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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罗思夫人国内外研究述评

2013-03-19北京大学

外文研究 2013年3期
关键词:瑟斯乌拉玛丽

北京大学

王珊珊

玛丽·罗思夫人国内外研究述评

北京大学

王珊珊

出身于锡德尼家族的玛丽·罗思夫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和浪漫传奇的女作家,也是最早创作戏剧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主要创作虽曾于生前付梓,但此后长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学界重新挖掘整理,并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研究,从单部作品的介绍性研究到作家研究,从家族语境下的影响研究到文类研究、女作家及早期现代作家群像研究、社会和文化现象研究等,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过程。学者们的研究也确立了罗思作品的经典地位,完善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整体图景,提升了人们对英国女性写作这一文学脉络的认知。

玛丽·罗思夫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女性写作;锡德尼家族

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oth,1587-1651)是英国早期现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出身于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锡德尼(Sidney)家族,伯父是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父亲罗伯特·锡德尼(Robert Sidney)诗才稍逊,也有66首诗歌传世,姑姑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锡德尼·赫伯特(Mary Sidney Herbert, Countess of Pembroke)不仅翻译文学作品,而且自己也创作诗歌。对于罗思的早年生活及所受教育,我们所知甚少,从现存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童年时的“玛丽在学习、写作及其他活动如跳舞和维金纳琴(virginals)方面进步很快”(Hannay 2010: 43)。罗伯特·锡德尼也曾夸奖8岁女儿的信写得很好。(Sidney 2005: 87)我们大致可以推测,玛丽·罗思接受过与其阶层相适应的教育并在写作上表现出一定的才能。

锡德尼家族属于有资格出入宫廷的士绅阶层(gentry),有许多显贵姻亲,包括女王的宠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以及玛丽姑姑的婆家赫伯特家族。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驾幸锡德尼的府邸彭斯赫斯特(Penshurst)时,玛丽曾在女王面前跳舞。1604年,玛丽与地方乡绅罗伯特·罗思(Robert Wroth)结婚,由于二人家族背景差异较大,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也大相径庭,婚后琴瑟不和,玛丽亦继续保持与娘家的密切往来,并一度活跃于安妮王后(Queen Anne)的宫廷,还曾出演本·琼生(Ben Jonson)撰写的假面剧。1614年,玛丽·罗思生子尚未满月,罗伯特·罗思病逝,留下了巨额债务。两年后,玛丽·罗思的独子夭折,大部分家产转归罗思家族旁系继承。玛丽·罗思就是在这样困窘的境况下将大量精力投注到了写作上。

玛丽·罗思自幼与姑母家关系密切,孀居后继续与表兄——彭布罗克伯爵三世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 third Earl of Pembroke)——往来频仍。赫伯特热爱文艺,亦能从事诗歌创作,加之富贵豪奢,性喜风流,终于与玛丽·罗思暗通款曲,二人有两个私生的儿女。在罗思的文学创作中,婚恋是一个重要主题。这与她的个人感情经历有关,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罗思未曾再婚,直至去世。

罗思的主要作品虽在生前刊布,但此后一直默默无闻。近几十年来才被学者重新发掘整理,并获得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最新版《剑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史》(2002)对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涉及罗思。《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第五版(1986)首次收录了罗思的作品,在此后的第六版至第九版中(1993,2000,2006,2012),收录的作品数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诺顿女作家文选》第二版(1996)也开始收录了《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中的诗歌。《十七世纪虚构作品选集》(1991)、《十七世纪英国主要女作家》(1997)等文学选集中也都收录了罗思的作品。《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2006)收录了由保罗·萨尔兹曼(Paul Salzman)撰写的玛丽·罗思词条。此外,罗思也已进入了西方大学英文系的课堂。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早期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不可能再对罗思漠然置之。作为英国早期现代的主要女作家,罗思已经步入了经典作家的行列。

