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泽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

一、《公共舆论季刊》与美国传播学发展的关系

传播学这一术语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很少出现在美国社会科学文献中，与传播学研究相关的议题主要涉及宣传与公众舆论研究、广播研究、印刷研究、读者研究、受众研究、电影研究等，这类研究主要发表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市场学、教育学以及公共舆论等学术刊物中。根据米歇尔·斯波尔对《心理学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的检索，整个 30年代几乎没有出现冠以“传播学”名称的研究，在冠以“传播学”字样的研究中有3/5的论文是论述昆虫或鸟类传播的。对《公共舆论季刊》的检索表明，50年代早期之前有关媒介与舆论的研究主要与宣传有关。1942年包含传播学字样的研究开始正式出现，1942—1947年此类文章共计42篇，1948年此类文章达到16篇，1949年为32篇，1950年为48篇，整个50年代此类文章激增至5000篇，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此类文章又增加了100倍[1]。

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版的与传播学研究术语相关的著作主要包括史密斯·拉斯韦尔及凯瑟合著的《宣传、传播以及公共舆论》（1946年），布里松《观念的传播》（1948年），施拉姆《现代社会中的传播》（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 《传播研究：1948—1949》（1949年），施拉姆《大众传播学》（1949年），贝雷尔森及杰洛维茨《公共舆论及传播中的读者》，这些著作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传播学这一术语的重视和接受[2]。

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与二战前后有关宣传公共舆论、劝服以及民意测量这类研究密切相关。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当部分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这些研究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心理战争。《公共舆论季刊》（Pubilic Opinion Quarterly,PQQ，）创刊于 1937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人为德威特·波尔。波尔是当时美国国务院负责东欧事务的一位官员。

事实上，《公共舆论季刊》的许多编辑都与美国心理战争及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其中1/3以上的编辑从美国心理战争项目中获得资助，这家重要刊物发表的许多论文也与心理战争密切相关。1945年《公共舆论季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了如何运用民意测验技术获取军事情报，探讨如何运用此项技术针对日本实施有效宣传。1945—1949年发表了7篇针对德国公众以及军队士气的研究；3篇关于如何使用传单和明信片进行宣传的案例研究；6篇有关美国军队士气以及培训项目的研究；至少12篇有关战时宣传以及心理战争的书评；15篇有关美国和苏联宣传的研究[3]。尽管这份刊物小心翼翼地遮掩自己与美国心理战争的关系，但是1946年秋季号该刊发表的一篇有关美国心理战争政策的通信却将刊物的宗旨暴露无遗。这篇通信声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运用已知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运用强制性的心理策略，针对目标人群施加有效影响，并声称这就是心理情报与心理战争政策的关系。该通信的作者麦克格雷汉认为，过去美国的心理战术过多地使用于广告等商业领域，但是今后应该更多地将这一战术运用于对内对外宣传。1948年春季号该刊发表汉斯·萨比尔的文章《心理战争的未来》，主张将美国心理战争延伸到战后。

《公共舆论季刊》发表文章的另外一项主题是劝服读者认可和接受冷战期间美国针对敌对国家的一系列政策，论证传播学研究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地位。这一立场主要是通过涉及外交事务的书评体现出来。1946—1947年该刊发表了27篇此类书评，其中7篇关于苏联，所有评论文章的作者都出自一人之手，都强调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必然的，冷战的根源在苏联。

《公共舆论季刊》编委会的许多人都深深地卷入到了美国心理战之中，其中多名编辑依靠政府基金生存，这些人包括坎垂尔、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以及莱科特等。美国其他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如《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以及 《美国社会学期刊》（ATS）也沿袭了《公共舆论季刊》的模式，这些期刊有关大众传播以及公共舆论的研究同样与美国心理战争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战后十年间《公共舆论季刊》，以及其他一些美国重要社会科学期刊在3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出与美国心理战争的关联。（1）战后《公共舆论季刊》发表了大量案例研究、研究报告、宣传和心理战术；（2）《公共舆论季刊》不仅就心理战本身发表学术见解，而且围绕宣传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2）刊物的许多成员与当时美国政府的秘密宣传和情报运作保持着紧密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呈现出四条比较明显的努力方向，即以拉斯韦尔为代表的政治功能主义传播学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以政治学为学理基础，同时也结合了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研究方向；以卢因为代表的群体动力学传播学研究方向，以及以霍夫兰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传播学研究方向，除了拉斯韦尔外，其他三个研究方向都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作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二、发表在社会心理学学术刊物上的传播学论文数据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传播问题的学术论文大多数发表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刊物上，这一事实也说明传播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心理学的理论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准确统计出50年代以前，这些有关传播问题的学术论文具体发表在那些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刊物上，到底有多少篇。但是詹姆斯·安德森以及珍妮特·考尔文的统计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事实。他们在《媒介研究1900—1945：主题与内容》一文中统计分析了1900—1945年间发表在西方世界34种重要学术刊物上的225篇有关传播问题的学术论文，对这些论文的年度主题分布、发表刊物分布以及数量比例等进行了统计分析[4]。

