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俊国 张亚楠

今天，许多人都在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欢呼雀跃。他们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只要大家都普遍遵守和平竞争的原则，就会带来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平均化、普遍化或者所谓的“双赢”与“多赢”。但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实却并非如此。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社会对世界资源探求、改造和利用永无止境的贪欲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和平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平均化、普遍化或者双赢并不是列强所希望的，它们希望的是垄断和独占。当和平竞争有利时，就进行自由贸易;当自由贸易不利于自身的利益时，它们就要打破和平、自由而改变经济竞争的规则。”［1]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不但没有放松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反而更为重视。

一、世界资源的有限性限定了人类利益的共享性

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世界各国之间对资源的占用和分享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问题。所以，在世界资源总量既定的状况下，人类很难达到利益的共享性。以世界石油的储藏和开采为例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中东地区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中东在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中的比重1945年为46.4%，2003年底达59%。就国别石油储量来看，2003年世界上排前六名的国家除加拿大以外，都在中东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储量居世界首位，为335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20%;伊朗的储量为172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储量的10%;伊拉克储量为158亿吨，居世界第四位，占世界储量的9%;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储量为134亿吨，居世界第六位，占世界储量的8%。仅此5国就拥有石油资源探明剩余储量898亿吨，占世界储量的55%。中东海湾地区石油资源的储采比平均达90.1年，远远超过50.9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开采条件也极为优越。其主要特点是巨型油田集中，油层厚，埋藏浅，自喷井多。优越的资源条件使中东石油的生产成本低廉，最低成本为每桶大约16－50美分，平均为2－3美元，明显低于9－10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中东的石油资源条件是世界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2](P96)正是由于中东地区具有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又是一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能源、国防战略能源和稀缺能源，因此，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东就成为世界各大国和大国集团军事、政治、外交角逐的主要场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对伊拉克两次战争的真实目的，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而同样坦言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真实目的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贝克。他指出:“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命脉是从盛产石油的海湾延伸过来的，我们不能允许像萨达姆这样的一个独裁者控制这条经济命脉。”“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美国打伊倒萨问题上前所未有地高调‘反对单边行动’。其顾虑之一在于担心素喜单边行动的小布什政府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完全控制中东波斯湾油源”。［3](P46)另外，中日之间之所以近年来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海洋权益之争，也是由于在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岛周边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缘故。“能源与水资源问题正日益导致全球冲突，甚至在冲突出现的很长时期里，国家间对资源的竞争与战略筹划就已经开始。所以，制定正确的资源供给战略和能源安全战略成为大多数国家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尤其是美国，通过军事力量强化索取资源保持本国的资源供给平衡，并在许多地区造成政治不稳定。事实上，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战略，美军在世界各个海峡和海上通道的部署，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武装力量强制执行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存在和在中亚里海地区的部署，所有这些给当地的石油地缘政治以强化的军事特征。”［4]

二、国家主权的独立性限定了国家利益的全球性

虽然近些年来，在一些国家的政要和学者中出现了“主权过时论”的论调，但这也只是仅仅局限在虚幻的理性幻想之中。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每一个国家都仍然信奉着“主权独立”这一普遍而又通用的国际准则。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个主权国家愿意主动把自己的主权让渡给他国或者国际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经济全球化无非是发达国家用来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和策略而已，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国家利益的全球化问题。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在旧的经济秩序和制度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往往被迫接受一些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条件。正是这样的原因，一方面，世界上才会不断出现富国家和穷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南北问题等。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从1983年的43倍扩大到目前的61倍多。1998年，世界人均GNP最高的5个国家(卢森堡、瑞士、日本、挪威、丹麦)人均GNP为3.67万美元，而人均GNP最低的5个国家(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和布隆迪)只有154美元，两者相差238倍。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是美国，人均年收入为24000－25000美元，而莫桑比克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20美元，相差200倍以上。1987年以来世界上人均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人口始终维持在12亿左右。目前全世界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35个穷国约6亿人口的国民收入。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出现扩大化趋势。目前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75万美元，而最贫穷的20%家庭平均年收入只有1.33万美元，两者的差距也在10倍以上。特别是‘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知识鸿沟’和‘信息鸿沟’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形式之一。”［5](PP59－60)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才会出现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的事情。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技术转让、贸易自由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技术和企业就是十分突出的例子。据联合国统计指出，“世界上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而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的‘污染转移’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可见，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及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各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全球范围内变成一个普通而复杂的安全问题，对各国和全人类构成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威胁。”在这一问题中，中国也未能幸免。“近十年来，全世界每年制造的有毒塑料垃圾中的70%都通过非法渠道进入中国。2006年，英国就向中国出口了20多万吨用于再循环的塑料垃圾、200万吨废纸和纸板、大量废旧钢铁和电子品。”［6](PP273－274)可以说，这些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实实在在地维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也实实在在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国家利益争夺的复杂化