一、作品及版本流布

玛丽·罗思夫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彼特拉克体十四行组诗(Petrarchan sonnet sequence)和散文体浪漫传奇(romance)的女作家,也是最早创作戏剧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主要创作包括十四行组诗《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PamphiliatoAmphilanthus),浪漫传奇《蒙哥马利伯爵夫人之乌拉妮娅》(TheCountessofMontgomery’sUrania)第一、第二两部分(下称《乌拉妮娅》I和《乌拉妮娅》II),以及田园悲喜剧(pastoral tragicomedy)《爱之胜利》(Love’sVictory)。其中,《乌拉妮娅》I以及附在其后的《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于1621年出版印行。但出版不久之后,爱德华·丹尼爵士(Sir Edward Denny)即向玛丽·罗思兴师问罪,矛头直指《乌拉妮娅》I和罗思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丹尼写诗谴责罗思,罗思也回敬丹尼一首诗。二人的诗见Roberts (ed.), The Poems of Lady Mary Wroth第32-35页;二人另有书信就此事进行争执,书信见同书第237-241页。《乌拉妮娅》I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塞拉琉斯(Sirelius)的妻子与人通奸,他的岳父威胁要杀掉自己的女儿。爱德华·丹尼认为这暴露了他的隐私,塞拉琉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詹姆斯·海(James Hay),爱德华·丹尼的女婿。此事一出,《乌拉妮娅》I不得不面临被召回的命运。这一打击并未妨碍罗思继续创作《乌拉妮娅》II,不过该书并未出版,《爱之胜利》也不曾付梓。因此罗思的作品在她生前始终都未能获得广泛的传播,此后也一直湮没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

罗思的几部作品都有亲笔手稿留存于世。《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乌拉妮娅》I和《乌拉妮娅》II各有一本亲笔手稿,《爱之胜利》有两个亲笔手稿。《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的手稿保存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福尔杰手稿与1621年版《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不尽相同。《乌拉妮娅》I和《乌拉妮娅》II的手稿保存在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爱之胜利》的一个手稿保存在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另一个更完整的手稿由私人收藏,被称为“彭斯赫斯特手稿”(Penshurst Manuscript)。1621年版《乌拉妮娅》(包括《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现存29个复本,其中9个是完整本,完整本之一的“科勒(Kohler)本”内有罗思对作品的亲笔修改。

罗思作品的现代发掘和整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7年加里·F·沃勒(Gary F. Waller)编辑出版了《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这是该十四行组诗的第一个现代印刷版。这个版本重印了1621年的印刷版,另外还加入了福尔杰手稿中的诗作。

对罗思作品整理做出卓越贡献的当属约瑟芬·罗伯茨(Josephine Roberts)。她对罗思的手稿进行整理,于1983年结集出版了《玛丽·罗思夫人诗集》,该诗集汇集了罗思的几乎全部诗歌作品,共有五部分: 1621年版《潘菲利亚》,未收录于1621年版、但保存在福尔杰手稿中的诗歌,1621年版《乌拉妮娅》中包含的诗歌,纽伯里图书馆的《乌拉妮娅》II手稿中的诗歌,以及亨廷顿图书馆的《爱之胜利》手稿中包含的诗歌。这是罗思的诗歌第一次以现代印刷版的形式完整地出现在研究者及普通读者面前。不同于沃勒编辑的《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罗伯茨编辑的罗思诗歌集显然更加全面地辑录了罗思的诗歌创作。不但如此,由于编者对诗歌的整理直接来自作者的亲笔手稿,因此最真实地保留了作者的拼写、标点、诗行划分等个性特征,避免了因出版者任意修改可能导致的误读。罗伯茨的版本尽量忠实于作者意图,除个别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基本保留了作者的拼写方式,对拼写所做改动,编者也在正文后的文本注释中予以标注。罗伯茨还为这部诗集撰写了长篇导言,其中包括了对作者生平与文学创作的介绍和评价,作者同时代人对她本人及作品的评价,对当前版本及编辑整理的介绍等等。这篇导言颇具学术价值,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玛丽·罗思夫人本人及其创作的较全面的背景资料,为此后的罗思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R·E·普里查德(R.E. Pritchard)编辑了罗思诗歌的现代拼写版,于1996年出版。该书对诗歌中出现的较难词汇进行释义,方便学生读者阅读、研究。不过遗憾的是,它并未收录《爱之胜利》中出现的诗歌。因此,到目前为止,《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共有3个现代印刷版。其中,罗伯茨的版本仍然是罗斯诗歌的权威标准版,也是研究者参考最多的版本。

罗伯茨对罗思作品的整理不止于诗歌。1995年,由她编辑的《蒙哥马利伯爵夫人之乌拉妮娅第一部》出版,这是《乌拉妮娅》I自1621年初版后首次面世。罗伯茨汇集了现存的1621年版《乌拉妮娅》的全部9个完整复本和18个残本,还有纽伯里手稿。她将9个完整本进行比对校勘,再与残本核对,此外还加入了“科勒本”中罗思的亲笔修改,在拼写等方面则保存了纽伯里手稿的形式,因此罗伯茨整理版成为了公认的权威版本,同时也是《乌拉妮娅》I唯一的现代印刷版。在导言中,罗伯茨对这部浪漫传奇诞生时的文学、政治、社会背景以及罗思的个人语境都做了全面的分析,同时也体现出了不同于1983年编辑《玛丽·罗思夫人诗集》时的批评兴趣,如增加了对作品体现出的政治因素的关注等。这也是学界在对罗思的研究中视野不断开阔,思维不断深化的表现。

