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兰

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全面性与全局性

王文兰

与其他改革试验区相比，重庆由于地域的广阔性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等特点，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更具有全面性与全局性，应该着重探索创造一套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重庆市；示范效应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阐述了国家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和任务。中央之所以选定重庆市和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为了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探索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1］，中央需要重庆市、成都市通过改革试验能够提供经验。比较而言，重庆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效应更具有全面性与全局性的特点。

一、重庆改革试验示范效应的全面性

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很多领域的重大问题，有些很敏感，而且很复杂，涉及广大农村，也涉及城市，既是我国地方普遍存在的难题，又是我国历史性的、全局性的难题。如何变革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改革应该先在局部地区试验，积累经验。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的基本经验。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到30年后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群或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的都在于此。特区、新区、试验区除了实现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全国解决此类问题积累经验，提供示范，从而实现国家整体上的发展。试验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先试，需要完成从个别到一般、从点到面、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规律的升华。

统筹城乡发展，最终目标是为了使农村居民、农村城镇化转移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实现城镇与农村发展的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中央要求重庆与成都“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或者某一部分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成体系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相呼应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重庆市与成都市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专题型”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只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作为突破口而已。重庆市提出，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要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支撑，以“一圈两翼”为平台，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突破口，配套推进各项综合改革，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着力引导和促进“农村富余农民进城、城市生产要素下乡”［2］，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推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明显成效。

二、重庆改革试验示范效应的全局性

比较而言，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是解决狭小城市空间的产业聚集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如何破题的问题，武汉和长株潭城市圈重点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根本矛盾问题。浦东、滨海等新区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对外的改革开放问题，引进外资是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武汉综改区的任务是综合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矛盾［3］。无论是作为改革先驱的深圳特区，还是作为来者可追的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以城市为中心。重庆市与成都市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所承载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超过了经济特区、城市群或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提供更多的经验，发挥更全面的示范作用。从积累经验与提供示范作用的角度看，重庆市与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使命是相同的，样本意义在各自的层次上也是相同的。重庆和成都代表着中国在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城乡不平衡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城市带大农村，一个是大城市带小农村。如果以“地市”为单位在全国推开“统筹城乡”建设，那么，接近重庆的地市可以参照重庆模式推进，接近成都的地市可以参照成都模式推进。两个样本的价值就在于为中国两大类“地市”单位提供参考。

“全国”作为“试验区”的定语，实际上是强调重庆和成都的改革试验是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样本性，而不是局部的。这种“全国”性，决定了重庆和成都所进行的每一项试验都必须考虑全局性，都应该把全国相关实际情况考虑进去，要有全国性的眼光，而不能局限于本区域的发展。通过试验，应找到符合整个国家情况的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法和路径。否则，国家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失去了根本的意义。因而，可以说成渝两地的改革试验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走向。

相对而言，重庆市在理论上应该比成都市提供更多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经验与示范作用，因为重庆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比成都市更复杂、更突出，更类似中国的国情。从难度来看，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难度、目标和样本意义都应该比成都大。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6月7日以后针对重庆的讲话，都明确指出“国家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定位没有改变。成都成为试验区后，没有行政级别的提升。同是作为试验改革区，重庆市无论是人口还是区域面积，都远远超过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也超过成都市、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在这样一个面积大于8万km2、人口超过3000万的行政区域里进行改革试验，风险更大，但其经验与示范作用也将更具代表性与全面性。与成都市的大城市小农村的城乡二元格局相比，重庆市是大城市与大农村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重庆市的城乡二元差距也比成都市更突出。从统计数据来看，重庆市人均GDP在2万元（含2万元）以下的区县有25个，占总数的62.5%；而成都市这样的区县只有7个，占其总数的36.84%。与成都市相比，重庆市低收入的区县比例更高，其中人均GDP最低的巫溪县和云阳县，分别只有7 056元和7 370元；而成都市人均GDP最低的邛崃市和崇州市，分别为14 253元和14 475元，是巫溪县与云阳县的两倍。在人均GDP高端上，重庆市有两个区县超过了6万元，即渝中区（65 505元）和双桥区（66 128元）；在这个高位上，成都市则没有。从最高端到最低端的差距上，重庆市相差59 072元，成都市相差36 247元。由此可见，重庆市的区域经济差距大大超过成都市的区域经济差距，也远比成都市复杂。

城镇化率，成都市 2009 年达到了 64.9%［4］，超过重庆市13.3个百分点。重庆市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而成都市则是多数居住在城镇。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及其比例来看，2008年时，成都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173.3万人，占总就业人员的24.6%；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215.15万人，占30.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316.04万人，占44.9%［5］。重庆市同年份的对应比例依次是 45.4%、20.6%、34%［6］。

从城镇化率与产业人员就业比这两个角度看，成都市的城乡差距比重庆市要温和得多。这样比较，并不是要贬低成都市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为大城市带小农村的行政区域或者说为地市级城市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模式。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会不断涌现，因而在大城市主城区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与区域发展，仍然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从这个角度讲，成都市的经验与模式也具有全局性与全面性。只是与重庆市相比较时，重庆市更复杂的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比成都市更接近中国的国情，同时行政面积的更广阔和人口的更庞大，使它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模式在层次上显得更高。因此，中央高度重视重庆市的试验意义（但不意味着不重视成都市）。温家宝总理曾委派了一个217人的工作团（这是中央迄今为止向地方派遣的最大规模的政策性的工作团）在重庆进行了一周的非常辛苦和认真的工作。工作团对除北碚之外的39个区县都作了调研，涉及重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央政府认为，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是十五年的走向［7］。因此，重庆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方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为中央解决长期历史形成的、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的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提供经验与模式，在国家层次上起到示范作用。否则，重庆市作为最大的改革试验区的意义就得不到充分体现。

三、结语

如何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并实现科学发展，体现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示范作用，需要重庆市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从制度创新入手，以制度创新作为发展的增量源，构建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以此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创造一套崭新的、富有成效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这才是中央最需要重庆市作为最大改革试验区提供的经验与模式。国务院要求重庆市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全国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经验和借鉴”［8］。总之，重庆市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全面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杨伟民.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示范作用[EB/OL].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0609/18063677233.shtml

[2]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见》的决议[S].2007-11-15.

[3]王维博.武汉城市圈获批试验区[N].长江商报，2007-12-08.

[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四川统计年鉴2010[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5]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成都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6]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重庆统计年鉴2010[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7]王崇举.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及其面临的挑战[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4）.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复函[Z].2009-04-28.

F120.3

A

1673-1999（2012）11-0059-03

王文兰（1961-），女，安徽旌德人，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401326)培训中心教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2012-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