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琳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吴地近代教育的区域特色及其成因探析

杨琳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作为开启中国近代文明先发之地的吴地，在其教育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形成了女学教育、工商业兴学、深受教会教育渗透等区域特色。吴地发达的经济文化、“兼容并包”的风俗、“敏而好学”的性格特点、崇尚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与“较为开通的社会习俗”等，是吴地近代教育区域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

吴地；近代教育；女学；工商业兴学；教会教育

近代中国，面对鸦片战争后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面对西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汹涌而至的侵略浪潮，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与反抗。面对异域文化，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有识之士及时调整心理承受能力，重新审视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方式，理性接纳西方文化，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先进的教育方式。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面对国内外的多方面压力，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吴地①吴地，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吴地指大吴文化地区，空间范围以古代吴国的稳定疆域为基础，大致包括今长江三角洲以南、钱塘江以北的全部及皖南部分地区和江苏长江北岸地区。本文所指称的吴地，是狭义上的吴地，主要指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浙江省的嘉兴、湖州的全部，一共五个地级市以及镇江、杭州的个别县区。参见张永初等人的《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页。响应历史潮流，较为及时地转换了封建教育的观念和体制，使其旧学教育全面转入了近代新式教育的轨道。在这时代进步的潮流中，吴地近代教育一方面与全国各地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首创中国近代女学②本文是指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学，不包括西方教会在华开办的女学。、工商界参与兴学、教会学校渗透等区域特色，从而成为国内近代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一、中国近代女学的首创

中国自古遵循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民族文化思维定势，故系统性的女子教育基本不存在社会成长的土壤。近代以来，诸多封建士大夫因袭封建正统道德的古训，对作为“新生事物”的女子近代知识教育极力抵制。例如，较为开明的近代洋务派人士张之洞也极力反对女子教育。故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地建立的近代学校，仍局限于对男子的教育。

吴地濒临东海，相比内陆，与世界各国交往相对密切。吴地有识之士深切审思文化教育的失落是民族落后的重要根源，故秉承“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兴国思路，采取了广兴学校的思路。而吴地近代教育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女子教育的推广。例如，东吴名人经元善先生就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中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③参见经元善《为创设女学上总署及各督抚大宪禀》，载1897年11月19日《集成报》，转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故经梁启超联络，经元善、严小舫、汪穰卿等人首先在上海筹办“经正女学”①1898年5月31日，“经正女学”正式开学，招收20余名学生，9月又招收20余名，至当年年底已达70余名。教授的课程是西文、中文、算术、地理、图画等，兼及体操、针补、琴学之类。参见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经正女学”的建立，冲破了封建势力的层层密网，得到了吴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一时间“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簦负笈而来”［1］。“经正女学”冲击了传统女子无能的落后伦理观念，在吴地掀起了兴建女学的波澜。但历史的车轮往往只能以曲折前进的方式进行，随着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尤其是1899年底经元善因领头致电总理衙门谏阻废帝一事遭受通缉，远走澳门，“经正女学”因经费无着，力乏难支，于1900年中秋前后停办。

“经正女学”的夭折，并未使吴民气馁，不久，女子学堂在吴地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1902年，吴怀疚先生在上海捐资创办“务本女学”［2］，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3］；1904年，侯鸿鉴在无锡建办了“竞志女学”②1904年，“竞志女学”开始招收女学生64人，旋即发展迅速，不久扩充为小学、中学、师范三部分；1906年又添办了幼稚园。在早期女校中，“竞志女学”建校时间持久，规模完备，培养人才成绩卓著，为吴地社会所公认。参见侯鸿鉴《四十年来江苏教育之回顾》，《江苏教育》1932年第1卷第9期，第10页。，同年，南京公立旅宁第一女学堂成立③参见熊贤君《女子教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11期.；1906年，苏州建办“振华女学”［4］。这些学校的建立，促进了吴地兴办女学之风；女子文化水准的提高，成为吴地普及近代教育的有利因素。

随着女学之风的兴起，女子体育的禁区也在吴地首先被打开。中国的体育运动本身发育不健全，更何谈女子体育。吴地有识之士在确立和发展女子教育的过程中，认识到女子教育不可缺少体育，要保国保种，必须将女子“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5］1905年，汤剑娥在上海首创“中国女子体育学校”，自此，以体育为专科教育的女子学校开始出现。1915年，上海成立“青年会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16年，“上海爱国女校体育科”建立；1919年，“东南女子师范体育学校”成立；1920年，“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成立；1924年，“上海沪江女子体育学校”建办。［6］55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基地。

