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权新

(崇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崇州611230)

引论

20世纪90年代，川西平原岷江①西岸，亦即秦汉时期的古江原地域，相继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六座城池，从已发掘过的五座来看，当时已初具城邦制国家的雏形，大量精美的石器和具有审美情趣的陶器，反映出相当水平的采集和农耕文化，已有部族议会制度、原始宗教和祭祀;已经形成统治和被统治阶层，领导者指挥筑城和部落间的战争，有较明确的分工如制陶、捕鱼、捞贝等等。城址内出土的文物，经鉴定为距今4500－4000年。碳14测定为4300年，正负50年。

按照文献推算，距今4300年前后正是我国舜、禹时代。沈起炜编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死，子启杀原定继承人伯益，嗣位。”②那么舜、禹的时代恰在公元前22、23世纪。所以已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南洲先生说成都平原发现的史前遗址“其实已涵盖了大禹所处的时代”③(以下凡引徐语简称徐著》)，这是没错的。4500年甚至可能早于大禹时代。这个时代正是华夏民族部落大迁徙，炎黄二系各部落斗争、融合，逐渐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共同谱写出辉煌灿烂的上古史的时代。

载籍上的黄帝阪泉之战、大会诸侯、垂衣裳而天下治，尧、舜时的放四凶、与共工的战争、禹的征三苗、治水布九州岛等便反映联盟形成至巩固的过程。如果把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排列起来，不难看出中原以外的部落逐渐向中心集聚的脉络，从而证实把古籍中的记载完全当成神话传说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看似荒诞的神话，也是“基于现实，可以看到古代的史影。”④鲁迅也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是史学的前驱。有一种观点认为夏朝及此前的记载不能当作信史，但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正把神话传说还原为正史，如炎黄之战的涿鹿之野，考古发现不就证明那里曾是庞大而又高等级的部落聚居地吗?《山海经》(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标出方位、经次，如西次三经，大荒北经等)西经中所谓“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⑤郭墣注域即城，不就是成都平原史前城址所分布的大致范围吗?

江原古城所反映出来的部落繁荣毋庸置疑。有若干部落在这里生活、筑城，但不知什么原因，城里的居民都突然消失了，在整个文化层中缺少商、周这两代，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些人到哪去了?他们为什么放弃故土大城?

据载，我国最早的城是禹的父亲鲧筑的，《吕氏春秋·君守》:“鲧筑城”。禹是今汶川人，《孟子》:“禹生石纽，西夷人家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於石纽。”⑥“地曰石纽，石纽在西川也。”“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吴越春秋》也作同样的记载。“广柔县，在汶川县西72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坪。”⑦也就是说，禹和鲧的部族原住汶川广柔县，其地在今崇州西北部郊外，与古江原地域接壤。我们注意到，在《尚书》、《史记》等大量古籍中，禹和后稷的关系都非常好。这两个名称在《山海经》中多次出现。在《山海经》成书以前，江原古城早已存在，其规模、数量在全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格外引人注目，《山海经》的作者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它们而不予记载。那么，这些古城在《山海经》中是怎样出现的，古城和禹、稷等部落或其人又有没有关系呢?赵俊波、赵小山在《玩·山海》中认为《山海经》中不少记载是历史，不能仅作巫书来读。那么，我们能不能从那些点滴的记载中理出一些江原上古史的头绪来呢?

一 峚山、稷泽的地理位置

(一)峚山在哪里

《西次三经》: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这段文字在《山经》所述诸山中是最长的段落之一，它所描写的丹水、稷泽中的景象和《海经》、《荒经》中也在西经的都广之野中动植物的美丽景象非常相似，可以互参解读。文字描写了峚山、丹水、稷泽中的自然环境，植被物产以及居住在这里黄帝世系部落的祭祀活动、衣食习俗等等，其中不少是古江原地域的信息。

先说峚山。

“峚”，通“密”。郭璞注《穆天子传》引此经和《文选》李善注《南都赋》、《天台山赋》引此经俱作“密”，可见古代二字通用。《说文》云:“山如堂者密。”“密”又通“宓”，甲骨文“宓”字作山上之木(甲骨文“宓”作)，即“”，前人释为穹庐下的戈柄，“密”字意为山之上、穹庐之下有军士执戈，但似乎还有另外的解释更为贴切。甲骨文中的(木)与此字形极为相似。而(戈)却与之相去甚远，故应释为山上之木在穹庐下，也就是穹庐下山峰多、树木多。密者，紧邻而多也，与川西龙门山脉南段的山势植被情况极为相合。龙门山南段山峰尖细(与其他山脉相对而言)，挨邻很紧，山谷狭深，从下往上望，仿佛山顶盖着穹庐。西晋时的左思已特别注意到这种情况，他说成都西部“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纷纭，触石时出。”⑧李善注云:“阜，大山也;峦，山长而狭，一曰山小而锐也。”“纷纭”则是形容山脉上阜峦紧密而多的特点。杜甫《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两行秦树直，万里蜀山尖。”正指今崇州之山(蜀州即今崇州)。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崇庆府》:“土地肥美，连山特起”，连山特起，山峰密也。据2008年5月汶川地震时成都陆航团搜寻失事飞机的直升机飞行员目测，龙门山南段山峰间的距离最窄处不到200米，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

《山海经》中的地名大体都有出处，不少以地形地貌命名，如《西次一经》中的大、小华山(有研究者认为即今秦岭)是以其地位于华夏中心、山体大小而命名;《西次三经》中的积石山，山多积石，是因大禹治水积石于此而得名;《南山首经》的成山，山有四方三坛，郭璞注云“成亦重也。”也就是说成山的得名乃山头重叠，与四方三坛的特征吻合;《北次二经》:“白沙山，广员三百里尽沙。”《北次三经》:“发鸠山，山上有精卫鸟。”“发鸠”，指精卫飞出。《南山首经》有山“不可以上”，需猨生翼方能上，故名猨翼。《中山首经》之甘栆山，按方位在山西南部，其地多甜枣……由此，可以这样推断，峚山的得名是因为它“岗峦纷纭”“长而狭”的山峰，相属而形成“密”的状况和植被茂密。

再从具体位置看。

《山海经》中的南经，是“从西南陬至东南陬者。”。⑨《海外南经》第三条:

其为鸟，比翼鸟在其东，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

从西南往东南，此条所述之地乃南经与西经交界处往东南的途中。清人吴任臣注云:“比翼鸟即蛮蛮也。”“蛮蛮”见于《西次三经》之首:

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鳬，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

“相得乃飞”即《海外南经》之“两鸟比翼”，否则不能飞也。西晋张华《博物志·异鸟》云:

崇丘山有鸟，名曰蛮。(按，即蛮蛮)

《周书·王会》:

巴人以比翼鸟。

孔晁注云:“巴人，在南者。比翼鸟，不比不飞，名曰鹣鹣。”按“鹣鹣”乃“蛮蛮”的音转。因此古人以为比翼鸟之东的头国的“头”即尧之臣“兜”，被流放到崇山，而《西次三经》之首的崇吾山也有比翼鸟，所以《西经》中的崇吾山就是《南经》中的崇山，也即《尚书·尧典》中“放兜于崇山”的崇山。

很显然，以鸟来定山名并不准确，因为一种鸟可以在很大范围活动。按崇山在今湖南澧阳县，山跨数里，与今重庆涪陵地区相邻，在《海外南经》所述从西南往东南的途中。涪陵在长江之南，古为巴人活动地区，而澧阳却是楚人活动的地区，然而涪陵没有与崇山有关的地情地貌。再者“崇吾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隧。”⑩并不在江之南，而是在江北。冢隧即陕西南部嶓冢山谷，其南即巴人之国，地域包括今天的四川东部和重庆北部。崇吾山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前述“巴人，在南者。”换言之，即巴人之国的南方，所以距崇山不远的崇吾山也有“蛮蛮”。由此可以这样圈定大致范围:冢隧之南、长江之北的巴人之国的南方，与澧阳、涪陵相隔不远的地方，约为今天的重庆合川一带。合川古属合州，“合州，春秋时为巴国。”⑪合州附近璧山县的重壁山应该就是经文中的崇吾山。

按《西次三经》经文，从崇吾山到川西龙门山南段，方向为西北，距离1090里。《山海经》成书在周初到汉初，按周、秦里小于今市里，一里约合今0.84里，从重壁山至峚山今里约800多，基本和《山海经》所记里程吻合，方向完全一致。如果认为巴人之地所指甚宽，但无论从川东或川东北何地往西北1000里左右均找不到如从峚山发源往东西方向流走的河流，更无如峚山下的稷泽;川东其他地方也没有如像重壁山的地貌。

峚山，“其上多丹木”，印证甲骨文“密”字穹庐下多树木的形象。丹木圆叶，应是生于海抜并不太高的阔叶树，经文描述的情况即今柿树。柿树剥开粗皮，茎杆呈红色，叶片椭圆而阔如手掌，所谓圆叶赤茎;开黄花，果实为浆果，成熟后鲜红。经云:“其味如饴。”饴，浓粥，正是柿果成熟后的物质形态和味道，确实能充饥，所以“食之不饥”。柿树在今天的龙门山南段和大邑、崇州交界处的无根山随处可见，儿歌至今还以谜语的形式唱道:“红帕帕，包稀饭，又好吃，又好看。”粥，川西人普遍叫稀饭。经文不仅记述了峚山上的物产，同时反映采集野果为生的情况。

峚山之名，还有纪念禹及禹族人发祥地的意义。据徐南洲先生研究，《山海经》中的《山经》是迟于《海经》和《荒经》成书的。按，袁珂先生则认为《山经》早于《海经》、《荒经》⑬，也就是说《山经》中的材料有可能来至《海经》、《荒经》。《海经》和《荒经》多次提到大禹:

