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剑若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托妮·莫里森对语言的后人道主义思考

常剑若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在介绍后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分析后人道主义与后现代文学关系的基础上，对美国后现代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诺贝尔奖演讲词和她的小说《宠儿》与《所罗门之歌》所体现的语言观进行后人道主义解读：莫里森对于语言暴力和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的批判，对于语言本质的反思，以及对于语言力量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作家对语言的后人道主义思考。

托妮·莫里森；后人道主义；后现代文学；语言观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著名的非裔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取材于非裔美国人生活，再现了本族群个人和群体的奋争和主体身份建构的艰辛与诉求。其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发展，蕴含着她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于弱势族群乃至人类未来的探索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国外莫氏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升温，到了90年代，尤其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达到繁荣，其研究也呈现多元化倾向。国内学界对于莫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胡允恒的一篇论文，此后其小说陆续被译介到国内，目前除了2003年出版的《爱》(Love)和2012年出版的《家园》(Home)，其他8部小说都有了中译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了莫里森研究高潮，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学术期刊如《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都刊登过研究莫里森的相关论文。1999年出现第一部由王守仁所著的系统研究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专著，此后莫里森研究专著及博士论文迅速增多，主要包括朱荣杰[1]等的研究。其中朱荣杰从母爱文化、王烺烺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王玉括和曾梅从文化立场和定位角度、朱小琳运用盖茨的喻指理论、赵莉华运用列菲伏尔的“空间三一论”分别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进行研究；此外，大量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主要从种族、性别和文化角度，运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话语批判、叙事学等理论对莫里森的小说进行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莫里森几十年的创作生涯受后现代哲学思潮尤其是后人道主义的影响甚大，她的作品体现了后人道主义的“非中心化”、“人的终结”以及“向他者开放”等理念。然而在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莫里森研究热中，对其作品蕴含的后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她的后人道主义语言观的研究还鲜少见到，鉴于此，本文将在分析后人道主义与后现代小说关系的基础上，对莫里森的诺贝尔奖演讲词和两部作品中体现的语言观进行后人道主义解读，从而进一步挖掘莫里森小说无限的艺术魅力和可能的多元解读。

一

后人道主义或称后现代的人道主义，因其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否弃和超越”又被称为“积极的反人道主义”或者“超人道主义”[2]123。作为20世纪中叶出现在西方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后人道主义对于传统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人”和其信奉的“人类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哲学家们对于传统人道主义设定“人”的形象的颠覆式、超越式的解读，是后人道主义者对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哲学表达，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

人道主义作为哲学理论思潮形成于15世纪的西方，被新兴资本主义思想家用以指称为文艺复兴的精神。它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推崇科学和理性，是冲击神学思想的有力武器。从古希腊文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这些著名的哲学命题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成为传统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也使得“人类中心论”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尽管传统人道主义对人性的高扬和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追求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自我意识不断膨胀，人道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歇斯底里的历史狂人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人类重新陷入可怕的奴役和屠杀之中，纳粹集中营灭绝人性的暴行、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资本主义所标榜的人道主义阳光下，发生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有辱人类尊严的罪恶，人类原本拥有的勤劳、善良、正义、博爱等美好人性一一沦丧了。所谓的人类文明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口失控、生态失衡，人与人关系冷漠，由于对权威和物质的过分崇拜，人异化成为“权利的手段和工具”、“消费机器”和“金钱奴隶”……这一切使得人们开始对人道主义高扬的人性和科学进行反思。后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继尼采的“上帝之死”后宣称：“上帝死亡的时代正在被人死亡的时代所代替。”[3]285这里所说的“人之死”并非指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死亡，而是传统人道主义关于人的学说、观念和学科的死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被异化的、不自由的机器般的人的死亡”[2]135。后人道主义消解了人的“中心性”和“主体性”，抛弃了传统人道主义赋予人的种种“本质”和“特权”，主张把人和他所处的世界还原到其本来的、相对的、多元的状态。后人道主义的人不再唯我独尊、把异己之物看做异端而予以排斥和打压，而是承认异质的存在，学会倾听、包容和尊重他者，实现人与人、国族与国族、文化与文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

