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振江

在“经济区”前冠以“生态”之名这在全国尚不多见。足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位之不寻常。然后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受各种观念、行为的浸染影响，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念至今仍较淡薄、模糊。因此，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大力传播生态文明观念势在必行。本文拟就生态反思与生态文明观的缘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本质，生态观念传播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性作一探析。

一、生态文明观源于欧美对自然与社会的深刻反思

由于历史上长期受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并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人的主体地位被各种贪欲挟持和放大，自然界被当成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欧美工业革命后，虽然积累了大量资产，丰富了物质生活，但这不啻为自然与环境的劫难。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尤其20世纪，从实证科学发展而来的技术力量和手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试图创造和解决一切问题。凭借技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劫掠，使环境污染、气候变异、物种灭绝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这种被称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技术思维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深刻的反思和批判。[2]相继，一些欧美国家有识之士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反思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1962年，美国学者莱切尔·卡逊以“万物复苏繁茂生长的春天走向寂静”的深刻寓意，通过大量环境污染案例的分析，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并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3]

罗马俱乐部借助系统力学模型理论研究“全球均衡状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说。[4]它警示世人要关注地球的承载能力。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依据著名的熵定律所生发的新物质“世界观”，考量了社会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对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及能源政策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批评。作者还认为科技“提高了我们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因为要维持我们的文化模式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自然界的能量是大大增加了”。[5]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积弊忧心如焚。他远见卓识以富有生态哲学意味的“文明生物圈”的理论哲思，给面临何去何从的人类以深刻的训示:“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6]

自然资源消耗的模式和速率是与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增长的方式密切相关。无限度地开发和不可持续性的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浩劫并酿成环境和社会灾难。“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频发的自然灾害和触目惊心的各类环境事件，巴西前环境部长对此曾疾呼:“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疯狂的宗教。我们正在铲除、毒害、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统……好像我们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如果我们不从心理、心灵、见解上做一番彻底的改革，地球将像金星一般变成焦炭而死亡。”[7]这绝非危言耸听，人类期待着“从心理、心灵、见解上做一番彻底的改革。”

于是乎，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会议诞生的《人类环境宣言》第6条呼吁世人:“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协调地实现。”随后1983年，诞生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张。上世纪90年代后，又催生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由此，生态观念是人类对自然与社会深刻反思而生发的精神成果，因其体现了人类文明意识的觉醒，所以往往又被称之为“生态文明观念”。

曲格平先生曾将其内涵界定为:广义上“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基本准则，建立新型的生态、技术、经济、社会、法制和文化制度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狭义上“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要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以及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不论广义还是狭义角度，生态文明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8]由此，笔者认为生态文明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对等、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与生态蒙昧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生态观念的升华。

二、生态观念天然地融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及形态中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使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延续至今。这得益于中国古代圣哲先贤对天、地、人高妙的智慧了悟。从《易经》到先秦诸子百家，“天人”之辨深深地根植于传统观念及形态中。

道家老子力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秉持“无以人灭天”，“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乘物游心”的超然之态。儒家孔子赞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尊崇天地万物“生”的意义，并陶然于“山水”之“乐”;孟子崇尚“上下与天地同流”，倡导“仁民而爱物”。儒典《中庸》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精辟概括生态系统观。禅宗不仅奉行有情众生平等，而且尊崇山水草木的佛性。所以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并不把自然界作为人之外孤立的客体来审视，而是与人浑然融于一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建筑，乃至天文、历法、中医药、武术、养生气功等文化形态，无不包蕴着“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由“天人合一”化生人与天、人与人和谐相生的农耕文化模式，以及以义取利、以德御财的生存智慧。这一智慧透射出东方朴素的生态观念。相反“天”、“人”分割，则生出人对自然“征服”欲，这有可能会延伸到人与人的争斗乃至国与国的战争。可见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既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又体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观念，是生态智慧和生存智慧的完美统一。

钱穆先生晚年曾认定“天人合一”观“把热爱土地和保护自然融入传统文化，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他认为“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9]这就是第一部分所陈的各种反自然的文化败象。

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国人应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观念，并使之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念。

三、生态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根本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鉴于各国生态建设理念与经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并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国策。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理念之后，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代会政治报告，这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发展观，体现中央对生态和谐的高度重视。

