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翾，黄邦根

2008年，我国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给国内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实施4万亿投资扩张计划。为配合财政扩张，减少财政扩张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2009年，我国央行也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多次降低利率与存款准备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重扩张，在稳定我国的失业率、保住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得我国物价从2009年12月份开始，呈明显上涨趋势。2009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1.9%。2010年全国CPI比上年上涨3.3%，其中11月份同比上涨5.1%，达到全年最高值。2011年CPI比上年上涨5.4%，远超年初4%目标，7月份CPI同比涨幅达到最高点6.5%，此后涨幅有所回落，12月份同比上涨4.1%，环比上涨0.3%。2012年1月的CPI同比上涨4.5%，超出预期的4.0%-4.1%，2月同比上涨3.2%，3月同比上涨3.6%，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8%，略有好转。

通货膨胀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都有重大不利影响，需要认真对待，认真治理。首先必须找出通货膨胀的原因，以便有的放矢。理论界对本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第一，投资等实际需求因素的推动。唐浩等认为，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启动的大规模投资扩张计划，给我国的通货膨胀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第二，货币因素的推动。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本次通货膨胀与国内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总需求冲击紧密相关。黄桂田与赵留彦认为，相对于供给冲击或成本推动来说，由货币因素引起的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力度更强［2］。第三，工资与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推动。张会清与王剑认为，本次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成本推动中，工资与税收负担的上升以及外部传导是成本压力的主要来源［3］。而李卓与邢宏洋认为，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通货膨胀均有显著的影响［4］。实际上，我国本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除了上述三个以外，还有结构性通胀。另外，除了工资与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推动以外，更有国内垄断力量自2008年以来大规模扩张引起通货膨胀。

二、我国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原因

正统凯恩斯主义的总供求认为，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引起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总供给既定条件下，总需求增加；二是在总需求既定条件下，总供给减少。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结合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实际因素引起的总需求增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短期看，经济增长需要总需求相应的增长来支撑。但从长期看，不仅要求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而且总需求结构的改善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国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与净出口构成。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在收入或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至少要求超过50%，发达国家为60%以上。但近年来，我国的投资与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过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明显偏低。这种本末倒置的需求结构，不仅不可持续，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且是导致我国经济经常过热、通货膨胀经常爆发的本质性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出口受到一定打击，国内私人投资大量减少。消费在我国总需求中的比重偏低，且消费倾向在长期比较稳定，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有所下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我国的总需求必然会产生下降趋势。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增长受总需求减少而严重下滑，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政府推出大规模的投资。2008年11月18日，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扩张计划，各地方政府积极跟进，也相应扩张投资。2008-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72828.4亿元、224598.8亿元、278121.9亿元和311022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25.9%、30.0%、23.8%、和23.6%(数据来源：2009-2011年年鉴和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刺激总需求，确保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GDP的较快增长。但我国政府过分依赖投资增长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对调整我国本已失衡的经济结构、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拉动国内消费并没有多少帮助，也不可持续。政府与国有企业投资的过量增加，在直接提高投资品的价格，刺激投资品生产与就业增加的同时，一方面相对减少国内消费品的供给，另一方面绝对地增加对国内消费品的需求。而且通过乘数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将导致总需求膨胀，再加上比较优质的消费品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上升，最终推动我国的通货膨胀。另外投资增加，导致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增加，推动其价格上升，也从成本角度对本次通货膨胀造成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货币因素引起的总需求增加

为抵消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也转为适度宽松。从2008年9月以来，央行5次下调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2008-2011年，央行释放9万多亿元信贷资金，使得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从2008年以来不断上升（表1）。

表1 2008-2011年我国M2、GDP及其比值

目前，西方发达经济体的M2和GDP的比值在l以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表1表明，我国M2与GDP的比值明显偏高，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已大为过剩了。

此外，在目前我国相对稳定的汇率之下，受中美利差、人民币升值预期、我国金融资产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等因素带来的利润诱惑，海外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使得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在净出口上升存在大量顺差条件下，尽管央行采取了一些对冲政策，比如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但并不能完全抵消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增长，流动性因外汇占款而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金融危机以来存在的大量过剩的流动性，是导致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三）成本增加引起的总供给减少

在凯恩斯主义的总供求模型中，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总供给曲线左移造成的价格上升（图1）。

在图 1中，初始的短期总供给曲线AS0与总需求曲线AD0与相交于点 E0，此时的收入为充分就业收入Yf，一般价格水平为P0。现在总供给减少，总供给曲线由AS0左移到AS1，AD1与AD相交于点E1，一般价格水平由P0上升到P1，发生通货膨胀。

图1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我国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三：工资成本增加、利润增加和进口原材料成本增加。