女学之风的兴盛，也表现为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吴地有识之士认为，首先“提倡普通女子必须学识”，得到智力解放；然后，必须鼓励女子“参入各种职业”，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竟而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公民权利。［7］故1904年，上海首先创办全国第一所女子专科职业学校——“上海女子蚕桑学堂”（后迁至苏州浒墅关）［8］138。1909年，南京市垣门帘桥建办“女子美术专修学堂”；1912年，张竹君在上海发起设立了“女子看护学校”，陈澄溪等在上海创设女子工业大学；1912年2月，上海的闵兰言、柴育霖、李华书等人创建“上海女子法政学堂”。［9］吴地女学的接踵而建，迫使清廷不得不于1907年下令兴办女学，随后，女子的近代知识教育逐步为全社会所接受。吴地首创中国近代女学，加速了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进程。

二、工商界的兴学

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吴地近代教育的区域特色还表现为工商界的兴学。20世纪初，吴地的近代工商业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伴随近代工业社会的激烈竞争，吴地工商界的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欲使工商业保持稳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广兴学校，培养具有近代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人才。1905年10月，苏州商会创立，其《试办章程》中明文倡言各商各业致力兴办新式学堂，“为商界下新种子”。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吴地欲振兴实业，以商务左右世界，当今之急务“尤非设学堂不可”，“储材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④转引自朱英《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商界通过集资、捐助等方式，投资兴办各类学校、实业学堂、半日制学堂、同业小学堂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州地区工商界出资所办的小学占小学总数的28%强。

无锡工商业界也于1905年开始了兴学浪潮，他们创办了“商余补习夜校”、“商业半日学校”等。1912年起还开设了一批初具规模的职业学校，如无锡乙种商业学校、无锡实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积余商业学校等，其中商人办学最具代表性的为荣氏集团。无锡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及其子侄在振兴实业的同时，热心投资教育事业。荣家认为“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他们于1919年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①该校最有特色的是实习工场,分金工、木工、铸工和机械4个车间,配备了进口的新式车床和数十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做技术指导。该校在当时是“设备最新最齐全”的学校。学校设工科及商科两班,每班招收学生50名,只收小学高级毕业生,预科一年,学制为四年。学校所设立课程，除修身、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体操等基础课外,工科设应用力学、机械制作等课程；商科加设银行会计、工业簿记、珠算等科目。在学习有关课程时,均前往学校附属的实习工场或小商店、小银行实习；同时,为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增加社会经验，学校还组织学生到社会上的商店、企业见习。教学无不紧密结合荣家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参见尤岩《以教育推进实业——荣氏家族的致胜之招》，《人民教育》1994年第2期。，它既为荣氏企业，也为吴地工商业培养了不少人才。荣氏集团为进一步培养高层次的科技、管理人才，又创办了工科大学——江南大学，专设纺织、面粉、食品等系科。江南大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学校与工人的密切结合，办学经费由工厂调拨，不少专业课由公司的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兼任；在教学中重视与工厂挂钩，相互协作，交流经验，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实习，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有效地解决了高校培养人才直接为企业使用的衔接问题。工商界办学为推动吴地近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教会教育的渗透

吴地作为中国近代最早被帝国主义入侵的地域，在教育文化领域受到外强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列强凭借其武力优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要持久地控制、奴役中国人民，单靠枪炮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必须加强文化侵略。他们首先依赖天主教会，希冀以传教的方式为先导，控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让中国人俯首贴耳做洋奴；但义和团运动之后，传教收效甚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辟途径，教会学校的设立就是他们继传教之后文化侵略中国的新举措。教会学校，一方面“修道为经”，圣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基督教信仰往往在学校中带有强制性［10］597；另一方面教会学校也开设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对近代中国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广有正向作用，故其迷惑性和渗透性的一面往往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教会学校中，教会大学的设立影响最为巨大。例如，1901年建成的苏州东吴大学，作为最早的教会大学，其教会色彩较为明显，其创办者为美国基督教田纳西州监理会，最初的董事会成员也主要为传教士。随着东吴大学的建立，吴地基督教大学也相继成立。例如，法国天主教会于1903年在上海设立震旦大学，1905年上海出现圣约翰大学，1915年沪江大学成立；杭州1910年成立之江大学；南京1911年成立金陵大学，1915年成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吴地教会大学在对吴地文化渗透的同时，不自然地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1］683。教会大学的教育客观上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枕，培养了一批近代科学人才。例如，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法学家，如倪征燠、吴经熊、王宠惠、董康、孙晓楼、王伯琦等，东吴大学毕业的陆志韦曾任燕京大学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培养了一批近代新型知识女性，如曾任该院院长的吴贻芳；金陵大学农学院培养了中国奇缺的近代农业科技人才，如1947年北京大学农学院一半以上的教员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吴地教会大学的创办，其建校的独特体制、方式、课程内容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立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客观上对吴地教育的近代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四、吴地近代教育区域特色之归因

