体现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又反映了美国近代的民主平等价值观念。这一双重人格形成的两条主要路径分别为“本土情怀”与“西学开化”，同时双重人格对留美幼童的命运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留美幼童中西合璧的双重人格特征，可以为我们今天在全球化大潮中寻求多元文化的积极交融提供宝贵借鉴[53]。

(3)体育运动。郭怡分析了留美幼童出洋前中国体育运动概况、出洋后留美幼童参与体育运动概况及留美幼童出洋后热爱体育运动原因：西方文化对留美幼童的必然影响、留美幼童强烈的为祖国而学的竞争意识[54]。

(4)丁崇吉。丁志华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丁崇吉之子——这在留美幼童健在的后代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他回忆了丁崇吉的一些往事以及与留美幼童有关的清末海军、海关的史料，富有历史价值[55]。

5、其他方面

奉莉分析了幼童留美教育的特征，从个体身心发展特征上来看，美国文化的渗透强烈、幼童思想观念的更新剧烈；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上来看，幼童留美凸显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从幼童留美教育的整个过程与清政府政策的实施两者关系上来看，留美教育有其必然性，其撤回乃被迫之举[56]。

潘向明探究了留美幼童撤回原因：第一，容闳对中学教育的藐视和抵制，导致李鸿章在留美事业上的态度发生转变；第二，容闳性格上的缺点及其与吴嘉善的冲突。在容闳回忆录中被当作留美幼童撤回事件又一原因的美国政府拒绝幼童入军校一事，如同其所谓陈兰彬、吴嘉善蓄意破坏的说法一样，也是不能成立的[57]。

(三)相关人物思想

近代儿童思想家，主要有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

1、陈鹤琴

(1)思想内涵。高谦民认为，陈鹤琴的儿童教育观，就是以正确认识儿童，准确把握其特点为前提，以游戏活动为主要方式，在大自然、大社会的课堂里，充分发挥儿童的自主性，通过“做中学”获得丰富的直接经验，促进儿童的个性和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的发展，以实现“做现代中国人”的根本宗旨[58]。程秀兰阐述了陈鹤琴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其成因[59]。黄贵针对陈鹤琴的幼儿游戏观，指出，陈鹤琴的幼儿教育理论揭示了幼儿有喜好游戏等心理特点，他认为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教育目的透射出对体、德、智的关注，课程设置强调活动中心制，教学方法与组织突出游戏化，游戏的内容、形式与儿童年龄密切相关[60]。吴玲指出，陈鹤琴广泛探讨了幼儿劳动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途径与方法等诸多重要问题[61]。

(2)课程及教法。课程方面，虞永平等认为，陈鹤琴的幼儿园课程思想包括注重全面发展的课程目的观、注重生活的课程内容观、注重联系的课程结构观、注重弹性化的课程编制思想、注重“做”的课程实施观[62]。孟瑜论述了陈鹤琴幼稚园课程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组织、课程实施、课程标准等方面整理了陈鹤琴的幼稚园课程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历史地位和局限、启示[63]。

教法方面，周卓莹在整理、提炼、继承及吸收陈鹤琴教学法及其在幼儿园的应用推广、影响状况调查的基础之上，对陈鹤琴教学法在当今幼儿园的实践应用及其价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64]。路雪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了陈鹤琴对幼稚教育现状、中国儿童身心发展、幼稚园课程、幼儿家庭教育、教育与心理测验以及幼稚师范教育的研究等，并深入探讨了陈鹤琴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化、科学化，重实证、实验研究，注重量的分析，研究中创造性地兼用多种研究方法[65]。

(3)儿童心理。车文博认为陈鹤琴是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开拓者，主要表现在开拓儿童心理研究、开拓个案心理研究、开拓本土心理测验[66]。张筱良指出，陈鹤琴针对当时家庭教育经验的缺乏对儿童心理特征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了儿童心理的七大特征[67]。