正当罗伯茨辛勤投入于编辑整理《乌拉妮娅》II纽伯里手稿的工作中时,不幸于1996年因车祸去世。编辑工作由苏珊·戈塞特(Suzanne Gossett)和雅内尔·米勒(Janel Mueller)接手完成,并于1999年出版。由于该书并未出版过,所以编辑整理主要基于手稿,这个版本也是目前《乌拉妮娅》II唯一的现代印刷版。

罗思的戏剧《爱之胜利》,由迈克尔·布伦南(Michael Brennan)整理自彭斯赫斯特手稿,于1988年出版。后来S·P·切拉萨诺(S. P. Cerasano)和马里恩·温戴维斯(Marion Wynne-Davies)选编《文艺复兴时期女作家戏剧》(1996)时收录了《爱之胜利》,这个版本又是以布伦南的版本为基础,参照了彭斯赫斯特手稿、亨廷顿手稿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最终整理完成的。前者发行量较小,后者更易获得。

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罗思的全部作品都有了现代印刷版。无疑,罗思手稿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对于她本人及其创作的相关研究。在锡德尼家族作家的研究、早期现代女作家的研究以及早期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等领域,在罗思被重新挖掘整理之后,都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也深化了我们对上述研究领域的理解和认识。

二、海外罗思研究概况及特征

虽然《乌拉妮娅》I和《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在1621年出版,但学者普遍认为,罗思的诗作最晚于1613年就已经在小圈子中传播。(Roberts 1983b; Lewalski 1993)她的文学创作在生前就受到了同时代人的关注,本·琼生、威廉·德拉蒙德(William Drummond)和乔舒亚·西尔维斯特(Joshua Sylvester)等人都曾写诗赞美罗思的诗歌。

但相对于她的伯父和姑姑,罗思较晚进入学者的视线。J·J·朱瑟朗(J. J. Jusserand)撰写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小说》(1890)和欧内斯特·贝克(Ernest Baker, 1929)对英国小说的研究中都提到了罗思。此外, 布里奇特·麦卡锡(Bridget MacCarthy 1944/1947)等学者对女性作家的研究中也对罗思有所论及。总体而言,起初学者对罗思的创作未加青眼。而金尼(Kinney)也举例证明这些批评者本身对罗思作品的阅读和了解并不深入。(Kinney 2009)而这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的评判有失公允,进而降低了他们研究的价值。夏洛特·科勒(Charlotte Kohler)在其1936年的博士论文《伊丽莎白时代女作家: 她的文学活动的范围》中对《乌拉妮娅》有专门讨论。近20年后,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er)发表了一篇短文《詹姆士·海与〈蒙哥马利伯爵夫人之乌拉妮娅〉》(1955),讨论了1621年版《乌拉妮娅》对詹姆士·海和爱德华·丹尼的影射。不过这些零星的研究并没能引起学界对罗思的广泛兴趣。

对罗思真正有价值的、成规模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文本的系统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专题研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几年间,有两篇博士论文分别专门研究《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和《乌拉妮娅》,作者分别是梅·保利森(May Paulissen 1976)和玛格丽特·威腾汉纳(Margaret Witten-Hannah 1978)。较之以前的研究,这两篇论文有如下特点: 首先它们都是对罗思的专门研究,其次作者对作品进行了更有深度的发掘,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和发现,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研究界认可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了发展。此外,在这一时期,格雷厄姆·帕里(Graham Parry 1975)、约瑟芬·罗伯茨(1977,1979,1982,1983a)、保罗·萨尔兹曼(1978)、伊莱恩·贝兰(Elaine Beilin 1981)等也相继撰写和发表关于罗思作品的研究文章,提请学界关注罗思。这些文章不仅涉及《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和《乌拉妮娅》,还有一篇讨论了《爱之胜利》。这些工作为日后更大规模的罗思研究开辟了道路。