下面是对他们选取的34种重要学术刊物的一个数据分析，从这项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选取的34学术刊物中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刊物的比重。由上表可知，在安德森以及考尔文选取的34种重要学术刊物样本中，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刊物共11种，占全部样本的32.4%；社会学刊物7种，占全部样本的20.6%；而新闻学和传播学刊物仅4种，占全部样本的11.8%。尽管这样的样本选择设计带有作者一定的主观性，但是，考虑到这是一项涉及45年时间跨度的大规模媒介研究论文发表数据分析，作者对刊物样本的合理性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的评估，因此，他们的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

1900—1945年间正是美国传播学孕育和成熟的关键时期，从上述刊物样本选取可以看出，作者明显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刊物作为传播学论文发表的最重要刊物（三者之和高达53%）。由此可以推论，45年间有关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这些刊物中，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发展的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三、“传播效果研究里程碑”反映出的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洛厄里和德弗勒合著的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概括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主要成果，共计14项，除了两项研究没有明显涉及人类心理内容外，其他研究都与人类心理内容非常密切，并且在研究时引入了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以下是对这12项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心理学内在关系的简要分析。

第一，1928—1933年佩恩基金研究，由佩恩基金会支持。项目主持人肖特18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查特斯为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教授；布鲁默1922年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符号互动论重要理论家；瑟斯顿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3—1953年任该校心理学教授。该项目主要涉及电影对儿童的态度、情感、道德、健康及行动的影响等，在本质上是一项与电影传播相关的社会心理调查活动。参与者大多是学社会学家或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广泛采用包括控制实验、实地调查、个人采访等在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者无意去建构一套传播学理论框架，但是这项研究客观上成为美国媒介效果研究的源头。

第二，1937年有关日间广播连续剧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项目主持人为赫塔·赫佐格，她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以及第二任妻子。该项目主要涉及广播连续剧受众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包括：个人兴趣、人格特点、价值观等；受众的使用动机调查与分析，受众使用媒介效果分析等。这是美国历史上有关媒介使用与满足的第一次正规研究，这项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视角非常明显，听众的心理因素受到了高度重视。

第三，1938年“火星人入侵”研究，由普通教育董事会资助，具体实施单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室。项目主持人坎垂尔1931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主要著作《评估公众舆论》、《广播心理学》、《社会运动的心理学》，；赫塔·赫佐格参与该项目研究。该项目主要研究CBS《空中水银剧场》栏目1938年10月30日播出的广播剧《世界大战》引发恐慌的社会情境与社会心理条件，具体包括该剧的听众数量调查、听众受到惊吓的心理分析、节目内容对听众的影响。研究者借这次“火星人入侵”事件去研究“恐慌心理”，并在研究中提出个体差异、恐惧遗传这类具有心理学价值的概念。战后，坎垂尔继续从事舆论、宣传和确保研究，是美国情报心理战的重要参与者。

第四，1940年伊利县调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室、《生活》杂志等资助。项目主持人拉扎斯菲尔德1925年获维也纳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创始人。贝尔森194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图书情报学博士学位，其导师维普利斯是二战期间芝加哥大学战争心理研究组主任。该项目从本质上说是有关政治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一项社会学调查，这项调查充分考虑了大众传播对投票行为的影响，研究的初步结果体现在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撰写的 《人民的选择》一书中。这项研究发现在大众传播信息传递以及态度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二级传播”以及“意见领袖”现象，早期芝加哥学派重点研究的初级群体以及人际互动心理现象在大众传播时代被再次发现并证实，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第五，1942年“电影效果评估”研究，由美国军方提供研究支持。项目主持人为霍夫兰等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实验心理学家。该研究以特别制作的7集影片《我们为何而战》为信源，研究影片是否能够影响士兵的态度改变，研究结果显示，影片在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效果，但是整体来说，效果不显著。态度改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霍夫兰领导的“电影效果评估”研究是战争时期有关态度改变的一项心理学应用研究，本质上属于学习和认知心理学研究。

