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王小松 陈思郁

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分工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环境在不断变化，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不断增强，融入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既有竞争优势所在，又存在潜在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1 GVC分工下的机遇与新挑战

1.1 GVC分工下的机遇

跨国公司通过集中于产品附加值高的环节，而将附加值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进行国际范围内转移，从而实现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细分，即所谓的GVC分工。产品生产环节的增值程度和生产要素的层次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的动态路径，即从价值链的低端进入沿着GVC分工的环节不断循环的升级。以动态的进入路径逐渐从起初的低附加值环节提升到层级高的跨国生产网络组织，进而分享企业间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获得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的好处。

跨国公司是GVC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和微观运行主体，跨国公司的母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之间具有联系紧密的一体化生产网络，总部利用一体化组织网络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生产要素基于比较优势的配比，以取代分散独立的生产组织方式。母子公司面对的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服务市场，跨国公司由此建立起“全球性生产体系”或者“全球性生产网络组织”。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组织网络的过程中，将会获得该网络内流动性更强的技术，劳动力，知识，资金等内部要素资源，深化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广义价值创造层次。

本土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竞争力的培育过程是包含技术知识资本积累、塑造战略研发能力和形成核心内涵产品在内的动态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积累，从而集中于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并最终占领国际中高端市场。本土企业通过OEM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不断积累企业发展的内在竞争优势，时机成熟后以国内品牌开拓市场并最终放弃OEM生产方式。

GVC分工改变了产业升级模式，产业升级由传统的产业间的要素密集型升级模式(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拓展为产品内生产工序的升级，产品附加值环节的升级，价值链的利润环节升级，即包括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等四种同一产品内升级。就生产者驱动型GVC，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合作合资等途径进入跨国制造商的垂直分工体系中的战略性研发环节，实现产业环节的升级。在购买者驱动型GVC下，本土企业逐步由OEM向OBM转变，将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商的设计和营销环节，实现功能升级。

1.2 GVC分工下的新挑战

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在GVC分工下劳动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利润空间不断变窄，GVC分工体系中的要素收入不平衡程度在降低，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势将会不复存在。在GVC分工体系之中，本土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基本上从属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外贸竞争结构不合理。利用后发优势吸收跨国公司的知识技术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通过GVC分工获取的技术效果是值得怀疑的，跨国公司在GVC分工过程中向本土企业提供的技术十分有限，即便转让的技术也不是前沿性和战略性的核心关键技术。以合资模式获取的技术通常低于同时代的先进技术水平，典型例子是上海大众的桑塔纳生产线[1]。本土企业将在劳动比较逐渐丧失而知识技术优势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很可能陷入“比较优势困境”。

GVC分工是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引发的新国际分工体系，GVC分工凸显了包含知识、信息技术、金融、知识型劳动力和创新能力在内的新型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要素是GVC竞争中核心要素。就高知识含量的研发投资环节而言，美国、日本和瑞典的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的科学家人数分别为3676人、4909人和3826人，而中国仅为454人[2]。中国的知识要素现状决定了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弱势地位，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收入分配差异性，中国知识要素收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反过来导致知识要素分布的非均衡性，本土企业陷入知识要素的恶性循环。

2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与劣势

2.1 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外贸结构优化提升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规模逐渐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国际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在15%以上，1978年的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为32位，2008年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总值高达20633亿美元。增长速度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8%提高到2005年的63.9%，4.6%的经济贡献率。这显示了中国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程度逐渐提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增强[3]。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结构不断改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1957年的20.6%增加到2004年的93.4%，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结构取代原有的出口贸易结构。1999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为24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为12.7%，这两个数值在2008年增加到4156.1亿美元和29%。同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市场呈现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多元化局面。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2 参与GVC分工的国内经济环境

国内市场广阔和投资环境良好，经济前景看好，消费需求在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制度完善的引导下将会很庞大，本土企业将受益于由此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消费需求也将会因城市化进程加快下的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而不断升级。总体经济势头良好，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不断提高，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以上，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本土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生产模式不断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每万元GDP能源消耗(2003年水平)较1992年的水平下降了73.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于1990年～2004年的平均增速为15.8%.

2.3 经济增长利润升值空间有限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端加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领域，外资企业控制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营销环节，人为分工体系降低本土企业的附加值率。虽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中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是本土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关键技术和核心生产环节依然为外资企业所掌握。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深度欠缺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

见效快的产业投融资过热，产业加工链的部分缺失，致使加工配套的产业环节不完善，产业投融资结构趋同，重复和盲目建设，产业投融资内部结构不合理。地区保护主义加剧产业同类部门间的恶性竞争，资源流动的市场机制扭曲，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并使得本土企业惯于劳动资源式的成本降低模式而忽略资本技术的提升路径，最终延缓整个产业链升级，例如我国的纺织行业。另外，涉及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生产能力和人力素质等方面层次低，造成本土企业的配套性价值链的产品难以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要求，降低了本土企业承接跨国集团的配套性产品部门的能力，本土企业处于价值链环节的低端，产业核心竞争力难以提升。

贸易政策和监管模式滞后成为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提升的政策制约因素，我国相关部门应基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配套能力制定一系列贸易政策以延长和做深产业链条。同时，本土企业承接的价值链环节主要以来料加工为主，零部件的原料依赖进口，本土企业的技术层次低，跨国公司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基本上是内部供应，而没有在国内采购，中间投入品没有为我国提供，进口替代效应不显著，由此造成价值链环节的中间投入品内涵的中高端技术没有转移到作为东道国的中国，简言之，价值链的活动间的关联性不强，技术外溢效应微弱。

中国的进出口量较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紧密，进口增多提高国际市场进口品的需求量，进口品价格上涨；出口创汇能力增强，人民币汇率提升，人民币升值，出口商品的购买力平价提高，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进出口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中国在GVC分工中的利益份额由于其他参与者的争夺而缩小[4]。

3 结语

完善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中的配套能力，延长产业发展的价值链，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长远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从三个方向延伸:向价值链环节的两端即研发设计环节和营销环节延伸以及扩充产业链的配套性的设施，从而实现向自主生产原材料、精深加工环节、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提升国际分工的附加值。

[1]张幼文,徐明棋等.强国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与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周学勤.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分工与要素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03(7).

[3]李娇,毛艳.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向[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6(8).

[4]李玉举.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面临新考验[J].经济导刊,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