(4)当今启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切入：“活教育”思想对当今幼儿教育的启示[68]，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69]，儿童游戏本土化探索的启示[70]，南京鼓楼幼稚园个案研究的当代启示[71]，幼儿教育科研观探寻的启示[72]。

2、陶行知

(1)宏观总论。李建求总结陶行知的幼儿教育思想如下：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创办适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幼儿教育内容要“生活化”、探索培养幼教师资的新途径等[73]。袁宗金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宝库中蕴涵着幼儿科学思想，他主张把幼儿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教育的起始阶段，大力推行“科学下嫁”运动，提出要把科学下嫁给儿童，让每一个儿童从小树立一种科学的认知态度，养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74]。陶行知幼儿科学教育思想包括幼儿科学教育的意义、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幼儿科学教育的方法等。陶行知幼儿科学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民族性等特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75]。

(2)创造思想。王喜海分析了陶行知的幼儿创造教育的两个基本点：幼儿拥有极大的创造潜能、幼儿的创造性需要解放和培养[76]。王素菊提出，陶行知在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幼儿科学教育的思想——“六大解放”，即解放幼儿的大脑、双手、双眼、嘴、空间、时间，让幼儿充分运用各种感官， 动手动脑，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探索感兴趣的科学现象[77]。龚芸分析了陶行知为什么会提出建设中国式幼稚园的构想、如何建设及历史意义[78]。

(3)其他方面。关于幼儿自治问题，殷洁阐释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几对关系：大与小的关系、必要性与现实性的关系、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关系[79]。

程友伟从民主、科学、生活、创造四个时代精神的角度分别对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民主精神角度来看，他们既关注到宏观层面的入学平等，也关注到微观层面的教育过程平等。从科学精神角度来看，他们都十分提倡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学前教育。从生活精神角度来看，他们要求学前教育要与儿童的生活紧密相连。从创造精神角度来看，他们都在不断的教育创新的过程中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80]。

3、张宗麟

(1)幼儿教育思想。杨卫卫论述了张宗麟的幼稚园课程思想，在此基础上，从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三个方面阐述了张宗麟的社会课程[81]。严碧芳总结张宗麟的幼稚教师教育思想如下：幼稚教师必须由幼稚师范学校来培养；幼稚师范学校的课程建设要注意课程编制的科学性、课程内容的全面性和课程实施的职业化；幼稚教师入职前国家应对其进行考核，合格的幼稚教师必须具备坚定的专业理想、特定的专业性向、充足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专业技能；幼稚教师要不断地学习、要有研究精神、要有好的学习方法和多渠道的学习途径[82]。经晖从本土化切入指出，张宗麟以中国幼教史上男幼稚教师第一人的身份对近代幼稚教育民族性缺失的现象展开广泛的考察与研究，并协助陶行知先生、陈鹤琴先生进行幼稚教育本土化改革，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意见[83]。孙瑞权分析了张宗麟的社会化的幼稚园课程思想[84]。

(2)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焦晓玲认为张宗麟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如下：农村幼儿实际生活是构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内容，农村幼儿教师素质的提高是构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前提，幼儿教育专家的指导是构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必要条件，农村自身资源是构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的优势。[85]

4、其他人物

(1)曾国藩、李鸿章。郑慧芳认为，曾国藩教子家书的基本内容是教育子女在修身、读书、事功等方面如何去做[86]。张亚宁所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87]、吴建章所论李鸿章家教思想[88]也包含有儿童教育的内容。