1.工资成本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不断上升。第一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的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第二是为了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建立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0.4这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与不公平的分界线。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更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政府不断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福利保障（表2）。

表2 2009-2011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

表2说明，近年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其实是不低的，只是扣除了通胀率之后的实际增长率会比较不明显。由于工人现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实际工资便大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厂商对劳动的需求量必然减少。实际就业量的减少使得产量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下降，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左移。这样在原先的价格水平上，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必然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升。

2.垄断厂商要求更高利润引起的通货膨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原则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货币工资：

其中MPL表示劳动的边际产量，表示实际工资。

在卖方垄断条件下，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原则为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等于货币工资：

其中的MR表示厂商销售产品的边际收益。

（2）式两端同除以价格P，可得：

显然，垄断下的实际工资小于劳动的边际产量。故垄断厂商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一定位于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的下方（图2）。

在图2中，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为MP，卖方垄断条件下厂商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为MP(MR/P)。如果初始的实际工资为(w/P)0，则竞争厂商对劳动的均衡需求量为L0，而卖方垄断厂商对劳动的均衡需求量为L1。显然，卖方垄断厂商对劳动的需求量总是小于竞争厂商对劳动的需求量。垄断下的劳动需求量的减少，必然引起总供给的减少，即引起总供给曲线的左移。于是在原先的价格水平上，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导致通货膨胀。

近年来，政府投资与银行贷款的主要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再加上在获取土地与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日益加强与扩张。获取投资后，再加上信贷支持，2010年全国国有及控股企业的营业总收入高达367855亿元，同比增长了31.3%，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2011年略有回落，但同比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21.5%和12.8%，可见国企资源优势之大、利润之高。国企的垄断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减少了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我国的一般价格水平。

3.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实行了扩张性政策。美国的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总共输送了1.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美元的过分充裕导致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再加上石油输出国的政局不稳定，近几年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再上升。

图2 从竞争走向垄断，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减少

2011年金属矿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都达到了10%左右。金融危机期间最低迷时国际原油价格只有32美元/桶，2009年初为35美元/桶，此后开始一路上升，10月即达到80美元/桶，半年多上涨了229%。2011年12月13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为109.5美元/桶，2012年1月基本保持在110美元以上，接着持续上涨，2月23日为123.62美元/桶，3月13日达到126.22美元。4月略有下降，但最低也达到了117.97美元/桶。6月开始下降，基本保持在90多美元/桶，但7月又开始回升，3日回升到了100.68美元/桶。尽管人民币汇率也在升值，但远远及不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我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石油进口每年都以较大幅度递增，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占世界总进口量的8.2%，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1.3%。2011年，我国进口原油25378万吨，铁矿石超过一半以上依靠进口，2011年，进口68608.5万吨，2012年1-5月就进口了30822万吨；大豆、植物油50%以上需进口［5］。2009年我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大国一跃成为煤炭的净进口国。2010年和2011年，煤炭分别进口6478.4万吨、18239.5万吨，同比增长30.9%及10.8%。2012年1-5月，进口煤炭11273万吨，同比增长67.8%。原材料、燃料的涨价，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最终推动总体价格水平上涨。

（四）其他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

1.间接税比重过高。所谓间接税，是指直接纳税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长期内，间接税都由价格的提高转嫁给了消费者。

我国的间接税比重很高。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73202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仅为4837亿元，只占总税收的6.6%。直接税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5.6%，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却高达58.4%。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95729亿元 (扣除出口退税后为86524亿元，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其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6］。高比例、大规模的间接税通过商品价格渠道向全社会转嫁，一方面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民众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提高了物价，使得国内很多优质产品的价格都高于国外，一部分居民常常因此到国外购物，内需也大量流失，影响我国经济增长。

2.结构性通货膨胀。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工资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货币工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结果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我国幅员广大，行业众多，各地区、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从原则上来说，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与行业，其工人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与行业，其工人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应该较低。在实际生活中，我国不同行业的工资差别还是很大的。2010年，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为64436元，金融业为70146元；但农林牧渔业仅为16717元，住宿和餐饮业仅为23382元(数据来源于2011年年鉴)。由于存在攀比效应，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与行业的工人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常常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与行业的工人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看齐。这样，整个社会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就会偏高，超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升。

总之，我国目前的通胀是由需求、供给以及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需求拉上，尤其是货币供给量过多。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通货膨胀不仅减弱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且会减少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剧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

（一）调整需求结构，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既然实际因素引起的总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调整总需求结构就会对治理通胀产生积极作用。调整总需求结构，减低投资与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重，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不仅能够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