20世纪80年代对罗思作品的整理取得了重要成果,更多的学者对罗思产生了兴趣,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渐趋深化,具有代表性的是伊莱恩·贝兰。在对英国文艺复兴女作家的研究中,贝兰(1987)拓展了旧作,加入对《乌拉妮娅》的分析,集中探讨了《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和《乌拉妮娅》中的“忠贞”(constancy)*“忠贞”是罗思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词语,是罗思极力推崇的女性美德。问题,认为罗思以颂扬女性的美德来回应社会对女性的负面定义。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几部研究罗思的重要著作相继出版。《阅读玛丽·罗思》是一本有较大影响的研究论文集,收录的10篇文章都是首次发表。这些文章从诸多侧面探讨了罗思及其创作: 既有对她所受家庭影响的探究,也有对文本本身的分析;不仅有对时代背景、文物风俗的考察,也有在补入女作家之后对文学史的重新鸟瞰;此外还有将之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亦有文章侧重于厘清性别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罗思创作的独特性。文集中的文章观点新颖、考证翔实,和早期研究相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进步,罗思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自此都初见端倪。正像编者在前言中所说,该文集就是想通过各个角度的研究激起人们对罗思的更大关注,进而借此实现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的修正。(Miller & Waller 1991)

玛丽·阿兰·兰姆(Mary Allen Lamb)的《锡德尼圈子中的性别与写作》在锡德尼家族的语境下讨论了《乌拉妮娅》,探讨了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的“忠贞的英雄行为”(Heroics of Constancy)(Lamb 1990: 142),对忠贞的看法与贝兰相近。该书的女性主义观照显而易见,正如作者所言,该书的首要目标是探求文艺复兴时期女作家面临的各种问题(Lamb 1990: 20)。因此作者对罗思颇有所偏重,专门为罗思撰写了篇幅较长的一章,包括罗思与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及玛丽·锡德尼·赫伯特之间的关联研究,分析她对二位前辈作品中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能动作用的改写。作者对罗思写作的条件和原因、《乌拉妮娅》的内容及出版后的遭际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自始至终采用女性主义的角度,令我们对罗思这位早期现代女作家的处境感同身受。这一研究不仅立足于锡德尼家族内部,目光和笔触所及已经上升到对英国女作家整体研究的一部分。

加里·F·沃勒的《锡德尼家族的浪漫传奇》(1993)同样聚焦于性别问题,运用心理分析理论研究罗思与其表兄威廉·赫伯特作为诗人及欲望主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以及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同经验。与兰姆一样,沃勒也将罗思放置在家族圈子中考察,不同的是他选择的参照不是菲利普·锡德尼及玛丽·锡德尼·赫伯特,而是在生活中与罗思关系更深的威廉·赫伯特。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探究是该书的侧重点,作者在深层次的心理探寻中展现了“家庭”这一欲望斗争场所在罗思和赫伯特的生命中的重要影响,进而解释了在此作用下他们各自的行为。较之传统的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该书在扎实的理论依据上立论,分析的层次和角度令人耳目一新,对罗思的理解也更深一层。

内奥米·米勒(Naomi Miller)的《改变主体》(1996)主要考察的是罗思与早期现代英国社会中性别塑造的关系。在前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罗思的家族圈子的情况下,作者将对罗思的研究放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将其与同时期的多重文学话语、社会话语和文化话语相联系,不但使作家及作品有了更加清晰的呈现,也通过个案研究,拓展了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知。作者将罗思放在与性别相关的多重话语语境中,探寻了罗思的多重身份,试图揭示她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性别差异化的主体建构的复杂关系。

在众多专著涌现的同时,各种研究文章也层出不穷。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有博士论文研究罗思或以罗思为研究材料,研究题目涉及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从早期女性作家的平行研究*如Gwynne Aylesworth Kennedy, Feminine Subjectivity in the Renaissance: The Writings of Elizabeth Cary, Lady Falkland, and Lady Mary Wroth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9)。到罗思对同时代及后世女作家的影响研究,*如Lynn Moorhead Morton, “Vertue Cladde in Constant Love’s Attire”: The Countess of Pembroke as a Model for Renaissance Women Writers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3), 及Melanie Jolynn McGurr, Falling into Place: Lady Mary Wroth’s “Urani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Female Novel (Diss. Kent State University, 2002)。既有锡德尼的家族研究,*如Irene Stephanie Burgess, The Sidneys: Family, Writing, and Subjectivity (Dis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4)。也有文类研究。*如Scott Wilson, Elizabethan Subjectivity and Sonnet Sequences (Diss.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United Kingdom], 1990)。目前,罗思研究在海外依然方兴未艾。 “南加州文艺复兴学会”于2012年6月召开第56届年会,专门有分组会议讨论罗思。可见罗思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研究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2010年由玛格丽特·汉内(Margaret Hannay)撰写的罗思传记问世,该书对罗思的生平和创作做了较详细的梳理。至此罗思研究已经蔚为大观。