(2)梁启超。程禹文指出，梁启超为了唤醒人们关心和重视儿童教育，对封建旧教育摧残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背儿童智能发展规律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梁启超在批判旧的幼学的同时，为了启发人们的思路，变革旧教育，促进中国儿童教育的科学化，还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教育；梁启超总结本国的经验，借鉴西方儿童教育的科学内容和方法，经过自己的思考，为儿童设计了七种读本，也就是七科科目：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和名物书[89]。刘果元认为，梁启超通过对比中西方儿童教育，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落后的封建儿童教育，并提出了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改革儿童教育课程与方法、贯穿趣味教育观念、发展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以促进儿童教育等一系列发展中国近代儿童教育的主张[90]。谢毓洁强调，梁启超重视文字阅读的普及，建立了“识字——阅读——理性”的逻辑关系；重视女性，肯定女性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方面的重要作用；还强调要培养幼童的廉耻观[91]。(3)张謇。刘强提出，张謇是我国最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儿童教育家之一，他的儿童教育观开了一代新风。张謇的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与创造性，是我国儿童教育的启蒙者，张謇亲力亲为，创办了370多所学校，是我国近代儿童教育的践行者；张謇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是我国女子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张謇始终把对儿童的素质教育与技能训练贯穿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是我国早期儿童素质教育的倡导者[92]。

(4)鲁迅与恽代英。周泉论述了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的形成、基本内容、特点、价值与意义[93]。尉红梅论述了鲁迅儿童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基本旨趣、素材观、现实意义[94]。

蔡志荣论述了恽代英的幼儿教育思想：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儿童公育、幼儿教育的方法[95]。

(5)黎锦晖。肖阳通过对黎锦晖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从事的国语运动及相关儿童音乐创作活动的梳理，力求更进一步地展示他所提出的“推广国语最好从教小孩子们唱歌做起”的儿童音乐教育理念；作者认为，黎锦晖是中国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拓进者，他积极改革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创作等活动，这些活动都与其推广国语的运动有着莫大的关联[96]。曾弘毅还对黎锦晖的儿童音乐教育进行了研究[97]。

(6)张雪门。吕智红从理论基础、发展、结构、特点四个方面分析了张雪门的幼稚园行为课程思想[98]。王丹介绍了张雪门的生平和教育活动，分析了张雪门幼儿园行为课程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并对张雪门幼儿园行为课程进行了评价[99]。

(四)童子军

1、宏观论述

蒋晓星等较早梳理过童子军的历史[100]。王晋丽则详细介绍了童子军的产生，包括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童子军产生后的一些基本情况；叙述了童子军传入中国的过程，重点以“文华童子军”为例，分析了文华童子军在中国产生的契机，描述了童子军在这一时期的概况，并对其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做了简要评价；论述了童子军在中国的初步发展，介绍了相对于前童子军，此期童子军的变化，并作了简单评论；重点论述童子军的异化，并用少量篇幅介绍了抗战时期童子军的主要活动及变动，以及童子军在中国大陆的衰落，最后对这一时期的童子军教育作了比较客观的评析[101]。张洪波针对1927—1937中国童子军教育认为，该时段是童子军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在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童子军教育由政府全面推广，逐步纳入国家发展轨道。并详细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通过广泛密集的童军训练，再结合与之相关的规范、规程、条例等等，密切童军教育与民族、国家和党的意志的关系，从而使之更具有某种工具化色彩，童子军教育在塑造近代中国合格新公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塑造功能。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童子军教育与训练，则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政治灌输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训练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取向;另一方面，透过反复不断的过程，来让设定的社会实践成为例行的习惯性行为也同样重要[102]。

2、区域及个案研究

广东方面，荣子菡以1915—1938年的广东童子军为研究对象，阐述广东童子军复杂多变的发展脉络及其组织宗旨和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予以客观的评析。由于广东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广东童子军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并与港澳童子军和华侨童子军有密切联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童子军教育虽成为政治教化的重要形式，但对青少年教育亦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童子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服务活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可否认，广东的童子军教育也存有一些消极的因素[103]。

