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海霞

（巢湖学院 外语系，安徽 巢湖 238000）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20世纪60年代，以姚斯和伊瑟尔为杰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在现象学和哲学阐释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接受美学。接受理论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具体的作品之前，都已处在具备一种先在理解结构和先在知识框架的状态，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从本质上说，翻译首先是一种阅读。读者的阅读经验及社会人生经验构成隐形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影响着作品的理解。期待视野是读者理解和阐释作品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从作品的角度而言，它总是要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唤醒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即唤起一种期待。接受美学一方面发挥现象学美学关于文学本文的未定点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得到具体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主要从文学史角度看文学接受问题，集中考查文学在接受过程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断变化的形态。

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文本有不同的定义。对于接受美学而言，文本就是指文学作品本身。实际上，文本与文学作品本身还是有些区别的。根据接受美学和翻译学的观点，文本应定义为未被读者解读前的文学作品。源语文本具有双重属性：决定性和开放性。决定性属性指的是文本的既定意义。源语文本的词语、句子，以及搭配表达了作者的意向，对译者起到限制作用。文本是决定翻译的基本因素。然而，文本语言潜在一些问题：作者的语言饱含他／她的个人情感和经历。文学作品实际表达的意义可能与作者真正的目的并不相同。而且，鉴于语言的抽象性特征，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同一文本。由于理解多种多样，各种解释不可能与源语文本一模一样。伊瑟尔认为“空白”和“不确定性”是我们区别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显著特征。文本的所有意义应该存在于读者的实际阅读活动中。根据伊瑟尔的观点，意义并非包含于文本自身，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文本都不能自己产生意义，因为意义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意义的实现依赖于读者阅读过程的具体化。

以伊瑟尔为代表的效应研究侧重于接受活动中的文本研究，关注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他们用自己的先在经验、知识和观念去理解原文本，其召唤结构使译者有了想象空间并将文学作品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具体化。在这种重建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感情体验、生活经验，因此译本之间存在差异有其必然性。以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望》为例，其中就有很多未定点和不确定性，英译中难免存在多样化。下面我们可对比分析诗中两句话的英译：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Where petals have been shed like tears，

And lonely birds have sung their grief.

——Witter Bynner译

Blossoms invite my tears as in wild times they bloom；

The flitting birds stir my heart that I am parted from home.

——吴钧陶译

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期间，当时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诗人杜甫被叛党安禄山的部下抓获并囚禁了八个月，远离自己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基于这样的写作背景，诗句可以有不同的解读。Bynner的译文中用“flowers and birds”来表达诗人的情绪。春天的花儿和鸟儿实际上是快乐的，但是诗人处于极度悲伤之中。他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忧虑；为自己远离家人和朋友而感伤。所以在诗人的眼中，花儿和鸟儿一点都不快乐，而是和他一样悲伤。根据这一理解，Bynner的译文中出现了 “petals”，“shed like tears”和“lonely birds have sung their grief”。

此外，还有另一种解读。花儿很美而且凋谢的花朵明年春天还能再开，而土崩瓦解的国家难以再修复。鸟儿们自由歌唱并邀请它们的朋友共同欢歌，而诗人却独自一人，身边无一亲朋好友。他落入了敌人手中，失去了自由。花儿的美丽和鸟儿的快乐与诗人的悲伤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所以吴钧陶讲诗句译为：“Blossoms invite my tears as in wild times they bloom；the flitting birds stir my heart that I am parted from home.”

显然，不同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译文，相同的意象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体验。从译文读者的角度来看，两种译文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原作的不确定性允许我们有不同的解读。

三、关照隐含读者的期待视野

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研究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将文学史界定为涵盖作者、作品和读者三个行为者的过程。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其阅读中的选择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由于期待视野不同，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为了关照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翻译必然存在差异性，从而出现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相比创作活动而言，翻译活动是更具目的性的一项活动，因为前者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情感的抒发，无需考虑读者，而后者需要特别关注隐含读者的接受度。不论翻译是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抑或是传播信息，读者因素都是关注的焦点。译者为了成功建立起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读者的期待视野有足够的了解，并且要考虑文化差异及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

译者必须意识到译文的读者与原作的假想读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若要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意义，使译文读者看得懂，就要使译文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化传统，语言形式也需作相应的改变。以下面这首简单的英文诗为例：

Spring is green.

Summer is red.

Autumn is yellow.