第六，1946—1961年耶鲁大学“态度劝服”研究，项目主持人为霍夫兰等社会心理学家。该研究主要通过实验室控制手段，研究不同信息对不同被试所产生的态度和行为改变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了传播者特性、讯息的内容和结构、受众的个性特点等都是态度改变的重要因素。这项研究是“电影效果评估”研究在战后的延续和细化，本质上是一项基于刺激-反映模式的态度改变研究，这项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的发展。

第七，个人影响以及“两级传播”研究，项目主持人为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该研究是伊利县调查的最终分析和研究报告，重点研究二级传播中意见领袖对周围人群的影响，这些观点反映在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所著的《个人的影响：大众传播流中人民的作用》一书中。

第八，1958—1960年电视对儿童影响的效果研究，由旧金山学校系统以及全国教育电视与广播中心提供研究资助。项目主持人为施拉姆等人，施拉姆于1932年获衣阿华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1934年在衣阿华大学跟随著名心理学教授西肖尔从事实验心理学博士后研究，是传播学奠基者之一。该项目对美国和北美10个不同社区进行了11项调查研究，调查主题涉及到电视节目内容、电视的功能、儿童对电视的态度、儿童的电视节目收视趣味，电视对儿童产生的影响等，主要内容收录到《儿童生活中的电视》一书中，本质上是一项有关儿童电视使用与满足的电视效果研究。这项研究充分考虑了儿童使用电视的心理因素，如智力因素、娱乐心理、幻想满足等，同时研究了电视所产生的生理、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心理效果。

第九，1968年议程设置研究，由国家广播协会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资助。项目主持人为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1968年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等人就当时的总统竞选发起了一项针对媒体竞选报道内容与选民对候选人看法关系的调查，调查证实，媒介对于不同的竞选议题给予了不同的强调，选民往往也就把媒体所强调的议题当作真实的重要议题，这一研究证实了议程设置的存在。此后，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等人又对197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类似调查，再次证明了这一结果，研究结果《美国政治一体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于1977年出版。这是一项关于媒介长期效果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试图从媒介方面找到大众传播效果的源头，但是也没有忽视作为效果主体的受众，其逻辑源头可以追溯到李普曼对外部世界与人们头脑中的图像问题的思考。语言和传播建构了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拟态环境，人们依靠这样一个拟态环境去获得意义，理解世界并完成社会化过程，议程设置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第十，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关媒介与暴力关系的“媒体特派小组报告”，由“暴力原因与防范国家委员会”组织实施，研究者包括格伯纳等人。这是一项有关媒体与暴力关系的大规模调查活动，7个特派小组和5个调查组共提交了15卷本的报告，其中由罗伯特贝·克和桑德拉·波尔主编的《暴力与媒体》一书对电视内容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比较了电视虚构的暴力世界与现实暴力世界的关系，研究了电视暴力对受众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项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内容同样包括：电视如何建构现实，人们如何通过媒介拟态环境来理解现实，完成社会化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这项有关媒介暴力的研究同时也深化了社会心理学理论。

第十一，《卫生局长报告》，1971年，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由美国国会资助。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心理学学会、美国社会学会、美国精神病学会和CBS、NBC等知名电视媒体中的知名专家，其中12名电视问题顾问委员会中就有4名心理学家、3名社会学家、2名精神病学家。该项目主要涉及电视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从1969年8月到1970年4月提出了40项研究项目，其中23项得以立项，这些项目包括：媒体内容与控制、电视与社会学习、电视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以及电视效果等。调查结果结集为五卷本《卫生局长报告》出版。通过对电视效果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学习理论，其中，班杜拉等人就电视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心理学研究。