纵观罗思研究的整体状况,从最初的文本发掘整理、生平研究及影响考察,到后来的将罗思置于更广阔的文学、文化和社会语境下的探讨,范围不断扩大,思考愈加深入,大体变化特征如下:

(一)从单部作品的介绍性研究到作家研究。对单部作品的介绍性研究伴随着对文本的发掘整理过程,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90年代以后,尤其是罗思的全部作品都有了现代印刷版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部作品,作家研究成为可能。除上文提到的几部专著外,巴巴拉·莱瓦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在《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女作家》(1993)中详细分析了罗思的全部作品,认为罗思通过对文类的改写,突出了女性对文学的参与。罗思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生平、家庭、性别、主体等,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关联,共同构筑了罗思研究的主体。

(二)从家族语境下的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到更广阔语境下的研究,如文类研究、女作家及早期现代作家群像研究、社会和文化现象研究等。在家族语境的研究中,除了兰姆和沃勒的专著外,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玛丽·罗思夫人诗集》中,罗伯茨注释诗歌的方法主要是与菲利普·锡德尼和罗伯特·锡德尼的创作相对照。玛格丽特·汉内(1991)在研究中则认为玛丽·锡德尼·赫伯特对罗思的写作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而后来的研究则跳脱了家族语境的范畴。罗杰·库因(Roger Kuin, 2009)将罗思与法国女作家路易斯·拉贝(Louise Labé)一起研究,分析她的创作如何进入彼特拉克式话语。同样研究十四行诗的希瑟·杜布罗(Heather Dubrow, 1995)则看出罗思诗中的反彼特拉克式话语。希拉·T·卡瓦纳(Sheila T. Cavanagh, 2009)的文章揭示了《乌拉妮娅》中展示的广阔的世界图景。安妮·谢弗(Anne Shaver, 2009)研究了罗思和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作品中共同关注的婚姻问题。梅拉尼·乔林·麦格(Melanie Jolynn McGurr, 2002)则试图将《乌拉妮娅》嵌入英国女性小说的历史中,认为罗思对后世的女小说家有所影响。

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对罗思的认识也日趋深入。最初的研究者认为她的创作主要是对菲利普·锡德尼等前辈的模仿,后来学界普遍认为罗思的创作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性。起初学者更关注罗思写作中的私人性,后来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发掘其社会性的方方面面。杰夫·马斯顿(Jeff Masten)认为潘菲利亚有“反表演性”(Masten 1991: 73),而收录在同一本文集中的安·罗莎琳德·琼斯(Ann Rosalind Jones, 1991)的文章则从中看出了表演性的一面。巴巴拉·莱瓦尔斯基(1993)对《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不做政治解读,而罗莎琳德·史密斯(Rosalind Smith, 2009)则看出了其中的政治性。即便是同一学者的研究,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和转向。除上文提到的罗伯茨在罗思诗集和《乌拉妮娅》I不同的编辑时期体现的不同兴趣外,在加里·沃勒、诺娜·菲恩伯格(Nona Fienberg)等学者对罗思的持续关注中都体现了这一变化。*沃勒编辑1977年版《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时与后来的研究《锡德尼家族的浪漫传奇》关注的问题不同;诺娜·菲恩伯格不同时期的文章观点也有变化,具体见Nona Fienberg, Mary Wroth and the Invention of Female Poetic Subjectivity[A]. N. J. Miller & G. Waller (eds.). Reading Mary Wroth: Representing Alternativ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1)第175-190页,及Fienberg, Mary Wroth’s Poetics of the Self[A]. Schoenberg & Trudeau (eds.). Literature Criticism from 1400 to 1800[C]. Volume 139, (Farmington Hillis: Gale, 2007)第 350-357页。