江苏方面，罗敏以江苏童子军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抗日战争以前江苏童子军的发展脉络：1915年4月16日，江苏童子军诞生，不久成立了最早的全省童子军联合机构——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在江苏省教育会的领导和推动下，江苏童子军自由发展，成绩卓著，在全国童子军发展中崭露头角。1927 年，国民党着手对江苏童子军进行整顿、改造。南京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全国童子军发展的典范。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市童子军理事会和江苏省童子军理事会相继成立，在两个理事会的领导下，江苏童子军事业统一规范制度，普及学校童子军，并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政治和教育的双重影响之下，江苏童子军的发展一直保有领先的重要地位，并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04]。

上海方面，于喜敏以上海童子军为研究对象，重点介绍了上海童子军所参加的各项社会活动，体现了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价值[105]。

此外，王晋丽还专题探讨了中国最早的童子军——文华童子军的历史脉络[106]。

3、思想及其他

刘玉兰论述了贝登堡“生活的准备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童子军建立、发展的关联，并予以了评价[107]。

程礼东针对戴季陶的童子军教育思想指出，在童子军中国化的过程中，戴季陶有着重要影响，他是国民党童子军教育事业的实际领导者。戴是一个热心教育的国民党政治家，苦心经营童子军教育长达23年之久。他热心倡导童子军教育，认为这种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很新的教育。他对源自西方的童子军教育进行理论改造，建立完备的理论，使之中国化。他的理论在建立统一的童子军教育制度上起着重要作用。另外，戴季陶的童子军教育思想较为复杂，包括传统道德，国民党党义，以及西方童子军教育理念等成份。他的童子军教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108]。

关于新生活运动与童子军的关系，田耕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实际上是受到中国童子军发展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国民党用“四维八德”先成功改造童子军教育理念，后用以指导新生活运动；同时，童子军“准军事化”组织为新生活运动的“生活军事化”提供了现实的参考；童子军战时的英勇表现及 《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 的颁布，是抗战国民动员的先声。因此，中国童子军是新生活运动的先导[109]。

对于童子军的中国化问题，张晓辉从行政管理、训练指导思想、训练内容和活动三方面阐释了其具体表现，并从青少年教育、国民党、国家三个角度分析了其对民国社会的影响[110]。

上述之外，近代中国儿童被教育的研究还涉及图书馆学[111]。总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惊人。

二、被保护

儿童被保护是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保育、难童、溺婴及童工四个方面。

(一)儿童保育

1、保育事业的宏观概论

(1)晚晴

学界对清代育婴事业的研究，也有相当内容涉及到晚晴。

吴琦主要论述了湖北育婴事业区域间的较大差异，溺婴风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官方主导作用的强弱以及地方力量参与的程度等则是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112]。

王卫平等论述了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认为清代江南地区是育婴机构出现最早、普及最快的地区。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育婴事业的兴盛局面，表现为育婴堂的恢复和重建、育婴机构在市镇的普及和育婴事业向乡村的拓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育婴堂和保婴会二大育婴系统。它们互为补充，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城乡一体化的育婴、保婴网络[113]。

萧倩针对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从育婴组织的抚育对象和范围、抚育方式、抚育费用和名额、婴孩的去留等四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民间慈善事业，认为，清代江西民间育婴组织比较发达，是一种“拯婴之政”，属于民间慈善事业。贫家女婴是其主要抚养对象，还扩大到弃婴和童养女，抚养范围有两种，即地缘和血缘；抚育方式可概括为堂养和自养，养至一岁左右由自己父母继续抚养或由他人抱养；由于育婴经费有限，所以每名婴孩抚养经费、抚养名额都有所限制，一般来说，抚养一名婴孩所费大概在5000—7000文上下，抚养名额多在20～100名之间[114]。

李金莲从乳妇视角切入指出，清代育婴事业的兴盛使职业乳妇成为一个庞大的、重要的群体。一方面，乳妇离开家庭到育婴堂哺育弃婴作为生计，间接得到救济，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她们救济、哺育了大量的弃婴，不但为整个育婴慈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清代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清末，随着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婴堂对乳妇管理不善的弊端变本加厉，加之利欲熏心的乳妇的各种不法行为，给育婴事业造成了一定破坏性。最终，乳妇这一职业便随着育婴事业的衰落而慢慢萎缩了[115]。

