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为／文

西方走衰的制度原因

■ 张维为／文

西方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从爱尔兰、希腊蔓延到意大利，还有进一步蔓延的可能，整个欧元区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堪忧。美国正经历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了美国体制的许多弊病。了解西方危机的政治制度原因，对于中国汲取西方的教训，自信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大有裨益。

从中国话语的角度来看，西方体制的问题可以被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西方体制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不具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一般认为美国金融监管严重失控和资本对政治制度的控制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但美国两党的政客都不愿“实事求是”地正视制度缺陷，却热衷于打口水仗。在危机当头的时刻，两党还是无法达成应对危机的共识。希腊的政客也无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多数西方政客和媒体基本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

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南欧的“欧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客们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帕氏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纨绔子弟把国家引入歧途。

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

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濒临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失当，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陷入无中央政府状态达500多天；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非常低下；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下降。

标准普尔于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中，美国共和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四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

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

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的“欧猪四国”相继出现了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公司竞选捐款不受限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来源于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来自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当年奥巴马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的巨额捐款，随后才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

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这“五个缺乏”的背后是支撑整个西方制度的理念所面临的困境。今天西方政治制度主要基于三个理念：（1）人是理性的；（2）个人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理念在西方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如用“共和”与“法治”来制约“民主”和“民粹”，但随着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的异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扩散，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西方社会类似宗教一样的一种原教旨主义信仰。

这三个理念其实均站不住脚。人确实具有理性的一面，但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而政客的特点往往就是利用人的非理性一面，通过打民粹主义牌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和利益。当初德国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也是在民粹主义政客的兴风作浪中解体的。今天因特网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结 语

西方个人权利绝对化造成了个人权利泛滥和集体权利严重退化。上述的美国加州政府破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内森·加德尔斯把这种破产称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的必然结果：“一种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又不要纳税”的文化造成了今日加州的危机。

程序万能论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代价异常巨大。西方长期以来，自以为自己的制度好，谁上台都无所谓，结果这种程序万能论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西方这种制度安排看来将越来越玩不下去了。没有人才观念的公司要破产，没有人才观念的军队打不了仗，没有人才观念的政治制度将走衰，这是中国人笃信不疑的理念。这三个理念的困境也是西方制度的“基因”缺陷，如果无法修补的话，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和模式。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做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研究院和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