从古至今，“人”不仅是哲学关怀的焦点，也是文学关注的中心。后人道主义哲学的“非中心化”、“人的终结”等观念无疑对文学领域，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要刻画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痛苦，是“文学领域对于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回应”[4]3。鉴于后现代文学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西尔维奥·佳吉指出，“后现代可理解为后人道，所指的是，人道主义传统最基本的前提——对人可以用理性去了解宇宙充满信心，相信自我的存在并且接受个体是存在的实体——已经站不住脚”[5]118。后现代小说家不仅在小说的创作手法方面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并且善于运用不确定的语言系统，通过漫不经心的语言游戏揭露荒诞可笑的政治谎言，对社会变态、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进行入木三分的揭发和批判。而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如犹太文学、黑人文学和亚裔文学等族裔的后现代派小说家的作品往往以反对种族主义、西欧文化中心论和白人男权主义为特征，主张“比较公开的政治倾向，热爱非欧洲祖先，推崇思想意识上的多元化、本族与美国主流的整合”[4]11,而这一倾向恰恰是对后人道主义思想的呼应。其中托妮·莫里森作为黑人文学的杰出代表，她在小说中不仅运用了后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法，而且更是对欧美主流文化传统与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美国黑人文化传统进行糅合；由于她的小说对于种族主义、西欧文化中心论和白人男权主义的批判，对于本族历史和现在的思考以及未来的构想，尤其是她的“将不蒙恩宠的称为宠儿”，以及“把悲悯与关怀给予那些不是我子民的人们”[6]36的人文主义情怀，使得其作品超越了种族的范畴，具有了普遍意义，体现了她对于人类历史、未来的后现代主义思考和后人道主义关怀。

二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语言自觉的作家，莫里森的后人道主义思想首先体现于她对于语言的本质和局限性的反思。莫里森认为“语言不能流汗”，“它是一种爱，一种激情”，因为“它的作用和布道士一样：它使你离开座位站起来，使你忘记自己，倾听自己”[7]24。阅读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绝非一件轻松的事。那种体验更像是一次次在语言迷宫中的探险，只有真正渴望体验语言魅力和言语叙述之多元性与无限性的读者才能穿过这扇语言之门，踏进她创建的语言殿堂。因此，只有理解莫里森的语言观，才可能在她的诗意文字的无限张力中感受她的作品中震撼民族、震撼世界的力量。

莫里森的诺贝尔奖演说词讲述了一则发人深省的关于语言的寓言：一个盲眼老妇人以无比的智慧，回答了几个年轻人的两难问题：“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8]164。老妇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你手中握着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但是我知道它在你手中握着，它在你手中握着。”[8]165对于这则寓言，莫里森做了如下解释：她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把那妇人看成是从事写作的作家。这个作家把语言看作“一种体系”，它不仅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更是“一种行为，造成后果的行为”[8]166。这个作家关心着从古至今“语言是如何被人利用的，如何发挥作用的，甚至为了某些恶毒目的禁止她使用的。”[8]166在她看来，语言是文化和政治的工具和源泉，然而却又“处于危险境地”，因为传统的语言“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发挥”；语言“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空洞言词使人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只能通过坚韧的努力才能得到挽救”[8]166。

这里莫里森借盲眼老妇人之口表达了她对于语言终极命运的担忧，并对各色人等对语言的恶意误用做了鞭辟入里的揭露与批判：代表着暴力，本身就是暴力的压制性语言；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制约了知识的官方语言；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是一种“舐吮受伤者鲜血、在伤口上撒盐”的语言，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8]167，是统治阶级对于处于最低下、最边缘地带人们的无情压迫。

莫里森相信语言的本质已经被表面光彩夺目的所谓“人道主义”所侵犯，因而，借演说词中的这个寓言表述了她坚定的后人道主义语言观：作家必须超越以往的一切，超越所谓的“人道主义”曾经赋予语言以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一种脆弱的曾经为统治者利用的“一言堂”的作用，正如在她的小说《宠儿》的前言所说，“语言绝对不能成为障碍”。这句话字字掷地有声，表达了具有坚定的后人道主义革命意识的当代作家走出一条超越传统语言及其传统范畴的道路的决心。

