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胜名，翟敏园，张翔

一、引言

泛长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部分，该区域内的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凭借其综合优势在各方面处于领先，作为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省及江西省被引入了长三角经济圈不失为重要的发展机会。经济上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区内的高等教育为其提供了主要的人力资本，而上述四省一市的人力资本拥有量差异较大，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尤其重要。目前，泛长三角洲区内各省市的高等教育水平存在了明显的差距，政府在这其中的责任尤为明显，高等教育投资关系是关键，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2012年5月下旬，江西省副省长朱虹指出，“江西省发展高等教育必须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二是从均衡推进向重点突破转变。这也反映了江西省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两大弊病，即追求规模化、均等化。”朱虹特别指出，政府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用以支持高校提高创新能力。2011年下半年，《上海教育人才“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为确保教育改革效益最大化，建立了系统的激励机制，设立高校教师出国留学专项经费，进行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从而激发高校教师获利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我们从江西省和上海市的政策对比中可以发现二者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目标上的差异。研究泛长三角洲区内不同省市的高等教育差异，对于促进泛长三角洲地区的长远协作具有较高的价值。

二、相关文献回顾

教育公平是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李远贵（2004）指出，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

要前提，而教育公平并不是指绝对的平均，它是在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允许“补偿利益”的存在。为实现教育公平，应当尽力排除妨碍教育公平的自然因素和主观因素［1］。20世纪中后期，我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尤其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了显著改善。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也逐渐凸显。陈彬（2002）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核心是制度和规则，政府在政策决策中要做到“完善高等教育机制、改善高等教育过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市场、政府、高校三者都要密切配合［2］。黄敬宝（2001）认为，高等教育投资是“特殊的产业投资，资金投入属于消费产品，而产出则为劳动力商品”，政府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投资运用的调控者，投资收益的评价者［3］。 周慧娟（2007）认为，我国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教育经费短缺、拨款极致不合理、市场参与度低［4］。查显友、守海（2012）探讨了高等教育学费政策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他们认为，由于资助制度缺乏有效性，所以控制学费仍然是重要方法。在政府财政投入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不仅应当关注高水平大学，也应关注一般性大学，“教育公平主要还得靠高财政投入来实现”［5］。

三、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王莉华（2007）介绍了英格兰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其从三个时期分析了英格兰政

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情况，分别是1980-1997、1998-2005、2006 至今［6］。她认为，第一时期内，由国家为全日制大学生支付学费，并且根据学生情况适当给予生活费，这是英格兰实施分担政策的初期。第二时期内，伴随着英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政府财政压力加重，故决定降低成本，政府特别开展了一次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和政府双方都应当为高等教育支付投资，学生应当为个人的将来支付费用，而政府也应当为学生提供经济支持。这一时期，政府取消了对学生的生活费资助。第三时期内，分担政策进入最后的改革阶段，英国政府面临教育经费短缺的严峻现实，英国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以微弱优势得到议会通过。其中的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允许差别收费，提高学费标准；取消预先支付学费的要求；恢复对部分学生的生活补助”。这样的新政策对于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第二时期内，政府允许各校差别收费，事实是，大多数学校实施了政府所规定的最高学费要求；第三时期中，政府恢复生活补助，但由于金额较少，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帮助很小。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分担政策的影响主要有教育经费的上涨和不同群体受教育机会的改变。一方面，政府给予全日制大学生的贷款为政府贴息贷款，这增加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英国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同阶层受教育机会不同。英国政府实施这项分担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减轻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上的负担，增加学生自身负担。

近年来，英国持续缩减教育经费，半数人因此不想上大学。2012年，英国教育经费削减了6亿英镑。调查数据显示，有48%的18-21岁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可能会由自己全面支付学费，那么这将会打消他们上大学的愿望。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很可能就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降低了读大学的愿望［7］。

曹惠容（2011）对新加坡政府的中央集权式的高等教育经费管理作了详细的研究，她认为新加坡政府不仅在财政上拨款支持高等教育，并且很好地实现了高等教育经费的宏观调控［8］。高等教育投资中不乏大量投资时间长、风险较高的基础设施，例如教学楼实验楼建设、生活区的建设、水电的供给，还包括教师资源的保障。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具有两大优势：集中社会财力办高等教育、稳定的财政供给降低了高校经营风险。新加坡政府认为，只有政府为主的财政供给才能保证高等教育投资的长久性。政府将社会视为了高等教育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其财政拨款的20%用于高等教育支出，高等教育经费的80%以上来自于政府投资。虽然政府吸纳了大量民间投资加入高等教育投资，但新加坡政府一直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韦如意（2011）认为，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功来源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新加坡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国家对于理工学院的机器设备要求是每三年全面更新一次，费用由政府全部承担。经费上的充足有效地保证了新加坡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在保证教育公平上又迈进了一大步［9］。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发展水平在东南亚可谓领先，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提供了必要的财政资助。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人口素质得到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本。2011年9月，新加坡政府在第四届人力资本峰会上提出了 “国家人力资源奖学金”计划。顶级新加坡商学院将每年资助6名人力资源专业大学生，为其提供学费和相关费用。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为“领导地区人力资源思想和实践中心”。

