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外需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协调发展，这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和经济进步。我国对内外需不协调的认识首先体现在对产业和贸易政策调整上[1]，其中产业政策调整又表现在对内资产业调整和对外资产业调整两个方面。对内资产业的调整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意识到了内外贸没有一体化对整体消费的影响。中国对内外贸一体化的调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但至今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主管机构虽然有了调整，成立了商务部，但在职能归属和具体运行上，内外贸分割的体制还没有被打破。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商务部相比，职能和权限方面相差太多，目前还难以担当协调整个内外贸的重任。其次是意识到了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没有结合起来，国家整体投资由此受到制约。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不断提出国内企业要走出去，但至今走出去的步伐还迈得不快。内外需的良性互动从宏观方面而言，关系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能否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特别是在进出口平衡方面；在中观方面影响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在微观方面则关系着我国企业的做大做强，探讨包括内需对外需影响在内的内外需良性互动机制非常重要[2]。目前，有关内需和外需之间关系以及内需促外需具体机制探讨的文献还比较少，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目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性产业[3]。因此，无论是在保外需，还是在促内需中，生产服务业地位举足轻重，我们有必要探讨生产服务业发展对我国内外需的影响。

一、新经济时代生产服务业对促进需求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表1可见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各个产业中服务投入的高比重。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知识化是当代经济发展、人类需求发展的四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即将或者已经迈向现代化行列国家内外需发展的四个重要方向，生产服务业能够促进这四个方面的协调。

表1 国际生产性服务投入结构与三次产业生产性服务投入率的比较（%）

其一，生产服务业能够推动人类城市化需求的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植根于全球城市网络和全球经济联系，以要素的集散能力显示其实力，这些要素包括原材料、货品、信息、知识、技术、资金、人才等。城市的强大经济能力往往被表达为辐射能力，城市资源流动的范围越广，强度越大，则城市辐射功能越强劲。实现要素的集散是生产服务业的强项，而不是传统制造业之所长。后者无论是汇聚资源，还是发散货品，都离不开生产服务业。城市籍由生产服务业，甚至可以掌控到世界各地任何地方的制造业，而仅仅握有制造业的城市，是很难通过制造业对其他城市产生重大影响的。目前中国许多制造业城市发展的上行空间狭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向服务业尤其生产服务业转型，由此也出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受阻，需求提升乏力。

其二，生产服务业能够推动人类工业化需求的满足。生产服务业直接为工业服务，在工业生产环节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幅提升工业品的价值，甚至有人把后工业化时代定义为服务工业化时代，将现代制造业定义为服务制造业。这两类制造业分别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初期，在生产制造业时代，制造业由生产主导，其规模主要体现于生产规模。制造业的利润主要由生产环节提供，制造业的人员主要是生产人员，制造业的资本主要体现于生产资本。但在后期服务制造业时代，生产的主导地位让位于生产服务主导地位，制造业的规模越来越体现于生产服务规模，制造业利润越来越由生产服务环节决定，制造业的关键人力资本主要是生产服务人员，制造业的资本越来越以生产服务业资本形式出现。

其三，生产服务业能够推动人类全球化需求的满足。扩张生存和发展空间以至全球化，几乎是人类活动的普遍需求。人类最开始的活动是国家之内的跨地域，如跨村跨省，然后是突破国家范围的跨境跨国，接着再局部国际化，以至目前的全球化。生产服务业在满足人类全球化需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基于网络的联通性，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服务业来体现和支撑的。一方面，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可以承接来自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各种资源和能量；另一方面，发达的生产服务业也可以把这种能量转化成有价值的信息用于对区域内、国内乃至全球的生产服务体系进行指挥、管理和控制。其功能可具体表述为：协助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运作，促进区域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扩大出口，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并对消费产生重要的拉动。

其四，生产服务业能够推动人类知识文化需求的满足。目前全球经济的知识化程度和生活消费的文化层次越来越高。更因为环境保护、低碳生活和绿色消费理念的兴起，文化将引领未来产业经济发展，文化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业由此获得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定义为：运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的现代知识服务产业，其产品价值体现在信息服务的输送和知识产权上，包括金融、保险、教育、咨询、信息电信、物流配送、计算机软件与信息加工服务、研究开发与测试服务、市场服务、商务组织服务(管理咨询、员工招聘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等知识含量较高，需要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服务行业[4]。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业必将推动生产制造业更多更好地为人类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服务。