冷战结束以后，在世界的政治格局中，两极对抗的状态逐步向着多极化的态势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冷战思维指导下的两大阵营对抗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被汹涌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取代。实事求是地讲，这次席卷世界各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确实对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与冲击，引起了世界各国深刻而又长远的经济变革，对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如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换代，促进了科技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及科技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向现实生产力的快速转移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充分肯定经济全球化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各国国家利益争夺复杂化局面的出现与彰显。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不仅体现在高科技领域，而且还体现在传统科技领域;不仅体现在显性范围，而且还体现在隐性范围。目前，就我国来说，这一问题并非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能够弄明白。如“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社会团体、跨国公司和研发机构等纷纷登陆中国，鱼龙混杂，其中不乏受官方指使、情报部门指派、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他们以投资者、学者、‘文化使者’等合法身份，或深入腹地，或盘踞于军事、安全重地周围，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情报、发展特务组织、组织破坏活动。它们有的借‘投资’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被一些政府官员奉若上宾，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以吸引外资的数量为其政绩，而不去过问投资者的真实身份。”［6](PP258－259)其实，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所谓合资就是外商“瞄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技术优势、有发展潜力和市场份额的企业，寻求合资经营，在合资中它们通常要求占50%以上的份额，以控制企业的技术研发、生产、流通、销售和分配，掌握企业命脉。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外资、外商和外企都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因此国内企业也热衷于与外商合资，以期获取某些好处，两者一拍即合，‘合资’大行其道。另一种途径就是‘并购’。所谓‘并购’也叫外商买断、收购等，就是一次性付清，企业易主。外商并购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包括私营)大、中型龙头企业，标准同样是有一定技术优势、有发展潜力和市场份额，且某个领域的龙头。这一方面‘斩首’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领先技术，瓦解了我们几十年来依托企业进行的技术研发平台，掌控了技术人员、技术成果，从而使中国失去自主创新的平台、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就是‘斩首’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国外资本之所以频频得手，一个非常可悲而又可怕的原因就是地方官员为了出政绩，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和条件创造出政绩，于是在外国人想买中国企业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卖掉企业，拿到一大笔钱，就可以盖大楼、修宾馆、建广场等，有了政绩为升迁奠定基础。政绩、升迁已使一些官员利令智昏。不仅如此，国外经济代理人，用各种手段腐蚀拉拢中方国企的干部，把大量的中国资产转移到国外，国外媒体根据中国互联网上披露的新闻统计，我国每年有上千人因职务犯罪逃到国外，涉及金额上千亿。这是一组可怕的数字，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构，这是潜伏着危险的现实，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西方国家‘斩首’计划的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是‘世界加工厂’，中国人永远是西方人的‘打工仔’。”［6](PP262－263)此外，据统计，截至2008年7月，我国还“购买了5187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3760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两者总和大约8947亿美元，约占我国国际储备的一半。另据统计，截至2008年6月，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持有45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公司亏损几十亿元人民币，工、中、交、建等6家银行投资美国次级债也亏损几十亿元人民币。”［7]这些实际上就意味着“外资”所在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我国国家利益则被最小化的结果。

四、今后谋求国家利益的内容和途径将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各国争取和谋求国家利益的内容与途径与20世纪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8](P28)这种较量与竞争既表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仍然需要维持方面，又表现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不断出现与拓展方面，这就使得当今时代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利益的内容和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海洋利益谋求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科技、通讯、交通等迅猛发展，再加上人类对陆地资源有限性的充分了解与认识，世界各国逐步将谋求国家需要资源的目光从陆地转向资源丰富的海洋，这样就使海洋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如美国不仅有效地控制着全球16条海上战略通道(马六甲海峡、波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好望角南部水道和北美航道)作为其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并不断加强在战略通道周围的国家或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还于2006年6月在太平洋单方面圈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海洋生物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禁止未经美国允许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在美国看来，一方面，美国只有控制世界海上战略通道，才能保护其遍布海外的国家利益，维护它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美国只有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圈海划水，才能确保在新一轮海洋利益争夺与博弈中独占先机。日本也提出要保卫海上“千里生命线”的战略。印度则提出“远海歼敌”的作战思想以实现“印度洋控制战略”。中国大陆虽然东临大洋，海岸线1.8万公里，但中国的领海均是边缘海，被陆地和岛屿阻隔，无法与大洋直接相连。中国经过近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石油等资源、国际贸易中进出口的商品都主要通过海上来运输。但中国现在东有第一、第二岛链锁国，南有马六甲困局，无法直接通向印度洋或者太平洋，航道极易受到封锁。中国大陆资源的有限性，也同样会迫使其最终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海洋权益之争的问题。

