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盛武， 王圣芳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0 引 言

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贸易和环境问题也逐渐成为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回归检验和理论模型分析2类。对于前者，文献［1］以43个国家1971—1996年的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估算了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和贸易开放对S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得出，SO2排放量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降低。文献［2］基于我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中污染转移问题；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相对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来说，环境规制的宽松度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有限。文献［3］将贸易开放和收入水平作为内生变量，取SO2、CO2和BOD排放量作为环境变量，从短期和长期效应分析贸易开放对OECD和非OECD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文献［3］的结果表明：贸易对环境是否会产生有利影响，取决于研究的污染物的种类和国家类别；在OECD国家中SO2、CO2和BOD排放量会随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降低，但在非OECD国家中，SO2、CO2排放量随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贸易对OECD国家环境有利，且长期效应比短期效应更大。文献［4］基于DEA－SBM模型，测算1990—2006年我国各省区环境效率，结果得出对于发达地区应采取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落后地区可以实行向发达地区购买排污权的方式，逐步解决落后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文献［5］基于中国主要外向型工业行业数据，实证分析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结果得出，出口贸易增长促进了出口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但是出口贸易的规模负效应超过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有利影响，出口贸易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急需解决。文献［6］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中美贸易中的CO2排放量进行实证，结果表明，调整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和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增加清洁产品的出口，会降低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降低全球CO2排放量。

理论模型方面，文献［7］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综合分析，将参与贸易的国家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假定2个国家生产的产品是不同质的；在不考虑污染环境和全球影响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来控制污染，且北方国家的收入高，环境规制政策严厉，环境税率比南方国家的高；通过将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得出贸易扩大会增加全球污染排放，且自由贸易对南方和北方国家的影响也不同，扩大贸易会增加北方国家的污染排放，但会降低南方国家的污染排放，而单边的南北贸易会降低全球的污染排放。文献［8］基于南北贸易模型，对全球性污染问题进行了探讨，假定污染是全球性的，南北国家采用可交易的污染排放许可证措施来控制环境污染。文献［8］的结果得出：自由贸易使北方“清洁”产业扩大，而南方“污染”产业扩大，自由贸易降低了北方的污染排放，但却增加了南方的污染排放；污染许可证的市场价格在北方下降，而在南方上升；北方国家开始减少许可证的额度，而南方国家不得不增发额度以抵消污染排放的增加；只有南北方减少和增加的许可证额度相等时，全球污染排放最少，否则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全球的污染排放。文献［9］针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公司和国外（发达国家）公司生产同质的产品，在不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的情况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全球污染排放的影响，并通过博弈均衡求解出贸易自由化时降低或增加全球污染排放的条件。

通过系统地梳理国内外的文献不难发现，由于模型的设定和假设条件的不同，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结果不尽相同。现有的关于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理论模型，多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并且假定各国政府对环境污染不征收环境税。但是现实中的市场结构多数都不是完全竞争的，而且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各国政府都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基于此，本文在文献［7，9］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国内和国外公司的双寡头模型，探究在各国政府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并且两国公司的工资水平不同，生产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

1 模型构建

假定一种简单的产品生产结构，劳动和生产产品所排放的污染物作为产品的投入，其中生产产品所排放的污染物以副产品的形式作为投入。有两家公司，即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生产不同质的产品，提供到国内市场。两国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是污染物排放量的函数。

采用李嘉图生产函数形式，将国内和国外公司的产量函数表示为：

其中，L代表国内公司的劳动使用；E代表国内公司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q代表国内公司的产品产量；α、β为大于0的常数；加星号的变量为国外公司的相应变量。

市场反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P′＜0；P′′＝0；Q＝q＋q＊为全球的产量；a和b为正；θ为产品差异化程度，0≤θ≤1。当θ＝0，则表示2个变量与需求无关；当θ＝1时，即为完全替代产品。

假定国内公司所缴纳的环境税为T＝cE，国外公司的为T＊＝cE＊，其中c为环境税税率。

假定国内对国外公司出口的产品征收关税税率为t，则国内和国外公司的利润函数为：

其中，w、w＊分别为国内和国外公司的工资水平。

国内和国外公司生产产品所排放的污染物不受限制，但会受到劳动力投入和环境税的影响。国内和国外公司都面临收益最大化问题，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此时，αL＝βE，α＊L＊＝β＊E＊，对国内和国外公司利润函数求关于L和L＊的一阶导数可得：

以L和L＊表示的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的反应函数为：

对（8）式、（9）式进行全微分可得：

一般情况下，国外的工资水平和技术水平比国内的高，因此，均衡的存在条件为。相应的国内和国外公司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不难发现，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即t＝0时，q＊会增加，q会减少。表明在贸易自由化时，国外的均衡产品产量会增加，国内的均衡产量会减少。并且在均衡状态时，当β＜2β＊时，环境税率增加，国内公司生产产量减少；当β＊＜2β时，环境税率增加，国外公司生产产量减少。显然，当国内的生产技术小于国外的2倍水平时，提高环境税率，国内公司会减少产品的生产；但若国外的生产技术水平大于国内的2倍水平，即使是环境税率提高，国外公司依然会增加产品的生产。那么，在这种均衡状态下的生产，对国内、国外和全球的污染排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将通过对污染排放方程求解均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 污染排放方程