二、经由国际生产服务业向中国转移，外需促内需

外需通过生产服务业促进内需发展遵循以下基本逻辑：首先，外需给中国带来国际生产服务业，国际生产服务业因与外需配套而来，然后国际生产服务业通过本地化，纳入本土生产服务业系统，实现外需对内需的影响。

（一）以外需为诱因，国际生产服务业向中国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华投资有不断增长之势。据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南开大学、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联合发布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4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下降，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40%。中国以6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外资流入国，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并且连续1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截至2005年8月底，共有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华投资，累计投入资金6000亿美元，企业超过53万家。目前，留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约28万家，外资2455亿美元[5]。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与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也在向中国转移。通过对珠三角地区的调研，我们发现国际生产服务业向中国转移分为几种形式：

1.采购型生产服务业进入。最初是贸易公司来华采购，随着与中国制造业合作的深化，海外贸易公司开始在华设立代表处，专门负责与中国各地制造企业的商务联系。

2.来华投资的制造企业自带生产服务业。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生产服务业发展落后，以外资鞋业为例，最初连基本鞋样设计、打版、模具修理这类简单的生产服务能力中国东南沿海都不具备，外资鞋厂只好带来自己的服务部门，外资鞋厂中管理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外籍比例一度非常高。

3.随着大制造企业的迁入，国际中小生产服务企业以配套的形式随迁。这些企业与大制造企业大多已经形成了多年的合作联盟关系，因而中国各地在招商中往往出现只要引来一只大凤凰，其它的小鸡小鸭也会跟着一起来的情况。

4.国际生产服务业以独立的形式全面进入中国。随着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外资制造业需要高层次的国际生产服务业，中国本土企业也离不开高层次的国际生产服务业。在工程咨询、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管理咨询、信息服务、零售等领域，国际生产服务企业正大举进军中国市场。

（二）国际生产服务业的进入对中国内需的影响

1.通过推动国际制造的中国本土化适应促内需

内需有其文化和政策性特点，因而有国别差异性。国际制造只有适应中国的政策环境，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才可能促进内需。无论进口品还是在中国制造品，概莫能外。外需不仅有国别差异性，即使在一国之内更有区域差异性。工业品的制造和推广有其细分市场的适应性，因各地自然条件、文化因素、制度背景和消费者偏好不同，产品往往带有地区性、民族区域性烙印。如欧美的农业机械一度很难在中国推销，原因是中国的地形条件与欧美不同，在中国广大南方地区，美国式的耕种机械根本无法使用。即使在北方平原地区，体现高度分工协作特点的农业机械也很难行得通，因为中国实施农业散户承包，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再加上农村劳动力低廉，因而昂贵的大型自动化机械很难派上用场。国际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后，对于推动国际制造适应中国市场需求，推动国际产品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通过改进国际产品的中国服务促内需

售前规划、售中服务、售后服务，曾经是国际产品在中国的软肋。由于在中国本土没有这些服务支持，跨国服务成本昂贵，国外工业品无论是工业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都曾经一度很难在中国推广开。在工业中间品方面，特别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这样的产品更是如此。尤其是其使用寿命大多长达10年以上，在漫长的折旧期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服务需求。在引进之前，需要进行工业设计；在引进之初，需要进行技术培训；在引进之后，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保养和维护显得相当重要；特别在折旧中后期，这些设备的故障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及时的售后服务，生产将随时可能瘫痪。因而即使进口工业品的效率再高，但因为服务的不可得性，中国国内对它们的需求并不大。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经引进大批成套设备，但许多机器躺在仓库睡觉，原因就是与机器配套的生产服务缺乏，导致机器不可用。在消费品方面，由于市场推广服务缺乏，大量国内真正需要的产品并不为人所知，即使知道也没有地方买。改革开放后，随着出国的人次越来越多，许多人都托人从国外捎东西回来，但消费量终归有限。而随着国际生产服务业的进入，无论是工业中间品还是消费类产品，国际制造都很好地迎合了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