禹所积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

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仭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海外北经》)

西北海之外……有禹攻共工国山。(《大荒西经》)

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取乐焉。(《大荒南经》)

禹湮洪水，杀相柳……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仭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大荒北经》)

鲧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海内经》)

……

禹不仅治水，还攻占地盘以供“群帝取乐”⑭(按，有学者研究群帝即群巫)，功劳很大。《山海经》中以上古英雄命名的地方不少，如尧山、轩辕台兜国、女娲之肠、稷泽、共工国等等，都是他们居住或活动过的地方，似乎也应该有以禹命名之地。《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禹出汶山，字曰文命，名密。”据此推测，龙门山南段之名峚山，除自然形态外，还因禹出生在此地或主要活动在这里而得名。虽然《尔雅》、《说文》均释“密”为“山如堂者”，但王夫之《潜夫论·姓氏志第35》指出:“前人书堂俱作启，后人变之，则又作开。”则“堂”在古代又可作“启”和“开”。“山如堂者”即启、开也。而禹之子恰恰名“启”，虽然可能没有必然联系，但至少证明载籍所载禹族和峚山有关应该是准确的。峚山为岷山的一部份。岷山，不少学者认为即淖山，据此，则岷山为沼泽旁的山，与峚山下连稷泽相吻合。

(二)丹水即文井江

《山海经》中名丹水者计有六处，分布在不同方位、不同地域，可能上古描述的文字贫乏或无其他特别之处来命名，所以都是因为流水是红色而得名。《玩·山海》说“《山海经》的作者，略识东南西北，粗知山水走向而已。”“记载错误很多，山水之名多为托撰。”⑮《山海经》原为图，在晋时其图尚存，经文是根据图来描述的，在测量技术有限的情况下，里程不确切，方位不准确是不可避免的。加以各部分并非出自一人一时;各人以各自的起迄座标、中心地域叙述，便出现同一地名、同一地区各经所述差异很大的情况。到刘秀进《山海经》时，更有不少错讹、错简，有的把后来的释文渗入正文;有的把此经之文编入那经;有的方位颠倒，如《海外北经》:“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以下文中诸国的敘述顺序实际是从西北到东北;《海外南经》将《北经》之“匈奴在开题之北”错简在内;《海外西经》将《北经》的四条内容收在内;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传抄时弄错字等等。如《西次三经》的经文

昆仑之丘……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圩。

按，昆仑丘，学者大都认为即今巴颜喀喇山，发源此山向西流较大的河仅今纡尔干河，而黑水如果是《禹贡》中的黑水的话，徐南洲先生考证为今西向东流的洮河⑯，由此可见《山海经》中的西注、西流可理解为从西往东流。“丹水出焉，西注于稷泽。”应是此例之一。

在崇吾山西北、冢隧之南1090里的地域，方圆上千里找不到一条从东往西流的较大河流，即使从巴国各个地方往西北1000里也找不到，但却有几条从西往东流的河流，那就是古江原境内发源于今崇州西北山区，也即龙门山南段的文井江和邛州的火井河、南河⑰。《西次三经》中“西注于稷泽”的河有两条，一为发源于峚山的丹水，一为乐游之山的桃水，与今金马河西岸文井江和火井河为最大的两条河情况若合。文井江在龙门山里从西往东流数十公里，出山后稍折向东南，至新津与岷江汇。火井河则基本上是一直往东流至岷江。因此经文的“西注”应理解为从西往东流。

文井江之名始自《史记·河渠书》及《西南夷列传》:李“冰又通笮道文井。”是说李冰疏通笮道县的文井江。峚山下的丹水便是此江。

(三)稷泽粗识

古江原地域沼泽的遗迹历有记述，到20世纪中叶尚未完全消失。左思《蜀都赋》:

昔者王孙之属、邵公之流……玄黄异校，结驷纷纭，西越金堤，东越玉津。

汉赋中狩猎多在泽中，说卓王孙结驷连骑猎于田泽，西边越过金堤。金堤即今都江堰，从临邛到都江堰必须经过江原，江原为田泽。而卓王孙之所以从河北迁川西，是因为

岷山之阳，有蹲鸱，民至死不饥。(《史记·货殖列传》)

蹲鸱，即芋头，泽泻科水生植物，野生栽培均可食用。既说明那时仍多沼泽，也说明史前人可采集其作为食物，所以这里人们聚居。

《水经注》记汶川广柔县下137里为湿阪，137里到达的正是龙门山下的江原。《尔雅·释名》:“山旁曰阪”，“阪”通“坂”。《说文》:“坡也。”《尔雅》:“下原为湿。”《诗·王风》:“隰则有泮。”“隰”通“湿”。《传》:“泮，坡也。”据此，湿阪即山旁的坡，且为湿地，正是江原地域从西北向东南的地势地情。南宋范成大诗“曲沼擎荷盖，新畦艺绿针”⑱。诗人在沿途看到很多曲沼。公元20世纪四五十年代，崇州、大邑、新津、都江堰等古江原地域还有不少常年积水的成片冬水田，残留着沼泽的明显痕迹。由于丹水出山后没有主河道，水流散漫，所以毎逢下雨涨水，必然形成“其原沸沸汤汤”，人们才在原上筑城防水，故尔留存多座古城至今。这些城地势低的一方不是无城墙⑲就是有缺口⑳，三面阻水，一面排洪。后来李冰疏出主河道，减少洪涝灾害，百姓安居，接受秦人统治，这是通笮道文井的另一政治目的。

经文“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玉膏所出，以灌丹木。”徐南洲、赵俊波等均以为石油涌漫之貌㉑。如果玉膏是石油，石油怎能灌丹木?而且丹木被灌以后还长得鲜亮，果子味道很好，所谓“五色乃清、五味乃馨”。用石油浇灌丹木，只会使其枯死，这是常识。所以应按原文解释为白色玉石和蕴藏白色石的河流流水。川西都广之野那时有大量玉石，广汉三星堆出土大量玉器，必是就地取材。“黄帝是食是飨”是黄帝族人、子孙以柿子为食，用玉祭祀，后文黄帝取好玉以祭“天地鬼神”并“服(佩戴)之以御不祥”和三星堆以玉为祭物和佩戴物是同样的礼俗文化。黄帝族曾在古江原活动，据《崇庆府图经》杜光庭《青城山记》等道教典籍中的中皇上人宁封㉒，早期活动在天国山㉓，山里至迟在汉时就有他的观宇，唐开元十八年(759)才由蜀州刺史杨励迁往青城的。这说明宁封是在这一带发明烧制陶器的，也与双河古城中的陶器类别与川西以外地方不同吻合，这里是烧陶诞生的源头之一，这也与双河等川西史前古城出土的陶器发展情况吻合。黄帝就宁封问三一道，宁封赠其《龙蹻经》等传说，可以推断黄帝族人在这里的活动。峚山下自古有玉，原属江原地域的灌县，与江原紧邻的宝兴，以及古江原的核心地大邑、崇州山中至今还有汉白玉，那时水流中有白玉是肯定的。“玉膏”，《文选·蜀都赋》:“坂坻巀薛而成甗，溪壑错缪而盘纡;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密溢流其隅。”溪壑玉膏，盘纡流隅，正指流水。同书《天台山赋》:“挹以玄玉之膏，漱以华池之泉。”难道是捧石油洗漱?结合“其原沸沸汤汤”，从左思的赋里可以理解为膏液即流水沸沸汤汤。李善注膏液引蔡邕:“凝雨为陆，《洪范》:‘月失道而入毕，则多雨。’《诗经》:‘月离于毕，卑滂也。’”意思是膏液为“多雨而卑滂。”沸沸汤汤的情状。《蜀都赋》这段记述的是成都以西，大部分为古江原地域雨涝淫溢之貌。《南山经》:“堂庭之山，多掞木、多白猿、多水玉。”萧绮录《拾遗记》:“按山海经云:常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闾之地，其木多文。”与今本相较多后句，可见今本有遗。郭璞注水玉为水晶，与萧绮的浮水玉有别，但可证玉在水中，故水名玉膏。至于玄玉，三星堆出土也不少。

泽在古代是宝盆，有陆有水，植被丰茂，故“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既便于采集，又便于狩猎农耕，是古人首选的居住之地。据《左传》等先秦典籍及汉赋记载，直到商周战国时期的许多政治、军事活动都在泽中进行。但遇雨季又不堪其苦，为趋利避害，在泽中筑城，现存的江原史前古城正是这种特定自然环璄的产物。

《西次三经》中“峚山条”所描述的生态和生活，在《海经》、《荒经》中的西经也有描述:

此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众也。百兽相与群居。(《海外西经》)

有沃之国……凡其所欲，其味尽存。(《海内西经》)

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爰有百兽，相群是处。(《大荒西经》)

开明西有凤凰、鸾鸟……北有视树、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凰、鸾鸟皆戴瞂。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花，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海内经》)

按《吕览》中亦有如上记述，这与峚山下的美玉、丹木“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的情况何其相似!而且都在西经!除此之外，仅《大荒南经》中的巫臷民有这种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沃民之国、都广之野、峚山下的稷泽。按沃民之国经文所述方位在建木西，《淮南子·坠形训》: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矣。

有木青叶、紫茎、玄花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海内经》)

据胡太玉先生《众神之国——三星堆》云:“专家考证，(建木)为三星堆青铜神树。”以上述座标，沃民之野在成都平原西部，大致方位是不错的，经文所描述的生态环境和成都西部也较吻合，直到汉初川西仍叫沃野，所谓“岷山之下，沃野。”㉔而江原附近还有广都㉕。又:

后稷垅在建木西。

建木西还有个氐国:

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海外南经》)

流黄沃民在其北，(其城)方三百里。(《淮南子·坠形训》)

袁珂先生认为“民”字乃“氐”字之伪。“氐”，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蜀名山岸胁之旁箸欲落堶者曰氐。”是蜀地产生的字。那么“沃民”和“氐”是同一族属，同在一地。“氐”，低地之羌。《大荒西经》中有云: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不少学者研究认为鱼妇即巴蜀先王鱼凫，或为颛顼。那么，与沃民或叫氐相邻的后稷垅又在哪里呢?