(2)民国

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事业，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范蕾蕾介绍了抗战以前儿童保育思想的源流及实践、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运动的缘起过程，并以四川和重庆为中心，对战时儿童保育会、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等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的儿童保育活动进行综合研究，以展现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工作的概貌，并总结了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特点、意义及存在的种种问题[116]。

熊辉等针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儿童保育工作，通过推动成立边区儿童保育分会，设立保育院收育儿童，开展儿童教育工作，颁布相关政策法规将保育儿童与保护母亲结合起来，取得了卓著成效[117]。

2、保育机构

(1)晚晴

有多篇研究清代育婴堂的文章涉及到晚晴。其中，万朝林宏观概述了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118]。

区域方面，雷妮等以湖南宝庆为视域指出，清朝湖南宝庆府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对外交往相对不多的内陆地区。为了克服天灾、疾疫以及供养能力局限所产生的贫困无着及“溺婴”等现象，这里也自然形成起自己的社会救济系统，并显示出官民相互合作的倾向。这其中包含了地方社会风尚的促成、官绅阶层的倡导以及“礼下庶人”教育的效应等因素[119]。

王卫平等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例，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并进行对比，发现: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地位有所提高，但这些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畴。这就说明，晚清时期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所以，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120]。

汪毅夫以清代福建为视域，罗列了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同类设施之相关史料，并论述其相关问题：上承的历史传统、因应的社会问题、早期的推展状况、官方的主导作用以及祀神、侨捐、贺钱、抄产等特殊事项[121]。

关于清末育婴堂的情况，刘鹏以婺源育婴堂为例分析了其经营实况及育婴效果：由于严重的溺婴现象导致光绪二十二年开办的育婴堂，是一所由地方士绅主导的民捐民办的善堂。其日常经费主要来源于开办时获得的捐资生息和茶局代收的茶厘捐，而几乎不依靠普通民众的捐赠。尽管育婴经费并不充裕，由于育婴堂采用过继领养婴儿为养子、养女或童养媳的方式抚育婴儿，减少了育婴费用，增加了养育婴儿的数量，降低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122]。

(2)民国

民国时期的保育机构研究中，黄莉莉以1928—1938年间的中华慈幼协会为研究对象，从成立缘起、组织形式、经济状况、日常工作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阐释了其基本情况，并努力通过这一慈幼组织反映民国时期的儿童福利工作概况[123]。

(3)教会

教会也与近代中国保育事业有关联。

关于教会育婴政策问题，杨大春认为，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产生和演变于近代中外交涉之中，主要交涉对象是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这种政策先后包含取缔或稽查教会育婴堂、稽查教会育婴堂、由地方官府和民间兴办育婴堂与教会育婴堂相竞争三种类型，呈现出节节退让、逐步放松的特点。这种特点说明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始争终弃，无力维护国家主权[124]。

关于溺婴问题，吴巍巍指出，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大量的报道。传教士们普遍认为溺婴在中国各地广泛发生，他们还较为深入地调查了溺婴发生的原因、世人对溺婴的态度及溺婴导致的影响；怀有文化优越感的传教士们还站在西方文明本位的立场对溺婴现象进行强烈的批判，并极力鼓吹基督教信仰根治论，体现了其潜在的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色彩[125]。黄永昌对长江教案与光绪中期张之洞在湖北发起的育婴运动的关联进行了探究，认为，近代传统育婴受到西方教会育婴的影响，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弭育婴谣言及与教会育婴竞争[126]。