3.通过改进中国本土制造促内需

国际生产服务业有助于中国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其对中国本土制造促内需的影响不可低估。国际生产服务业通过直接服务本土制造业，提升了本土制造业的内需服务能力。国际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后也有效地改善了中国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条件，促进了本土制造过程的效率提升。比如在关键设备的利用方面，中国不仅缺乏技术人员，还缺熟练操作人员，国外制造业借助其配套的生产服务业，不仅卖中国企业机器，还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当然这种服务主要是为国外制造业占领中国市场服务，并不纯粹是为了帮助中国企业，但客观上却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大创造了条件。中国本土制造业对西方的模仿学习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学会操作机器、在服务机构指导下保养和维修机器开始的。国际生活服务业对中国制造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创新上，更表现在管理创新上。在国际生产服务业的帮助下，中国本土制造业的产能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在国际经营理念的影响下，中国投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制造不再追求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而全小而全，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显著。中国制造业借助国际服务业的支持，规模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高，因而能够通过降低销售价格和提供更优质产品的方式更进一步地激发起中国本土产品的内需市场。中国制造业还因国际生产服务提高了产品层次，从而使中国本土制成品通过迎合高层次需求，更大程度上拉动了内需。

4.通过对本土生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促内需

国际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本土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国际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大陆之初，中国本土生产服务业极不发达。本土生产服务业发展的软肋是人才、资本和技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以大而全小而全的大中小型制造企业为主体，市场上难觅生产服务业的踪影。因为技术水平低，技术进步不快，加之严重缺乏竞争以及计划体制的局限，生产服务业也很难在市场发育。国际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后，首先以人才优势、资本优势、规模优势和专业优势打破了中国各个资本分散、专业化水平低、规模程度低的国有企业偏安于一隅的状态。在“抓大放小”的方针指导下，一大批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在向规模要生存，向技术要生存，向人才要生存，向资本要生存、向订单要生存、向顾客要生存、向市场要生存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开始接触生产服务业，倚重生产服务业，积极承接国际生产服务业的溢出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外资背景的人才奇货可居，备受中国本土企业的欢迎。随着外资服务企业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外溢，大批中国本土的外资服务人员转入内资企业，或者独立操刀开办新的服务企业。国际生产服务业加快了中国本土生产服务业的市场培育和发展。

三、外需促内需中存在的问题

因为生产服务业发展不足，我国外需对内需的促进机制受挫。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去1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4倍，中国在2000年后取代日本成为对美享有最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贸易顺差构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相比之下我国内需不振，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保持了相对平衡的态势，基本维持在30-40%之间，但消费需求比重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消费需求比重快速下降[6]。

（一）国内生产服务业发展整体滞后，已成制约内外需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因素

目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大多集中在类似代销点、配送站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而技能型、技术型和知识型部门较少。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也较低，多产业之间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国内生产服务业对内外需产生的短腿效应体现在多方面：

一是目前我国内外需求增长受到了层次性制约。从投资来看，因为生产服务业层次水平低，我国国内制造业投资的层次水平难以进一步提升，并约束了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影响外需的更高层次扩张。从消费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一些高层次需求开始释放，但因为高层次产品和服务开发不够，中国许多富人的高层次消费没有能够实现，钱花不出来。

二是我国的基本国内需求也受到了总量上制约。比如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服务业极为欠缺，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生产和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相比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农村生产服务业。而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几乎没有“缓冲器”，由于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灾害一旦发生，往往导致农业减产，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过去10年来，自然灾害每年夺去了全球79 000人的生命，受灾人口超过了2亿，并造成年均近700亿美元的损失[7]。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频频。自然灾害考验着中国农村的生产服务业，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公共和社会服务设施等，从而成为制约内需增长的瓶颈。

（二）中国本土的国内生产服务业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问题同时存在，制约着内外需的发展

以上海的生产服务业为例，凡是营业利润率和人均创利水平较高的生产服务行业，基本上都有较高程度的“政府依赖症”。目前银行的主要利润来自简单的存贷差，证券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经纪业务，利润较大的高端保险业务在上海还是空白。尽管经营层次和运作效率底，上海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仍能获得惊人的利润回报率，这显然与金融业的竞争不足有关。由此形成的市场结构与发达国家显著不同。如伦敦的金融机构从八九万人的巨无霸到1个人的超微型企业都有存在，并且主体是人数在1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同时部分生产服务行业又过度竞争。以上海广告业为例，从2001年到2006年，上海广告公司的数量增长了469%，从业人员增长了122%，广告营业额增长了105%，但反映经营绩效和竞争能力的户均经营额和企业平均规模则直线下降，户均经营额从2001年的424万元下降到2006年的153万元，户均规模从2001年的14.5人/户，降到2006年的5.6人/户。这种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盈利能力差的状态，反映了上海广告业竞争激烈，混乱无序[8]。应该说，不断扭曲的市场使本土生产服务业对内外需影响的传导机制失效，内外需难以产生良性互动。