Winter is white

如果过于追求语词的准确性，按照形式对等的译法逐词译成汉语，就会翻译成：

春天是绿的。

夏天是红的。

秋天是黄的。

冬天是白的。

显然，拘泥于语言形式使英文原作中诗的味道荡然无存。但如果遵照汉语诗歌的韵律和意象，按照汉语的习惯，就翻译成：

春天绿油油。

夏天红彤彤。

秋天黄灿灿。

冬天白茫茫。

这样的排比虽然词汇、语法、句式等语言形式上不一定翻译得很对应，但意象优美，意味隽永，把原诗的味道基本上传达了出来，留给读者较大的玩味空间。

虽然译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度，但是读者并不仅仅满足于熟悉的信息。他们不想被动地接受文本信息，并不满足于那些与期待视野吻合的东西或陈词滥调。相反，他们试图寻求一些与原本期待视野不同的或相反的甚至是空缺的东西，这样他们可以对异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在阅读过程中重构期待视野。因此，译者不能总是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要适时扩大他们的视野，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更广泛的交流。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杜甫的 《阁夜》中的一组诗句的翻译：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事音书漫寂寥。

Sleeping-Dragon，Plunging-Horse，are no generals now，they are dust

Hush for a moment，O tumult of the world.

——Witter Bynner译

Even Zhuge Liang and Gongsun Shu were but dust at last，

How trivial to be sad at failures and from my kin apart.

——吴钧陶译

这首诗写于766年，安史之乱已被镇压，但霸主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国家仍然处于动乱之中，人民颠沛流离。诗人为国家的境况和命运感到无比的悲痛与哀伤。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不能帮助国家拯救人民。与此同时，他的几个好朋友也相继离世，所以诗人此时感到极度的孤独与无助。这两句诗中的“卧龙”、“跃马”分别指的是诸葛亮和公孙述。诗人不禁哀伤叹息，像诸葛亮这样的忠臣义士和公孙述这样的叛臣贼子死后也都将埋入黄土，自己又何必因为失败及和朋友的别离而感到悲伤呢？

吴钧陶将“卧龙”、“跃马”分别译为两位历史人物“诸葛亮”和“公孙述”，并附加两个人物的一些信息。吴的翻译承载了一些文化信息，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有助于他们达到新的视野融合。Bynner将“卧龙”、“跃马”直接译为“Sleeping–Dragon”和“Plunging-Horse”。 从他的译文，读者知道“Sleeping–Dragon”和“Plunging-Horse”指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将军，但不知道分别是什么样的将军。虽然信息提供的不够全面，但这一空缺会促使读者自己去搜寻更多关于两位将军的信息。

尽管吴和Bynner对这两个词的翻译不同，但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他们都选择扩大读者的视野而不是被动地迎合。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读者的视野，“卧龙”、“跃马”可以简单地译为“good people”和“bad people”，也很容易为读者接受。 然而两位译者都没有这么做，为的是介绍一些文化信息从而拓宽西方读者的视野。

“期待视野”影响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决定了读者对于文本的鉴赏要求和接受活动的实际效果。读者的“期待视野”被文本“融合”的程度越高，评价就越高；否则，评价就低。如果文本落后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时，读者就会感到失望；如果文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一致，读者就会获得满足，容易产生共鸣，进而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如果文本超前于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学识就会得到提升，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经验，然后“融合”进读者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之中，进而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此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广阔，对文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反过来又推动翻译的发展。所以，翻译中存在顺应与提高的问题。“顺应”即文本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顺从与适应；“提高”即文本对读者期待视野的超越和提高。译者要力求做到在顺应中提高。

四、结语

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译者在翻译时会对原文产生不同的期待视野，在对原作空白点和未定点具体化的时候会存在差异性，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在接受美学视野中，无论从读者还是文本方面，文学作品的重译都是必要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与读者的价值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带着特定的期待视野进入文本，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需要更多地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努力使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文更好地融合，提高译文的美学价值。

［1］ 刘宓庆.汉英对比翻译［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2］ 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J］.中国翻译，2000，（2）.

［3］ 秦洪武.论读者反应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意义［J］.外国语，1999，（1）.

［4］ 屠国元，李静.文化距离与读者接受:翻译学视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

［5］ 吴钧陶.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6］ 夏仲翼.文学翻译与批评理论［J］.中国翻译，1998，（3）.

［7］ 姚斯，霍拉勃著.金元浦等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