太空利益谋求方面。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太空”给人类留下的印象就是:广袤、浩瀚、充满着无限神秘感的领域。因此，人类只有对其顶礼膜拜、遐想等，而无法达到认识它、了解它的目的，更无法想象怎样利用它为人类服务。但是，“随着现代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的空间正逐步从地球走向太空，谁能最有效地进入太空领域，谁就将取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太空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制高点。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大国凭借占绝对优势的太空能力提供的‘不对称’优势，使对手处于盲目挨打的被动境地。作为世界上太空应用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把太空系统视为国家安全、军事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重心。这种极不对称的优势，拉开了对太空的争夺与控制的帷幕。”［6](P226)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想实现从发展中的大国向发展中的强国转变的梦想，就不能不重视对太空利益的谋求问题。虽然中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2003年10月，中国成为继前苏联和美国后第三个用本国火箭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2005年10月，载有两名宇航员的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飞行了五天;2008年，宇航员在太空中行走等;做出2020年左右载人登月的计划等。但真正离实现太空利益的愿望还任重而道远。

电磁空间利益谋求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类活动的空间拓展到哪里，国家利益就会延伸到哪里，国家利益始终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而延伸。当前，人类社会正步入信息时代，电磁已经渗入到金融、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事关国家安全的各个重要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电磁空间正成为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各个部门连成一体的纽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各种军事行动对电磁空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电磁空间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在信息社会，国家的重要经济社会和部队的重要军事行动等活动的信息，都以电磁波辐射的方式在电磁空间里进行传播。敌方利用情报侦察设备就可探测、侦收到这些军事、经济活动的电磁信息，经过分析处理就能获取所需的情报，从而对国家信息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电磁技术和数字化的网络在提供便捷快速服务的同时，也把电磁空间的软肋暴露无遗，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隐患。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电磁空间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有人预测，“在下一次世界灾难中，可能看不到蘑菇云甚至硝烟，只听见一声遥远的咔嚓声，所有重要电脑连同其中所有数据都将被‘烤焦’，标志文明世界的声音都将消失。”所以，保证电磁空间安全，防范电磁干扰破坏、电磁信息泄漏、黑客入侵、病毒袭扰等，是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9]

对信息技术利益谋求方面。21世纪初初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在以信息技术水平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技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一些国家原有的资源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可能逐步丧失，即使是一些经济和科技大国，倘使在信息科技变革的潮流中落伍，也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这势必将对世界格局及大国力量对比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科技的发展，使远程观测、实时跟踪、遥距控制等成为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突破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和阻碍，使“地球村”日益成为现实。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使远程机动、精确打击、全程侦察成为可能，引发了一场涉及战争与战略全局、波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新军事变革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朝鲜及越南战场上铩羽而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师远征。但是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主要作战阶段，美国凭借其军事高科技、特别是信息化技术优势，实施非线性、非接触、非对称作战，极大地超越了空间距离的某些约束，使美国的作战目的较快达成。［3](PP109－110、112 －113)

对战略资源利益谋求方面。如上所述，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日本、韩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矿产品战略储备制度。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矿产资源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矿产品消费国和贸易国，美国的石油和许多重要矿产的进口依赖度不算低。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设法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持续、稳定和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面向全球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矿产资源供应保障体系，而庞大的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是其一个重要方面。除了战略石油储备以外，美国对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同样十分重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矿产资源大国，对于即使是美国国内能够自给的矿产，也在设法增加储存量。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铀国，但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从国外大量购买铀用作储备。再如，除了石油储备，美国长期禁止开发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及怀俄明州的石油。美国阿拉斯加州石油储藏丰富，但却被划为国家石油储备地，只探不采。1981年下半年，美国政府还决定拨出1亿美元购买战略资源(其中包括62种矿物、金属和其他原料)。1982年，美国政府又决定拨款125亿美元采购战略资源，专门用于购买铬、钴、钨、铁矾土等战略资源。到1985年美国储备的战略资源达到63类93种，包括稀有金属、石油等。美国的稀土储量居全球第二位，但美国从1999年就已经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的稀土资源。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国家物资和矿物方案》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执行物资和矿物政策计划，以确保一旦爆发战争和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美国有能力派出和支持战斗部队，也不会因为缺乏关键原料而受影响”。［10]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带来挑战与启示。

［1]吕德宏.军事实力、战争潜力与综合国力［N].环球时报，2004－10－27.

［2]李红杰.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王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2009.

［4]高淑琴.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中的自然资源要素分析［J].资源科学，2009(2).

［5]曹骏、杨慧、杨丽娟.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安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李承.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7]宣文俊.面对金融大海啸，我们怎么办［N].文汇报，2008－10－2.

［8]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王磊.保障电磁空间安全 维护国家利益［N].学习时报，2009－6－10;熊玉祥.维护国家在电磁空间的安全［N].解放军报，2006－4－13.

［10]席来旺.各国储备战略资源确保国家安全［N].人民日报，200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