（三）中国本土的国际生产服务业国际化水平低，难以支撑中国制造业走出去

以目前情形来看，中国许多领域已经不缺少中国产品制造，但缺乏中国产品服务。中国目前还谈不上制造业的真正国际化，因为中国只是制造了产品，将产品从中国推向国外这一环节并不为中国人所控制。要真正实现中国制造的国际化，难以依赖国外的生产服务业，还必须有中国自己生产服务的国际化。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外资服务业在服务中国大陆制造时，对中国内资制造业的作用有限，甚至还可能阻碍和排斥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国际化。例如西方生产服务业中大批人士可能并不希望中国在高端产品领域与他们展开竞争，因而不愿意为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生产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牵线搭桥。在中国，许多外资生产服务企业其实带有政治和国别倾向，他们仅希望中国扮演廉价制造的角色。

（四）外资生产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层次不高，中国需要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许多生产服务业具有社会和政治敏感性。国外企业对进入诸如文化、传媒、通讯、网络等具有“战略意义”、经常受“非经济因素”影响的行业有顾虑，东道国政府对开放这些行业也相对谨慎。这些因素制约着服务全球化的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近10多年来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快，贸易额虽然持续增长，但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接近22%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9]。总体上看，与制造业普遍而深化的国际分工相比，服务业全球分工总体上还是有限和不平衡的[10]。生产服务业全球化和国际化水平偏低有其自身的先天弱势，但某个地区或者国家生产服务业的相对更为发达还是与其资源条件、政策和环境优势有关。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吸纳高端生产服务业。但目前我国在软件产业方面盗版严重，在工业设计方面抄袭成风，在分销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品牌保护方面措施乏力，地方本位主义盛行。这直接影响了更高层次的外贸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

（五）相比制造业，海外对中国的生产服务外包比例偏低，中外生产服务业互动交流缺乏

中国的生产服务业无论是在服务产品提供环节，还是采购环节，都没有能够大幅度纳入国际分工协作体系之中。中国是制造大国，却是服务小国。单纯就国际服务业外包来看，中国目前的承接能力与印度等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日本和欧洲作为世界三大软件外包发包方，在2005年分别向国外发包176亿美元、106亿美元和60亿美元的服务，中国只分别承接了其中的2.38亿美元、5.68亿美元和2.3亿美元，获得的市场份额极小。比如Oracle公司在印度有2万人为其做外包服务，在中国仅有1000人；EDS公司在印度和菲律宾有几万人，而在中国则刚刚开始招聘；简百特公司全球有28 000人，在中国也只有2000人。据分析，服务外包对国内增加值的贡献是来料加工的20倍，印度500亿美元软件的出口额，给国内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中国制造业1万亿美元创造的价值。两种贸易形态，创造了完全不同的价值量，但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代价却很小[11]。

四、外需促内需的对策

针对以上生产服务业在促进内外需互动过程中许多环节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产业界和企业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弥补短腿效应。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多方面积极应对。

（一）进一步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本土生产服务业效率，促进本土制造的内需规模扩张

我国迫切需要通过生产服务业市场竞争促内需，尤其要推进国有垄断行业生产服务的外部竞争，释放生产服务业促制造业内需扩张的庞大潜能。我国本土生产服务业发展不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在国有领域服务业竞争不够。我国的国有经济规模还相当庞大，其中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民营资本涉入的可能性都比较低。国有制造业还因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思维，在许多行业实施独家经营，或者垄断经营。由于没有竞争，这些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太可能是改善生产效率、节能降耗，而是不断争资金，争项目，扩大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在价格垄断中获取超额收益。在这种大一统的国有领域，生产服务业因其占据的利润链大，往往被国有企业牢牢捏在手中，不能通过外部化、市场化而提升效率。预计我国在垄断领域如果能够推动生产服务的外部化，将会极大地改善国有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制造业的内需扩张潜力将非常巨大。