3、儿童福利

左芙蓉等就民国这一儿童福利事业奠基时期，从动荡不安社会环境与丰富多彩价值观念、儿童福利行政体制与儿童福利服务立法、多种多样困境儿童与儿童群体基本特征、儿童福利服务范围与儿童福利服务内容、儿童福利服务组织与儿童福利服务人员、儿童福利资源状况与福利资金筹措渠道、儿童福利事业基本特点与主要历史经验、社会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特征等多个方面阐释了民国时期的儿童福利政策[127]。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董根明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难童,重视难童的教养工作。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应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128]。

陈竹君等研究的是抗战期间作为社会福利事业主管部门的国民政府社会部，认为该部制定了一系列儿童福利政策，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儿童福利实验示范，并督导和发动社会力量开展儿童福利事业，这对培育民族根基，增强抗战建国力量，推动我国儿童福利事业的现代化具有一定意义[129]。

(二)难童

1、战时儿童保育会

内容包括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体研究、分会研究及女性分析研究。

(1)总体研究

战时儿童保育会自身研究方面，张纯着重与抢救儿童、延续民族生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战时儿童教育的理论贡献三方面考察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轨迹，包括成立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解散及其所做的儿童复员工作；在详细介绍“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的基础上，分析了保育会的性质、组织效能的发挥和教育主旨的特质；论述了实际担任儿童保教工作的保育院在战时八年中的变迁情形、收容儿童数量及其组织体系、实施的教育情况；分析和探讨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年保教工作的历史意义[130]。

张丽萍以川渝为考察重点，阐述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沿革，包括其缘起、入渝经过及在川渝的发展始末；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费来源和保育事业实施概况二个方面总体概述了该会的保育工作；以川渝为重点考察，具体介绍、评析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所设保育院的教育实施情况，包括教育方针原则、教育内容及其在川渝地区所取得的成绩、不足[131]。

古为明叙述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救助和保育了近3万名战时难童的历史[132]。

(2)分会研究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情况，范蕾蕾以抗日战争时期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为视点，指出该组织以重庆为中心，设立了大量儿童保育机构，教养战区难童。各保育院不仅对儿童健康极为注意，还融纪律管理、文化教育、劳作教育、职业训练于一体，收到了较好的教养效果[133]。周献名叙述了延安保育院的一些情况[134]。

(3)女性分析研究

战时儿童保育会与女性的研究方面，吉田咲纪以战时儿童保育会与中国女性为研究对象，运用报刊及相关文献和口述资料，主要探讨了各阶层的中国女性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贡献，并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对战时女性对抗战的贡献、战时女性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以及女性本身的普世价值的认识[135]。

具体到女性个体，主要涉及邓颖超[136]、宋美龄[137]、周之廉[138]、郭秀仪[139]、庄静[140]等。

2、区域研究

李再强以大后方为视域，介绍了抗战爆发后大规模难童潮的出现，鉴于此国民政府与社会各界掀起了对难童的救济运动；论述了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的方针政策及其机构、人员，从而对难童教养的政策及组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重点论述了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的主要内容，分为养育内容和教育内容，并从多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以期丰富人们对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具体工作的认识；考察了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总结其特点、历史经验和教训[141]。

许雪莲以国统区为视域，考察了全面抗战伊始难童问题日益突出的原因，指出日军的大举侵华及其对中国儿童的残酷迫害是难童潮大规模出现的主要根源；阐述了国民政府包括行政院振济委员会、行政院社会部等主要政府部门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认为国民政府在整个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罗举了国统区社会各界包括慈善、宗教团体机构及抗战爆发后成立的难童专门救助团体机构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认为这一工作是对国民政府难童救助工作的有力补充；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取得的卓越成效，并对这一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142]。

以省为视域的研究涉及广东[143]、广西[144]。省以下以城市为视域的有武汉[145]、宜昌[146]。

3、其他问题

官方救济难童问题，苏新有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147]。

难童的异常心理问题，苏华从对难童异常心理的理论分析、个案分析、团体测验及对难童的心理健康治疗及其评价四个方面做了阐释[148]。

难童救济教养工作问题，冯敏从难童问题日益突出的原因、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相关举措、影响三方面进行了分析[149]。