江西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宏伟蓝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10](以下简称《规划》)指出“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江西省北部，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是四大淡水湖中唯一没有富营养化的湖泊，同时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湿地”，“在我国乃至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规划》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能源资源需求将大幅增加，节能减排任务更加艰巨，环境保护压力更加突出”，加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不强，区域竞争力较弱，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不多……重开发、轻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惯性依然较大”，尤其是“区域内外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和全球气候变暖，鄱阳湖水位变化异常，连续多年出现历史罕见低水位，鄱阳湖水体污染呈日益加重趋势，保护‘一湖清水’的压力不断增大，直接威胁鄱阳湖的生态功能，同时，低水位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血吸虫孳生繁殖，威胁着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述矛盾问题既凸显鄱阳湖地区生态环境举足轻重的地位，又反映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建设的紧迫性。因此《规划》强调要从保护生态入手延伸到环鄱阳湖地区的各项综合性建设;走出一条“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江西“绿色”崛起和跨越式发展。从“清水”、“绿色”、“生态良好”、“文明发展”这些关键词中，不难看出生态文明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根本。脱离或是偏离“生态”建设这一根本的建设都会成为“无本之木”。

四、生态观念传播关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由于庞大的人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压至今还未消解，加上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我国原本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损伤，在国土、水、生命健康和生物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江西省生态状况也不例外。据规划区建设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一是全省水土流失严重，面积3.5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1.1%，占山地面积的35%，土壤侵蚀总量达1.65亿吨;二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如湖泊萎缩、河床抬高、调蓄洪能力减弱、天然林退化、生物物种消失等;三是全省因矿山弃土泥沙造成危害的农田面积达260.3平方公里，损失库容864万立方米;四是农村水源污染日益加剧，畜禽粪便、水产养殖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等，导致农副产品的安全质量下降。”[1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集纳了江西省将近一半的人口，创造了全省将近三分之二的财富。如果不跳出现有的发展模式，生态环境状况如不加以整治改造势必会影响和制约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战略举措既顺应了省情与国情，又顺乎了民意。

但要将蓝图化为现实，笔者认为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美国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12]通过第二部分的论述已经明了生态观念原本就融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形态之中，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我们应当挖掘民族原有的生态文化记忆与积淀，并加以传扬使之升华。

“知行合一”;知而行，行更知。要使广大干部群众由浅入深认同生态文明观念，并化为自觉行动，笔者认为这是文化观念传播要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关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兴废成败。因而《规划》提出要“以培育生态文化为先导……努力构建生态文明社会”;要“引导绿色消费……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是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良性发展的关键。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受片面政绩观的驱使，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导致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虽然《规划》富有创见地提出要“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但是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除加强学习教育外，重要的是要改进政治监督制度并创新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列宁有句经典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笔者认为要按《规划》的要求“加强生态意识教育，培育生态文化”，要“大力普及生态理念和生态意识”，“培育人们的生态文明自醒意识，倡导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自觉行为”。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学校教育和传播媒介是有效的途径。

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制定中长期的生态教育规划。这其中包括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今年3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的宣传;要尝试以创建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区等多种形式，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生态保护与治理，增强全民生态意识、生态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其次，要把生态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从小学至大学都要开设相应的生态课程;不仅如此，还要对工矿企业人员进行生态观念和生态素质的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渗透到人们的学习、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并在全社会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最后，还要重视民间力量对生态宣传教育的作用，必要时适当给予支持，以确保生态教育与实践长盛不衰。

伴随人类社会实践诞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传播媒介，在当今高科技的助推下，愈发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多种社会功能。它往往会起到凝聚人心、集中民意、树立正气、鼓舞士气、引导舆论、营造氛围等传播功效。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进程中，江西传媒有义不容辞的传播职责。至于江西传媒如何发挥职能，笔者将另行撰文，此不赘述。

总之，观念是行动的前奏。生态文明观已成为国际间的共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对原本融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形态中的生态观念，应当加以传承并升华，使之成为生态观念的自觉。生态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之根本，脱离或是偏离这一根本的建设都会成为“无本之木”。切实做好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关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局，其意义不容低估。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欧同力，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美]莱切尔·卡逊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4][美]丹尼尔·米都斯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美]里夫金，霍华德著.吕明等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美]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之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曲格平.生态文明理念和发展方略[J].人民论坛，2010，(1).

[9]钱穆.中国文化对未来人类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2，(4).

[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N].江西日报，2010-02-22.

[11]黄勇，刘加夫.江西省情透析与发展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12]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2，(3).