前面说过，《山经》是迟于《海经》、《荒经》的，因此后稷垅、稷泽之名很可能源于《海内西经》: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

另据《海内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矣。㉖

垅者，葬地也。以后稷族聚居、生活、安葬之地名泽，非常合理。很可能沃民或氐是发明并善于种植而被尊称作后稷。而在“后稷葬西”有

流黄丰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海内西经》)

郭璞注“涂”为道路，甚是。四方都有道路，可见三百里地势都较平坦，而在平坦中有山，这地情地貌与今龙门山南段南麓大邑、崇州一二百里的平畴中耸出一座无根山极为吻合。“丰氏之国”袁珂先生注即氐国，也即沃民之国。虽然各经所名不同，但沃、氐、丰以及后稷之葬均在都广之野、建木之西是不错的。

上引经文后稷所葬之地，除“天地之中”任何地方均可指、无确定性外，必须同时有“山水环之”“其城方三百里”“素女所出”“都广之野”这几个基本条件，后人研究曾付出不小努力。郭璞注“都广”即“广都”，甚是。“都”，居也、全也，也指较大的区划，“都广”，可居的区域很大，与金马河东西岸情况相符。杨慎《山海经补注》:“黑水广都，今之成都。”“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但今成都、广都二地没有山水环之的地貌，青城没有天谷地名。但青城山南麓今三郎、西山等山区古名天国山，天谷天国音同而形讹，天国在都广之野的西边。山水环之的地貌只有江原，其东为岷江、羊马河，南有天社山、邛崃山，西有天国、鹤鸣，北有青城、玉垒。公元20世纪末，在江原地域，文井江流域相继发现的六座史前古城，分布在上起都江堰，下至新津，西达大邑，东到文井江东岸，占地面积也就在三百平方里左右，基本符合“其城方三百里”的记述㉗。后稷垅、后稷之葬，无论从方位和局部地貌来看，都在古江原境内，以后稷命名的稷泽符合古江原的地理环境。

“五味乃馨”应是说稷泽居民好馨香。馨者，香味浓烈。《华阳国志·蜀志》说川人“尚滋味，好辛香”，陈柏清先生在《常璩川味断语崇州来》㉘里分析易经八卦方位，结合崇州湿热的地理环境气候，认为常璩的记述来自他的家乡:江原。好辛香，因辛香除湿。双河遗址考古试掘也证实“当时这里的气候比较湿热。”㉙而“奇鸟、怪兽、奇鱼”等也可在20世纪出土的腊玛象化石、鹿一类动物的遗骨以及大熊猫、梆梆鱼这些并不常见的动物中得到证明。唐、宋时期大量的鹿类，明代尚多的虎、豹，现在鸡冠山的牛羚、红腹角雉，各种野禽组成当时的“异物”世界。至于“至其间尽泽”的钟山，虽不能肯定是否在邛崃山脉今芦山、宝兴一带(说详后文)，但从都江堰岷江西岸南下至蒲江、名山，距离300多里尽是山下坡地湿原，大抵与420里的古里相符了。

《玩·山海》里说:“《山海经》对巴蜀的记载很详细。”当然不会遗漏占蜀地很大一部份且地情优越的古江原地域，而峚山、丹水、稷泽便是古今异名的这一地域。从以西经为主的描述中，约略可以看到沃氐之国、后稷、大禹等各部落在这里和自然作斗争、生存、繁衍……谱写一段段生动的历史。

二 姜嫄、后稷与江原

(一)姜嫄之原

公元前318年，秦取巴蜀，设蜀郡，领县15，今存九处县名，未见江原。《汉书·地理志》始录江原县:“(寿阝)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辖地在大江(金马河)以西至龙门、邛崃山，还包括今芦山、双流部分地区。

江原，历来大多数人释为古人误以岷江为长江之源，所以将地处岷江中上游的今崇州、大邑、都江堰、新津等地称为江原。宋人不知究里，索性把江原改为江源。然而，先秦时人们已认为江水源于岷山，或称渎山、汶山、穷山、独山、淖山，在今四川松潘。如:

江出岷山。(《山海经》)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尚书·禹贡》)

岂能以数百里之下江边的原野为江水之源?胡太玉在《众神之国——三星堆》和《破译“山海经”》里说:“我们以为，后稷母姜原，实是姜原氏。姜原为地名，就是江原。”江原即姜原，是以后稷之母姜原氏得名，但没有举证，缺乏说服力。按，原者“广平。”㉚江原实是江边平坦广阔之地。此地貌岷江出山后两岸都是，为何独称西岸呢?因“姜”源于“羌”，姜原为牧羊女之原，和该江西岸上古活跃着羌族牧羊女有关。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祝融降处江水……生术器……以处江水。

——《海内经》(按，祝融亦神农世系。)

有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述异记·卷下》)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淮南子·天文训》)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山海经·大荒西经》)

江水、氐人㉛上面已讨论过，在江原;源于炎帝族的姜原也出在江原。龙门山历史上姜姓甚多，佐禹治水的江渎神姓姜，汉代姜氏出龙门山下等等。载籍以为姜嫄乃有邰氏女，台即台国，在今陕西扶风，这也可能源于后稷封邰之后台人建立姜嫄祠而诞生的传说。关于“台”，《玩·山海》说是指部落居住之地，并非部落名称。《史记正义》:“台，炎帝之后，姜姓，封台。周弃外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为有邰氏。按《正义》所说应该是姜姓封于台后，地名才改为台国，也就是说有邰氏并非土著，而是迁来，这与姜嫄出川西不矛盾。《史记集解》:“或曰姜嫄，谥号也。”赞同者寡，姑备考。《诗经·生民》中并没有说姜嫄生在何处，仅说其子后稷“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隘巷，小巷道;小于街的屋间道，应在较大的聚落中，极有可能指城中房屋之间的小道。这种聚落，迄今周原上未发现大于江原古城者。江原古城在畜牧中可能还扮演着圈栏的角色，当鸡犬豕马牛羊变为家养后必须要圈栏;“牛羊腓字之”也证明姜嫄乃牧羊女，牛羊与其有感情也。同时也可推测城中养殖业已很发达。

姜嫄为西戎牧羊女，西戎之地甚宽，今陕西西南、四川西部、西北及青海、甘肃均是其活动范围。成都西部平原与山区交接处自古为西戎羌人之地，(参见本文关于禹出生地)所谓“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㉜羌人支属部落甚多，直至唐宋仍有许多部落活动，今天龙门山脉仍有羌族。姜嫄是否是这些部落之一呢?

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注经文:

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引郝懿行云:“大比赤阴即赤国郪氏，是也;然谓当是地名则非，疑当是人名。大比或即“大妣”之坏文，赤阴或即后稷之母姜原，以与姜原音近也。”

上引经文乃是后稷及其子孙在某处发明农耕和禹、鲧布土定九州岛之事，同时谈及叔均始作牛耕。同样的记述《大荒西经》里也有: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有赤国郪氏，有双山。

这个大比赤阴或赤国郪氏与后稷族相邻，有密切的关系。大比的“比”可通“妣”。但比的含义并不是母而是“密”。《说文》:“比，密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是与比周。”注“比，近也。周，密也。”据此，大比可训为大密，大比赤阴，即大密姜原，大峚山之姜嫄，兼有地名和人名，和周人始祖后稷族发祥地峚山下的稷泽有关(说详后文)。

前面说过“沃民之国”、“氐人国”，同在江原，与居于近水低地相合;“流黄丰氏”据袁珂先生说“丰”可通“沃”，流黄丰氏即流黄沃民，也指江原部落。江原上古为羌氐各族属活动的地域。前述流黄丰氏所处的无根山全是页岩黄土。关于流黄，《说文》:“火在垄山，黄地色也。”即色似烧过之山，地质学上叫丹霞地貌，正是无根山颜色。徐中舒引《礼记》以证郭沫若《金文丛考·释黄》:“象人佩环，遂以为佩玉之称。”这是今人的解释。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这样解释，《淮南子·本经训》:“流黄出而朱草生。”高绣注:“流黄，玉也。”左思《吴都赋》:“紫贝流黄，缥碧素玉。”古今一辞，流黄肯定是佩玉之俗。而《山海经》中有佩玉习俗的仅在《西次三经》中的稷泽:“佩之(玉)以御不祥”，这足以说明稷泽中住着记述名称稍异的同一族属，流黄丰氏，也即姜原氏。

即使今人有把流和黄拆开解，认为“流”即《礼记·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是指荒服;黄则为土色或佩玉，也和无根山情况吻合。“流黄丰氏”即经中的“流黄辛氏”，也即“赤国郪氏”，辛、郪同为西韵，音同可通。黄色深则赤，赤，从大从火，古文从炎从土，火烧之土，与黄一义。“是始为国”，“国”通“郭”，训为城，实指今无根山周边的江原史前古城。而出现辛、郪等音同字不同的原因，也与《山海经》为多人记述有关，各人对发音的记述不同，所以出现同一地物而称谓之字不同的情况。

无根山东麓，公元2000年在六城之外又发现一座古城，中科院考古所与成都市考古所联合进行地面调查，仅拾得汉代陶片，但城墙的垒筑形制和双河城垣一样，不排除汉代人使用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可能。关于城，《山海经》记载仅一处，已见前㉝。《吕览·君守》:“鲧筑城”，鲧为禹之父，西戎羌人，与江原紧邻;与稷之母同时代。稷之母“大比赤阴”“始为国”，“国”通“廓”训城，即始筑城，时代与鲧相合，可见江原诸城是西羌所属各部落共同创造垒筑的，而城邦制为一城一国，所以史籍出现名称的小有差异。