李今朝还忆述了袁德性将军与流浪难童的故事[150]。

(三)溺婴

1、宏观探讨

张建民以清代为主，兼及其它时代，其中涉及到近代。他认为，溺弃之事在清代颇为流行，体现为地区的广泛，时间的持续，溺弃的数量大、比例高。就南北大较言之，南方似乎较北方为甚。南方各省中，又以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及皖南等地为严重。其社会后果首先是直接影响了人口性别比例的平衡，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诸如婚姻纠纷讼案、童养媳妇、拐卖妇女、传统宗族关系及婚姻制度的破坏、性侵犯、娼妓乃至社会秩序不稳定等等，此外，其对人口急剧增长的抑制作用不可忽视。朝野反对溺弃，对策是政策限制及育婴堂的设立。至于溺婴原因，清代人口增长急剧、社会分配不公、劳动者贫困化趋势为溺弃盛行的基本原因，根深蒂固的贵男贱女及封建宗法观念造成了多溺女而少溺男、先溺女而后溺男的现象，社会风气奢华、婚姻论财、陪嫁丰厚对溺弃女婴有直接的显著影响[151]。

徐永志以近代为视域，以溺女为视点，指出，溺女之风由来已久，到近代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是中国历史上溺女的全盛期。溺女之风盛行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一是导致全国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衡、失调；二是助长了近代民间收养童养媳、早婚、买卖婚姻及其他婚姻陋习的流行，使近代婚姻风尚日趋腐败、婚姻形态极为混乱；三是增加了刑事诉讼案件，影响了近代家庭、社会秩序的稳定。溺女之风盛行的原因，一是人口过剩，社会生产力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恶化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二是厚嫁之俗[152]。

2、区域研究

(1)北方。区域研究集中于南方，北方有杨剑利以华北为视域指出，清末溺女现象在华北地区非常普遍，表现为其存在的范围广泛，被溺杀的女婴数量惊人。溺女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习俗的原因，性别歧视观念是主要原因，贫穷是直接原因，以及清末以来华北地区婚姻论财习俗。溺女引发的社会问题，如造成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的恶劣婚俗，影响正常的社会风气，使社会犯罪率增高，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153]。

(2)南方。南方区域，刘昶以江南为视域，以清代无锡绅士余治编纂的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得一录》为透视中心，指出，清代江南溺婴现象已成为一严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被溺婴孩数量大，溺婴手段残忍，男婴女婴都在被溺之列，乡村多于城市。溺婴具体原因存在阶层差异：贫困家庭溺婴主要由于缺乏财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溺婴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江南士绅的重视，他们发挥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154]。

福建区域，汪毅夫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155]。薛刚也针对福建溺女之风指出，清代福建溺女陋习颇盛，这与奢嫁及百姓生活拮据相关联。溺女陋习干扰着清王朝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福建地方官依据中央政策，采取颁布禁诫溺女的法律，对百姓实行道德教化，实施社会救济以及大刹婚嫁奢华之风等措施。但溺女陋习扎根于固有的文化土壤，故政府的行为只能起到弥补损害和延缓蔓延的作用[156]。

江西区域，肖倩分析了清代江西民间溺女之盛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性比例失调、买卖婚姻。指出官府的劝禁体现为多层面的道德教化及严密的法律制裁措施，然效果不佳[157]。肖倩还专论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认为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158]。

湖南的溺婴，谭志云认为，湖南溺婴之风盛行的原因在于湖南百姓的贫困和当时社会上的厚嫁之俗，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与社会面对这一现象，从法律、舆论和育婴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救济，成果较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救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溺婴问题[159]。