莫里森在演讲词中关于巴别塔故事的反思更明确表达了她的后人道主义语言观。一般人都认为巴别塔的半途而废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上帝变乱了人类的口音，使人们言语不通，没有统一的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造成的，导致人类无法到达上帝允诺的天堂。然而，莫里森对此提出了发人深省的一问:“如果没有人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8]168即使人类最终到达了梦想中的天国，在这样的一言堂，语言和文化一体化的统治下，那“究竟是谁的天堂呢？”还会是所有人类的天堂吗？！所以，莫里森得出一个结论：“或许现在到达天堂的时机还不成熟。”[8]168换言之，假定六七千年前人类一直就是一个单一体制、统一语种的国家，试想如果远古时期巴别塔建成，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使得科技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而人类物质文明过快发展的后果，只会使得人自己无处栖身：人为对自然的破坏和污染加剧，自然生态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工业化和物质文明的无节制发展，却伴随着精神文明的相对滞后；人只顾埋头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与掠夺，却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国族与国族之间的精神交流的必要性，于是彼此间隔阂越来越深，使得战争的危害越来越大，核毁灭的时钟越来越紧迫，人类因为无法认清自己，必将面临被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毁灭的危险。

莫里森对于语言的思考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仅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且会带来灾难；世界原本是多元的，正如语言和文化是多元的，而文字工作者则担负着恢复语言的多元化之本质、拒斥传统语言的糟粕、消解和修正语言暴力、突破语言的局限和彰显语言的力量的责任，以及实现运用语言激发人类追求爱和幸福的最终使命。文字工作者和年轻人必须同时面对人类文明的精髓和糟粕，面对被异化的语言和语言未知的未来，他们必须相互开放、彼此倾听、同样前进，唯有如此，智者和年轻人，作家和读者，过去和现代的文字工作者，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此时便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同完成语言的使命：“我们会死，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会使用语言，这也许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8]169。

三

莫里森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恰恰来自莫里森对黑人文化传统及独特的语言的继承与运用”[8]14。如她自己所言，“我是想让黑人语言恢复它原有的力量”[7]26。作为具有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莫里森的小说“正是表现了语言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典范”[9]28。她运用语言的力量对于“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10]，尤其是白人话语霸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一段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主两大阵营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奴西克索偷吃了奴隶主“学校老师”的一只小猪，被发现后和奴隶主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的语言交锋：

……

“你偷吃了那只猪崽，对吗？”

“没有，先生。”西克索答道。他一本正经地盯着那条肉。

“我正眼睁睁地看着你呢，你还说你没有偷？”

“没有，先生，我没有偷。”

学校老师微微一笑：“那是你把它给宰了吧。”

……

“好吧，那，是你把它给吃掉了？”

“是的，先生。我的确吃了。”

“那你还说你没偷？”

“没有啊，先生，不是这样的。”

“那怎么讲？”

“增加您的财产，先生。”

“什么？”

“西克索种黑麦来提高生活水平。西克索拿东西喂给土地，好多收庄稼给您。西克索拿东西喂给西克索，好给您干更多的活。”[11]190

这段对话充分展现了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主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堪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里西克索通过自己的狡黠智慧，巧妙地运用语言逻辑的力量，对白人奴隶主自己的话语，即黑奴仅仅是根本不具有人性的、会说话的工具和白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这一观念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学校老师”对于西克索的辩解恼羞成怒，给了他一顿鞭子，因为 “定义应该由下定义的人，而不是由被定义对象去解释”[11]190。然而学校老师鞭子的淫威并没有能够使西克索屈服，却使他认为“讲英语没有前途”[11]25，用干脆不讲英语的沉默来对抗白人的话语霸权。虽然西克索的反抗因为黑白力量的悬殊对比而失败，却给了他的黑奴同伴保罗·D以强烈的震撼，成为他反抗奴隶主和逃离蓄奴庄园“甜蜜之家”的触发点，同时成为莫里森对于语言之局限性与力量这一后人道主义语言观的经典阐释。

