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真

福斯特是在考察马克思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的。他在对马克思及马克思思想发展作了一个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后，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并挖掘出新陈代谢断裂思想；他认为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相关政治制度，并对如何应对生态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重大挫折、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借鉴，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现实意义。但是，此思想并非完美无缺，本文着重分析一下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合理性剖析

（一）生态危机根源的揭露具有彻底性

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能归咎于资本家个人的自私贪婪，抑或消费者的异化消费，更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工业化、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人们应该从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真正的答案。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显性逻辑，而这种扩张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要想扩张就必须把各类自然资源当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源泉之一。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增强资本对人剥削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资本对自然的剥削。

福斯特认为，这种资本对自然的剥削造成了新陈代谢的断裂。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财富积累为最高目标的，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远距离贸易破坏了人与土地间的客观联系，造成土壤需要的营养成分无法得到有效的物质补偿,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土地匮乏，农业生产出现严重危机。这违背了自然的生命规律，毁坏了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人和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出现不可修缮的断裂，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福斯特还指出，新陈代谢的断裂本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界本身的异化。当前，这种异化直接表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福斯特不仅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生态危机，而且强烈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卑劣行径。萨默斯的“让他们吃下污染”是资本主义奉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最佳写照。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值一提。福斯特指出，不管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自身的命运，都不容许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公开的掠夺。而且，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了。

福斯特指出，社会的政治利益集团总是忽视当代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不愿进行社会变革，所以必须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必须摒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但是，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关系并非遥不可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社会关系。我们应该选择另一种方案，那就是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目的不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福斯特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对外扩张方式两个视角，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揭露。他指出，当前全球的生态危机问题不能归因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在整个社会之中，单个人的行为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本身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深刻地揭示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奉行扩张逻辑的必然结果。与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露更深刻、更尖锐、更彻底。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阶级性

在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时，福斯特注重阶级斗争对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认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策略上要采取环境运动与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其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全球的生态危机，如果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生态革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进行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指出，“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仅它自身就具有推翻主导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仅阶级运动就可以形成一股历史的力量，这股力量能够重新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把一种生产方式改造成另一种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福斯特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一味满足的只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不是整个国家的需要，与民主、自由、公正更是毫无关系。

福斯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环节是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如果开展生态转化运动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力的结合所取代。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摈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而且还要进行生态革命。这场生态革命必须创造出平等的、民主的、可持续的、普遍自由的、真正伟大的变革，这场革命的成功必须从劳动人民和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群众斗争中汲取力量。而要想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就必须建立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从而通过生态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里，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被直接加以铲除。由此可见，福斯特在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时，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他努力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详细阐述阶级斗争在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赋予其学说具有阶级性。

（三）生态道德观的重建具有可持续性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着不道德行为。“居所急剧失落，也就是对地球某一区域依附感的失落，与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含的生态帝国主义倾向的迅速全球化密切相关，只有通过一种从属的简化论主张才能使其成为可能。这种主张排斥了所有包括道德在内的价值观。”［2］他还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人们将被迫把地球上的土地、河流自然资源以及自身的劳动力都作为单纯的商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加以开发利用。很显然，这是一种更高的不道德。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崇拜财富不知廉耻，却对其造成的贫穷和环境破坏置若罔闻。

福斯特指出，如果人类不直面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就不可能在地球保护方面取得任何持续进展。他指出，必须建立新的生态道德，即人类必须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居住。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它的普遍成员和公民。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3］

福斯特进一步指出，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道德革命”，这场革命“不仅针对单个的消费者、政治家和首席执行官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决策，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层不道德”。通过这样一场道德革命，改变我们目前的不道德行为。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的社会。福斯特认为，“建立在合理的生态原则基础上的人道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把它与自己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4］在福斯特看来，这种生态道德社会，必须是一个“普遍自由”的社会，这种自由不能排斥其他生物体的充分发展。而且还必须是一个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这将是一个具有更完全更普遍自由的社会，因为它根植于公共道德并且与地球及其生活环境和谐一致［2］。显然，福斯特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革命，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新型社会。

至此可以看出，福斯特的生态道德观就是强调适度，而不是永无止境的追求更多。福斯特重建的生态道德观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统一，它是可持续的，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局限性分析

（一）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思想具有偏颇性

福斯特从新的角度，经过几年的思考，得出自己关于马克思与生态学的关系的最终结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思想。福斯特的这种观点遭到奥康纳阵营的反对。客观地讲，福斯特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思想是具有偏颇性的。

首先，这种思想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思想在当代的适用性。福斯特从生态危机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分析和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已经使经济危机思想丧失效用。今天世界危机的形式已转移到生态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他把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并认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这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诸多新情况，但经济危机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因当前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否认经济危机现实的存在。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实际上只是经济危机的孕育物而已。

其次，这种思想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福斯特的这种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由该社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福斯特盲目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作用与地位，很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最后，这种思想脱离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生态学的发展。任何思想都是立足于时代的，马克思生活于19世纪，在他那个时代，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完全建立。他的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但当时的生态思想往往是寓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之中的。当时生态学只是作为概念被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思想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来看无疑也是不妥当的。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具有乌托邦性

首先，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方面，福斯特仍然坚持了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仍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在当代的环境运动仍占据主导地位，是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认为应建立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然而事实证明，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对自己在整个社会进步主义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许多绿党及生态运动排斥社会主义的任何形式的渗透。90年代后，西欧“红”“绿”两大政治力量开始结成联盟，并取得胜利，这意味着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有了重大突破，但从全球范围看，目前要想让工人阶级担当起一个不可预期的愿景是很困难的。

其次，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问题上，福斯特指出从经济上应该使自然和生产社会化，从政治上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权力结构。但从当今的现实来看，这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福斯特看来，要转为生态社会主义，不仅要摒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还必须改变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政治权力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2］。福斯特坚持认为，打破国家与资本主义的伙伴关系，是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从现实来看，国家与资本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尝试国家批判思想和新的思想的结合，但要想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毋庸置疑，目前是很困难的。

由此来看，福斯特对生态社会的种种构想尽管拓宽了人们的思路，但这种构想至今仍停留在幻想之中，很难付诸实施。显然，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计和路径的选择上，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

[1]J.B.Foster.It is not a postcapitalist word,nor is it a post—Marxistone[J].New York:Monthly Review,2002,54(5):45.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丹尼斯·瑟龙.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资本主义[J].刘仁胜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

[4]F·Magdoff,J·B·Foster,and F·H·Buttel.Hugry For Profit:The Agribusiness Threat to Farmers,Food,and the Environment[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