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凡峰，余 聪

试论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陈凡峰，余 聪

只要民族存在，以维护民族利益为主旨的民族主义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分析民族主义的影响时，一般突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而忽略了民族主义的积极影响。认为民族主义对我国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捍卫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保护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发展。

民族主义；传统文化；民族凝聚力；民族经济；后冷战时期

清末维新派和海外留学生最早将 “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1］36。梁启超最先对民族主义做出阐释，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2]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此为形成阶段；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期［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国抗战，在与异族的短兵相接中，民族主义达致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民族主义在特殊的两极政治格局下，不得不服从政治大局的需要，暂时偃旗息鼓。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的土崩瓦解，以两大阵营划分的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寿终正寝，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关于各自所坚持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的争论也失去了延续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思潮中，民族主义异军突起，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4］。

后冷战时期，这种“最引人注目”的思潮在经历了短暂酝酿与萌发后，在中国也迎来了它的盛极一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以及近来鼓噪一时的《中国不高兴》，可以视为其代表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自发形成的有着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举动似乎也在证实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与知识界精英的理论主张交相辉映，远者如驻外使馆被炸后的游行，近者如火炬传递被阻后的示威。但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是停留在实践层面上的，对实践所依据和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探究，学术界尚未做出足够的努力”［1］119。这就容易使人们对民族主义产生误解，甚至认为它百害无益。

其实，只要民族存在，作为以维护民族利益为主旨的民族主义便有其合理性。综合来看，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对我国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捍卫和弘扬传统文化

文化民族主义大致滥觞于19世纪早期的德国。国家的四分五裂，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统治集团的腐朽不堪，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对德国历史进行了严肃而沉重的思考。他们以笔作枪，试图以文化启发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希望能借助于文化上的联系来推动德国的统一。“他们的行动，不仅促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奠定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雏形，即文化民族主义”［5］。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文明和价值观以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无坚不摧的重炮利舰为载体向全球不断扩张，无情的冲击着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范围广阔的文化冲突。战后广大殖民地附属国纷纷获得政治独立的地位，这些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在文化领域也扛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用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民族文化消弭西方文明的侵蚀，培育民族奋发图强的禀赋和精神，求得整个民族精神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这样，民族主义便成为推进本国现代化建设的催化剂。进入后冷战时期，尽管西方霸权不可避免地式微，但西方发达国家挟昔日霸权之余威，确有卷土重来之势，如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便是一例。在此背景下，新兴民族国家同样纷纷诉诸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资源，使得这些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焕发出别具一格的价值魅力。其中，既有狂飙突进，企图重振伊斯兰雄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有如潺潺细流悄然复兴的东亚传统儒家文化。

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与儒家文化本身固有的数千年历史惰性的合力下，华夏儒家文化一改往日皇恩浩荡的恢弘霸气，日渐陷入沉疴难愈的困境中。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断求索救国之道，“他们主张在改造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重塑儒家文化”［6］，从而赋予儒家文化崭新的时代气息。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日渐强盛，民族自信心空前提升，在包容并蓄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挖掘、保护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掀起了传统文化复苏的高潮。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的呼吁，提倡国粹的口号，达到了五四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国内的儒学学术会议层出不穷，吸引了大中华圈甚或更广泛的“儒教文化圈”的内在经济文化资源。学术界高倡振兴国学，突出中国传统，弥漫一派尊孔读经的气氛。回归传统，整理文化成一时潮流，每年在曲阜隆重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在泰山岱庙操办的规模盛大的仿古祭孔仪式，于丹、易中天等学术“超男”“超女”的走红，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文化领域中，“黄帝”“炎黄”“黄河”“长江”“长城”“龙”等传统文化符号大行其道，相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性符号却逐渐淡化。这其中民族主义的贡献不可小觑。

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是重新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社会诸多意识中的一种，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相对普遍和直观的意识。如果把社会意识作层级分列的话，民族意识较之于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表现得更为朴素和直观，它是情感层面的，因而也更容易形成和巩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民族意识也有其理性的成分。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前提。鸦片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要有进行批判的自我反思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强调忠实地为祖国服务。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会不顾个人安危，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利益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社会陷于黑暗之时，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内部出现了较之以往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利益的重组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给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众多新的问题；外部，西方各国从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到采取遏制、甚至敌视中国的政策，把中国视为旧有世界秩序最具威胁的挑战者。因此，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环境，都给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整合民族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克服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

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健康快速的发展，就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必须冲破狭隘的民族视野，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大潮。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亦是如此，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对待传统本土文化与现代外来文化，一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健康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需要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在强势的西方文明洪流面前，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而避免被吞噬或被完全同化。

三、保护民族工业，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全球化的实质已经成为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虽然不容否认的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确从全球化中分得了一杯羹，但也付出了资源、生态环境等巨大的代价。更为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建立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基础上，金融资本实力、工业技术水平、组织管理经验都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盲目扎进全球化浪潮的后果很可能是被兵不血刃的吞并，即使是那些在国内羽翼渐丰的知名企业。这样，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建立起的工业基础，也极有可能在强劲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倾刻瓦解，最终被扫荡一空。因此，全球化理论在兴起数年之后迅速被祛魅，学界也早已不再将其奉为圭臬，反而备受民族主义者的围剿和抨击。1999年11月底，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场外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游行，“反全球化运动本身已经全球化了”［7］。

放弃全球化的神圣信条，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实属无奈之举，毕竟在保护自我的同时使自己囿限在相对狭小和封闭的环境中，这显然有悖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有悖于生产力发展的铁律。因此，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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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11-0011-02

陈凡峰（1985-），男，山东临沂人，硕士，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310018）理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余聪（1988-），男，福建人，中国计量学院宣传部科员。

201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