除了针锋相对的话语之争，莫里森还通过她的作品中黑人与白人对于人名和地名的任命之争体现她关于语言的再生性和社会功能多重性的观点。“命名与身份认同及种族对立紧密联系。”[12]47传统非洲文化认为，命名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力。恰当的名字意味着真正存在，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名称不仅能帮助黑人找到并确认自己的身份，还能够帮助黑人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归属。在《宠儿》中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是通过重新命名自己来定义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黑人代表。贝比·萨格斯原本一直被“甜蜜之家”的奴隶主加纳先生叫做“珍妮·惠特娄”。当她的儿子终于成功为她赎身，使她使为自由黑人之后，她问加纳先生为什么叫她“珍妮·惠特娄”。加纳先生解释说，那是因为卖掉她的姓“惠特娄” 的前任奴隶主在她的售卖标签上写了这个名字。此时，贝比·萨格斯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命名，坚持要称呼自己“贝比·萨格斯”，因为“萨格斯”是她丈夫的姓，而她的丈夫叫她“贝比”(宝贝儿)：“如果她用某个卖身标签上的名字称呼自己，他怎么能够找到她，听说她呢？”[11]142于是，贝比·萨格斯通过重命名最终实现了对于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义，而这一行为无疑显示了黑人运用语言的力量对白人话语霸权精神压迫进行的有力抗争。

“对于莫里森来讲，权力即命名的权力，是定义现实和认知的权力。”[13]323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开篇描述了黑人为对抗白人而进行的对于一条重要街道的命名之争：“干线大道”——“医生街”——“非医生街”，以及把白人所谓的“慈善医院”称为“非慈善医院”的戏谑和反讽。白人文本的城市地图上标注这条街道为“干线大道”，然而由于“原来城里唯一的黑人医生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并在这条街上去世”[14]3，而他的病人都在这条街上或附近居住，于是黑人就把这条街道叫“医生街”。然而白人邮局对于“医生街”这一命名并不认账，把寄往“医生街”的信件统统退回或者作为死信处理。后来，1918年美国白人政府招募黑人参战，由于应征入伍的黑人在征兵处坚持把地址写成“医生街”，使得这个街名有了“半官方”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城市的立法机构宣称：“任何官方场合务必不能使用‘医生街’”；并以公告形式宣布这条街道“一直叫作今后也应叫作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14]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条公告令黑人居民记忆犹新，他们不仅找到充分理由把这条街称为“非医生街”，“并且倾向于把位于该街北端的慈善医院叫作‘非慈善医院’”，因为“这所医院从来也没有收治过一个黑人”[14]3。这里体现的语言的再生性和多重社会功能佐证了语言的局限性和力量。而西奥多·梅森则把“非医生街”和“医生街”的命名之争定义为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叙事权威冲突”[15]175。通过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尤其是对语言暴力的消解和修正，莫里森使得一度只能被动接受定义的人，得到了下定义的权力，从而突破了语言的局限，彰显了语言的力量，表达了她的后人道主义语言观。

四

通过对托妮·莫里森语言观的后人道主义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美国后现代作家中少数族裔作家的杰出代表，莫里森的作品折射出的对于语言多元化之本质和最终使命的洞察，对于“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的批判和对于语言暴力的拒斥和修正，回应了后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体现了她对语言的后人道主义思考。同时，由于她对本民族过去和现在的反思以及对民族未来的关切，由于其作品蕴含的对于历史灾难的批判，对于宽容和理解、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于族群和谐、国族和谐乃至世界和谐的思考，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越种族范畴的普遍意义，体现了她深邃的思想、璀璨的艺术和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深刻的后现代思考，凝聚着她对于全人类的后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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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晓雪]

ToniMorrison’sPost-humanistMeditationonLanguage

CHANGJian-ruo

(SchoolofForeignStudies,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values of posthumanism and how it is related to postmodern literature,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thoughts of language embodied in the Noble Prize lecture and two novels by Toni Morrison, a famous Afro-American postmodern novelist, in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Morrison’s criticism of verbal violence and male chauvinist, racial and monotheistic religious language, her meditation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her creative employment of the power of language, reflects her posthumanist meditation on language.

Toni Morrison; posthumanism; language; posthumanist meditation

2012-12-25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5202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GH-106)。

常剑若(1972—)，女，河南偃师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mail：changjianruo@hpu.edu.cn

I306

A

1673-9779(2013)02-02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