第十二，1982年《电视与行为：10年的科学发展和对80年代的启示》，由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相关文献分析由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顾问成员包括媒介专家、行为科学家、儿童发展研究专家以及心理健康专家，共计7人。该项目主要涉及电视与社会行为关系的大规模研究，针对1971年《卫生局长报告》之后至7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关于电视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分析。该成果于1982年出版，主要内容涉及暴力与攻击行为、亲社会学行为、电视收看的认知和情感、电视与健康、社会信念与社会行为等七个方面。该研究在解释暴力电视节目影响时提出了观察学习理论、态度转变理论、生理唤起理论以及合理化过程理论；在电视认知影响方面提出了注意惰性编码影响等心理学解释；在研究社会信念与社会行为时提出了社会期待理论。这些理论都体现了传播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创新发展关系。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传播学研究发展与社会心理学具有明显的关系，这12项研究体现出一些显著特点。

其一，参与到研究中的人许多具有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背景。

传播学在美国发轫的时候，也正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美国起步发展的时期，后者比前者领先大约二三十年。上个世纪初，美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一大批知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30年代前后又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社会学者从欧洲来到美国，其间，美国大学又培养了众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博士。在这12项所谓的传播学研究里程碑中，起主导作用的明显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当然，大约50年代后当传播学建立起来后，其中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转移到传播学研究领域中。

其二，项目的研究性质大多数是与传播问题相关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推动传播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现实，从上表可以出，12项传播学研究里程碑中与传播相关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电影影响、广播影响、政治选举中的传播影响以及电视影响等，这些问题被后来的传播学者概括为传播效果问题。但是，当时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把它们当作社会心理问题去研究。从某种角度说，传播学就是在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与传播相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的过程中被发现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本来就是一种互生关系，它们在融合中不断自我创新。

其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包括心理实验方法。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美国起步比传播学稍微早一些，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已经比较成熟，这些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特点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实际问题中往往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们本身也是美国社会实用主义的产物，可以满足社会各界在量化、效率和利润等方面的要求。当美国社会遭遇到大量与传播相关的实际问题时，这类方法自然也被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运用到实际问题的研究之中。

四、美国传播学研究与人类心理内容相互统一的必然性

推动美国传播学发展的真正力量是现实的发展和需要。历史由现实的人组成，现实的人组成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传播关系，越是逼近现实的人和现实中的各种关系，就越是无法回避对人的情感、意志、动机、态度、思想以及行为等心理内容的关注。但是，现实并不承担有关学科分类的义务，新的学科总是围绕着某些特定、具体的现实问题，伴随着人才的成长、研究的深入、成果的积累以及学科意识的觉醒以及机构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两大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其二是与社会心理学的密切结合，二者之间又是有紧密的逻辑关联。

19世纪后期美国面临的与传播密切相关的主要问题包括：民主制度正在繁育和初建之中，大众传媒开始普及，大众社会初步形成，人口和移民迅速扩张，并向都市聚集，大型都市社区开始出现，各种种族问题、移民问题、文化冲突乃至犯罪问题相继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新兴的芝加哥大学主动承担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使命，并催生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开启的民主共同体研究、符号互动论研究、种族和移民研究、文化共同体研究以及都市犯罪研究等均是对这类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芝加哥学派对上述问题的观察和研究采用了多重视角，它们既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同时也是传播学的。或许杜威、库利、米德、帕克们在研究上述问题时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在创立美国本土化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但是，或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正在创立一种全新的美国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并与他们所创建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交融在一起。

同样被称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第二阶段的舆论和宣传研究也是对美国现实的直接呼应，这个现实就是战争、法西斯主义、苏俄共产主义以及包括广播在内的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李普曼在大学期间接受的主要是哲学、文学和艺术教育，他终其一生是一位报人、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对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关注由他一生的言行所表明，他对现实的洞察与对人心、人性的理解密切相关。在《公众舆论》、《幻影公众》等所谓传播学著作中，他把人心、人性、人的成见、人的思维特点、理解能力、人的恐惧本能和非理性这些心理内容毫无保留地投射到作品中，作为他论述传播问题、政治问题以及民主制度问题的理论基础，他无意去创立一门后来人们称之为传播学的理论说教，他更没有想到如何将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相结合。今天看来，他的著作却恰恰是二者结合的经典，也是传播心理研究的典范。

拉斯韦尔虽然是一位政治学学者，但是他具有非常深厚的心理学素养，他关于大众传媒和政治问题的论著带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他甚至被公认为政治心理学的先驱人物。他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关于宣传的论述同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相关心理问题的基础之上，这些心理内容包括正义诉求、同情本能、死亡恐惧等等，他的这部著作不仅仅属于政治学、传播学，也属于心理学。

