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世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着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的动态过程。在因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引发的生态矛盾越来越显著，人民群众维护自己生态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人们避免生态灾难和寻求生态安全的思想动机越来越强烈，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和努力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积极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化，就成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研究和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应对生态矛盾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和摆脱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一项历史性重大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动态过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以及在人们的不同需求和不同认识水平下，有着不同的重点、热点与难点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国情和时代需要，更多地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理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主体能动性理论、计划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方面，而对于如何正确认识集“红色”(社会革命)与“绿色”(生态文明)为一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以及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等作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如何继承和弘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地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建设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以及生态安全保障型的社会，一直缺乏深刻的思想认识，因而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失误，甚至引发全局性的生态危机问题。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因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超过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得到基本满足而人的生态需求却愈益缺失使其生态权益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与生态环境发生对立和冲突引发的生态矛盾越来越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生态与政治联姻越来越密切从而使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生态安全越来越成为头等安全问题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和大力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大课题，已经成为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中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我国已经处于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因人与自然不和谐而导致的生态矛盾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压倒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国内主要矛盾。笔者在2011年首届太湖文化论坛、2010年搜狐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以及一些国际生态文明理论研讨会上曾多次大声疾呼，要谨防国内主要矛盾的演变，谨防生态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谨防生态灾难成为影响民生问题的最大灾难。这绝不是杞人忧天，绝不是危言耸听，绝不是在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在我国目前已经几乎找不到一方净土、一方净水和一方净空气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生活富足和生态恶化并存，使人们已经到了开着宝马车和听着爵士乐去找干净水喝的态势下，人们的生态需求和生态权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矛盾越来越尖锐，使政党、政府以及一些导致污染的企业与民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每年居高不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因环境污染引起的占了很高比例。据统计，最近十多年来，因为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其对抗性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影响民生的最为突出而重大的问题，它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基本生存，使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得不到尊重和无法实现。这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绝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些“刁民”故意所为，而是领导和推动发展的主体缺乏生态文明理论，违背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忽视或者无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的必然结果，是环境污染得不到控制而长期累积的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

我国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亿元，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直接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确实是天大的事，或者也可以说，天大的事就是人与生态环境能否友好的事。在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喝不到安全的水，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呼吸着灰霾充斥的严重污染的空气，在人们每天都以担忧的心情思考着吃什么安全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正视这一重大的生态危机，不认真对待这一重大的生态矛盾，不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不积极地化解生态灾难从而达到生态安全，怎么能说贯彻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怎么能够促使社会走向和谐?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还将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不能减慢，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仍将十分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必须下大力气努力建设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以中国国情为指向，以解决重大问题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过程，对于新时期直接影响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生态问题，必须将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作为一项重大的历史性任务纳入视野。

为了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了我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问题应该是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首先加以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生态文明智慧，要坚决抛弃不顾我国客观生态条件制约、牺牲生态环境型和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认真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生态经济发展道路，一种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作为头等重大的问题加以认真解决的。总之，研究和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视目前存在着的严重生态危机，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以及妥善解决生态矛盾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任务。

二、马克思恩格斯具有博大精深的生态文明理论，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在于，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的结合点，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达到“有的放矢”之目的。为此，只有确立强烈的求实意识、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明确、道路顺畅和效能提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求实意识，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当前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就是要深刻分析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分析当今全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用新时代的新的实践创新和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方向与结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为此，只有运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深刻性与完整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红色(社会革命)马克思方面，而对绿色(生态文明)马克思的研究成了一个空白点，既严重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而正确的认识，又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偏差。正如日本学者岩佐茂先生所尖锐批评的那样，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视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努力，“是极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公害与环境问题正是不进行这种努力的必然结果。”[1](P115)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危机也引起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刻理论反思。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希望从中能够找到应对生态危机的良方。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使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予以充分肯定的程度并不够，而更多地是从修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在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以及阐述其当代价值方面还留有很大的空间。

西方那些恶意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刻意制造了红色(社会革命)马克思与绿色(生态文明)马克思的对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是经典危机理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只存在着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理论，而缺乏生态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能动性理论是片面的能动性理论，即只有人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动性，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友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也是单一的解放理论，即只有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理论，而没有自然解放理论。甚至还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生态思想，而其生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旨趣，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生态意识根本不相容。因此，需要用生态学知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补充与转换。[2]所有这些指责都是不负责任的，都缺乏科学的事实根据。

按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最深刻完整严密而无任何片面性弊病的理论学说。这种完整严密性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以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将红色(社会革命)与绿色(生态文明)紧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这种结合体现了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交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今天分析和应对生态危机，协调和解决生态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构建生态安全保障型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处的时代，虽然生态问题还没有作为威胁到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凸显出来，对于生态污染等问题的关注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不是生态学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没有单独就生态文明理论写出专门的著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明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中的空场，并不意味着生态文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绝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有着内容丰富而且极富有现实意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有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们所说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3]的思想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生态文明的概念是一个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自然生态本身无所谓文明不文明问题，当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对应性关系以及这种对应性关系具有了价值属性时，生态就具有了文明与否的价值意蕴。因此，判断人与自然和谐与否，就产生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对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尽管目前国内外都有众多不同的界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是生态文明的最为科学和最具有本质性的概念。因此，现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概念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包括了关于社会有机体通过物质变换新陈代谢而发展的理论、社会有机体和社会全面生产理论、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复合系统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合理调节的理论、自然异化、劳动异化、商品异化、资本异化与人的异化理论、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关联性理论、生态人口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政治学理论、生态教育学理论、生态权益理论、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论以及人的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双重特性“能动性与受动性”、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大和解”，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理论、两大主义“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理论，“三大解放有机联系理论”，即自然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有机联系理论、生态文明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紧密联系的理论，等等。在今天，对于我国高度注重人的生态权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社会和生态安全保障型社会，保证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这些思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需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加以传承和弘扬。

三、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指导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一项重大课题

作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时代视野、认知水平以及对问题的应答逻辑都有不同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马克思指出:“一切新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4](P544)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是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理论，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期的重点是研究和运用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话，那么，在今天因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引起的生态矛盾已经成为突出矛盾，建设生态文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加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并充分挖掘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成为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呼唤着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党的十七大在党的文献上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至多只能说是正在创建过程之中。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要转移到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上来，要敢于正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之不足，以加紧补课的态度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从中发现其当代价值。三是要通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进行，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优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遵循着“学习、研究和创新”三位一体的思路，也主要有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一是认真学习和梳理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与同时代的生态学者的理论之间的关系，认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学术地位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二是结合现代生态文明的理论成就以及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进行专题研究和整体系统研究。中国学术界需要推出如同霍华德·帕尔森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学的论述》(1977)、保罗·海尔的《自然、人性与社会:马克思、达尔文，生态学与人学》(1982)、瑞尼尔·格伦德曼的《马克思与生态学》(1991)特德·本顿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1996)、詹姆斯·奥康的《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乔纳森·休斯的《生态学与历史唯物主义》(200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保罗·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结合的视角》(1999)和《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通向红绿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06)等有分量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专著，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准备。三是遵循学习研究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的原则，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结合，运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1]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2]克拉克.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之命题[J].黄炎平译.哲学译丛，1998(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