当然，无论是减少投资还是减少出口，都不能搞一刀切。从投资方面来说，首先要优化投资结构，将资金引入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节能环保、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工程等切实改善民生的方面，切实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其次，要减少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投资与贷款，增加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与贷款，真正鼓励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以便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提高投资效率与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此前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受惠更多的是国有垄断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本身在获得信贷方面就具有劣势，加上政府2009年开始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受到的冲击反而更大。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结构，区别对待信贷规模条件，让中小民营企业更加切实受惠。此外，政府投资应当更多地投向短缺商品生产，提高投资效率。从出口方面来说，逐步减少对出口产品的补贴，改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发展为消费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

（二）控制货币增长率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对于货币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增长率，可以釜底抽薪般地降低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为了控制我国的货币增长率，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

1.完善利率与汇率制度建设。我国货币增长率过高与我国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紧密相关。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兄弟关系，使得国有企业患有投资饥渴症。在很少考虑投资效益高低能否弥补投资成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总是不断地向财政要钱、向银行借钱以增加投资。为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考虑，财政与银行总是尽力满足国有企业对资金的无穷需求。同时，央行将利率定得很低，以降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的亏损或增加国有企业的利润。这样，我国的货币增长率总是过高。另外，在我国贸易盈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央行必须购买巨额外汇，投放更多货币量。因此，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与浮动汇率制建设步伐，保持贸易盈余的适度规模，不仅有利于控制国内货币增长率，而且有利于应对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的冲击，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保持外汇规模的适度规模，优化外汇储备结构，拓宽外汇投资渠道，多元化外汇储备持有主体，放宽外汇管制，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推行“藏汇于民”。

2.提高央行的独立性，稳定货币增长率。经验数据表明，央行独立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常常低于央行不独立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央行的首要任务是维持一国币值的稳定，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责任是实现充分就业。两者的目前不完全一致。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其他的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不能独立决策。由于央行缺乏独立性，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常常服从于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而将稳定币值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有时即使物价在上升，央行仍然会实施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提高我国央行的独立性，对于稳定货币增长率，控制通货膨胀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增加总供给

在减少总需求的同时，努力增加总供给，必然会从成本角度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解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的通货膨胀。

1.降低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鼓励竞争。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相对于垄断，完全竞争市场在资源的配置方面更有效率。因此，加快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步伐，大力减少国有企业数量，缩小国有企业规模，降低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准许民营企业在所有非自然垄断行业经营，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度，必然能够增加总供给，降低产品价格。

2.调整税收结构，降低税率。鉴于目前我国间接税比重过高的局面，如果调整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会对通货膨胀率的治理带来有利影响。“拉弗曲线”表明，过高的税率会打击人们工作、储蓄与投资的热情。相反，降低税率，可以提高对人们工作、储蓄与投资的激励，增加总供给。目前我国的税率过高，很可能处于“拉弗禁区”。因此，降低税率必然会增加我国总供给，降低通货膨胀率。

3.保护知识产权，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都有递减趋势，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尤其重要。加快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提高当事企业的生产效率，更充分地利用燃料与原材料，消化进口燃料与原材料价格的提高，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常常具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能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为了加快技术进步，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仿冒行为，以鼓励企业创新。

4.加大对农业的扶助，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既是通货膨胀的重要表现，又是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有必要加大对农业的扶助，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第一，政府要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和保障体系，完善农产品的收购制度和补贴机制，确保农民生产积极性；第二，政府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加强通讯与运输等方面的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抗自然灾害能力；第三，政府要提供一定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与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服务；第四，从税收方面，对投入农业领域的民间资本给予减免优惠。

（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1.调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鉴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小于穷人，以及通货膨胀对穷人的伤害大于富人这两大事实，调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能够提高民众对通货膨胀的耐受力，提高社会抗通货膨胀的能力。

2.调整产业结构。我国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不合理局面，以便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与经济增长点，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

3.大力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产销，让民众放心消费。2011年食品占CPI的权重下调了2.21个百分点，但仍然高达31.79%，其作为生活必需品也很容易影响人们对物价的直观感受。食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地沟油、三聚氰胺、瘦肉精、旧皮鞋制明胶和胶囊等事件，大大打击了一些富裕民众对国内产品的消费意愿，转而从国外购买。而进口产品的价格，受关税与运输费用以及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普遍较高，自然提高CPI。因此，政府大力整治国内食品行业的卫生规范，大力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产销，让人们放心地消费国内食品，必然减少对高价进口产品的需求，不仅会自然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且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1]唐浩，王鹏，唐静.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投资乘数效应与防通胀分析[J].经济学家，2010(4).

[2]黄桂田，赵留彦.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经济周期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0(6).

[3]张会清，王剑.我国通胀演变的决定因素与传导机制研究[J].财贸经济，2012(2).

[4]李卓，邢宏洋.国际石油价格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新凯恩斯Phillips曲线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11).

[5]王曼舒.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治理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9(2).

[6]我国商品中含了多少税[N].人民日报,201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