公元2005年，在无根山里发现许多石核，也为新石器时期的遗物。此山海拔不到千米，各山头似座座土台，沟坡遍布，谷中土地湿润，古代水草丰茂㉞，宜于放牧。这个地区放牧的羌民部落也有可能叫有邰氏。有邰氏的牧羊女在山下后稷族人晚上祭祀时，跟随神尸㉟的脚迹野合于夜色中，生下后稷，反映了上古江原地域各部落间通婚的情况，这种情况后来又重现在关于杜宇和朱利的传说中。唐李冗《独异志》:“有娥简狄氏，呑鸟卵而生后稷。”与稷泽中民食凤凰卵㊱相合，这是因湿地宜留下脚迹和食凤凰卵产生的两种传说版本，且至今川中孕、产妇尚以鸡蛋为营养品而大量食用，似也与姜嫄履大人迹而孕有某种联系。

(二)农耕族的发祥地

稷泽是因后稷族的生活之地和葬所得名，江原的地貌和地情与之相合。后稷是农业的始祖，载籍中比比皆是。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舜典》)

暨益稷，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益稷》)

自禹以后，历朝历代都祭稷，周代以后配祀天地，“盖稷出于社”㊲，是因为姜嫄“践帝之迹于畎亩之中而欣喜。”㊳可见原始社会农业和婚姻的关系。姜嫄为游牧而后稷为农耕，他们的结合反映游牧向农耕的过渡，就像后来杜宇和朱利联姻是锄耕向牛耕过渡一样(详后文)。

稷，《说文》:“离也，五谷之长。”《大荒西经》:

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谷。

稷是个世代业农的部落。稷，又可作百谷解。稷，《甲骨文字典》作，象一人戴宽边物(或为帽)，手伸向前，跪蹲于地，在田中刈割的形象。古文，作田下之人面对禾苗，更为形象。稷为周人之祖，周，密也，其发祥地可能与密山相关;《甲骨文》作、，徐中舒先生释为“象界划分明之农田，其中小点象禾稼之形。”有一定道理。但此字更象水田;周是水与田的结合，即(水)在(田)中，由此可以推断，周人是发祥于水田中的农业部落。周字的象形为水从上面流来，漫串于梯田中，正是江原湿坂的地势水情，非常生动准确的表现。周人发祥于沼泽水田中还可以从《诗·凫鹥》中得到证明(详后文)。

江原的环境符合后稷，即周人的生存繁衍，而地处秦岭之北的歧山周原㊴，那时已是旱地环境。中国南涝北旱的情况在新石器时期已出现:

应龙蓄水……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大荒北经》)

黄帝与蚩尤在翼州大战时下魃止雨后不上，故北方不雨而旱。这是用神话诠释旱象。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海外北经》)

不足者，水少也，少水故渴，少水故旱。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经》)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大荒东经》)

旱魃在北方;应龙在南方，北旱而南涝。据此，依靠水田的部落怎能在歧山发祥?涉及渭水流域的《山海经》经文大约在《西次首经》《西次二经》《西次四经》，除《西次四经》外，前二经所有地方祭祀均不用糈或稻，说明此二经所历之处不产水稻，《四经》祭祀虽用稻米，但仅记渭水受此经之水而不是渭水流经之地。《禹贡》、《史记》记大禹曾经治理过渭水，没有言及开稻田，即使歧山下渭水河滩有少量稻田，也是后来“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之水以溉田”㊵乃是后来修渠引水而不是自由散漫的状况。说不定正是后稷迁歧后开始的引水工程，因为他们毕竟长于水田耕作。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如周字所形象记录的自流漫灌梯田的情况。且“春夏干燥，少水时也。”㊶正在水稻生长时缺水。且歧之稷族“陟则在巘，复降在原”㊷在漆、杜时是生活在山上，后来下周原的(也许正是这个民族不习惯山居才下的周原)。余冠英先生释此诗“乃埸乃疆”为田的界畔，而非拦水、贮水的田埂。埸疆为大界小界的划分，与平畴水田以道路、田埂划分有所不同。《诗经》中记录周人历史的篇章《生民》、《公刘》、《绵》等没有见到有关水田劳作的形象，所以周人应该如《山海经》记载发祥于稷泽，后来迁往北方的。

江原地域今黑石河、文井江、出阝江沿岸，土地的耕熟程度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土壤呈黑褐色，腐植质相当多。《华阳国志·蜀志·江原县》:“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羌筒即当地羌人所制竹筒，用以盛布，今四川荣昌一带犹有此俗。好稻田除紧邻江原的广都“江西有好稻田”(按广都之江西原亦为江原地)。其他属于成都平原蜀郡范围内仅繁县“有泉水稻田”。成都县“新开稻田”。好稻田当然是耕熟程度高，作物产量高的水田，这说明江原的稻田开垦时间最早。秦取巴蜀“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㊸证明历来蜀米产量之盛。沿江而下为沿岷江而下，因江原、广都均在岷江边，便于装运。江原人有丰富的水稻栽培技术，加以土质好、自流灌溉，故产量高。其土壤非上千年耕作岂能达到这种程度?

《史记·周本纪》:后稷

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好种树麻，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

按产麻之地《山海经》中只有一处，《汉书》云山东、广东产麻，未及江原。而《华阳国志》记江原出好麻，织成的黄润细布远销西亚，扬雄《蜀都赋》也说成都西部的麻布很不错，这说明汉初江原的麻种植很发达。从周成王时“西戎贡火浣布”㊹，即用硫黄熏麻布始，直到20世纪中叶江原犹是如此，可以看到继承后稷种麻的脉络。

江原古城的考古发掘证明，4500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邦国制初具雏形。出土的细石器、磨制石器不能用于狩猎，只能用于食品加工;小型陶器方便贮存和炊煮蹲鸱、稻米等植物性食物和饮水、饮酒……稻字的甲骨文、，“象米在器中”㊺，这个器是一支尖底、盘口或敞口、喇叭口的罐，尖底器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较多;现在的稻字，除开形意的禾字旁，应该是一支有盖的小平底罐装着米粒。这种盘口或敞口、平底的罐江原古城出土很多㊻，直到西汉仍是江原人的主要盛器，是此地当时稻作文明已较发达的有力证物。当前考古界公认陶器和磨制石器是农业生活的重要标识，江原那时除采集外已有较发达的畜牧养殖和出现作物栽培，筑城便是原始种、养殖业的一种重要设施。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比宝墩文化早一千多年，尚已成片栽种水稻，何况同在北纬30度线稍北的江原;能筑如此大城的居民!

再来看看后稷、沃民、大比、郪氏所在地域的情况，不妨详细引用上面已提到过的《山海经》文: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陲，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岛。(《海内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花，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海内经》)

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碧、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大荒西经》)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帝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郪氏，有双山。(《大荒西经》)

穷山在其北。此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海外西经》)

(峚山)其上多丹木……黄花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西次三经》)

各条所述景象大致相同，俱在西经，所指地域前已讨论过为江原。穷山即岷山已为各家认同，“穷山在其北”再次坐实描述的是江原。这里有姬姓西周之国，“国，人物之党也。”㊼也就是姬姓姬族党聚之地，当指后稷族所葬之地的江原古城。这里是一幅农业生活的和谐景象:食凤凰卵者食鸡蛋也，鸡，民间戏称凤凰，今崇州、大邑犹是;鸡蛋是此地居民喜尚的食物。百兽相与群处，状家畜养殖发达;冬夏播琴㊽，草木所聚，灵寿实花，即可种植两季，且植被葱笼，果实丰熟，与今天金马河西岸的种植时令、植被情况完全相同。此草也，冬夏不死，正是四季皆绿。其他前面已讨论过，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后稷葬焉”之地“爰有膏稻”等，再次证实周人起源于水田的观点。而江原至今几乎所有粮食作物均可在此生长，所以“后稷降以百谷”。

江原是我国农业起源地之一，《山海经》以后的文献也能证实。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此与后稷发明农业似有矛盾，下面将予以讨论)，一号杜主。时朱提梁氏女游江原，宇悦之，纳以为妃。(《华阳国志·蜀志》)

扬雄《蜀王本纪》略同:

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原井中出，为宇妻，遂王于蜀。(《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

井者，市井也。朱利是市井里的居民;井，《周礼》中为千田，则朱利乃从事农田作业的女子，江原农业先于杜宇而存在。杜宇和蜀王开明一样为氏族名，开明传12世，如果杜宇也传十余世，以最先称王的杜宇推算，约生活在古城筑成后数百年，“教民务农”不是“播时百谷”，应该是继承和发展江原农耕。朱利，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江原的农耕女神，可能是牧羊女的后裔㊾，从事锄耕农业的女性。后稷族人的农耕以后不断进化，所以有叔均代父辈播种百谷、始作牛耕的记载。叔均和杜宇一音之转，会不会叔均即是杜宇呢?所谓代者，是原属后稷、台玺之事，后来一度停止，被其后裔重新开始呢?这些问题将在下面讨论。

(三)江原的周人习俗

常璩根据《诗经·汉广》及《毛诗注》，在《华阳国志·蜀志》的开篇便说:“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无异于说蜀地包括江原在内周人影响甚大，并且有夏声。由此可知在魏晋以前此地夏、周习俗之盛。时至今日江原尚有许多周人习俗，从中可以看到并非仅是文王之化，而是源于公刘之前的后稷族时代。

《诗经·公刘》:

止基乃基，爰众爰有。

夹其皇涧，溯其过涧。

余冠英先生释为夹涧而居和面涧而居。㊿这种择居习惯一直在江原传承。《文选·蜀都赋》:

于西则右挟岷江……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

成都之西、岷江之右，正是江原。南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蜀州:

人家悉有流渠修竹。

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依然是傍水择居。而在公刘时已“夹其皇涧”，可见此俗早已形成，应始于公刘之前，或即后稷时代。

民国时期，江原农村在农历五、六月间，毎日巳到午时，妇女们给田间劳作的男人送酒食、烙饼(俗称软粑子)，一路调笑。这种情景始见于《诗经·载芟》:

有嗿其馌，思媚其妇。

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公元1987年在今崇州公议乡境内发现的大型隋唐窑址中有大量用于给田间送酒饭的四系或双系盘口罐，说明这种习俗数千年未曾中断。到20世纪50年代前仍是如此。

江原农村筑土墙，用木板夹筑，场面、过程和《诗经·绵》里一模一样。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筑之登登，削屦冯冯。

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江原地域喊父亲为“伯伯”，不仅是血缘的含意，还包括《周礼》、《礼记》中“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男子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有年长、职能、为首等诸多含意，与喊爹、爸、父亲略有不同。

江原人叫巨大的不知时代的山包、土墩、大坟冢为“生姬”，一说为“生基”，意为生命的根源、基础。来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产生在秦汉以后。如果是这个含义，那么所有坟茔无论大小都应该叫“生基”而不仅是大坟，应该有另外的意义。闻一多先生《神话与诗·姜嫄履大人迹考》:“姬者，犹言足迹所生。”引《广雅·释言》:“姬，基也。”生基也即生姬。因此，所谓生姬，是说传衍下来足迹所生的部落，指后稷之葬，即《山海经》中的“西周之国，姬姓。”《山海经》大部分成文于周初，时周天子统率各诸侯国，这里如果不是公刘以前的姬姓国，作者当不会如此记述。姬姓的后人不知“先王之所思，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故先王之葬，以葬于山林则合于山林;葬于阪湿则合于阪湿。此之谓爱人。”“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复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害怕被发掘受辱，所以“不封不树”。这些先王的葬地没有任何标记，今天的考古调查也未发现。其实这是原始社会的葬俗，并且所谓谁葬那里，很有可能是指其领导的部落的葬地。秦汉以后的百姓们以当时富贵人家的葬俗，来揣度史籍记载的后稷这样的祖先应该有高坟大冢，但又不知具体位置，所以把大土墩、土台、小山都叫生姬了。

如果说上述习俗其他地方偶尔还有一、二种，并非江原特有的话，那么过年包粽子、十月蒸醪糟就是江原独有的源于公刘以前的习俗。

吃粽子，历来被认为是纪念屈原，端午节投粽于水以免蛟龙吃掉爱国诗人的香躯，江原周边的成都、眉山、雅安等地都在端午食粽，显然是缘于楚地的风俗。而在今崇州、大邑、都江堰、新津等地，人们至今沿习在农历岁末和春节吃粽子，这是源于《诗经·生民》里记述的以米饭作祭品的习俗。

诞我祀如何?

或舂或揄，或簸或揉。

释之溲溲，蒸之浮浮。

载诗载帷，取萧祭脂，取羝以軷。

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

后稷肇祀。

舂出米，淘米蒸成饭，盛在豆里，发出香味作为祭品……与江原人岁末淘米包成粽子、煮熟供于神龛或餐桌，向祖先跪拜后方食用一模一样。诗中的“以兴嗣岁”分明就是说从头年开始到第二年，和今天江原岁末包粽子吃到次年春节完全一致。粽，与宗字同源，有“宗”的含意，“宗周”，即继承后稷开始的这种祭祀，即“后稷肇祀”。不说古公亶父、不说公刘，标明此习俗源于发明水稻栽培的后稷，而非文王之化。粽叶包裹煮出的米饭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其香始升”说不定那时包裹的正是江原周边低山丘陵、泽中陆地大量生长的粽叶。用米饭祭祖先平时也是，笔者幼年每天早晨将两个小酒杯合成的米饭团，敬置于堂屋神龛上给祖先神位烧香磕头，和《西次三经》:“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以及《淮南子·泛论训》:“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是完全吻合的。民国时期，即使并不十分富裕的人家，安葬亲人同时瘗玉，也是继承那时的习俗。

周人尚醴，《诗经·载芟》、《周礼·酒正》、《仪礼·士丧礼》、《礼记·郊特牲·王制》等记载，周人祭祀进献醴。醴是用秫米酿的甜酒。秫米即糯米，江原人称为酒米，专用于酿醴，发酵后滤渣叫甜酒;不滤渣即煮食叫醪醩，也在每年冬初酿造。

享庙之际，冬曰烝。(《礼记·王制》)

是月也，大饮烝。(《礼记·月令》)

十月醪醩子。(江原谚语)

十月是酿醴祭祀之月，按周历十月为岁末;今江原于十月蒸醪醩，吃到过年，时令古今不悖。烝，进献。江原此俗有传承脉络。《剑南诗稿》中《野饭》、《湖上晚归》:“时能唤邻里，小瓮酒新漉。”“硕果畦丁献，芳醪稚子斟。”新漉，刚滤出的。写上二诗时陆游正在蜀州任上。清代乾隆时，《崇庆州志》载知州林良铨诗《蜀州》:“庭多围绿竹，家尽酿春醅。”春醅，备吃至春天的醪醩。……

江原还有不少周人风俗，如“既种既戒，去其螟螣，去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秉畀炎火。”，其实就是上世纪初农民还在使用的烧杂草和稻谷桩头以消灭害虫;“文王嗜菖蒲菹。”即今崇州人用菖蒲草沤豆豉;以及过年杀年猪祭社及祖先等等……

为什么江原流传这么多周人风俗，且有不少为江原独传，难道全是周朝的统治者提倡和推行?如果是，其他周人直接管辖的地区为何反少这些习俗?而蜀国仅和周朝关系较好而已。风俗是约定俗成，需经过较长时间蕴酿和积淀。原始祭祀产生于生产、生活;产生于与自然的斗争中，而不是某某人强制推行，况在夏、商时蜀乃独立国家，即在周时也非直接从属于周，自有其生活、生产习俗，文王之化怕也不能达到此地。江原的这些风俗乃产生于后稷族人栽培稻谷的生产活动中，从后稷时一代代传下来，所谓“后稷肇祀”。

东汉应邵《风俗通义·祀典第八》:

未之神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于西南。

先秦时西南一带的人们每祭祀总是朝祖先发祥的方向，三星堆的祭祀坑朝向西北龙门山，就是他们的祖先从龙门山下到川西平原之故。西南是江原人尚滋味的方位，也是后稷发祥的稷泽所在方位，祠稷于西南者不忘故土也。这说明至迟在东汉，还有人依稀记得后稷族的诞生处。而在江原，至迟在清代还有人知道此地遗存周人习俗。乾隆时桐江人顾尧峰任崇庆州知州，修《州志》时在《风俗》章中说:“州民以农为务，勤劳陇畔，不稍懈惰，有豳、岐遗风”可证。

三 “舍潜于歧”

(一)“舍潜于歧”解

雅安博物馆陈列芦山东汉《樊敏碑》:

肇祖伏羲，遗苗后稷，为尧种树，舍潜于歧。天顾亶父，乃萌昌、发……君赞其绪，华南西畺。滨近圣禹，饮汶茹(氵防)。

按樊敏(119—203)为雅安芦山人，曾任巴郡太守。芦山与古江原县接壤。据碑文记述是滨近圣禹，饮汶茹(氵防)的后稷后人。这就是说后稷族后裔邻禹出生地，饮汶江，即岷江水，是后稷族在江原的另一佐证。姑且不论后稷是否为伏羲的后代(其母为伏羲族，见前述)，不过该碑言后稷“为尧种树，舍潜于歧。”却颇值得玩味。

后稷为尧、舜、禹时的农官名，载诸先秦典籍:

稷隆播谷，农殖嘉谷。之后成功，维假于民。(《墨子·尚贤》)

得后稷，五谷殖。(《荀子·成相》)

秦以后的典籍中更多: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舜典》)

暨稷播，奏庶鲜食。(《尚书·益稷》)

尧举弃为农师。(《史记·五帝本纪》)

而稷也没有辜负对他的信任:

相地之宜，宜种谷者稼穑焉。

天下得其利。(《史记·五帝本纪》)

据司马迁记载，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是说后稷一族的首领自尧始相继为农官且有功德，若是一人何能历数代?这一族人善于农耕，有丰富的栽培经验和技术，所以历有“令德”，到帝舜时才“封弃于邰”。马骕《绎史》:“35世以后为稷，佐尧有功，被封为稷。”是因为这一族有播百谷的特长到35世以后才封为主管农业栽培的。这族人的特长如何形成，在被封之前35世之久在何处活动，虽然史籍语焉不详，而我们已讨论过应在江原。先让我们来研究“舍潜于歧”，歧即歧山，在渭水北岸的周原，即邰。被舍之“潜”在何处呢?

