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近30年，现已到了调整的关键期，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背后付出的资源代价较沉重。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同时考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手段，要同时考量经济政治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让国民增强幸福感。为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政府正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改革的步伐。

关键词：经济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国进民退；政治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1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5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21-02

一、引言

2011年美国经济虽有复苏的迹象，但仍旧增长乏力。进入2012年，欧债危机仍在发酵，尽管IMF、欧盟对希腊、意大利等成员国的债务救助达成共识，但并未减轻世界对欧债危机的担忧。美国受高额政府债务和高失业率等问题的困扰，是否会面临新的经济衰退。中国目前有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美国的放贷约占外汇储备的50%，欧盟也希望中国能伸出援手，似乎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愈来愈强了。但中国经济也在逐步进入低速的调整期。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9%，但2010年实际GDP的增长率是10.3%，大大超过GDP潜在增长率。在实现两位数高增长的背景下，政府加大了对交通、运输、港口等经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同时也加快了城市再开发的步伐。但随之而来的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扩大，通货膨胀的加剧，这些因素促使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提高。

自2011年7月23日发生的严重的高铁事故后，认识到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安全性比提高速度更重要，出现了与此相关的投资明显减速的迹象。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9.2%，这和金融危机下的2009年的增长率相当。人们担心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延续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进一步下滑。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年均10%以上的发展水平。到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额换算成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应该反思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付出了哪些代价。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改革的路线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构建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制度框架，没有自下而上的收入水平平衡的制度安排，所以直到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国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是部分地区环境状况恶化。由于政府急于追求高增长，将有限的财力和资源向可以快速带来经济效益的重工业倾斜，没有真正致力于环境保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环境状况呈现加速恶化的趋势。

三是GDP增速高于城乡居民收入。伴随着持续的高增长，在生活中理应有幸福感的中国老百姓一直存有某种焦虑感，收入增长没有物价增长快。说明自己的收入增长远低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从国人的幸福指数（HI）看依然处于世界最低组群的行列。

二、中国经济的市场经济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宣称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告别计划经济制度。在近20年后的里，国有企业仍处于垄断地位，主要在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以及钢铁、石油等诸多大型骨干产业。每年政府实施的巨额的公共投资，多数也倾注到国有企业。正因为国有企业处在垄断性支配地位，没有哪种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竞争。从长期看，如果资源供给短缺，资源的价格将会上升，产业界必然努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资源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国有经济的生产效率低下。

依目前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垄断着市场，可以优先拿到公共工程项目的订单。国有企业所需资金，可以从国有银行优先得到贷款。与此相比，民营企业要想拿到政府公共工程项目的订单，若不具有相当的技术力量以及与政府之间的人脉关系，几乎不可能。民营企业想从国有银行借入资金，若没有资产担保，十有八九要吃闭门羹。2011年下半年，以温州的高利贷泡沫破裂为代表的几乎涉及全国的高利贷借贷事件深刻地凸显了中国国有银行垄断制度的缺陷。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方面看，目前的中国经济依然带有的计划经济色彩。零配件的制造、商品零售等产业，民营企业基本没有准入门槛，但他们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依然只起到补充作用。

毋庸置疑，比起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旺盛的生命力。据官方统计，目前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GDP的60%以上。另外，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附加值低的行业，他们吸纳了6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实际上不受政府重视的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2008年美国因次贷风波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于同年11月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以公共投资为标志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由国有企业包揽。以此为契机，本来理应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一改面孔重新苏醒，让人感觉今天的中国经济真有点是“国进民退”了。

三、实施经济紧缩，政策缺乏长期性

不论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鉴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应当实施怎样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继续维持此前的经济高增长，还是致力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物价统计报告，2011年全年CPI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4%，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5%。2012年截至4月，物价上涨有加速的趋势。这样低收入阶层家庭食品方面的开支就多，恩格尔系数就高，而食品价格的高涨，给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开支。

为何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原因稍稍复杂。

第一，伴随着经济开发和土地沙漠化的扩大，农用土地减少使农产品供给不足；

第二，化肥、农药等农资品价格的上升推高农产品的成本；

第三，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第四，流通环节不透明，为大宗农产品批发商随意涨价提高了空间；

第五，受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影响。

如何抑制不断攀升的食品价格，这是我国政府来亟待解决的大课题。

对中国来说拥有14亿人口，土地资源是绝对稀缺的。在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背景下，旺盛的带有刚性的住房需求（尤其在中国文化中，绝大多数年轻人结婚，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必须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和炒房者的投机行为交织在一起。同时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带动钢铁、平板玻璃、建材、家具等产业的繁荣，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牵引作用。中央政府担心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实施紧缩政策，但地方政府并不配合。因为按照现在的制度安排，土地出让金收入归属地方政府所有。

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物价，实行宽松和紧缩政策并举，会使经济增长放缓。然而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正从房地产泡沫中享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房价越高获利越大。唯一对高房价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购房者。目前就是这样一种多方博弈的胶着状态。

四、经济高增长并不能缓解就业压力

首先，地方政府难以放弃过去的经济高增长战略，其实有多种考量。当地经济的高增长，可以强化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经济的高增长主要表明地方执政的政绩，长期以来一直有这种思维，所以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追求经济的高增长。

其次，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我国，人们期待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就业。但是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人们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反而人们对政府的要求日渐增强。因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几乎没有得到改善。伴随着设备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渐渐得以提高。其结果经济增长反而使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降低。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宏观上看，由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约占劳动力市场的20%左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比重有扩大的趋势。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伴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的成本在上升。可以预见玩具、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渐渐从中国向缅甸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其结果，制造业吸纳劳动就业能力逐渐减弱，如此下去经济越增长，劳动就业就越困难。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改善民生，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将服务业（属于广义上第三产业）作为吸纳劳动就业的容器。中国经济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现在开始必须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宏观经济增长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要发展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其前提是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金融、通信、信息、物流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都实行严格的控制。对市场准入者设置过高的门槛，妨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五、2012年中国经济展望

中国2012年将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回顾现政府这期间的政策与运作，能保持GDP年均10%强劲的高增长率，应得到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也存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对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惩治不力等诸多问题。国民对此批评的声音日渐增强。考虑到中国经济潜在的成长性，2012年新政府成立后，还会继续走高增长的路线。问题是如果不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上有所创新，中国社会可能增加不稳定因素。最后我们展望2012年的中国经济。2012年是政权交接年，维持某种程度的高增长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已经步入经济全球化，但目前外部环境有急剧恶化的趋势。美国和欧盟圈的经济以国债信用等级下调为契机，正陷入信用危机之中。对出口依存度很强的中国经济来说，经济增长减缓的可能性在增大。

为避免经济衰退，要求采取宽松的金融政策，但中国国内通胀加剧和住房价格高企，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显然不现实。换言之，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还不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安全感。在这一时期，很难考虑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深处全球化之中的中国经济，未来世界的经济形势对国人来说更加变得不透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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