安徽的溺女问题，曾春花认为，清代婺源的溺女之风极为盛行，为徽州之最。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了地方官、士绅、商人和部分富民等的高度重视，他们纷纷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对弃婴的拯救活动中。在当地的育婴事业中，光绪时期的育婴堂较为引人注目，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育婴事业的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160]。

(四)童工

1、宏观论述

民国初年的童工问题，鲁运庚认为，民国初年中国各类工厂中存在着大量使用童工劳动的现象。童工的总数不会低于80万人,与学徒合计则在300万人以上。童工的使用以上海为最多,其它如武汉、天津、青岛、大连、唐山、香港等重要工业区域以及无锡、苏州、南通、常州、宁波、济南、郑州、彰德、卫辉、长沙、太原、九江等有纺织工厂的地方，童工的数量也都很可观，并受到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法规条文的不健全和有令不行，导致民国初年的童工劳动盛行于各类工厂中。童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从事超出其负荷的工作：劳动时间普遍很长，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工伤事故及各类疾病频繁发生并严重损害着童工的身体健康，工资低下生活毫无保障，除遭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外还要忍受工厂主、工头以及监工的打骂、变相的折磨甚至人身侮辱。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企业中使用童工的数量要多于华商企业，童工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企业中的童工，常常受到各种人身侮辱，中外资本家是以牺牲人类的未来为代价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激起童工的反抗斗争，他们或是以罢工或是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发泄心中对资本家压迫剥削的不满。中国共产党对童工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揭露使用童工劳动的危害及北京政府、国民政府“立法”的虚伪性；另一方面积极倡导通过立法来保护童工，支持并领导童工的罢工斗争[161]。

2、微观研究

上海是童工问题研究的关注所在，任冉冉指出，童工在上海工厂里存在广泛，女童高于男童，外企高于华商。童工的工作时间、环境、待遇很差，童工立法未能解决问题[162]。

王媛媛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为中心，通过对近代中国童工自然构成、社会构成和职业构成等的分析，对当时的童工现象有了较完整的了解。童工们在条件恶劣、缺乏安全保障的工厂中劳动，换取的只是微薄的收入。童工问题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上海租界当局、民间组织均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童工境遇，但收效甚微。童工问题十分复杂，关系着民族的振兴和兴亡，其彻底解决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童工问题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存在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163]。

丁勇华也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工厂普遍存在着雇佣童工现象，童工人数多、年龄小、生存状况恶劣。童工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虽然予以关注，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给当时上海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164]。

关于清末民初劳工立法中的童工保护问题，尹明明认为，清末民初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使用童工的现象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社会各界为改善劳工处境而进行了劳动立法的活动并制定了一系列劳工法案。通过这些“劳工立法”中对童工进行保护的条款，童工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165]。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童工问题的认识，鲁运庚认为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关心到积极主张，再通过立法加以解决的过程。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童工问题上的一些正确认识和主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66]。

关于工业化时期东西方童工问题的比较研究，鲁运庚等认为，童工劳动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并指出工业化时期东西方童工劳动的异同，以史实说明工业化时期东西方国家在使用童工的过程中，除在行业分布、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对童工劳动的规范等方面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外，还有一些差异；并初步探讨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167]。

由上可知，近代中国儿童被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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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晓雪]

TheHistoryofChildhoodwithoutStudiesofChildrenLiterature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in Modern China

SUQuan-you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Henan,China)

In modern China,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studies on childhood education,which includes domestic education, overseas education, some famous educationists’educational thought, the Scouts, etc., studies on children protection,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childcare, child refugee, infanticide and child laborer, studies o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children, which mainly includes literature, books, journals and views on children, and studies on children per se, which includes studies on children behavior and affairs, adults’narrations of childhood memory.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three categories, studies on children per se are much fewer . The above shows that studies on childeren per se is the weakness of childhood history, futher studies on this aspect should be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moder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2012-12-25

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mail：quanyousu1966@163.com

K250.6

A

1673-9779(2013)02-01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