按，潜，即潜水。《禹贡》记有两处，一在荆及衡阳:“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一在华阳黑水之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具体位置诸说不一。《尔雅·释水》郑注:“今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其尾入江耳……华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谓沱也。潜则未闻象类。”孔颖达《尚书正义》:“此则解荆州之沱潜发源于此州。”和梁州沱潜了不相干。周秉钧注《尚书》采郑说，也失梁州之潜。《史记·索隐》认为“潜出汉中安阳县西，北入汉。”《正义》引《括地志》云:“潜水一名复水，今名龙门水，源出利州绵谷县东龙门山大石穴下也。”《史记·集解》引孔安国疏则把禹贡荆、梁二州之沱、潜合为一，认为均“源于此州，入荆州。”《汉书·地理志》云:“今蜀郡郫县江沱、汉中安阳皆有沱水、潜水，其尾入江汉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寿阝江，首出江，南至犍为武阳入江，岂沱之类。”说寿阝江与《禹贡》沱水相类，言外之意即潜水或江原亦有水类潜。而孔颖达认为孔安国为武帝博士，不容不知《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所说“沱出于江、潜出于汉”“入于荆州”是正确的。孔颖达是孔安国后裔，姑不说是否有维护祖先之嫌，二水既源于梁州均南流入江经巴郡入湖北，是江入荆州而非沱潜入荆州。孔颖达又疏《禹贡》荆州“浮于江、沱、潜、汉”云“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显然与梁州无涉。对于《禹贡》二州皆有沱、潜，如何解决方位上的矛盾?孔颖达对源于梁、入于荆之说也不满意，所以他又说:“盖以水从江汉出者皆曰‘沱潜’”，这样名沱潜的江河更多，具体在何处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更混乱了。按，枝江、潜江在今湖北中部，荆州市东面，长江中游，与岷、嶓了不相涉。梁州之沱、潜应“滨近圣禹，饮汶茹(氵防)。”胡太玉《破译《山海经》认为(氵防)即今什邡，姑备考。但与岷山(汶山)岷江(汶江)相近是明白的。就《尚书》所记应在岷、嶓山下，与蔡山(今雅安周公山)蒙山(今雅安蒙顶山)同一地域，可以肯定这个潜水在岷江附近，《地理志》所说寿阝江，近似，盖寿阝江出于湔江，至武阳又入于湔江，湔、潜一音之转，湔、灒同音;灒、潜同音。《集韵》:灒，财仙切，音潜。”潜为灒的坏文。许慎《说文》:“潜，涉水也、游也。”《扬子方言》:“灒，污陷也;一曰水中人。”二字同义，所以《康熙字典》又说“灒，亦作浅、湔、溅。”潜和湔乃同音义，潜水即湔江，否则《禹贡》何以同名迭出而不同地域。再则，与沱水并举，梁州之沱在今四川绵阳，北往南流，与荆州之沱西北往东南流方向差很多。梁州与沱相邻之潜也北往南流，故潜为湔江或其支流寿阝江，指江水(即岷江)都江堰到新津这一段，即今天的金马河，与“水从江、汉出者皆曰沱、潜”合。按岷江源出龙门山北之松潘，《说文》:“湔水出蜀郡绵虒玉垒山。”玉垒山在都江堰。《汉书·地理志》:“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郊外，江水所出矣。”《华阳国志·蜀志》记岷江上的都江堰叫湔埝。《水经注》:“江水历氐道县北，湔水入焉。”按《说文》和《水经注》似应为岷江支流寿阝江。无论支流正流，湔堰以下都指岷江西岸，正是后稷族人所居之稷泽，这就符合该族人的“舍潜于歧”，从岷江西岸迁往北方，去“为尧种树”了。樊敏东汉时住芦山，则可能是稷族留居者或又从北方迁回蜀地了。据雅安博物馆《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记》:“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赞其绪，华南西疆。”稷的后人散居楚、梁，而樊敏则“赞”祖先之“绪”，住在江原紧邻之“华南西疆”的芦山。华南西疆即华山之南面的西部，应指芦山。这就是说东汉时后稷族的后裔还在江原附近“赞”后稷之“绪”。

那么，除了稷族“为尧种树”而北迁以外，文献中有没有关于北迁比较直接的记述呢?我们注意到《史记·周本纪》有引穆王时祭公谋父说稷之子不窋自窜戎狄之间的记述，而朱熹《诗集传·豳风》中有比较详细的转述:

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乃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复修后稷之业……

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

1.自窜于戎狄之间分明是迁徙，虽然没有说从何处窜走。

2.迁徙时间在后稷封邰之后，迁徙后几代才出公刘。

3.迁徙的原因是失其官守，但不知是何官又为何弃(这里作放弃解而非人名)稷(这里作稼穑解)不务。

4.不窋自窜之前并不住在北方，住在何处?

这里的戎狄当然包括峚山的羌氐等西戎在内。这里的夏之衰，《史记集解》韦昭注“夏之衰”为“太康失国，废稷之官。”如果是太康废农官，何以不窋反而迁往稷之封地至后代复修其业?而稷族与夏之关系密切，怎能弃稷不务?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如果不窋或稷族因其他原因在稷泽站不住脚(失其官守，或夏人失国)而从岷江西岸往北方(他们的首领所封之地)沿龙门山东西麓，经西戎的地域到达或接近北狄所住的地方，这似乎更加合理。

沿这条路线迁徙的不仅后稷族人，姜嫄族也一同北迁。他们先是迁至渭水南岸，今姜水上游(可能在那里定居后才名姜水)。后又沿渭河南岸，再越渭水进入周原。而后稷族也经历了从漆到杜的过程。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曾说:“《诗经·大雅·绵》和《生民》把传说的原始性保存得很浓厚……还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社会的远景。”这远景可能远在后稷前。郭沫若先生还说周人是善于迁徙、不断迁徙的民族，所以后稷被禹任命负责迁徙:“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把相对密集的人口迁徙到生活资源丰富或未被开发的地方。

后稷族人北迁后的一系列行为也说明他们是从岷江西岸迁来的。

前引《风俗通义》周人祠后稷于西南就像三星堆人祭祀坑朝向西北一样，是怀念祖先的发祥地，同时也反映两地同一风俗，方向不同但指向一致，同风俗也可能是同族源。

《诗·大雅·凫鹥》编在“生民之什”，此“什”均为周人祭祀祖先的祭诗。《凫鹥》是祭祀后稷的。前面说过《山海经》最早的篇章写成之前，我国南涝北旱的情况已经形成，已演变为“应龙”、“旱魃”的神话。而《凫鹥》的背景却俨然是江南水乡:“凫鹥在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不能笼统地释为在山边，何况“亹”也不是山。

泾，《庄子·秋水》:“流之大。”注云:“通也，谓通流也。”《集韵》:“泉也，挺直流也。”

沙，《说文》:“水散石也，水少沙见。”《尔雅·释水》:“颖为沙。”注云:“大水溢出，别为小水。”

渚，《尔雅》:“小洲曰渚。水中可居曰洲。”《释名》:“遮也，能遮水使旁回。”“聚也，人及鸟物所聚之所。”《诗集传》:“小歧曰渚。”《韩诗外传》:“一溢一否曰渚。”

潨，《说文》:“小水入大水。”《诗集传》:“水汇也。”

亹，《诗集传》:“水流峡中，两岸对出入门也。”

综合上述水情地貌，大小水分分合合，水流散漫，有洲有沙，有水从两山间流出，完全是文井江出山后，稷泽的地貌。可以肯定《凫鹥》诗的背景是沸沸汤汤的沼泽。凫翳是捕食鱼类的鸟，应该就是蜀人鱼凫族的图腾，鱼凫的时代大致在夏中期到商中期，三星堆出土有大量鱼鹰嘴的铜器，蜀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以捕鱼鸟为图腾。《凫鹥》中说明周人的生活与鱼有密切的关系，这不由想到秦汉时江原“民食稻鱼。”。可以从诗里看到，在祭祀的舞蹈中有装扮成凫鹥的巫(神尸)，而诗是一首祝辞，活动是他们记忆中西南故乡的场景。

1975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发现鱼国墓葬，出土敞口尖底器和握圈小铜人。葬俗和陶器与四川新繁、金堂墓葬相同;青铜人和三星堆青铜人相同。地处江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中喇叭口、侈口器占绝大部份，有许多尖底。宝鸡市博物馆罗连成先生推测，鱼国人早年翻越秦岭来到渭水南岸的清江河边，后来成为西周的诸侯国。早年到什么时候，从陶器分析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为什么周人会分封?鱼国应该是姬姓或姜姓，为后稷或姜嫄的后裔，或是江原某一随后稷、姜嫄“舍潜于歧”的部落。

大量材料表明，周人和蜀的关系至为密切，“武王伐纣，蜀与焉。”《逸周书》、《绎史·年表》等记西蜀羌人在周建立王朝以后多次主动入贡，并非仅仅因为殷人曾经歧视和打压蜀人，还有深沉的族属渊源在内。

后稷族人除北迁外，有一部分是南迁了的，也有少数人留下来或移居巴地，前引《樊敏碑》有“君赞其绪，华南西疆。”“或居于楚，或集于梁。”便是他们祖先原来饮于岷江，后迁徙各处的证明。而留在稷泽的少数人与新占领该地的炎帝族融合、同化，很可能便是朱利族的祖先。

(二)南方去来

南迁的人们沿着他们长期以来非常熟悉的横断山脉雅砻江河谷到达今西昌、云南一带成为淑士国或淑士族。徐南洲先生认为淑士族的杜宇是从南迁来江原的，与一般学者认为杜宇族是从岷江上游山区下来的氐羌支裔不同。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下山和南迁在时间上有先后，实际情况是从岷山下来的羌和氐的支裔——后稷族在南迁后又回到故土。

前面引用过的《山海经》中有关牛耕的叔均即杜宇，其证有五:

1.叔与杜同为双声叠韵，同在鱼部，都为定母，音近可通。宇，大也，王力《同源字典》:“宇、芋、竽，晓匣旁纽。”同为大的意思。《广雅·释诂》及《方言十二》均谓:“宇，大也。”《尔雅·释诂》:“宇，大也。”《吕氏春秋》注:“竽，笙之大者。”均，《说文》:“平，徧也。”徧，即遍。可作大解。“徧，币也，周也，周盛貌。”均可训为周。江原地势较平坦宽阔，大量出产蹲鸱，即芋。《说文》:“芋，大叶实根骇人。”与杜宇生活、活动在江原的环境若合，宇、均(周)二字同与生活环境有关。