三、台湾和大陆对罗思的研究

在西方对罗思的研究规模和热情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台湾学者也开始关注罗思。早在1995年,《文山评论》就刊登了周美丽的研究成果《有关玛丽·罗思夫人之书目研究》,为有志研究罗思的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是已知的台湾最早的关于罗思的专门文章。2003年辅仁大学的吴建毅撰写了题为《变奏的传统商赖: 论〈潘菲莉雅致安菲蓝塞斯〉书中的模仿,拟态与变异》的硕士论文。*台湾与大陆在译名上不尽相同,“潘菲莉雅致安菲蓝塞斯书”即《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时隔6年后郭慧珍发表了英文论文《男性文体中之女性缝隙——论玛丽·洛斯之〈潘菲莉亚致俺菲蓝瑟斯〉与非立浦·西尼之〈艾斯特非与斯黛拉〉》(2009),*玛丽·洛斯即玛丽·罗思,“潘菲莉亚致俺菲蓝瑟斯”即《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非立浦·西尼即菲力浦·锡德尼,“艾斯特非与斯黛拉”即《爱星人和星》(Astrophil and Stella)。对这组十四行诗再做探讨。就内容而言,这两篇文章都是对《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二者都以吕西·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女性主义理论作为理论背景,以男性十四行诗人及其创作做对照,研究的目的都旨在发掘罗思作为女性十四行诗人的独特创作手法和特征。因此上述研究在主要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总体而言,台湾对罗思的研究刚刚起步,远未形成规模,且研究主要集中在《潘菲利亚致安菲兰瑟斯》上,对罗思的其他作品缺少关注,这说明台湾学界对罗思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和提高。

相对于台湾,中国大陆在此领域的研究就更显不足。2011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维屏、宋建福等编写的《英国女性小说史》,书中对罗思有所论及。这是已知国内发表的对罗思的唯一论述。该书中,作者将罗思放在第一章《英国早期的女性小说》中的第二节《英国女性小说的起源》里进行讨论,并将其与凯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 Philips)及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并置,将三者的创作视为英国女性小说的源头,而罗思更是被作者誉为“英国小说第一人和英国小说之母”(李维屏、宋建福 2011: 15)。书中对罗思的家族背景、个人经历等做了简要介绍,在女性主义的观照之下,对罗思个人处境及其写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开宗明义地指出罗思写作及出版《乌拉妮娅》的目的就是获得经济利益以摆脱债务危机及可能因此带来的牢狱之灾。作者将《乌拉妮娅》当成是对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阿卡迪亚》的改写,认为“现实性”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本质特征,并称《乌拉妮娅》区别于《阿卡迪亚》,明显地更有现实主义的侧重,从而“从故事演化成了小说”(李维屏、宋建福 2011: 15)。作者特别指出《阿卡迪亚》和《乌拉妮娅》在出版后命运有天渊之别,以此说明性别因素在女性作家的创作和接受方面所起到的阻碍作用及早期女性作家所面临的艰难创作环境。《英国女性小说史》是中国大陆最早关注罗思的研究著作,开创之功值得肯定。遗憾的是,该书对《乌拉妮娅》的内容很少涉及(由于该书研究题目是小说,罗思的其他作品更没有被提及),解读也颇有可议之处。罗思绝非为债务所迫才进行写作,事实上,早期现代作家出版作品的收入并不多,而罗思所欠债务数额相对较大,靠写作所得(如果有所得的话)还债犹如杯水车薪。《乌拉妮娅》不是对《阿卡迪亚》的改写,尽管锡德尼的创作对罗思有影响,但两部作品除了体裁相同,从主要内容到内在精神都相差甚远。作者将“现实性”理解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迹可循,未免过于机械简单。此外,对话不是《乌拉妮娅》的首创,《阿卡迪亚》中随处可见,以此论断《乌拉妮娅》较《阿卡迪亚》更接近小说不足为信。至于《乌拉妮娅》出版后的命运,实无必要与《阿卡迪亚》进行比较,二者所处语境的诸多差异绝非单纯的性别因素能够涵盖。因此,该书未能向读者提供关于罗思的详尽、正确的介绍,诸多判断都有过于简化之嫌,欠缺深入挖掘和考辩。

截至目前,国内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名家、大家,对于玛丽·罗思夫人这样的女性作家关注不够,研究不深。而罗思作为早期现代英国重要的女作家,其意义不可低估,对她的研究将丰富我们对锡德尼这一著名文学家族以及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整体的理解和认识。罗思的个案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书籍传播媒介、文艺资助习俗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女性文学史领域,罗思的价值尤其突出,肖瓦尔特在她关于英国女小说家的著名研究中指出,“次要小说家是将一代代人联系起来的链条上的链环,没了她们的踪影,我们对女性写作中的连续性也就没有明晰的理解”(肖瓦尔特 2012: 5)。罗思作为这个“链条”上比较靠前的重要一环,对她的研究或可包含对未来女性写作的启示。在女性写作传统的悠悠长河中,我们溯源而上,或许能于源头的清流中照见自己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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