（二）进一步通过服务和生产分离，提高内需供给的专业化水平，促进本土制造的内需层次提升

我国需要出台政策大力培育中小服务企业，只有有了大批功能完备、水平先进、能效高超、走专业化之路的中小服务企业配套在周围，中国本土制造业才可能轻装上阵，不断优化各个制造环节。制造业的强大离不开生产服务业的强大。中国多年来制造型企业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获得根本解决，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外部化的生产服务支撑。当外部生产服务缺乏或者效率低下时，制造业就只能通过内化服务业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独立的中小生产服务企业有利于生产服务的专门化，是制造业中生产和服务分离的基础，不仅对于提高制造业的产品层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制造业的生产创新、新产品开发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三）加大生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吸引更多高层次国际生产服务业投资中国，为中国的内外需增长服务

目前国际生产服务业虽然已经开始大举登陆沿海发达城市，但与制造业的国际转移相比，国际生产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总量还非常低，层次也不高。按照通常理由，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局面的形成，必然有国际生产服务业在中国兴起的情况相伴出现。事实上，目前中国庞大的国际制造业规模正与薄弱的国际生产服务业数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国际生产服务业的落后，世界高端生产服务业向中国转移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度还远远不够，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还不高，高端外资生产服务业在中国投资的制约还比较多。生产服务业是一个信息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专利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的产业，知识技术高位保持，产权保护是这一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中国盗版现象严重，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被认为不如西方。整个社会对泄密的法律惩罚轻，对知识的尊重不够。中国各个企业不愿意投入创新成本，对模仿和偷学趋之若骛。同时不愿意培养人才，更愿意多挖人，员工跳槽率高，对人才重视不够。此外，当前中国还需要更多增加外籍商务人士在中国的比例，但目前的政策还需要改进。以上海为例，因为个人所得税过高，为合理避税，外籍高级管理人员选择在中国居住不超过183天。外籍高级管理人员比重低，形成上海吸引国际跨国公司、发展部型经济的瓶颈。未来为了吸引更多更高层次的国际生产服务业进入中国，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并从住房、城市环境和其他相关政策上真正落实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四）将包括生产性服务在内的服务外包作为中国外向型产业发展的未来重点，解决中国棘手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促进中产阶级消费的形成

服务外包中的业务有许多生产服务业，比如金融、电信，制造等行业，大学生毕业生经过一定培训后很适合从事这些行业的BPO业务[12]。当今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与当年中国承接制造业“三来一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接制造业“三来一补”迅速解决了中国低层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基本收入问题，促进了中国基本消费和基本投资需求的发展。而服务外包则可能成为消化中国过剩知识型劳动力的重要产业方式，带动中等收入家庭的出现，提升中国的基本消费和投资水平，实现中产阶级消费。生产服务外包的适应范围广，从低端的软件测试、人力资源代办代理，到中端的财务处理、客户服务，再到高端的软件研发、项目管理，提供的就业机会多，吸纳就业能力强。以广州为例，900多家服务外包企业仅2008年就吸纳大学毕业生2.3万人。统计显示，在2009年就业总体形势压力大的情况下，1-6月广州服务外包企业新增就业岗位16 462人，同比增长18.89%，成为“逆势”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仅仅一个香港汇丰，在广州设立的软件和客服中心这两个外包系统，就分别雇用3000人和4000人。按照规划，到2013年，广州全市离岸外包业务额将超过100亿元，由此将推动广州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增加到2013年18万人，相当于未来5年，广州服务外包将为全国大学生提供15万就业岗位[12]。服务外包背景下的要素收入水平和家庭消费层次都比较高。相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者，大学生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服务外包作为替代制造业“三来一补”的一种外向型产业形式，对于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对于促进中国的内需意义重大。

[1]李朝鲜.内外贸一体化大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9.

[2]周勇等.我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互动关系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项目报告，2010.10.

[3]徐学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何德旭.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5：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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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祖辉，朱允卫.全球化进程中的农业经济与政策问题——国际农经学者协会第26届大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7，（1）.

[8]周振华.城市转型与服务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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