2.叔均为稷的后人，一作孙或曾孙，《大荒西经》作侄，我认为孙和侄都不一定是具体的辈份，应理解为其族后代。周人的图腾为杜鹃，《说文》:“嶲，周燕也，从佳，屮象其冠也，冏声。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皆起曰是望帝也。”子嶲即杜鹃。人死怎能化为杜鹃?杜鹃实为杜宇族的图腾，与周人之燕同为一鸟。杜宇、后稷皆在江原发明、发展农业，故江原人至今认为杜鹃叫声为“割麦插禾”。无论杜鹃、周燕都是农耕族的图腾鸟。叔均与杜宇是同图腾的周人后裔

3.《大荒西经》:

有国名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有人名曰石夷……

淑士与后稷均出黄帝、颛顼。徐南洲先生认为淑士即朱提，王文才先生认为朱提即朱亭，在今崇州;朱提即朱堤，丹水边的城，即江原史前古城。徐先生还说栗广之野在今凉山州，石夷即杜宇族。叔均疑即淑士族的首领，只有这样才能解疑两个朱提的联系。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栗广之野即都广之野，若此，更能证明叔均即杜宇，为后稷族人。淑士即叔均，士可训为君，君均同音;士、君同为对男子的尊称。

4.叔均和杜宇同为发展后稷之“播百谷”者。降或播百谷，是变野生为人工栽培。二人同是将锄耕农业改革为牛耕者，叔均之事具载经中，杜宇“教民务农”则应该是变锄耕为牛耕。因后稷早已发明种植，江原古城的出土文物也证明4300年前已有农业，为何迟到公元前1000年上下的杜宇时代才教民务农?因江原原住民仍为锄耕。朱利的利字，甲骨文象一女子用耒翻土，象征锄耕农业，而杜宇“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说明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牛耕。叔均的“始作牛耕”也就是“以汶山为畜牧”的成果。“牧”，管理、驱使，包含“牛耕”的内容。杜宇也即是“始作牛耕”的叔均，否则他来“教民务农”便多此一举。正因为他变锄耕为牛耕，大大节省人工，提高了生产力，所以被原住朱利族人接受，进而通婚，这是《蜀王本纪》等关于江原杜宇和朱利的历史情况。

5.叔均代后稷播百谷当在稷泽，否则不应叫代而应名创，至少隔数代以后又才在这里恢复其柤上的事业;杜宇的主要活动也在江原，扬雄《蜀王本纪》:

梁氏女名利，从江原井中出，帝悦之，纳以为妃。

井者，千亩田也;或指市井，可能为某座古城。无论大片农田还是某座城，足见江原农业发展，需要牛耕。

各种版本的《山海经》都记叔均“代”台玺和后稷播百谷，换言之，播百谷本来是其先人的事。为什么由叔均代呢?应该是先人因为什么原因不再播了、中断放弃了。继而说代，其间可能存在一个没有播的时段，那就是后稷族迁走以后，叔均(杜宇)返乡之前。

关于蜀人南迁的记载还有文献佐证。《史记正义》引《谱记》:“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四川历史上的蚕丛国破时代约在禹末至夏代前期，是否就是古城居民南迁到姚州(今云南姚安)、嶲州(今四川西昌)呢?有可能，因为时代基本吻合。而徐南洲之说更可以证明蜀人南迁后又返回川西。今天残存的彝文古文献中不少关于蜀和与蜀交流的记载也可从中获得蜀人迁徙和返回的信息。

杜宇族为什么又回到稷泽呢?

我们知道，农耕和自然气候、天文地理关系密切，农耕往往伴随对自然认识的发展，从而出现原始的天文知识和传奇性的天文人物。后稷之父帝俊，也即帝喾的妻子常羲“生十二月”;羲和“生十日”。常羲和羲和，据《破译“山海经”》考证:“帝俊妻其实就是赤国郪氏。”也就是前文分析的江原姜嫄。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生十二月”就是发明以十二月为太阳周期的历法;掌握春夏秋冬四时季节。江原地域的居民有当时先进的天文知识，姜嫄族是掌握不少天文知识的部族，而后稷族的农业活动须由天文知识辅佐，这可能是后稷和姜嫄通婚，后来同时迁徙，关系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破译“山海经”》认为当时有不少天文“观察站”。徐南洲先生在《古巴蜀与“山海经”》中考证，都江堰的天彭阙、什邡的土门子等就是杜宇族使用过的观象站。且不说都江堰有一大部分属古江原，今大邑、崇州也有类似的观象站。清《嘉庆崇庆州志》:“百家门在州西八十里，旁两山峙立，上阖下开，门内二里有天生桥。”这个“百”字疑为“白”字之讹，因为这里自古住着羌人，白为羌人崇尙的颜色。天彭阙也为“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徐先生认为:“应该是古蜀国社会农业、牧业生产发展到要求准确地测定四时，蚕丛部落用来观测季节的一种工具。是后世‘土圭’的原型。”“如门、如阙，相互对立，都有山与地面相交成直角的涵义。”“土圭形制的每一个条件，莫不具备。”土圭是古代用以定方位、测日影、定季节的天文设施。《民国崇庆县志》把这种土门的作用说得更明白:“怀远枫香嘴，由崇达大邑之孔道也，旧志两山夹峙，上有古枫高数十丈，古根盘屈似斗魁之象。”两山夹峙为土圭;根似斗魁是巧合还是人为?如果是人为，那么后人曾在这里建造天文设施观测并记录天象;据考古调查，这个孔道有明显的开凿痕迹，是上古先人有意建造的“土圭”。周代，灵王用蜀人苌弘“执周室之数”，汉代，阆中落下闳在长安制定历法，蜀人有天文气象的优秀传统。后稷族的后人知道故乡的天文水平、有较完善的天文气象观测设施，而这些在云南、西昌的淑士国是不具备的。

后稷族后裔南迁后大概感到许多不便，首先是没有农业生产非常便利的湿阪;没有仅靠野生便能生活的植物资源，如使“民至死不饥”的蹲鸱及鱼蚌等，从而无法抗拒自然灾害使农业欠收带来的饥荒;也缺乏观察天象掌握季节的土门、土台、山峰、垣口;再就是离开故土念念不忘祖先的发祥地。他们把杜鹃鸟的叫声“催归”谐为“不如归去”便是这种感情的反映。因此，当稷泽社会安定、环境适宜生存后，他们又沿着熟悉的路线回到江原，重新在后稷族播百谷的土地上从事耕种，所以经文称为“代”。并且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水田和无根山丘陵地的开垦，促使耕作技术产生变革，以牛耕代替锄耕，这应该就是从播百谷到始作牛耕的大概过程。

但是，当时文井江等没有主河道，淫雨之际，低洼处形成大片冬水田，当牛耕越来越广泛应用时这种环境便严重制约了耕田的扩大，杜宇族不能不考虑，所以他们便向岷江东岸发展，这从史籍中可以看到。《华阳国志·蜀志》:“时朱提梁氏女游江原，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刘琳注谓郫邑在今郫县城北二里;瞿上，刘注引罗苹注《路史·前纪》:“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新津县文化馆李澄波考证在今新津与双流交界处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华阳国志》又云:“江原县……小亭有好稻田。”“广都县……江西有好稻田。”“繁县……有泉水稻田。”繁县即今新都新繁。好稻田者，耕熟程度很高之谓。泉水稻田者将就泉水凼草创之田也。后二处稻田未著开于何时，到汉代成都县还“开稻田百顷”，可见前述之稻田开垦于汉以前。“移治郫邑”“或瞿上”可能是去“教民务农”“治农业”，或那里有待开发的资源，否则江原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要移去?这里，常志的记载有一个明显的传播脉络，杜宇族的稻作农业由江西、江原发展到成都之北及成都本治，其原因是牛耕以后，江原的可耕地已无法满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

杜宇族从南方迁回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大多数人没有住在古城里，而是选择了无根山麓的坡地和文井江岸的台地和土墩，“从井中出”也可说明居民不住古城可能是因为耕地增加，集中居住不便至较远的田里耕作，因此就近住在耕地附近的高处，才有朱利出于千田之说。按《晋书·地理志》“亩三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八百八十亩”，“井”是一个小聚落或小村子。城里的居民因此大大减少，所以没有留下什么遗物遗迹。而进入广汉、繁县一带的杜宇族和那里原住居民一同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

南迁的后稷族人有部分留在当地，所以他们的墓葬与岷江上游有相同的文化内容;据徐南洲先生对景颇族的研究，该族说他们的祖先发源于蜀，其传说的农业生产情况与古蜀相同，既然是源于，当先在蜀而后至云南。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徐先生所说杜宇来自云南或应为自云南返乡。

(三)迁徙原因试说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为追逐、占有、掠夺生活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环境而主动迁徙，因洪涝、干旱、地震、战争而被动迁徙。江原古城的人们是否可能因洪水往北迁至相对干旱的漆、杜呢?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大荒北经》)

这段经文似乎也说叔均逐旱魃、通沟洫，有抗旱防涝的意思，但无洪水泛滥之说;对江原数座古城的考古试掘也没有发现足以使居民放弃优越环境的洪水迹象;从《山海经》中对这片地域的描述，更不存在环境恶化的问题。但是，优越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却会招致旨在掠夺、占领的战争，或许这正是古城居民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原因。那么，这里是否发生过战争，能不能考察出战争的一些情形呢?