令E＝φ（E＊）和E＊＝φ＊（E）分别代表国内和国外公司用污染排放表示的反应函数，在资源投入最小的情况下，可得：

相应地，dφ／dE＊＝－β＊／2β＜0，dφ＊／dE＝－β／2β＊＜0。用污染排放表示的均衡条件为：

相应地，国内和国外公司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对（10）式、（11）式求关于q和q＊的一阶导数，可得：

令ξ（q＊）和ξ＊（q）分别表示国内和国外公司的反应函数，对（12）式、（13）式进行全微分，可得：

由（8）式、（9）式，相应地可以得到E和E＊的表达式为：

令全球的污染排放为Eg，则有：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Eg与t之间的关系来反映，对（16）式求关于t的一阶导数，可得：

若要使dEg／dt＞0，则需使1／β＊－θ／（2β）＜0，即需使β＊＞2β／θ。

由此可得，当β＊＞2β／θ时，t与Eg成正相关，t减少，Eg会减少，即当国外公司的生产技术比国内的清洁很多时，贸易自由化会使全球污染排放减少；但当β＊＜2β／θ时，t与Eg成负相关，t减少，Eg会增加，此时贸易自由化会使全球污染排放增加。

其中，dE／dt＝1／（4bβ）＞0，表明国内污染排放与t成正相关，当t减小时，国内污染排放减少。可见，贸易自由化会减少国内的污染排放。

dE＊／dt＝－1／（2bθβ＊）＜0，表明国外污染排放与t成负相关，当t减小时，国外污染排放增加，即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国外的污染排放。

环境污染排放与环境税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E、E＊、Eg与c之间的关系反映。

由（14）～（16）式可得：

这表明环境税率与国内、国外和全球的污染排放都呈负相关，即提高环境税率，国内、国外和全球的污染排放量都会减少。

并且环境污染排放与产品产量之间的关系也可 以 通 过（14）～（16）式 求 出。dE／dq＊＝－θ／（2β）＜0，dE＊／dq＝－1／（2θβ＊）＜0，表明国内污染排放量与国外公司的产量成负相关，国外污染排放量与国内公司的产量也成负相关，即国内公司增加产量会降低国外的污染排放，国外公司增加产量会降低国内的污染排放。

全球污染排放与国内、国外公司产量之间的关系为：

由此可见，当β＊＞2β／θ时，国内公司的生产产量与全球污染排放成正相关，即增加国内公司的产量，会增加全球污染排放；当β＊＞θβ／2时，国外公司的产量与全球污染排放成正相关，即增加国外公司的产量会增加全球的污染排放量。

3 结 论

本文假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只包括国内和国外2个双寡头公司，投入劳动生产不同质的产品，所排放的污染物作为副产品，并且两国公司都需为所排放的污染物支付环境税。通过求解博弈均衡，分析贸易自由化和环境税对国内、国外和全球污染排放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1）关税税率与国内污染排放成正相关，与国外污染排放成负相关。降低关税，会使得国内进口国外的产品增多，贸易自由化导致国外公司的纳什均衡产量提高，国内公司的纳什均衡产量降低。因而，使得国外的污染排放增加，国内的污染排放减少。这与文献［9］研究结论相似，虽然文献［9］的模型中生产函数是基于同质产品假设的，而且假定国内和国外的工资水平相等。在本文中当产品差异化系数θ＝1时，即为产品同质的情况。值得提出的时，本文虽没有假定国内和国外的工资水平相同，但关税税率对国内和国外污染排放的结果没有受到影响。

（2）当β＊＞2β／θ时，关税税率与全球污染排放成正相关。即只有当国外公司的生产技术比国内的清洁很多时，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全球的污染排放。这可能是因为，当国外公司的生产技术比国内的清洁很多时，贸易自由化会带来国外公司的全球垄断。通常，垄断市场的产量要低于供过于求市场的产量，因而会降低全球的污染排放。这与文献［7］的研究结论相似，即南北方单边的贸易虽然对南北方各自的污染排放影响不同，北方国家的污染排放会增多，南方国家的污染排放会减少，但是全球的污染排放会降低。与其不同的是，当β＊＜2β／θ时，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全球的污染排放。即若国外公司的清洁生产技术水平不比国内的高很多时，单边的自由贸易反而会增加全球的污染排放。

（3）环境税率与国内和国外的污染排放都成负相关。即提高环境税率会降低国内和国外的污染排放，进而降低全球的污染排放。并且，环境税率的提高会降低国内和国外公司产品产量。但当模型处于均衡状态时，当β＜2β＊时，提高环境税率，国内公司生产产量会减少；当β＊＜2β时，随着环境税率的提高，国外公司生产产量减少。即当国外的生产技术水平大于国内的2倍水平时，即使是环境税率提高，国外公司依然会增加产品的生产并且提供到国内市场，此时国内公司会减少产品的生产。

（4）国内污染排放量与国外公司的产量成负相关，国外污染排放量与国内公司的产量成负相关。即国外公司增加产品生产会增加国外的污染排放，但会使国内的污染排放降低。同理，国内公司增加产量会增加国内的污染排放，但同时会使国外污染排放减少。并且当β＊＞2β／θ时，随着国内公司生产产量的增加，全球污染排放也会增加；当β＊＞θβ／2时，随着国外公司生产产量的提高，全球污染排放也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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