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应用社会研究局进行的一系列与广播效果相关的研究是对大众传播商业逻辑的回应。广播业的快速发展迫使产业主必须确切的知道广播听众在哪里？什么样的节目最能吸引听众和广告？听众的个体差异如何？因为这些问题都与利润紧密相关，而上述问题既是传播问题，也是心理问题。应用社会研究局展开的“火星人入侵”恐慌研究，广播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等等都为市场和利润逻辑服务，这些研究在进入传播领域的同时，显然也进入到心理研究领域。

美国传播学研究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现实之中，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包括，为民主制度运行提供舆论和意见研究，为对外战争提供宣传和情报研究，为公司和媒体利润提供市场研究等，它们共同指向功效、效率这一实用目标。这一研究目标的定位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这使得美国传播学研究脱离了欧洲传播研究思辨性的哲学传统。

由美国各大财团以及美国政府所赞助和支持的其他各类大型项目对传播学学科形成发挥了极大作用，其中最著名的项目包括由洛克菲勒财团所支持的广播研究项目（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等人是这个项目的主要领导者。二战爆发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立即召集社会学家们就大众传播问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包括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Robert Lynd以及Lyman Bryson等。这些学者们开始试图建立起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传播学的新学科。这样的讨论举办了多次，为期11个月，讨论内容最后形成了两册备忘录，一册名为《公众舆论与危机》，另一册名为《大众传播研究》。虽然这两册备忘录未曾出版，但它们是早期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文献[5]，1937年《公共舆论季刊》的创刊也是美国传播学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他著名的项目还包括，战时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庞大战争信息情报以及舆论宣传项目，如1942年至1945年霍夫兰所领导的态度改变和劝服研究，这项研究在美国军队中进行，研究团队所属机构为“军队信息教育处研究部”，该部门历时数年的研究结果最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为名出版，该书系共三册，第一册书名为《美国士兵：军队生活中的心理适应》，第二册书名为《美国士兵：战斗及其后果》，第三分册书名为《大众传播实验》，其中由霍夫兰等人撰写的《大众传播实验》一书成为传播学经典著作。稍后，霍夫兰又联合其他30位学者在耶鲁大学继续从事有关传播心理方面的实验研究，并于1953年出版了另一本传播学经典著作《传播与劝服》。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就当时该县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投票行为以及传播对选民投票的影响进行调查和研究，提出了“舆论领袖”以及“两级传播”等重要理论，并出版《人民的选择》一书。1954年拉扎斯菲尔德与Berelson以及McPhee等人在纽约埃尔迈拉城继续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选民投票行为进行调查研究，试图确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并再次得出与1948年类似的结论。上述有关传播领域的宣传研究、公众舆论研究、传播市场研究以及受众心理研究构成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也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实用主义特点。

对应用问题的高度关注决定了美国传播学研究必须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这就决定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中必须采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更为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政府和企业公司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结论。

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也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大本营，但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诞生在一个民主制度框架之中，并为民主制度服务。实用主义并非意味着为了功效可以放弃道德和法制原则，而是要解决在基本的道德与法制原则之下，如何更好地去求得最大功效。美国传播研究在实用主义哲学引导下并没有走向道德的堕落，相反，这些研究始终将人放在核心地位，研究者必须将人的感受、情感、需求、态度以及行为作为最重要的观察对象和研究对象，去剖解人与大众传媒的互动规律。因此，社会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自然获得了合法地位。在一个以非强制性为主要特征的民主社会中，离开了对人的尊重，离开了对受众真实心理过程的关切，这样的传播学研究显然没有出路。

[1]J.Michel Sproule.communication：From Concept to Field.Edited By David.W.Park&Tefferson Pooley.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8.164.

[2]Jess G.Delia.Communication Reseach:A History.Editors By Charels.R.Berger&Steven H.Chaffee.Hand 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M].SAGE Publications,Inc,Newburg Park/Beverly Hills/London/New Delhi,1987.57.

[3]Christopher Simpson.Science of Coerc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andPsychologicalWarfare1945,1960[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6.43.

[4]Edited by David W.Park and Jefferson Dooley.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ntested Memories[M].New York/Washington:Peter Lang Publishing，lnc，D.C，2008.321-343.

[5]Timothy Glander.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M].New Jersey:Lawreuce Erlbaum Associations，Publishers，Inc.Mahwah，20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