晁福林在《天玄地黄》中说:“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黄帝、炎帝、尧、舜等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物。作为部落酋长，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创造了光辉史册的丰功伟绩。”恩格斯说过，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的恶欲，包括权势欲，就已经登上舞台。因此引发战争的因素还包括争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地位。除了族属之间，还有族属内部的部落之间的斗争。在江原古城的时期，除了炎黄之争，还有各自内部之争。四川，尤其是川西是上古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山海经》中无论以今河南、湖北为中心座标的《山经》;以荆楚、巴蜀为中心座标的《海内经》，以及海外、大荒二经中都记西部的内容为多，有许多人们在成都平原及川西北活动的记录，当然应该包含有战争情况。我们来看:

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海内经》)

值得注意的是祝融降处江水的时代、世系与不窋自窜北方竟是那样吻合。前引《史记·周本纪》、《索隐》引《国语》及祭公谋父语均认为不窋乃后稷之子，正因其不任农官所以在最后一代后稷之后不名稷而改称不窋。按马骕《绎史》世系图，神农和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是同时代的两大部落联盟。祝融为神农后裔，从神农历八代而至祝融;而不窋为黄帝后裔，至不窋历七代。相差一代可能与稷族首领任农官是数代而只计后稷为一世有关，或传衍年代不相等而差一代。即使按《绎史》的说法不窋为孙辈，其上一世为叔均，而叔均的部落也是迁徙了的，且世序也和祝融、共工降处江水的时代大致吻合。由此有理由得出结论:在祝融族的武力压迫下，后稷族的子孙不窋、叔均的部落分别南北迁徙了的。

争夺川西的战争并非始于后稷时，处在若水的颛顼“与共工争为帝”其战场可能延及江原。

有池名孟翼攻颛顼之池。(《大荒西经》)

根据诸家注释和近世研究，都认为战场约在今茂、汶至雅安之间，中途为江原地域、稷泽池沼。前引“降”字同样含从上到下的意思，和今天对该字多种释义一致，即共工族从茂汶山上下来与颛顼之子孙后稷族人在江原作战，这是另一证据。共工与颛顼之争历来认为是炎黄之争;一说共工出于少，而少皞是后稷父帝喾之祖，这样，则祝融、共工“降处江水”乃黄帝系的两个部落争夺江原。

共工族占领江原后，禹族曾经发动过驱赶共工的战争。禹族和后稷族有地缘上的亲密关系，据先秦大量史料来看，两个族属的友好程度非比寻常。禹族不仅长于治水，也善于征伐，其讨三苗、伐共工是史籍保存的两大战争，其中伐共工便与江原有关。

有山而不合，名不周负子。有禹攻共工国山。(《大荒西经》)

西北方曰不周山，曰幽都之门。(《淮南子·地形训》)

又西北370里，曰不周山。(《西次三经》按，此条之下即是“峚山”。)

这样，由荆楚为座标，可以确定共工头撞之不周山在西北，与峚山相邻。如以淮南子所说幽都之门为座标，则今江原附近之山近似(详后文)。禹攻共工国山，徐南洲先生认为攻乃伐木，但不能包含攻伐的全意，应仍以征讨解释，因其山在共工国，共工国以占领者命名，如不征服其国，怎能去砍伐其国的树木?禹和共工的战争是在峚山附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

川西南的雅安从古流传许多女娲、大禹的传说。周公山原名蔡山，即《禹贡》“蔡蒙旅平”之蔡山，“旅平”不仅为修治道路，也指用军旅平复。周公山是否即不周山之讹，不能臆测。但雅安自古称天漏，李泰《括地志》说雅州有漏天;祝穆《方舆胜览》引《梁益记》:“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高谷深，沉晦多雨。”雅安至今叫雨城。而“名山有盖天寺，女娲补天续缺之处。”这与共工与颛顼之战战败撞不周山、天缺漏雨、女娲炼石补续的神话完全是巧合吗?闻一多先生及许多学者认为女娲这个人物其实是各个民族都有的，她代表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是妇女为生活、生产的主力的反映。有的学者认为其用芦灰湮水、炼石补天，其实是用堵塞和疏导(炸开岩石)的方法治水。从《山海经》经文看，应该是禹与共工战争后的灾后重建。

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赤水女子献。(《大荒北经》)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大荒北经》)

吴承志认为赤水女子献即黄帝女魃，袁珂先生从此说。钟山，《西次三经》也有，紧接峚山之后，按地望在今雅安芦山一带。女魃是战胜涝灾的英雄，衣青衣。雅安青衣江上游在三千年前就住着青衣羌，女魃疑即青衣羌人的部落首领带领人民与淫雨涝灾作斗争者，女魃是她们的女娲。而“振滔洪水”的共工战败后留下的创伤是由她们的女娲来补的，这应该是撞不周山和补天的历史影子。

这里还有一则经文值得注意。

有氐人之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大荒西经》)

根据经文，颛顼处在若水，为黄帝的嫡裔。这里的“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和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一致。水泉怎么会使名叫鱼妇的、由蛇化成的鱼偏枯呢，偏枯者是指部分萎死、部分被破坏，应是指战争创伤;死即复苏，即灾后重建。蛇是黄帝族的图腾，也即后来夏民族的龙。结合雅安关于黄帝下女魃止雨、女娲补天，以及氐人国在岷江西岸、禹和颛顼同出黄帝等诸多材料，可以推测在夏代初年江原曾经历过一段黄帝族和共工族争战的岁月，是古城居民迁徙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不窋弃稷不务的原因。禹族攻下共工以后，可能有的人留居下来，留下诸如祭器和葬具内红外黑、用竹编笼纽石等等夏人习俗，直到公元20世纪前半叶还流行，所以《华阳国志》说“兼有夏声”也。

结语

新石器时代后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各种活剧、进行着各种斗争。以六座古城为座标的江原地域是这个舞台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考古发现和《山海经》等一系列材料的研究，可以清淅地看到，在4500年前上下，这里水草丰沛、动植物繁盛。人们在这里捕鱼采芋、筑城防水，创造了长江上游的稻作文明，发明、发展了畜牧业。这里住着炎、黄两个世系的民族，部落间相互通婚。姜嫄族以擅长的天文知识和畜牧，后稷族人以他们丰富的种植技术，禹族人以他们高明的治水经验等发祥在稷泽、峚山，并在加入中原部落联盟后发挥着各自的特长，接受封地后部分北迁，居住于邰和姜水。人口不多的周人由公刘等几经迁徙，发展到文王时的数百人，仍然怀念西南故土。后稷族的子孙在祝融族的武力压迫下继续北迁、部分南迁。南迁的人有的停留于今雅安一带，后来成为青衣羌或融入当地青衣羌。在禹族攻伐共工族后，南迁的后稷族人返回稷泽并开始牛耕，逐渐使江原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并由此拉开了有文字记述的历史序幕。而和南方的交流一直传承下来，后来这个地区相对独立的另一族属笮人，仍然沿袭着这种交流。留在雅安的与恶劣的自然气候作斗争，很快复苏了深受战争创伤的部族，至今留下动人的传说。

注释:

①即金马河《山海经》中所说的江水上游。

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6页。

③徐南洲著《古巴蜀与山海经·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02页。

④袁珂:《复冯天瑜的来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上古神话纵横谈》第3页。

⑤⑨⑩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454页;184页;38页。

⑥《史记·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49页。

⑦《吴越春秋》卷6，岳麓书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20页;《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2版第812页。

⑧《文选·蜀都赋》，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

⑪⑫《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2版第855页。

⑬二人之说分别参见2004年6月版《古巴蜀与“山海经”》;1980年7月版《山海经校注》。

⑭按，不少学者研究群帝即群巫，也即神尸。如闻一多《神话与诗》中的《伏羲考》、《姜嫄履大人迹考》等。

⑮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48－49页。

⑯一说为澜沧江。

⑰二河在马湖合水后仍称南河。

⑱《范石湖集》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252页。

⑲如双河古城西面无墙。见《考古》2002年第11期《崇州市双河遗址试掘报告》。

⑳如紫竹古城东面。见2000年第4期《成都文物·成都考古研究所2000年考古调查纪要》。

㉑参见上引《古巴蜀与山海经》、《玩·山海》等书。

㉒今青城山丈人观中的主神。关于宁封事迹参见《列仙传》等道教典籍中。

㉓天国山在今崇州怀远、街子一带山区。《崇庆府图经》语转引自王文才《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9页。按，《崇庆府图经》已佚，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曾引此书。

㉔《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3277页。

㉕今双流，旧时该县部分地域属江原。按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9月第1版龚煦春《四川郡县志》第5页注:“广都，汉元朔二年置。今华阳、双流、仁寿等县地。”

㉖引按，后三句今在郭璞注中，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认为原在正文，后被误入郭注。按，王逸注此经时仍在正文中。

㉗当时不可能一座城就方三百里。

㉘《百年崇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42页。

㉙《考古》，2002年第11期。

㉚《尔雅·释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第42页。

㉛近年不少学者认为乃是商以后从高原下至低地的羌族分支。

㉜参见本文关于禹出生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992页。

㉝按，《海内东经》有“入江州城下”语，按江州乃汉初建置，此处显系后人渗入之文。

㉞最迟至唐代以前还是这种情况。近年在山脚发掘大型隋唐窑，所用柴薪均来自此山，可见那时树木甚多。

㉟巫或部落首领——史籍中称帝喾。参见闻一多《神话与诗·姜嫄履大人迹考》等。

㊱即鸡卵，详后文。

㊲㊳闻一多:《伏羲考·姜嫄履大人迹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第1版第109页。

㊴今武功、扶风一带。

㊵㊶《汉书·沟洫志》，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314页

㊷《诗经·公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255页。

㊸以上均引自《华阳国志·蜀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8、30、34等页。

㊹参见《逸周书》、《博物志》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诸子百家集成·博物志》第237页。

㊺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780页。

㊻参见2000、2002年《考古》，《新津县宝墩遗址发掘报告》、《崇州双河遗址试掘报告》等。

㊼王充:《论衡·订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1版第344页。

㊽琴，郭璞、毕沅均训为种植。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引文。

㊾参见《朱利文化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中有关讨论。。

㊿参见《诗经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