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格兰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一、译者主体地位概述

从历时层面上说，译者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传统的翻译观把译者视作仆人或奴隶，如巴托曾说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廖七一)。茹科夫斯基则认为散文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亦步亦趋(廖七一)。随着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受翻译“操纵学派”的影响，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就是改写”(勒菲弗尔)，把译者视为操纵者。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文中对译者身份进行了解构主义分析。他认为，“长期以来译者在译作中的隐身以及地位低下是由于传统翻译所倡导的归化翻译造成的”(韦努蒂)，因此他赞同采用异化策略来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凸显译者的主体地位。国内翻译学者如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谢天振的创造性叛逆，黄忠廉的变译理论，他们都主张把译者从隐身地位中解放出来，彰显译者的主体地位。

二、戏剧翻译中译者主体地位彰显的必要与可能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对戏剧翻译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为戏剧翻译中译者主体地位凸显提供了必要性。文化转向表现为一种多元的和开放的态势。它把人们的视线从文本结构中引出来，指向一种宏观的与开放的视野，使之与文化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意识形态等其他社会学科融合起来，从而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

哲学解释学引入翻译研究，使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伽达默尔的三大解释学观点，即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与视域融合阐述了译者从文学翻译中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从作者独自背后的局外人变为与作者平等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权力话语理论也为戏剧翻译中译者的彰显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权利话语理论认为翻译的全过程包括文本的选择、策略的选取和译文的接受等，这些无不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而翻译活动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操控的行为，因而要从多元的视角对翻译开展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翻译形式，戏剧翻译具备表演的特性。每位戏剧翻译家在开始翻译前都必须明确其翻译目的:是把剧本翻译给读者阅读，还是给观众欣赏。这也为译者主体地位的彰显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译者主体地位在朱译本《威尼斯商人》中的表现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著名喜剧之一，也是其喜剧作品中最具社会讽刺意义的一部。早在20世纪初该剧就被介绍到中国。1904年，林纾和魏易根据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合译成《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其中介绍了该剧的故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剧的白话文完整译本陆续出现，例如曾广勋译本，顾仲彝译本和梁实秋译本;抗日战争以来，又有曹未风，朱生豪，方平等多种名家译本相继问世。在这众多译本中，历来有两种译法:散文体和诗体。采用散文体的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朱生豪，其以通俗流畅著称，因而流传甚广。作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先行者和主要翻译者，朱生豪的翻译主体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译者立场

法国著名翻译实践家贝尔曼认为任何译者从事翻译活动都是在某种翻译冲动(即译者从事翻译的动力)驱使下进行的。同时，任何翻译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完成一定任务。而且，一定的翻译环境(周围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也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译者，译者必将其内化，只是内化程度不同。此外，贝尔曼指出译者立场有时在译序、译后记、或者译者的有关访谈中会有所陈述，但最根本的途径仍在译文中。朱生豪作为译者，他的立场表现在民族性和启蒙性上。朱生豪曾写信给夫人宋清如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作品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吴洁敏、朱宏达)从此番豪情壮语中可以看出，对血气方刚的朱生豪来说，此时的译莎已大大超越了艺术与文学范围，进而成为了国力和民族较量的象征。正是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的爱国情怀和实现鲁迅“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的殷切期望使得朱生豪将青春和生命都熔铸在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因此，朱生豪肩负起开启民智，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

例如:

DUKE Glancing an eye of pity on his losses

That have of late so huddled on his back，

Endow to press a royal Merchant down，

And pluck commiseration of his state

From brassy bosoms，and rough hearts of flints，

From stubborn Turks and Tartars never train’d

To offices of tender courtesy;

We all expect a gentle answer Jew．

公爵:你看他最近接连遭逢的巨大损失，足以使无论怎样富有的商人倾家荡产，即使铁石一样的心肠，从来不知道人类同情的野蛮人，也不能不对他的境遇发生怜悯。犹太人，我们都在等侯你一句温和的回答。(朱生豪译)

“From stubborn Turks and Tartars never train’d”一句，朱生豪对原文进行了大胆地归化，采用了“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他将“Turks and Tartars”直接译为“野蛮人”。想想为什么朱生豪会如此措辞，我想这与译者的翻译立场不无关系。在朱生豪翻译莎剧的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他们不仅欺辱中国人民，还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在这种压力之下，朱生豪满怀为民族争气的爱国热情去完成艰巨的译莎工程。因此，饱受民族歧视的朱生豪在此处省去有种族歧视之嫌的“Turks and Tartars never train’d”不译，将其归化为“野蛮人”。

(二)译者风格

译者风格是指译者的人格倾向，选题倾向，文笔色彩以及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和译文语言运用技巧等特点的综合，尤其是语言运用的特点。朱生豪的翻译风格与他的前理解密切相关。由于他的某些前理解如诗意的性情、偏爱典雅的审美情趣、风趣的文笔与莎士比亚相似，所以他的部分翻译风格与原作相吻合。又由于他与莎士比亚是生长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他们前理解的差别以及语言文化的差别导致了风格的差异。例如:

MOROCCO Good fortune then，

To make me blest or cursed’st among men．

摩洛哥亲王好，成功失败，在此一举!正是不挟美人归，壮士无颜色。(朱生豪译)

在此例中，朱译在原文的细节处稍作调整和添词，从而突出译文的视觉效果。他采用意译手段，将原文最后两句译作:“正是不挟美人归，壮士无颜色”，从而绘声绘色的描述出摩洛哥亲王前来求婚渴望选中匣子时的急切心理。这种意译手法的运用也充分体现了朱译的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封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朱生豪)

(三)再创造

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极致便是再创造。英汉两种语言美学生成机制存在巨大差异，这就为“再创造”在戏剧翻译中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再创造”作为一种翻译理念与技巧，必须融于文学翻译工作中。当然它不是指“脱离原文，任意发挥”，而是说不只译出原文的句子意思，还要译出其文学风采、审美情趣，多层次、全面地忠实于原作。

例如，

Dude of Venice:I am sorry for thee:thou artcome to answer/A stony adversary，an inhuman wretch/Uncapable of pity;void and empty/From any dram of mercy．

公爵:我很为你不快乐，你是来跟一个心如铁石的对手当庭质对，一个不懂得怜悯，没有一丝慈悲心的不近人情的恶汉。(朱生豪译)

此句通过公爵之口使用了平行句式，说明夏洛克狠毒心肠，这使读者马上意识到安东尼与夏洛克的矛盾冲突已在所难免。原文“wretch”意为“坏蛋”，朱却将它译作“恶汉”，从而形象地刻画出夏洛克残忍的面目。“any dram of mercy”朱译“没有一丝慈悲心”显得十分妥贴。

当然，译者的再创造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是任意的。原作的规定性，翻译过程中必须遵从的翻译规范，以及现时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水平等都说明译者的创造性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再创造。

四、结语

在戏剧翻译中，译者作为一类特殊的读者，既要理解原文本所传递的思想内容与原作风格，又要以“作者”、“创造者”、“研究者”(田德蓓，2000)的身份再现原文风格。既然戏剧翻译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凸显是必然的，这就需要我们对译者加以重视。然而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独立学科，译者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研究，属于文本的外部研究，而语言研究才是内部研究，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依赖于主体的研究，而且有赖于本体的研究。因此我们要辩证对待译者主体地位的彰显，不忽视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比如原作、目标读者等等。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2008．

［3］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171－175．

［4］吴洁敏，朱宏达．汉语节律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5］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