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迁户鲁老太所在的小区，原是她所在城市最大的一个城中村。鲁老太所在的城市，经几代规划师之手，不断扩容增大。规划师关注的是如何拓展这个城市的物理空间，而鲁老太关心的则是过马路能否更安全，暴雨后小区会不会积水。

城市规划理性的图面功夫，与寻常百姓感性的市井生活，似乎很难在某种程度上耦合。

体制之痛：遭遇“首长规划”

退休之后，旬凯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这位曾经供职于中国城市规划院的规划大师，在规划自己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把广东沿海的一个地级市画上了“红叉”。20年前，旬凯主持编制这座城市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20年后，旬凯发现，一切早已面目全非。

旬凯的遭遇，是中国规划人普遍的尴尬遭遇。而这尴尬的根源，是城市规划永远跑不赢城市的变化。

研究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这20年，正值中国城市化的青春期，“旬凯们”为城市勾画的发展蓝图，往往被提前七八年突破。以北京为例，从1993-2012这20年间，北京经历1993年、2005年两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3年，又将启动新一轮修编工作。

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变，而国内的城市往往是一届领导一个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在中国，地方行政首长换届之后，城市发展总体规划需要修编、调整的案例很多。在建设系统内部，这种情况被称为“首长规划”。频繁变脸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俨然成了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一个注脚。

理念之痛：碎片化格局形成

2006年，雅各布斯的一本书，让深具焦虑感的中国规划人和城市研究者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雅各布斯曾经左右开弓批判过的强势规划理念：城市美丽运动和现实主义，正徘徊在中国城市上空。前者以美化、亮化，改造、重建之名，拆掉原本活力充沛的旧城区。后者则以吞山襟海的大气势，罔顾现实需求，搭积木似的让一座座现代新城拔地而起。据相关统计，目前，全世界在建的摩天大楼87%在中国，但是中国却没有一个城市有像样的下水管道系统。

纵观中国，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这些城市都是按照“功能纯化”的理念去分割城市肌体的。雅各布斯认为，城市之所以生动，一个重要原则是多样性，或者说，一个区域不能只承担单一功能，无论是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但“创建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公共空间”的现代城市理想，已经宣布破产，城市开始碎片化。从行政中心到单位大院，再到高档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食堂、会所、超市、保安，都只有自我服务功能，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资源的俱乐部化占有”。

孤岛围墙之外的街道，尽管越拓越宽，但只剩下交通功能，逐步丧失社会交往功能。所以，有人诟病中国城市没有街区文化，只有大院文化。孤岛化和碎片化的城市，难以凝聚居民共识，也难以让市民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生态之痛：从规划到反规划

或许城市碎片化给市民带来的安全感缺乏，远远不及城市生态问题带来的危机感强烈。2012年盛夏，北京暴雨成灾，73条鲜活的生命逝去；北京、哈尔滨等地屡屡发生的道路塌陷事件，让城市人的出行变得“步步惊心”。

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我国多数城市的扩张都是越来越低。如天津市的建成区，在1990年时平均海拔为5.95米，2010年下降为3.26米。为什么一场雨就会有水灾？就会有人被冲走、房子被冲塌？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现在的城市扩张不断往低处走。这样的城市，是反生态的城市。反生态的城市，需要用反规划去纠偏，去矫正。

从2006年起，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就在诸多城市推销他的“反规划”理论。他用两个比喻直观而简明地概括出了“反规划”的精髓。

第一，先画“绿线”，再画“红线”。俞孔坚认为，传统的城市规划是先用“红线”划定“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剩下的才是自然的地方，才是农业，才是林业，甚至连绿地系统也是在划定了城市用地红线之后的专项规划”。而“反规划”则是先画“绿线”，重在规划和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先作保护规划，再作建设规划。第二，市长管“底”，市场管“图”。因为“反规划”颠倒了“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非建设用地是“底”，建设用地是“图”，俞孔坚强调以公益为己任的市长的责任，不是“扩图”而是“保底”。

但在地方政府无法摆脱对“土地财政”依赖时，“反规划”理念的实践尚需时日。与此相应，城市规划之痛也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