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1日，一名17岁的年轻人礼貌地敲开了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社屿中鹏二总经理家的大门，要求谒见他。前来开门的保姆丸山告诉他屿中鹏二不在家。没想到，那人一声吼叫——替你家先生向天皇陛下谢罪吧，便抽出一口长刀朝保姆砍来。

这个年轻人名叫小森一孝，是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成员。刺死保姆之后，他又刺伤了匆匆赶出来的屿中夫人。

这一起被称为“屿中家血案”的恶性杀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理由仅仅是《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一篇被右翼认为是亵渎了天皇的文章。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帮美军组建慰安机构换得喘息机会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对日本实施占领的美国军事当局在1945年底，下令强行解散日本国内所有右翼组织，抓捕大量右翼头目，严禁右翼骨干分子担任公职。日本右翼势力一度濒临崩溃。

然而几年后，美国占领军赦免了大量右翼战犯，并支持吉田茂政府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期间，先后为18万左右的右翼骨干免除了“不得担任公职”的惩处，使岸信介等一批右翼人物重返政坛，右翼势力得以死灰复燃。

美军宽纵日本右翼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战败后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战前右翼分子支持对外扩张，力主“忠君爱国”，把英美等国称为“白鬼”；战后，这群最狂热好战分子全面转向“亲美”，其举动令人目瞪口呆，RAA的设置，便是他们的“杰作”。RAA全名 Recreation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在美军看来，能够牺牲本国女性换取占领军的青睐，日本右翼实在是一个太恭顺的工具了。再加上他们顽固的反共立场与美方不谋而合，美军扶植日本右翼势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政府关系暧昧

因为上述原因，人们把日本战败前的右翼主流称为传统右翼，而把战后的右翼主流称为亲美右翼。

这些亲美右翼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极具行动力。这一点，则是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经历了民主化进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而与之相对应，追求民主自由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于是，右翼便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扶植下，与黑社会暴力组织结合，成为首相议员们的“打手”。

这其中，最典型的右翼人物当属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的黑社会教父儿玉誉士夫。他在战后的日本政坛呼风唤雨，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从田中角荣到中曾根康弘，几乎每个首相上台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在他活跃的时期，日本右翼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约的时候，左翼团体纷纷上街，要求阻止这一条约的续签。首相岸信介招架不住，找儿玉誉士夫商量。后者凭借“可以调动全国赌徒为我所用”的黑势力，殴打左翼群众，硬生生地把局面扳了回来。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战后的右翼团体开始向崇尚暴力、非理智方向发展，前面提到的“屿中家血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出现新特点。一部分右翼势力再一次改变策略，开始重视街头宣传，把暴力攻击目标锁定在外国人身上，来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人们把他们称为“街宣右翼”，以区别于此前的“行动右翼”。

在街宣右翼的带动下，日本右翼又产生了一个独特派别——由极端网民组成的“网络右翼”。网络右翼分子在生活中往往循规蹈矩，没有任何极端倾向，但匿名上网后，便会疯狂地喊打喊杀。

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主要由传统的极右势力与狂热的“愤青”组成。尽管有人认为日本的右翼势力应该有数百万人之多，但这个数字绝大部分属于“网络右翼”。在现实中作为右翼核心的大日本爱国党等团体中，活动人数不超过1万人，而且没有一个团体有全国性的支部体系。正因为人数不多，所以右翼势力在举行活动时，经常出钱雇佣黑社会或社会渣滓人员来充门面，而这些人大多素质极差。

素质差，在行动上就表现为缺乏理性。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至日本时，右翼分子高举反华标语,攻击了“瓷娃娃”福原爱。日本警方被惹恼，直接将其控制在一个偏僻的山丘上，以保证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不受干扰。

在日本国民眼中，右翼的形象较差，与这些“临时右翼”的糟糕表现有很大关系。不过，虽然讨厌他们，不少民众却又在潜意识里觉得他们说的话颇有诱惑力；明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却又觉得只有这些坏人才能对付那些让自己生活不快乐的“国贼”或“外国间谍”。这正是当下大多数日本普通人对于右翼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