张喜梅、蔡浩林（2008）解说了日本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定位。在财政方面，日本政府会通过评估的结果，大学需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政府资助，而不是平均化的拨款方式［10］。评估后排名前30名的大学将获得资金倾斜，约160亿元的财政支持。这种竞争性的政策，旨在有效配置大学财政资源，排名靠前的学校会获得更多资金。日本从2002年起开始实施“21世纪COE计划”，即为成立卓越研究基地而努力，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上述财政拨款模式和大学评估的方式便来源于这个 “COE计划”。张阔（2009）通过对日本东京大学发展史的研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要有自己的榜样，但不能一味地倚重某一所而影响甚至阻碍其他大学的发展。”［11］日本东京大学是一所有130余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被称为日本最高的学术殿堂。日本政府为同西方相抗衡，创立了东京大学，培养具有国家思想的人，日本文省部将教育经费的40%用于资助东京大学，体现了对东京大学的重视。从1886年日本经济起飞开始，东京大学一直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日本政府给予了东京大学相当充足的教学与科研经费。日本政府在东京大学上的“财政预算保持在1000亿日元的高水平上”，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也几乎垄断了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职务。东京大学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问题也很明显：日本由于过度重视东京大学这一所大学的发展，使得其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其他大学得不到国家高额财政资助。

范冬清（2008）介绍了中国香港政府以拨款形式间接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政府拨款的出发点是基于公平和效率。香港政府采用了直接拨款和间接拨款两种方式。直接拨款包括经常补助金和非经常补助金。为配合教育发展规划，经常补助金每三年由政府发放一次，用于院校灵活处理，而非经常补助金则用于大型建设和校园设施维修。拨款是联系香港政府和高等院校关系的核心，政府的拨款是“基于公平，侧重效率”。公平的目的是保证高等院校得以正常运营，效率的目的是保证“科研强校获得更多政府资源”。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保证有顶尖水平的代表者。香港政府将“私营企业的绩效管理及偏重于效率拨款的政策调控院校的发展方向”，部分院校在角逐资助上处于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个别院校跟政府之间的矛盾［12］。

四、泛长江三角洲教育资源区域对比

2008年，泛长三角概念首次提出。长三角不断扩容，目前区域内四省一市之间的互动显得非常重要。笔者根据2010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对泛长三角洲四省一市的高等教育状况进行了对比：

表1 泛长江三角洲区域教育资源对比分析

从上海和江西的对比数据来看，上海市作为直辖市，政府在教育总投资的数量上已经超过江西省，上海的高校数量虽和江西省持平，但其中央部委高校数量已远远超过江西省。从纵向对比看，上海市和江苏省具有的中央部委高校数量领先，且江苏省的高校数量最多为150所，毕（结）业人数领先，拥有最高数量的政府教育投资。而江西省和安徽省在各方面的数据都落后于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

五、建议与对策

丁晓昌（2010）认为应建立“长三角高等教育联动发展机制”，仅靠各高校间的互动是不足的，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13］。 巫丽君、王河江（2010）认为，长三角区域内必须要“打破行政性的区域垄断，优化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扩大优质资源的辐射范围。长三角区内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困难重重，“上海高校本地生源占65.7%，浙江省本地生源83.4%，江苏省本地生源90.6%”［14］。赵曙明(2009)针对泛长三角洲地区的人力资源互补问题，通过国内外的对比分析，指出长三角地区高校近200余所，其中还包括复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流大学，人力储备非常充分。安徽省是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的农业大省，但其人力资源素质较低，且存在高层人才流失明显的现状，安徽应当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努力向长三角靠拢。江西省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全省高校数量较少，人才培养机制急需调整［15］。考虑到泛长三角地区四省一市的长远合作，赵曙明对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做好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政府经费对于基础较为薄弱的大学来说是重要支柱。

政府在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提供充足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要做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宏观调控，对于泛长三角洲地区而言，各地政府首先要做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区域内高等教育相关资源的流通，缩小区域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差距，带动相对弱势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

[1]李远贵.论高等教育公平—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思考[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2]陈彬.论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与政策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3]黄敬宝.政府与高等教育投资[J].生产力研究,2001(6).

[4]周惠娟.我国政府高等教育投资中的问题、成因及对策[J].青海师专学报：教教育科学,2007(2).

[5]查显友,守海.高等教育公平与学费政策选择[J].清华大学教学研究,2012(1).

[6]王莉华.英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政府市场策略的发展及其影响[J].比较教育研究,2007(2).

[7]吴刚.网络时代的课程理念及课程改革[J].全球教育展望,2001(1).

[8]曹惠容.试论新加坡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特点[J].东南亚纵横,2001(9).

[9]韦如意.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成功经验浅析[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10]张喜梅,蔡浩林.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职能定位：日本的经验[J].煤炭高等教育,2008(1).

[11]张阔.从东京大学的发展看日本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态度[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3).

[12]范冬清,唐安国.香港教与学质素保证过程检讨及其特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2).

[13]丁晓昌.长三角高等教育联动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0(8).

[14]吴刚.长三角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模式探析—基于历史进程的考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

[15]赵曙明.泛长三角人才培养、开发和流动机制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