列宁认为，“旧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将被作为素材吸收到新文化中去；这是历史的必然”［12］459。吴地近代教育中的区域特色也与其“旧文化”以及“旧文化”依赖的地域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吴地自古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业交往频繁，人口迁徙量大。吴地“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13］。吴民到外地做买卖，外乡客商前来吴地经商，久而久之，来吴地经商和谋生的人就定居下来，打破了原有的人际格局，一个村庄有四五个姓氏不足为奇，并且以“析家而居”的小家庭居多。吴中人士在长期商品经济意识的熏陶下，排外心理较弱，能够做到与外来客户融洽相处。“吴，国人主之，爱礼包容，至今四方之人多流寓于此，虽编籍为诸生，亦无攻发之者，亦多亡命逃法之好，托之医卜群术以求容焉。”［14］除政务事务中涉及户籍编制以外，本地户与外地户在日常事务交往中几无差别。主客和睦相处，本、外地户平等竞争的习尚，最终使吴地形成了“五方杂处，兼容并包”的区域特色。吴地人自古以来就有“敏而好学”的特点。吴地之人，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能够及时抛弃落后的传统观念，吸取西方文化之精华。吴地特有的经济文化底蕴与“敏而好学”的性格特点是吴地人能够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凸显而出的重要原因所在。

其次，吴民崇尚文化教育。吴地的繁华与富庶，为吴民创建书院、追求知识提供了物质基础。吴地曾建有颇具名望的书院，如无锡的东林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江阴的暨阳书院、南菁书院等，这些书院培育了一批文人异士。吴地书院的另一特点是普及率高，一般而言，各县城都设有书院，其中较大的一些集镇也设有书院。吴地民间设有社学、义学、义塾等各类学校，并有童蒙授课等多种形式的初步教育。崇尚文化教育的传统为吴地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再次，吴地自古就有相对较为开通的社会习尚。开通的社会习尚，在上层女子中产生了通达诗书的女子；民间女子抑或有参与经营店铺、手工作坊织工、纺工等。每逢新春佳节，妇女和男子同样结群赶赴庙会、拜佛、观戏等，这为吴地开拓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提供了先天的文化基因。

吴地发达的经济文化、“兼容并包”的风俗、“敏而好学”的性格特点、崇尚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与“较为开通的社会习俗”等因素，是吴地近代教育“区域特色”形成的重要原因。吴民在近代中国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过程中，除去简单的义愤之外，能够较为及时地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意识到只有“师夷长技”才能“制夷”。吴民能够把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由感性层次提升到理性层次。总之，吴地社会对西方文明的单纯拒斥到理性接纳的转换过程，时间较短，是吴地近代教育能较快地得到确立和推广的原因之一。吴地“近代女学的首创”、“工商业兴学”以及“教会教育”等近代教育区域特色，特别是教会大学的存在，一方面为近代吴地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人才，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了吴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上诸多因素，使吴文化显示出特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最终导致吴地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领先优势。

［1］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N］.万国公报，1899，6（125）.

［2］王民政.“务本”为基深厚积淀“和谐”为要全面育人［N］.文汇报，2012-11-08.

［3］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M］//蔡元培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4］苏州振华女子中学［EB/OL］.（2013-07-04）［2013-08-25］. http//360doc.com/content/1310704/17/1297235_297632283. shtml.

［5］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谷世权.中国体育史（近代部分）［M］.北京：中国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7］张原洁.中国妇女运动的批评［J］.东吴，1914，2（3）.

［8］黄炎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职业教育［M］//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9］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0］王国平.苏州史纲［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59.

［13］徐玲.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在城市的分布和发展：以扬、宁、苏、沪四地为中心［J］.徽州社会科学，2004（1）.

［14］黄省曾.吴风录［M］.明隆庆刻万历增修白陵学山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8.

An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Wu Area

YANG Lin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As the open land of China's modern civilization,the Wu Area witnessed its process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education,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and the church education infiltration.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ed economy and culture,eclecticism,being sensitive and studious,advocating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relatively open social custom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Wu Area.

the Wu Area,modern education;the female education,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the church education

G529

A

1008-2794（2013）06-0034-04

2013-09-02

杨琳（1989—），女，江苏苏州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与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